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装斗争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一）人民群众支持是武装斗争胜利的根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能够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依靠和武装人民群众，中国革命战争就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只有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战胜敌人的力量，才能布下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才能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聂荣臻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十分重视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制造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去消灭敌人。他总结说：“我国革命战争从星星之火开始，逐步形成燎原之势，最后打败了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等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就是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2]在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聂荣臻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放在了各项工作的首位。他在《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文中说：“当我们首先到达晋东北的时候，就尽可能抽出许多工作人员，组织许多工作团、小组，分散到各个地区工作，向一般人民广泛解释抗日救国的道理。因此，凡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当地民众即纷纷起来自动地响应抗日军队，各自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一时工、农、商、学、妇女、青年，在各县区里都先后成立组织，参加各种救亡工作，帮助部队从事抗战动员。”在他的领导下，不到半年，晋察冀根据地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会员达120万人。这些群众团体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持人民军队，“同时各县的农民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都非常踊跃地在每次战斗中，发动当地群众，普遍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员，有时是搬运战利品，协助部队清扫战场。在过去的战斗中，有不少县农会负责人，竟亲自率领着几百个担架进到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勇敢地救护受伤的战士。至于接近敌区各县群众团体的成千成万会员，还能经常配合军队作战。在沿平汉路各县的群众团体，帮助作战部队破坏敌人公路、铁路、电线，动辄数十里至百余里，每次满载而归，几乎从未间断过。” ^[3]由于广泛地发动了人民群众，八路军在晋察冀根据地站住了脚，并使根据地发展壮大，取得了辉煌的对敌斗争胜利。聂荣臻在总结晋察冀根据地为什么能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并发展壮大时说：“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朋友，……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我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日军盘踞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交通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而我们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质，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的巩固和和扩大呢？我回答说，这没有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4]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谈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百姓对人民军队的巨大支持：“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象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们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 [5]他在1978年8月的《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高度赞扬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出：“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论武器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人民战争的规律，改变不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原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任何新式武器。”[6]

（二）建立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实行人民战争必须充分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只是有正规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群众武装配合。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才能打取得战争的胜利。聂荣臻提出：最广泛地动员、组织、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既能最大限度地把不同层次的人民群众组织到人民战争中去，把军民的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真正造成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打击和消灭敌人；同时，又有利于人民军队的扩大和发展，有利于各种武装力量协调作战，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主力兵团是人民武装力量的骨干，主要用于消灭敌人的正规主力，并随时可以执行地方的作战任务，它在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地方兵团则是介于主力兵团与民兵游击队之间的人民武装，它相对固定于一定的区域，执行保卫根据地和打击地方敌人势力的任务。当主力兵团撤离执行新的任务时，地方兵团在保卫和巩固根据地方面便发挥主要作用。民兵和游击队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后备力量，是配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有力助手，是支前的主力军。这种武装力量体制，既有利于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也有利于协调一致地执行作战任务，还有利于巩固后方根据地。聂荣臻极其重视发展群众武装，同时强调建立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聂荣臻极其重视发展群众武装。他认为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配合军队作战，否则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在晋察冀根据地斗争时期，他大力发展群众武装：“我们用了全力，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武装，普遍地组织游击队、义勇军……积极提高并紧紧抓住了群众抗战的热情，使他们踊跃地加入军队，发动胜利的游击战争。” ^[7]这些群众团体，自它们建立之日起，即以扩大武装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仅农民救国会在成立以后不久的时间内所发动的武装来说，已达1.5万余人；工人救国会单独组织了工人游击队。同时，在一切为了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民间已有的各种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对众多的杂色武装进行整编改造，对新的部队整顿训练，淘汰不良分子，使它们成为八路军那样坚强的抗日武装。这些人民武装有力地配合了正规军和地方兵团的作战。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在1944年至1945年，单独和配合主力军、地方兵团作战42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2.8万多人，缴枪炮5000多支（门）、电线116万多斤，破毁公路1.4万多里、岗楼堡垒1300多个。聂荣臻在1978年4月作的《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人民武装的巨大作用。他回顾了在我党的各个斗争时期人民武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说“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我们能够打败日寇，赢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由于党和毛主席动员和武装了全国的老百姓。”在解放战争时期，“各地的群众武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民兵队伍猛增到五百五十万，还有几千万的人民自卫队，军民一起汇成了埋葬蒋家王朝的强大洪流。广大民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尤其在空前规模的运动战中，一批一批的民兵师团，长期随军远征，解放军打到哪里，民兵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民兵就送上什么，他们推着推车，抬着担架，挑着扁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奋勇支前。整营整团的民兵，源源不断地补充野战军，使我军越打越大，越战越强，得以高度机动地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8]

