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治农业病虫害问题的报告*
发布时间：2017-09-03 17:49 作者： 来源： 点击数：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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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最近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在哈尔滨开会。除进行学术讨论外，本着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的精神，响应科学技术工作者对生产中的技术政策、技术措施应积极提出意见的号召，到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对当前农业生产中防治病虫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上集中了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积极性建议。
这几年由于防治病虫害和农药工作有所放松，致使病虫害损失回升。仅稻螟虫一项，估计去年全国约损失粮食l00亿斤，相当于去年进口的粮食数量。不少害虫、病害蔓延发展，猖獗成灾。植物保护学会的报告，情况写得比较具体，措施建议也比较切实。故特报送中央，请予审阅。并建议：
(一) 请国家计委、经委、农村农业农村部、化工部、农业机械部、农垦部等部门，参考所提建议，大力加强病虫害防治、农药、药械等工作。现在各地尚未秋种，如防治措施及时加强，对秋冬及明
* 这是聂荣臻8月9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报告。8月10日，邓小平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主席。此件似可印发会议”(注：指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阅后批示：“尚昆即办”(即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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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农业生产，就可以起作用。国家科委拟协同有关部门，组织科学技术力量，从事这一工作。工作的进行情况，可由国家科委随时了解，定期向中央报告。(二)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定要起草的13个专题中，尚缺防治病虫害一项。鉴于这一工作的重要以及实行起来较易见效，可否加上防治病虫害这一个项目。
附：植物保护学会关于防治病虫害
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全国科协、农村农业农村部、国家科委并报聂副总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植保科学工作者于7月23日至8月1日在哈尔滨举行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除热烈地进行了学术讨论展开百家争鸣以外，我们本着广州科学会议的精神，响应科学工作者对现行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应积极提出批评建议的号召，对当前农业生产中植保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一、当前农作物病虫严重的情况
我国植保工作自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植保科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过去有些认为不治之虫，难防之病，都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方法，在生产上起了较好的作用。据农村农业农村部植保局l957年估计，可以挽回粮食l57亿斤。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资料，l957年棉花病虫害损失由44％压到19％。但病虫为害仍很严重，平均损失农产品10％左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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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常年的损失平均每年约381．47亿斤，每人每年口粮以500斤计，可供7629万人吃一年。粮食中仅水稻一种作物，平均每年因病虫损失约l73亿斤，可供3460万人吃一年。自1959年以来，某些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或控制的病虫害，现在又回升起来，成为严重的灾害。如水稻螟虫的损失到l 958年已压低到2％，个别地区到0．5％，而1961年又回升到10％。根据今年7月间农村农业农村部召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七省治螟座谈会的资料，七个省1961年就因稻螟虫为害损失稻谷43亿斤。估计全国损失接近100亿斤，相当于去年进口的粮食。此外：(1)地下害虫在1954一l 957年期间，被害率一般已压低到5％，基本上消灭了缺苗断垄现象，而现在淮河以北地区，蝼蛄为害严重，缺苗断垄又回升到20％以上，个别的毁种；(2)飞蝗的发生面积在1953—1957年期间，基本控制不起飞不为害，但现在有些地区又回升起来。今年山东德州、聊城两专区被害青苗面积达l00多万亩，有20万亩被吃成光杆；(3)小麦腥黑穗病在局部地区也有回升，发病率由1957年的l％以下回升到l0％，如陕西、甘肃部分地区1961年损失竟高达40％左右；(4)辽宁旅大地区苹果树腐烂病l 955年以来发病率及严重程度已大大压低，现又严重起来。根据辽宁农业厅资料，1961年死亡了结果树14．2万株，锯掉结果在30斤以上的大枝41．2万条。仅以当年产量估计，即损失苹果26万担。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情。
