三、武装斗争必须与多种斗争形式相配合

聂荣臻认为在对敌的各种斗争中，武装斗争是主要的，因为我们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只有武装斗争的胜利才是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有武装斗争还不行，还必须把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结合起来，因为我们以简陋的武器与强敌周旋，必须依靠各方面的配合，必须进行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斗争。这些武装斗争以外的斗争形式可以起到宣传和动员群众，壮大革命声势，揭露敌人和削弱敌人力量的作用，形成多方面的、各条战线的、各种方式的波澜壮阔的对敌斗争局面，形成挫败敌人的“总力战”，从而加速敌人的失败和革命的胜利。单纯进行武装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他指出：“在对敌之各种斗争中，武装斗争是主要的，但没有其他各种斗争的配合是不可能胜利的。”“我们能不能离开各种斗争？不可能。我们不能进行单纯的军事斗争。部队中有的同志以为部队主力化了，就可以脱离地方性，可以避免地方工作中的许多麻烦琐碎问题，这是空想。”[1] 他在总结华北抗战六年多的历史时说：“六余年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复杂配合之战争，若单纯根据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决难取胜。”[2]

（一）武装斗争必须与政治斗争相配合

战争不是单纯的暴力行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阶级斗争在一定阶段的最高形式，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是各阶级用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非暴力斗争形式已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时候才采取的手段。因此“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3]战争和政治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4]也就是说：搞政治斗争的，必须有军事为后盾；搞军事斗争的，必须以政治为基础。聂荣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战争中要彻底打败敌人，当然要靠坚决有力的军事打击，但同时必须配合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以威慑和瓦解敌军，减少代价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他反对单纯靠军事打天下，认为军事斗争必须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否则军事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他说：“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问题。”[5]“若忽视各种斗争之配合，则我军事上不能取胜，敌且从其他方面以攻我。须知敌以不义之侵略战，对我正义之保卫战，政治上之优势在我而不在敌。故我须以政治上之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之军事优势，从而在各种复杂斗争中改变敌我之优劣形势。” [6] 聂荣臻在实际对敌斗争中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借鉴中国古代兵家“攻心”为上的谋略思想，对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取得了从政治上孤立、打击、瓦解敌军的作用。他运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典型范例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斗争时期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以及和平解放北平时做傅作义的工作。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斗争时期。在聂荣臻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同时，对敌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1941年12月至1942年3月，根据地集中地展开了两期大规模的政治攻势。组织60多个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通过散发传单、围堡喊话、文艺宣传、召开伪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这些武装宣传队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进入敌后，这些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如传单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进行反战宣传。慰问袋除宣传品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品等。宣传品都用日文书写，日军都看得懂。这些宣传品主要是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和失道寡助、最后必败的命运。有些宣传队还在堡垒附进与日军进行了樱花节联欢会。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日军的思乡厌战情绪。日军士兵中酗酒、自杀、自伤、逃跑事件增多，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组成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聂荣臻亲笔为反战同盟题词：“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军阀，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善”。[7] 聂荣臻在总结对日军的反战宣传的作用时谈到：“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8]对伪军政人员通过发宣传品、喊话、召开家属座谈会等方式做工作，动员敌占区人民和被协从的伪军政人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帮助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对有些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聂荣臻在一张针对伪军政人员的布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号召：“审时度势，翻然悔悟，举义反正，为国杀敌，以赎前愆”，并警告，执迷不悟者，定当国法从事。[9]聂荣臻不仅教育、指挥部队对敌展开政治攻势，还亲自做瓦解敌军的工作。现在传为美谈的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1940年百团大战时，我军救出了两名失去父母的日本小姑娘。聂荣臻指示要将孩子照看好，找最可靠的老乡帮助把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同时还请老乡带去一封他写给日军官兵的亲笔信。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日阀横暴，侵我中华。”“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漓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接着聂荣臻对日军士兵实行“攻心”战：“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他号召“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10]

和平解放北平时做傅作义的工作。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辽沈战役结束，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在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之际，中央军委发起了平津战役，命令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华北的傅作义部面临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合打击的威胁，有西窜或南逃的可能。为了不让敌人西窜或南逃，将傅作义部就地消灭在华北地区，对敌人实行“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在西线，华北野战军把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包围在张家口、宣化、新保安，切断了敌人西窜之路。在东线，东北野战军包围了天津、塘沽，消除了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然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孤立中间的方针。在西线向新保安发起攻击，歼灭傅作义的王牌军第35军1.9万多人，又歼张家口突围之敌5.4万多人。这两仗不仅彻底切断了傅作义部的西窜之路，而且把他起家的老本几乎全打光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面对这种形式，聂荣臻认为我军以强大的军事为后盾，加上积极的政治争取，傅作义是有可能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的，而且北平是几朝古都，有大量的文物和古建筑，居住着200多万的百姓，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适时地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他认为：“现在，傅作义将军赖以起家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已被我军歼灭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如果我军再把天津攻下来，彻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谈判的道路。”“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11]“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 [12]聂荣臻为和平解放北平作了大量的工作。一面参与部署攻打天津之敌，一面通过城工部部长刘仁领导的地下党从傅作义女儿傅冬菊那里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多次亲自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联合进攻下，傅作义被迫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守军25万人全部开出城，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平津战役，“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赢得了最后胜利。”[13] 聂荣臻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 武装斗争必须与经济斗争相配合