强调建立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聂荣臻认为：“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力量结构。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没有强大的主力兵团，也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但是，单靠主力兵团也不行，还必须有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紧密配合。”他指出：主力兵团肩负着消灭敌人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保卫晋察冀、保卫祖国的重任。主力兵团由于获得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得以灵活地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增强了对敌袭扰和打击的力量。主力部队集中使用多，地方武装则分散活动多，同民兵一起就地坚持，就地游击，支援主力兵团作战。主力兵团由于重视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立和发展工作，能够积极地帮助其训练并给以必要的干部和武器，是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坚强后盾。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结构，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9]他在1941年11月写的《武装斗争中的军事建设问题》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根据地军事建设的形式、各种武装力量的相互关系。他强调在根据地应该建立正规兵团，指出正规兵团是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今后应不断地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增强战术素养。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抓主力部队建设的同时，要抓好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必须坚持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力量结构。

他还提出了各种武装的相互关系：各级武装有其不同形式与不同建制。但低级武装必须服从高级武装，因为高级武装担任的任务更重要，只有主力的胜利，才是决定性胜利。所以人民武装应服从游击队的指挥。大的战斗中，地方武装应服从主力指挥。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从五台山分兵时候的3000人，到1945年大反攻时主力部队和地方军达32万多人，民兵90多万人。

（三）为了确保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照顾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

聂荣臻认为人民军队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而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照顾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否则孤军苦战，必难获胜。” ^[10]

照顾人民的政治利益。聂荣臻认为要发动群众，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在聂荣臻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民主政治运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于1938年1月在河北省阜平召开。这个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边区全体武装部队的代表，有四十多县的政府的代表，有一百万群众团体的代表，有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和尚、喇嘛的宗教代表和国共两大政党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中，充分表现了各党、各派、各阶层、各群众团体、各武装部队的精诚团结。”这次大会调动了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到会的全体代表，都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热烈地坦白地勇敢地贡献出自己的意见，决定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民运等各项方案。”[11] 经过广泛的民主选举，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成立。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边区的一切人，除了甘心卖国的汉奸外，不分阶级、种族、党派、男女，普遍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的自由；都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武装自卫的权利。进行区、村政权民主选举，发动群众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压迫人民或不为人民办事的人都清除除去，然后选举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出来掌握政权。各地还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这些代表或干部大多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边区的民众，普遍获得了抗日的初步民主与自由，因此他们一开头就表现出空前的活跃。” ^[12]边区政府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照顾人民的经济利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实行了很多照顾人民经济利益的措施。第一，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晋察冀边区在八路军到达之前，当地地租种类繁多，农民收获农作物的三分之二以上要交给地主，借贷年息有时高达本金的好几倍。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了“二五减租，一分减息”的政策，即地主的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债主的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一分（10%）。财政上普遍废除了苛捐杂税。第二，军需粮款先实行“合理负担”，后实行统筹统支。开始时不分贫富，按每户全部收入折米计算，每户平均每人收入小米一石四斗以下的免征，一石五斗至二石的征收3%，二石一斗至三石征收5%，以后每增加一石增1%，直增到20%为止。经营工商业的，按照同样的比例缴纳现金或实物。后来，在实行工作中觉得免征点稍高，负担面窄了一些，对统战工作不利，降低了免征点，使负担面扩大到边区总户数的60%左右。建立了统筹统支和必要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累进税，并发行自由认购的救国公债，使民众没有感到负担的痛苦。以上的两项措施，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也适当保护了地主、富农的抗战热情，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村生产力。边区农业的产量很快提高，基本上保障了人民的食粮和部队的给养，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更加强了边区政府在人民中的信仰。第三，制定了其它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经济措施。比如，不准随便运用民力。边区政府制定了《晋察冀边区抗战勤务动员办法》，规定只有县团级以上的机关才有权动员民力。机关、部队一般都自己背粮食、打柴、背煤；不准向群众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不准给边区群众增添过多的负担。为了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机关部队普遍制定了节约粮食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夏装由每人两套改为一套，棉衣能拆洗重穿的就不发新的。同时还拨出一部分军粮救济缺衣少穿的群众。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正反两面用。医院里的纱布经过洗涤消毒后反复使用。没有炕席，各部队和机关自己动手打草帘子；发布不得与民争食的训令。1942年的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老百姓把杨树、榆树嫩叶当成主要的粮食，聂荣臻下令部队不得与民争食。“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全边区部队严格执行这个训令，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广大群众得知这个训令后，很激动。他们找到军区，找到边区政府，找到我，要求收回训令，说得十分恳切。群众说，抗战以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利，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捋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能上山捋树叶了。可是，眼下闹饥荒，为我们争得民主权利的八路军，自己却不能上山捋树叶，这怎么行呢！我向群众解释我军的纪律，同时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13]

[1] 《毛泽东选集》第2 卷，1991年版，第511页。

[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537页—538页

[3]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61--62页。

[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408页。

[5]刘永明《一代名将兵法丛书 文武兼备建奇攻—聂荣臻兵法》，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47页。

[6]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541页。

[7]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54页。

[8]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540页。

[9]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76-577页。

[10]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39页。

[11]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58-59页。

[1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61页。

[13]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41-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