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用新技术与计划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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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回来后，看了毛主席批示伯达关于计划问题的一封信，想向你反映我的几点看法。因为最近身体不好，未能多加调查思考，也没有找有关同志商量，只是个人的意见，不系统，也不成熟。

(一)我感觉这几年计划安排中，方针不明确，主席、中央的不少指示未具体落实。几年调整工作取得了成绩，但是按成龙配套和技术革命的要求来看，关键的缺门和薄弱环节还是补得很慢，甚至没有补。而按我们的可能性来说，是完全可以搞得快些的。每年订计划，都是在指标上打圈子，基本上按已形成的比例，平均地增，平均地削，而其实质不变，只是作一些算术加减工作，力量没有用在刀口上。经济计划的制订，不考虑技术上的根据，不考虑技术方向，这样，新的东西总也上不去，老的工厂不能很好地进行技术改造，牵涉到几个部门的问题(如一些综合利用问题)，也都没有得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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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聂荣臻关于采用新技术与计划工作问题的几点看法给李富春的信。他在信的附言中说：“关于计划中采用新技术以及有关科研与生产的关系等问题，我把几点看法写了一份材料，并让科委把几个专题工作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其目的是为了提供总结经验的素材。因为身体不好，材料很粗糙，也不成熟，送上，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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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办什么事，怎么办事。工业要采用新技术，才能装备国防、支援农业、促进科学，才能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要进行技术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在具体计划安排中，必须有相应的坚决的革命性措施，尽可能快地向这个目标前进，这是个敢不敢胜利的问题。可是，在采用新技术、技术改造的问题上，的确存在着保守、消极的态度。我们要建设成什么面貌，是落后的，还是现代化的? 技术上是后起之秀还是老掉在后面? 在计划中是不明确的，四个现代化只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提到新技术，总是认为是来要钱的，其实这是经济、国防实力所在，而且国民经济中采用新技术，只要用之得当，不是花钱，而是省钱(用新技术和旧技术，在经济效果上是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之别)。过去几年调整，国民经济中确有一定困难，但由于方针不明确，许多能办的事也没有办。几年来为此种情况十分苦恼。为了总结经验，举几个例子：

1959年、l960年间，我们先后提出新型材料、九大设备、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等问题，写报告、提方案，不只一两次，但大多总是成为“计划外"，没有办法安排，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十分费力地办一点事。到现在，也只有新材料、九大设备比较上轨道(也还有问题)，其他几件事情，进展都较慢。不少新型的电子元件、精密仪表，研究试制成功了，不能投入生产。氧气炼钢，从1957年起就提倡，不断努力，但一直安排不上，其中曲折颇多，前年科委有了新产品试制费，只好不按财政制度，特别拨了一部分钱给石景山，另从对日技术交流外汇中拨款买氧气机，才算有了一个试点(钢铁、化肥联合企业，两年多来情况也大体相似)。关于解决穿衣的技术政策问题，今年初提了建议，其中有些措施花钱不多、效果很大，本来是完全能够开始试办的(如剥棉子绒、羊毛分梳、利用阔叶树制纤维浆等)，现在只有利用阔叶树一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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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争取才列入了进口设备计划(预水解硫酸盐法)，但国内工作仍未很好安排。综合利用问题(如煤、天然气、石油、工业废水、废气、废液、金属共生矿)，多年来不断提出，也大多得不到安排落实。一年多以来，科委会同各部和有关专家，提出了30多个行业的技术政策，至今未能向有关负责同志汇报。经验说明，凡有措施、有安排的，就有成效(如新材料、九大设备)，否则就停滞不前。问题不是做不到，而在于有没有决心赶。我认为，对采用新技术和技术改造，计划安排上总是下不了决心，总是认为脱离实际、要花钱等，不敢迈步子(当然，是有计划的、逐步的)，确有“拖拖沓沓、得过且过”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些情况，丧失了一些时间，并造成了无形的浪费(落后的技术，在资源、投资、原料、材料、各项消耗方面都比较费)。

(三)关于科研单位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问题。现在这种说法不少，我觉得应有所分析。如果这指的是科学界知识分子的毛病，要分批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去，那是完全正确的，是很必要的。根据中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①的总安排，我们已经组织大批科研人员下去(科学院第一批下去3000人，其他各部研究机构由各部安排)。如果这指的是十年规划和国家科研任务的安排，那还需要说明一点情况。