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也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战争就其实质来说，是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冲突。经济利益是引发各种战争的基本动因，同时经济力又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进行战争。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14]聂荣臻在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在进行政治斗争配合的同时，还使武装斗争与经济斗争密切配合。他认为武装斗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斗争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在根据地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是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要求，能为革命战争提供相当的物质基础。不与敌人进行经济斗争武装斗争就没有物质保障。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斗争时期在经济战线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尖锐的反封锁、反掠夺的斗争。主要包括：争夺物质的斗争，货币斗争，争夺集市的斗争，发展生产、厉行节约。

争夺物质的斗争。1941年前后日军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企图在经济上困死边区。日本侵略军加强了“经济战”的组织机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了经济委员和经济对策委员。颁发封锁纲领，颁布“连保连坐”的“经济封锁法”，训练专门同边区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作人员，严禁钢铁、食盐、煤油、棉花、布匹、粮食、医药、机械、电讯器材、火柴及其它各种战争和生活必需品从敌占区输入边区。并且利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割断根据地各个地区间的物质和人员交流，企图使平原的粮食、布匹不能运往山地，山地的土特产品不能运往平原。敌人还实行贸易垄断，提高敌占区工业品的价格，压低根据地土特产品的价格，实行不等价交换，企图把边区的经济逼进绝境。面对敌人的封锁，边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军在占领的地区内逼迫农民把粮食交到指定的仓库，每户只能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实行“配给制度”，其它生活必需品也以计口售物的办法，只准少量购买，禁止向根据地输出。“为了冲破敌人的这种封锁，我们则以政治上的优势和正确的贸易政策，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谋利，以及我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多方面进行斗争，展开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开辟了很广的路子，利用一些商人为我们提供必需品。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愿意帮助我们。即使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我们做买卖。”“尽管敌人封锁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经常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15]面对敌人的武装抢掠和利用奸商套购根据地的物质，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出来抢掠的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在收获季节，号召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机关、部队帮助群众抢收抢割，尽量避免损失。同时加强出入口贸易的管理，严禁由敌占区输入非必需品，禁绝敌需物质流入敌占区。

货币斗争。旧中国的货币一向是极为紊乱的，许多省都有自己的票子。这种紊乱的状况在晋察冀地区更为严重。在这里流通的有察哈尔票、河北省票、伪蒙疆票和山西的各种晋票。为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为了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建立了边区银行，同时发行了边币。边区银行成立后，很快同敌人展开了货币斗争，把其它各种货币挤出边区，确立边币在边区的牢固地位。比如，首先进行的是把察哈尔省的票子挤出边区。抗战之初，察哈尔省银行就被日军占领，如果这种票子再在边区流通，对边区是极为不利的，必须把它挤出边区。最初是把它贬值一半，又规定农民的田赋在限期内可以缴纳察票。用这两种办法，挤出了察票，稳定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其后把其它货币也挤出了边区。在打击伪钞的过程中，边区政府执行了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在同敌占区相接的地方，设立伪钞兑换所，把群众手中的伪钞按一定的比例兑换成边币。兑换来的伪钞，由政府从敌占区购买必需品。货币斗争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边币的基础日益巩固，信誉日益提高，群众拒绝使用伪钞，积极支持边币。有些群众还把过去埋在地下的金银首饰挖出来，换成边币，这样，边区银行的储备保证金日渐增多起来。

争夺集市的斗争。晋察冀地区的群众，历来都主要依靠集市贸易进行物质交流。集市是各种物质的集散地和货币流通场所，集市掌握在谁的手里就为谁的经济服务。争夺集市成了敌我双方在经济斗争中的另一个焦点。边区政府依靠深入的宣传教育，揭露敌人通过集市掠夺边区物质的阴谋，劝说群众不要到敌人据点赶集。有时还派出少量精干的武装人员，袭扰敌占区集市，把集市轰散。同时，为防止敌人破坏边区的集市，边缘区的抗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常派出武装人员警戒边区的集市。通过这样的措施，即使在距离敌人据点相当近的游击区，边区政府也控制了集市贸易。