另外，还有些病虫害已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方法，但由于我们近年来没有采取得力行动，以致蔓延发展，猖獗成灾。如黏虫是可以用药剂消灭于幼虫三龄之前的；马铃薯晚疫病是可以用硫酸铜液防治的；稻瘟病是可以用赛力散、石灰粉防治的；甘薯黑斑病是可以用窖藏及育苗等一系列管理措施防治的。但是，由于农药、药械、技术、劳力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使这些病虫害继续发展，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如黏虫在1960年大发生，仅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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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就被吃毁庄稼l00多万亩，损失粮食三四亿斤；1961年青海马铃薯晚疫病流行，由于事前没有做好预防工作，损失薯块9亿斤左右。以上这些不应有的现象，再不应存在下去。必须进行较彻底的防治，争取在最短期内把损失掉的农产品夺回来。还有一类重要的病虫害如小麦锈病、小麦赤霉病、水稻白叶枯病、油菜病毒病、柑橘黄龙病、杂谷钻蛀害虫、地老虎等，虽然已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是，有的发生发展规律还没有完全摸清，有的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如广东潮汕地区的柑橘黄龙病，在病原问题上虽已统一了认识，肯定是病毒，但病势扩大蔓延，提不出有效防治方法。柑橘产量由l957年的l20万担下降到6万担，这些病虫必须加强研究，尽可能快地拿出有效防治方法。但是，这几年在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直接间接地影响这些病虫害的消灭。
二、产生上述严重情况的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严重现象? 除了有些地方生产关系处理不当，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是一个方面的很重要原因外；另一方面，在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上，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一)对植物保护工作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认识不足。螟虫在1961年吃掉了等于我们同年全部进口粮食这一严重的事实，没有引起各方面足够的重视。因此，对防治病虫害的工作，领导不够有力，抓得不紧，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以农药而言，目前农药的管理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化工部对农药的生产不但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也无专人负责，只有4个做其他工作的干部兼管。所管的业务，也只限于农药原粉、原油的生产。至于加工则由商业部门交给地方经营，而关键问题却在于加工。如加工不善，原粉虽好，药效将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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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加工厂的原料、技术、设备等等限制，生产监督和质量检查不严，不能保证产品质量。农村农业农村部对农药问题也不够积极，过去还有一个药械处，现在只有一个干部管理药械工作，也无力管好。商业部门只管销售，产品质量也无从管起。农机部对拖拉机、大农具注意较多，对药械则注意较少。以致农药和药械的生产和使用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严重地影响病虫害防治。(二)防治病虫害方针也有不够妥善之处。l 957年以前，病虫害防治方针，一直是“防重于治”，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我们有一套防治病虫害的办法、制度、机构、人员，取得了很大成绩，建立了防治病虫害的系统，培养了一支防治病虫害的队伍。1958年以后，“防重于治”不提了。起初只提“有虫必治、重点消灭”，以后又改成“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再到下面群众则提“不见虫不干，虫少了不干，虫多了再看，严重了再干”。强调“来了就打”，忽视了“事先防范”。大大地放松了“防"的工作。在这样方针的指导下，预测预报工作大部停顿了；植物检疫机构削弱了或撤销了；病虫防治的技术推广工作也无人专管了。结果病虫敌情不明，防治技术无人传授，病害流传毫无限制。过去治蝗工作搞得很好，设有“治蝗站”，蝗卵蝗蝻的动态都掌握很清楚，领导心中有数，防治及时。现在治蝗站撤销了，“侦察员"基本没有了，蝗蝻发现很迟，仓惶应战，工作被动。植物检疫站也没有了，农村农业农村部原植物检疫室有36人，现在只有6人。对内对外的检疫工作都放松了。在进口方面，从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进了马铃薯环腐病，从朝鲜带进了水稻干尖线虫，这些都是毁灭性病害，国内还没有发现过；在出口方面，l959年向苏联出口的大麻子，就因国内检疫不严，带有“四条姬卷叶蛾”，被退货并要求赔偿。对内检疫，由于大量调拨种子苗木，许多病虫随之蔓延扩大。如甘薯黑斑病，原只限于华北地区，现在则遍及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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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马铃薯块茎蛾是一个毁灭性害虫，原只在西南三省为害，现已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如继续北上，则华北马铃薯将遭到严重的威胁。