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科学家和科技战线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很高，希望我国的科技工作快点上去。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我虽然很久没有管科技方面的事了，但对科技工作仍然是关心的，支持的，全力支持的。大家很着急，我也很着急。

我看情况是这样的：为了实行二十年的发展规划,全国人民都盼望科技工作快点上去。党中央也正在抓这件事。最近，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把组织科技队伍攻关，当作落实二十年发展规划的第一位问题提了出来。问题很清楚：搞四个现代化，振兴经济，进行两个文明的建设，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都要依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并且要在这方面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拿农业来说，现在农业科技问题就多得很。农业问题不解决，全国怎样实现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一点也离不开科技。农业“八字宪法”，第一个是土。土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中国这么大，各地的土壤情况很不相同，土壤结构及物理\化学、生物的性质，以及肥力特征等都不相同，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必须做大量的土壤普查工作。改良土壤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需要各方面的专家一道来解决。过去盲目砍树毁林，造“大寨田”，围湖造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类违反客观规律的蠢事，再也不能办了。第二个是水。建立灌溉系统。需要水利、地质等方面的专家一道来解决。这也有个因地制宜问题。在北方缺少雨水的地区，就不能盲目发展水浇地。城郊大量使用地下水，也会发生严重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地面下沉。还有农药、化肥问题。有些农药污染严重，在国外人家已经不用了，我们还在用。要更多地重视利用生物方法除治害虫。化肥用多了，土壤的有机构成会被破坏。这些都离不开科技，需要专家们去研究解决。第三个是种子。优良品种是农业增产的重要途径。只是籼型杂交水稻和鲁棉一号的推广，已经创造了十多亿元的财富。还有密植问题、深耕问题。美国的韩丁就不赞成深耕。这些问题也需要专家们去研究。总之，这问题都离不开科技，离不开土壤学、水利学、植物学、遗传学、昆虫学等各方面专家的努力。现在党的政策对头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农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但是，靠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到一定的时候会“饱和”。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增产潜力，却是无穷无尽的。农民懂得这个道理,尝到科学种田的甜头，他们很想用科学。现在农业技术员在农村已经成了“财神”，农民在抢这个“财神”。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工业也是这样，也要靠科技的力量。象襄樊、常州、四平等中等城市，那里的干部先懂得了这个道理，那里的工业就发展得比较快，有的产品已超过上海。我们要看到这个发展趋势，迎接我国的科技高潮的到来。

现在，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干部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开创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我讲讲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九五六年开始接替陈毅同志主管科技工作的。我主管科技工作时，周总理、陈毅同志正在领导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那时总的来说，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少，水平低，条件差。但是，由于党中央的重视，许多重大问题毛主席、周总理直接过问，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九六四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两年零八个月后又成功地爆炸了氢弹。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发展起来了，我国科技领域里的许多空白点也填补起来了。

我认为搞好科技工作，第一要自力更生。毛主席讲我国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可以画出很多很美的图画。我们不怕没有。没有，你尽管画就是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画出最好最美的图画，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我们这个自力更生的方针，应当说是逼出来的。赫鲁晓夫片面撕毁协定，撤退专家，什么东西都不给了，连图纸也不给了。他不给，我们只好靠自己嘛！结果原子弹造出来了，氢弹造出来了，各方面的工作也跟上去了。逼出来一个自力更生，是一件大好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毛主席风趣地说，应当发给赫鲁晓夫一枚一吨重的大勋章，以示“感谢”。当然，我们讲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我们要积极地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购买专利。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都要学，拿过来为我们的现代化服务。不过要懂得，我们是不能用钱从外国买来一个现代化的。你买来新技术、新设备，也要从中学习、消化和吸收，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和发展。在引进的问题上，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想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他们公开讲，只能卖给次先进的东西，最先进的东西是不能卖的。有人觉得自己搞进展太慢。我说，有些是慢些，但靠得住，而且从长远看，还是要比单纯依赖进口快得多。过去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是很快就把“两弹”尖端技术堡垒攻下来了吗？今天这样好的条件，就更不成问题了。所以我总讲要自力更生，要着眼于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开发自己的科技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归根到底，搞现代化，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同时注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搞了几十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赵紫阳同志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报告，提到技术改造，提到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我是同意的。我看靠技术改造、节约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应用和发展，可以使生产提高，使科学进步。不能什么都是进口，一切靠进口，怎么行！