过去几年，安排的科研任务，抓的成果，绝大多数都是为工业、农业、国防服务的。以新型材料为例，新型金属材料，3年来共研究试制成功208个品种、l 0700多项，有6800项已供应使用；按品种计算，其中68％是研究机构完成的(当然有工厂的协作)，工厂完成32％(也有研究单位的协作)。新型石油产品，3年来共研制了109个品种，已投产的92个，其中有研究机构单独完成的52个，约占50％，其余是由研究机构和工厂合作，消化了国外技术资料搞出来的。这不能说科研脱离生产。与之相反，许多科研成果在生产中安排不上，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生产中如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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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科研部门也没有办法)。计划部门没有向科研工作提出生产中的要求，能用之于生产的科研成果又难以得到推广，这对发挥科学研究的作用是不利的。

十年规划，是由各部门同志和各方面专家研究了我国情况和技术政策才制定的，基本方向是从我国需要出发的。其中各部门的专业规划，都是针对各部的生产建设任务而提出的课题，而且除中国科学院外，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是由各部门管理的。至于基础学科各个规划(数、理、化、天文、生物、地学)的重点课题，理论与应用之比是三七开；技术科学各个规划的重点课题，理论与应用之比是一九开。所谓应用的课题，大都是在五六年内生产建设所需要解决的。可以说，理论研究所占比例已经很小。科学研究工作需要积累，要时间，到要用时才开始搞是赶不上要求的。

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个规划，使各项研究工作能尽可能走前一步，很有必要。比如，这次搞第三线攀枝花②，过去做过一些科学工作(如综合考察、地图、地质、地震、钛铁冶炼分离等)，现在考虑问题才有点参考依据。没有这样的安排，对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

现在有一种议论，认为十年规划脱离实际，可以不执行，这种情况令人担心。去年下达规划时，我们早已说明，应该分别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完成，并按照新的情况，对不合适的课题予以调整修改。但是，如果认为这个规划可以不执行，这就将动摇整个科学研究试验工作的总安排，对生产建设和国防都十分不利。当然，任务、课题结合生产实际，在研究方法上还会有脱离实际的，这要采取措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解决。同时，在判定是否脱离实际这个问题上，也还要仔细分析，不能把必需的基本研究和实验室工作都作为脱离实际来看待。

关于科学人员上生产第一线的问题，应该提倡，过去也是提倡的。现在有不少研究机构就由工厂领导或者是和工厂密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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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机构有小规模附属工厂，自己还生产一些工厂不生产的新东西；科研人员不但搞实验工作，而且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今后还要积极组织并提倡)。但是，在组织、提倡科研人员到第一线的问题上，要区别不同情况。许多工作确实要在实验室或中间试验车间进行，实验工作也是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还有一些意见，认为大部分研究所搬到工厂去、归工厂领导就结合实际了，这也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工厂要办研究室，做研究试验工作，也可考虑再划一些研究机构归托拉斯〔3〕、工厂领导。但企业必须重视研究试验工作，并在制度上要解决一些问题。过去有一些研究机构，本来在工厂，因为工厂不愿意影响自己的利润、成本，在人员编制、经费、条件上又有困难，工厂不要，才又分出来的(比如，西安高压开关厂所属的高压开关研究所，因为试验设备要收折旧费，有了高压试验设备不敢正式动用，部、工厂、研究所都要求把研究机构独立出来，才能进行试验。这些财务规定很不合理)。同时，那些已经形成了拳头的、为许多方面服务(而不局限于一个工厂)的研究机构，放在工厂领导之下，是不合适的，由托拉斯或部、局领导比较合适。科学院一些以整个学科领域为对象的研究所，更是超出了专业部门的范围。

总之，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十二年规划所安排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时新开拓的工作，最近已陆续收到成果。十年规划的任务已安排下去，今后几年正是继续攻坚和收获成果的时候。对研究机构领导体制的变动，要慎重研究才能决定，而且不要变动过于频繁。至于研究机构布局过分集中在沿海城市的问题，那是要调整解决的。

(四)关于生产建设中应用科研成果问题。许多科研成果不能在生产中应用，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保守思想问题，有工作方法问题(忙于日常生产，对新技术不摸底，下不了决心)，同时，也有制度问题。比如计划考核，对数量是明确的，对品种、质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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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意。成本、利润、奖励、价格等方面的若干制度，也不利于新产品、新技术，有时还鼓励落后。大多数产品不愁销路，差一些也有人要；工厂对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要改生产过程，要改产品，本来就比较麻烦，要克服许多困难；由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就更增加了困难，容易产生维持现状的偏向。这些制度，不少是成套地搬来的苏联框框，应该经过调查研究，加以改革。