柑橘黄龙病迅速扩展，严重地为害广东一带的柑橘生产；其他如蚕豆象、花生线虫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此外由于技术传授无人负责，也常常发生作物药害和人畜中毒事故。(三)耕作制度不合理的改变和水利设施的错误，也给病虫害扩展带来了有利条件。近年来农业生产上的一些“瞎指挥”，给了病虫害大量发生的机会。如水稻三改(间作改连作、单季改双季、秈稻改粳稻)后，早、中、晚水稻交错种植，加以种子混杂，便于螟虫取食繁殖滋生。l961年越冬螟虫显著增加。湖南邵阳每亩地越冬幼虫达10多万条；江苏一般在1万条以上；昆山城北公社耕作制度改变后，螟害损失达30％，多到70％以上。又如由于水利工程的设施不当，造成土壤盐碱化，给蝼蛄带来了大量繁殖的有利条件。山东菏泽专区有l600万亩耕地，原只有60多万亩盐碱地，现扩大到1000万亩，因蝼蛄为害而缺苗，也增加到20％左右；河北大名一向以出售优良马铃著的种薯驰名，有40年不退化的马铃薯，由于耕作方法的改变，现在也不行了。
(四)农药、药械的生产、供应和使用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农药原料没有全部纳入国家计划，有些重要的原料得不到保证。如高效有机磷所需的一甲胺及环氧乙烷就没有配套供应。又如国家进口了大量的滴滴涕原粉，但加工时缺乏乳化剂的原料蓖麻油，而用棉油或米糠油代替，因而药效大为降低，有的成了废品。如江西省1961年就因此毁掉了450吨滴滴涕原粉。结果国家虽拿出大量的外汇进口滴滴涕原粉，而治虫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另一方面却出口蓖麻油。如果我们少出口一点蓖麻油，多进口一点农药原料，一方面既可解决滴滴涕的乳化剂，使生产加工配套，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国内农药品种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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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药质量不好。由于生产、加工管理混乱，陕西于l 962年加工的2000吨可湿性滴滴涕颗粒太粗，不能使用；北京制药厂用进口赛力散原粉加工含汞量1．5％的赛力散，结果只含0．5％到3．5％，不合规格。此外，由于新产品缺乏一定的检验制度，盲目投入生产，也使农药质量不高，造成很大损失。如新农药“1240”由于技术没有过关毒性很大，积压2000吨，产值l600万元。
(3)农药的分配和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积存过多，有些地方又不够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赛力散1万多吨，“1605”和“1059"2000多吨，“六六六”l 0多万吨，需要合理调配，发挥作用。另外还有些药效不明，或存放过久，药效降低或完全失效的农药，需要检验清理，合理应用。
(4)对高药效的“l605"和“l059"农药又限制过严。农村农业农村部门不准在粮食作物上应用。这两种农药在美国、日本早已大量使用，对防治螟虫具有高效。广东顺德、上海南汇都分别进行了几十万亩大面积用“1605”防治蔬菜害虫和螟虫，效果很好。不少地方的农民已有了使用这些农药的经验。不准应用，意见很大。有些地方之所以发生中毒事故，主要是管理不善，误食误用，不按操作规程使用的结果。
(5)药械上有些问题。如规格型号不一，大量损坏失修，据全国不完全估计，大约有药械860万架，1／3已成废品，1／3需要修理。另库存l 00万架手动药械，其中70％多不能用。7000台动力药械也大部积压，需要处理。
(五)农药和抗病虫种子的价格不尽合理，也影响防治病虫的积极性。“敌百虫"是一种高效的新杀虫剂，每斤售价3元多，利润较大，而可湿性“六六六”每斤售价仅3角5分，这样不但影响了新农药的推广应用，而且长期使用一种农药也容易使病虫害产生抗药性，降低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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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柑用农药防治的上等产品，收购每斤8分，而未用农药防治的下等产品，在市场上却售价每斤3角。种子和粮食一样价格，也影响国营农场繁殖种子的积极性，不利于抗病虫品种的推广。
(六)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一方面有不少主要病虫害亟待研究解决；一方面植保的科学研究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展。目前我国植物保护的科学水平大约落后于美国三四十年，落后于苏联二三十年，现在我国植保科学的研究队伍组成很不合理，从事于理论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就有200多人，而直接从事研究病虫害防治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虫害研究室才有12人。就植保所的全部编制来说也很少。该所原有132人，精简后只有40人。老专家曾省先生没有一个助手。地方植保研究所更为严重。
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也没有充分发挥，目前植保高级研究人员有70％在高等院校，他们因助手和经费等限制，未能很好地进行研究工作。如研究柑橘黄龙病的林孔湘教授，只有一个科研助手。研究棉花黄枯萎病的仇元教授因无专款，为了l4元买一双水桶，经过长期反复研究才得到解决。这种情况在各地相当普遍。此外，有些单位培养了10多年的技术干部随意调动。这就大大不利于植保研究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三、我们的建议