第二要制定恰当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有了规划就有了前进的方向，有了攻关的目标。一九五六年，我们集中几百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前后用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制定出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明确重点项目，坚持科研先行。这个规划既突出了五十七项重点项目，又照顾了科技发展的各方面的需要。以后赫鲁晓夫撕毁协定，我们又把重点进一步突出为组织各行各业猛攻喷气技术、原子能技术和电子学等几个主要方面。实践证明，这种科研先进，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的科技规划，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第三要组织好队伍。有了规划，然后组织科技队伍去实现这个规划。当时我国的科技队伍没有多少人，底子很薄，任务很重，困难很大。比如对原子能、喷气技术等，就懂得不多，只能从国外买一些资料看看。但这只能了解大致的情况，具体的技术资料人家是保密的，买不到。怎么办？我们按照全国的统一规划，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研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根据各单位的长处，明确规定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有了统一规划，就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而是大家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共同攻关。这是全国性的大协作，全国一盘棋。那时分配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大家都很高兴接受，感到很光荣。因为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嘱托。五个方面军都调动起来了，大家互相支持，只要兄弟单位有需要，不管是技术问题，还是物资供应问题，协作组织之间都可互相照顾，全力支援。没有扯皮、踢皮球的事，更没有互相封锁的事，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科技队伍小，需要不断补充“新兵”，扩大力量。我们很重视大学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的分配问题。凡是用非所学，安排不当，分配下去没有任务的，我们都有权调整，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因为我们管攻关，了解哪方面需要什么样的人，知道该怎么分配。就像部队的司令员指挥打仗，知道哪个战线需要什么样的队伍、需要多少队伍一样。我们抓了这个人权以后，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就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能够用其所长，各得其所，在老专家的带领下，他们朝气蓬勃，冲锋在前，在攻关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他们已经是各条战线的中紧骨干力量了。

第四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现代科学技术同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一生可以有多种发明创造。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比如某些数学理论的探索，还可以沿袭过去的方式，但是对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进行的重大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个人和单位，甚至行业和地区的力量都不够了，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行。我们制造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计算机等，需要许多新型材料，需要精密的仪器、仪表。当时国内没有，国外也买不到，我们就组织自己的力量下达任务，分工合作，限期完成。当时需要一万三千多种新型材料，都是国内从来没有生产过的，结果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大力协同，在短期内陆续试制成功，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随着科技工作发展的需要，我们还组织全国力量试制“九大设备”，以解决制造特厚、特薄、特宽、特长、特细等特种型号材料的设备。可惜到了“文化大革命”，全部废止了，不然我国的工业技术还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科学技术促进工业发展的明显例证。像这样大的任务，科技力量不集中，科技人才不能统一调配，要干什么也干不出来。这样集中一抓，尖端技术产品制造出来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随着发展起来了，许多新的学科也随着建立起来了。大家称这时是我国科技工作的“黄金时代”。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看国家的需要，这是我们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管起来。不要怕管得太多。我们要人权、财权、物权，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要求集中，有统一的规划，把五个方面军调动起来，有矛盾就协调，也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这样就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了最大的效益，也避免了人力的分散和科研项目的重要。

那时我们把这种集中统一领导进行攻关的方法叫做“任务带学科”。这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好方法。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现代科学技术是复杂的，要采用多种途径，不能“一刀切”。不应该排斥基础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不能因为有些基础科学的研究一时看不到经济效果就轻视它。基础科学研究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搞应用科学的研究，没有一定的基础科学研究是不行的。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讲的“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这个问题过去周总理讲过，赵紫阳同志最近也讲过多次了。

党的十二大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将审议通过第六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前程似锦。现在的问题是要切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近邓小平同志讲要落实二十年发展规划，要完成一大批重大骨干项目的建设，要进行科学技术攻关，“第一位的就是落实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要想法打破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就要统一管起来，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现在我们有五百七十多万人的科技队伍，技术力量不小了，科研设备有了基础，钱也多了，这些条件比我主管的那个时候强多了。现在加速发展集成电路，特别是发展超大、超快集成电路和新一代计算机，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不要互相扯皮，不要互相封锁，而是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就要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要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也是不行的。这个道理最近报刊上正在不断地进行宣传。但是有的人还是想不通，甚至认为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落实得“过头”了。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极其有害的。必须教育他们端正认识，用战略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这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这也有很长的历史了。红军时期，医务人员、搞无线电通讯的，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这些事工农干部不会，只能用他们。在党的教育下他们很快成了我们的技术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成了政府的部长，在革命和建设中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他们有薪金，我们司令员、政治委员是供给制，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还好。可是有人想不能，说怪话。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了根据地、野战军、边区政府，需要建立医院，办工业，建兵工厂，修造军械，还有无线电通讯联络，还要办报纸和广播电台等，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但是还有阻力，知识分子受到歧视。所以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从此大批的知识分子来到了解放区。

全国解放以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一直有斗争。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当时我们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就是宗派主义，就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总理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所以，除了必须依靠工作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配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问题算是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到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又出现了反复。