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胜负，最主要的取决于边区自己的经济实力。边区在聂荣臻领导下十分重视大力发展生产。政府颁布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因为敌人非常需要棉花，每次“扫荡”都是想方设法掠夺棉花。要求各地多种粮食，让根据地的人吃饱肚子，粮食坚壁起来也容易些。号召发展编织业和纺织业，多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边区在1938年初就开始组织合作经济，建立各种合作社，群众自愿集资合股，实行民主管理。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使合作经济进一步健全发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经济，便利了农民的生产和交换，减少了奸商和高利贷的盘剥，而且有利于进行有组织的对敌经济斗争。边区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和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造纸、面粉、文具等轻工业。边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军事工业发展到能翻沙、铸弹、修理枪炮，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地雷和生产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除发展生产外，还实行厉行节约的措施。聂荣臻强调一定要节约，“我们今天有这样大量的游击队，还有大量的正规军，如果一个人浪费一粒米，一条线，都是很大的一笔款项。一粒米，一条线，都是我们边区人民用很多血汗换来的，不是容易的。”“在经费开支上，要特别注意节油。非属必需，硬是一分一文不开支。”他的《在晋察冀军区供给会议上的讲话》中详细地谈了厉行节约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聂荣臻对节约重视的程度。他说：“关于棉衣修改问题。……需要我们的棉衣一收起来，把可以用的尽量利用，进行很好的整理、保存；实在破烂不堪，不能再用的，可以将面子换一换（如面子太坏），里子仍可用，需要缝补才能用者，还可以缝补，以求节省与完整，又适合军容。”“厉行节约，提倡废物利用。……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可以丢掉的，只看你是否善于利用它。如破鞋子、破袜子、破帽子，以至于一块很小的破布，都可以做鞋底子，即便不能做鞋底子，去做纸，又是最好的东西，特别是布匹，没有可丢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利用它。这样大量的征集废物作为有用之物，可以增加生产，减低成本。”[16]

边区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反封锁的巨大胜利。聂荣臻在总结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时说：经济斗争“给予敌人的打进是沉重的。敌人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抢粮’成了他们‘扫荡’的重要目的之一。整个敌占区，粮食供应日益恐慌，不得不吃‘混合面’，实行‘配给’制。敌人妄图以经济封锁扼杀根据地的企图，同它的军事和政治进攻的下场一样，最后以惨败而告终。”[17]

（三） 武装斗争必须与文化斗争相配合

聂荣臻还大力抓边区的文化建设。聂荣臻认为文化工作可以起到打进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在对敌斗争中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18]“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19]“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我们要有力地抵制敌伪腐朽文化，使扼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相形见绌。”[20]文化斗争主要有：发展学校教育、新闻出版事业、戏剧创作。

发展学校教育。晋察冀地区原来的教育工作，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逃而瓦解了。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指示限期内恢复各地的小学。为此，边区政府作了大量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修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到1938年，各村庄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每一个专区又创办了一所中学。在中学之上，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抗大二分校和抗战新中国成立学院。到1939年底，边区有大学3所，中学6所，小学1万所以上，中小学生共40万人以上。

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救国报》、《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新长城》、《学习半月刊》等报纸和杂志。这些报刊，由油印、石印发展到铅印，印数由最初的几百、几千发展到几万份。它们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成为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宣传鼓动工具。聂荣臻高度赞扬这些刊物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些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反映晋察冀人民的斗争生活，对敌伪的腐朽文化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打进和有力的揭露，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1]

戏剧创作。边区成立了“抗敌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工团”等十多个正规的职业剧团，这些剧团演出了大量的优秀剧目。聂荣臻十分支持这些剧社的工作，特别是对“抗敌剧社”给予了热忱的关怀。聂荣臻多次亲自观看抗敌剧社的演出，看后还要作出指示，多次接见剧组。他非常爱惜文艺骨干，对抗敌剧社的人才保留作了严格的规定：剧社里凡是有文艺才华，做出过贡献的人员要调出去，都得经过他批准；剧社的女演员太少，即使是符合婚姻恋爱条件的老红军团职干部，也不许到那儿找对象；创作和演出的节目一般由剧社自己定，顶多宣传干部审查一下就行，他不去干涉，叫别人也不要一味指责。他要求剧社人员要深入生活：“你们要把戏演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将来伟大作品，将出现在前线，产生在炮楼旁边。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的感受，你们就不会取得明显的成绩，戏也演不好，演不像。”[22] 聂荣臻的这些关怀和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文艺战士的革命热情，他们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极大地起到了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

[1]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78页。

[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38-239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 卷，1991年版，第480页。

[4] 《中国古代兵法选辑》中国军事科学院1962年3月编印，第15页。

[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13页。

[6]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39页。

[7]李业平主编《元帅用兵之道》，海潮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59页。

[8]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15页。

[9]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332页。

[10]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304—305页。

[1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05页。

[12]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01页。

[13]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09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19页。

[1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473—474页。

[16]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0—155页。

[17]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480页。

[18]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250—251页。

[19]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483页。

[20]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48页。

[2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482页。

[22]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