(五)发展新技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技术转移”。这包括：

(1)科研成果转移于生产当中。我们目前已有不少科研成果(如已登记研究和技术革新成果6000项，其中2600项有详细报告；已登记发明l000项，其中经审查评定的400项；由于掌握不全，实际数目要比这多得多)。有的成果要通过中间试验用之于生产，有的成果通过设计、标准用之于新产品和新建设工程。有的科研机构附属工厂的新产品(如新仪器)，要转到工业部门大批生产等等。

(2)国防新技术向民用部门的转移(如运用国防新技术成果来改进现有工业产品、发展全新产品、改革生产过程，运用国防新技术所发展起来的新型材料、测试设备、实验设备等)。各技术先进国家近年来把运用国防新技术成果作为提高民用工业技术水平的新手段。我国在原子能、导弹、计算技术、航空等方面已有一批技术成果，今后要注意抓此事。(3)一些新兴工业部门新技术向“传统的"工业部门转移。如化工新技术的发展，把化学纤维向纺织工业转移，电子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使机械工业发生技术变革(自动化、程序控制的设备等)；塑料工业的发展，使轻工、日用品工业的技术发生变化等。(4)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转移到教学中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出现新的技术领域，技术教育要跟得上发展，美国人议论，从l940年至今，有70万名工程师从大学毕业，其中约35万人是1953年以前毕业的。1953年以后，各主要理工大学进行了课程改革，吸收了新技术成就，强调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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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这35万名工程师在工作中感到技术上落后了。现在要更新自己的技术知识，认为需要回大学去进修、研究半年或一年才成，这种技术知识的更新，要不断进行。

(六)关于引进国外技术问题。这一工作有所开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还应该进行得快一些，如去年科委根据冶金、机械、电子工业的缺门提出的66项技术进口(经总理批准探询)，现在只有6项已签订或部分签了合同。(2)各部门有依赖成套进口的倾向，还是重复过去向苏联要l 56项建设项目的办法，要人家总包，说严重一点就是躺在技术进口身上。其实有的是只需买关键设备(其他我们自己能做)，有的只需买图纸、技术资料。从谈项目条件、派人参加设计、驻国外工厂验货、组织建设安装、掌握生产技术等，需要组织一个技术班子，这方面也做得很不够。(3)对技术进口的东西，要积极进行消化、仿制，并结合我们自己情况予以改进。这方面工作很不够。对提出了技术进口的项目，自己研究试验工作就放松了，甚至取消了，这样做很危险。没有自己的研究试验工作，不但不能很好掌握和消化进口技术，而且也不能达到自力更生的目的。日本已经出现了这种弊病，应以他们的经验为鉴。(4)分别从不同国家、不同公司引进的技术，标准、系列各异，配套、维修、仿制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现在起就抓标准、系列工作，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技术。

(七)关于第三线建设④问题。除了已提出的原则外，想补充几点意见：(1)三线建设要统筹安排，从调查勘探、配合建设的科学研究、设计工作到基本建设，都要有全面的计划。国家科委拟将十年规划中原有的有关三线的课题抽出来，并加以充实补充，作为重点来抓，希能纳入这个总计划之内。(2)搬厂到三线去，要有统一部署，而且要配套，地点分布也要考虑，要避免过于集中。(3)三线的新建厂，要尽可能采用已成熟了的新技术，搞“小而精”(三线钢铁基地采用新技术的问题，已提出报告)。(4)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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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力量太少，不能适应今后建设的需要。我们准备与各部门共同研究，分迁若干机构到三线去，分批地有步骤地进行，首先迁尖端技术和有关三线建设与资源调查的研究机构。(5)凡是在第一二线的科研机构、工厂，其中承担了重要急迫任务，技术上接近过关阶段而又需要原地的协作条件者，搬家时，这一部分可以缓搬，待过了关连人带技术成套搬去。

    注 释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中共中央于1963—1966年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运动出现了偏差，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2]第三线攀枝花，即位于四川西南地区的攀枝花钢铁厂。

[3]托拉斯，原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其改为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我国在1963年、l964年也曾试办了一些托拉斯企业。

[4]第三线建设，即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当时全国分为三线，第一线处于战略前方的省区，第二线即一线与三线之间的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