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会议上，科学家们和文艺家们又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反映了不少意见，于是就在广州会议上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周总理亲自参加。周总理、陈毅同志和我，还有郭沫若同志，我们一起讨论了好几次。我们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怎么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我们提出，要给知识盼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周总理、陈毅同志和我都讲了话。周总理首先讲了话，他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发展，老一代知识分子培养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二者结成了社会主义知识界，他们经过十二年的改造和考验，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大多数知识分子象工人、农民一样热爱祖国，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周总理回京前，要陈毅同志讲话，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同志首先向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传达周总理的话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强调说：“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陈毅同志简直把话说透了，他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一学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在“脱帽加冕”以后，心里感到温暖，高兴了，积极了，科研成果出得快，出得多。这就是我国科技工作出现“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

翻翻历史，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件事，我们早在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就做了。肯定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结论早在那个时候就定下来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把这一切都推翻了。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知识分子又织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臭老九”之类的帽子，受到很大的打击和摧残，翻不了身。作为党的各级领导者，应当积极为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并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困难时期，我向海军求援调来点鱼，向北京、广州、新疆等军区求援调来点肉，还从别的地方求援调来点黄豆、食油，照顾一下科学家。本来，他们的劳动是很艰苦的，攻关的任务是很重的，党应当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颠倒了。这些事也统统被当做“修正主义路线”要批“臭”，批什么“科技鱼”、“科技肉”等等。“左”的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仅仅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摧残，而且使我国的科技事业以致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摧残。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向科学进军，向半导体、计算机、激光等新兴学科进军，当时一些西方国家也是刚刚起步。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拉大了，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所以，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不论革命和建设事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一正确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前进了，就发展；什么时候歧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受到挫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这样。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中，重新审查和确立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确认从总体来讲，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多次讲话。这样，全国知识分子才有了翻身之日，都很高兴，心情舒畅，在各条战线上积极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明确的，并且三令五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交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在序言里也写明白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我国的三支基本社会力量，也就是我国人民的主体。必须教育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懂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人说“现在对知识分子评价太高了”，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当前，我们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仅仅是开始，党内党外遇到的阻力还不小，可以说是很顽固的。今年八月，我同《光明日报》的记者谈了一次话，这个谈话登报以后，大多数人是同意的，也有人反对，骂光明日报社的同志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得罪了一些人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党和国畳的利益，为了四个现代化，为了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必须进行斗争。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上，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舆论机关还要大声疾呼。光是一般地说说不行，必须进行公开的批评。轻轻批评也不行，要尖锐一点。有时甚至要进行必要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知识分子都是反动的这类话，从来对知识分子都是具体分析，对不同的知识分子给予不同的评价。像牛顿、伽利略、达尔文等伟大科学家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还专门讲过，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大学生中也能够产生“一种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并肩战斗。所以，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要搞现代化，振兴经济，进行两个文明的建设，在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离不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知识分子。

今天，我们要特别重视发挥中年知识分子的作用。现在四十岁左右到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是在党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即使处于逆境都不改变这种初衷。他们的业务基础也比较扎实，在科技领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现在是我国各条战线的中紧骨干力量，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两个文明的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样一个重担就落在他们肩上，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的使命。他们工作任务重，贡献大，但工资低，困难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他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落实。在许多部门和地方，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各方面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厂、所领导同志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但是还有一个生活待遇问题，也要采取具体措施逐步解决，但是还有一个生活待遇问题，也要采取具体措施逐步解决。总之，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已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讲过，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应该得到比较高的报酬。他们的工资应该提得比较多一些。我们要克服自己队伍里的平均主义思想，切实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可使知识分子解除后顾之忧，全心全意搞四化。

最近，《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连续宣传的蒋筑英同志和罗健夫同志的先进事迹，是很感人的。这两个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他们觉悟很高，对国家很有贡献，本来是很有希望的。蒋筑英同志生前所在的长春光机所的所长王大珩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光学家，对我国光学事业有很大贡献。蒋筑英同志正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准备把班交给蒋筑英。可是蒋筑英同志正在“攻关”的年华就去世了，这是很可惜的，是国家的损失。蒋筑英、罗健夫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都为他们的不幸早逝而痛惜，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各级党政的领导干部，要十分爱护、关心千千万万个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呢？要知道，对我国来说，科技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那些政治上热爱祖国、工作上勤勤恳恳、业务上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是我们的国宝。当然，知识分子也有弱点，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才。我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力求进步，克服自身的弱点，提高业务水平，做到又红又专，争取为祖国多做贡献。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四人帮”把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推向了极端。我们一定要肃清“四人帮”那套“左”的东西，在整个社会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道德、新风尚，充分信任他们和爱护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能够施展远大的抱负。我们还要努力在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和团结友爱关系，真正实现周总理生前提出的结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的遗愿。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也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所在。

*这是聂荣臻同志会见《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熊复同志，就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二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