(一)加强植物保护重要性的教育工作。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在适当的会议和文件上强调植保工作，人民日报应就植保工作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作用再次发表社论，并报导植保的先进事例和研究成果，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植病知识"与“昆虫知识”自1960年停刊以来，广大读者纷纷要求恢复这个刊物，我们建议把这两个刊物合并为“植物保护”通俗刊物，以适应基层植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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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需要。另外，基层农业行政干部对植保知识需要也很迫切，应组织各方面科学技术力量举办短期训练班，广为传播植保科学知识。(二)根据“防重于治”的方针，应恢复和健全过去行之有效的植物保护工作的制度、办法、机构和人员，迅速消灭或控制农作物的主要病虫害，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一个有力的保证。为此，我们建议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1)恢复原技术推广站的设置。每站至少配备一名植保技术干部，负责病虫害预测预报，传授技术，防治示范，组织推广等工作。过去一般每个区(县以下的区)都有一个技术推广站。省有预测预报室、专区有中心站、县有测报站。现在根据简兵精政的精神，县以下的技术推广站至少要配备一两名植保干部。农村农业农村部虽已做出恢复技术推广站的决定，但很多省区没有设立起来。我们建议至少把植保干部先配备起来，把过去搞植保工作的干部尽可能地调回原工作岗位，以便于植保事业的开展。
(2)修改并重申国家植物检疫的规章法令，恢复和健全植保检疫机构，加强对内对外的植物检疫工作。建议由农村农业农村部负责召集有关部门(林业、农垦、外贸、铁道、交通、邮电、民航)共同研究对内对外检疫法规，重行审查检疫对象名单，经国务院公布实行。恢复和充实农村农业农村部植物检疫实验室，并设置检疫苗圃。恢复和健全省植物检疫站，配备必要的人员，把植检工作搞好。
建立无病无虫的种苗繁殖基地，有步骤地解决目前种子混杂的严重状况，使优良品种得以充分发展其优越作用。
(三)积极处理现存农药、药械，立即使其发挥应有作用，为争取今秋明夏的较好收成，提供有力的条件。建议由计委、经委、科委、农业、化工、供销合作社，共同组织工作组，分别检验、鉴定，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农机部组织力量，提供原料，迅速修复现有药械，动员各方面力量，争取在今年防治水稻螟虫、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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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虫、地下害虫、小麦拌种等方面应用。(四)开放“1605”及“1059”剧毒农药在粮食上应用。建议农村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科委召集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合理地扩大剧毒农药的使用范围，开放对粮食作物的应用，并订出若干必要的规定。加强宣传教育工作，除有经验的地区继续使用外，其他地区应积极进行示范，在推广使用以前，必须做好药剂毒性示范和防护准备工作，训练技术干部，使其对剧毒农药的基本性质和使用方法有较深的认识，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既要消灭病虫，又要保证人畜安全。
为了迅速减少稻螟的为害，建议立即安排用“l605”防治稻螟的试验，总结出一套安全使用的办法(结合适用于水稻田药械的设计)，为来年推广打下基础。
(五)在农药和药械的生产方面，我们建议加强生产监督和质量检查，把原粉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原料全部纳入国家计划，保证供应。
1)对“六六六"、“l605”的加工助剂如蓖麻油、环氧乙烷以及小宗新农药的生产原料如一甲胺(乐果用)、丁烯二酸酐(马拉硫碱用)、三氯三聚氰(杀草剂西马津用)以及药械原料铜、镀锌板等全部列入国家计划，保证质量。同时对国内可以生产的农药应适当减少原药及成品进口，并减少蓖麻油及水银等原料的出口，以利国产农药的生产。
(2)抓紧农药的加工环节，各种农药的生产和加工，应由化工部统一管理。对现有的加工厂，应进行整顿，条件不具备的应停止生产，并在全国有计划的设置若干加工中心，改善并充实现有设备。
(3)健全农药、药械的领导机构，加强生产监督和质量检验。化工部应设专门管理农药机构，统筹安排农药生产。
对新农药品种的生产应先经农村农业农村部作药效检验，然后经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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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对于人畜健康的鉴定，合格者经农村农业农村部批准方可投入生产。美国、苏联都是这样做的。另外要加强农药产品的检验，必须经厂的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农村农业农村部应设检验机构，抽查质量，不合格者不得应用。药械生产应统一由农机部统筹管理，统一计划，规定型号，供给零件，保证质量。
(4)为了解决小量农药样品的运输邮寄，建议由农村农业农村部召集铁道、邮电会同化工、公安部门，对现行“关于危险品铁道运输及邮寄条例"进行适当修改，以利农药质量的检查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
(六)合理调整农药及种子价格，对新农药产品在初生产成本较高时，为了便于推广供农民使用，国家可以考虑适当贴价；对大量生产成本较低的老农药，可考虑适当调价；对大量发生的严重病虫害所需的农药，也可以考虑适当贴价，以利防治工作的开展。种籽价格应高于粮食的价格。
(七)配备必要的人员，提供必要的条件，积极开展植物保护的科学研究。
(1)健全植保科学研究机构，配备必要的干部。建议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按原有人员40％精简(现已减70％)，设法调回已经调离的技术骨干。地方植保研究机构也不能精简过多。
(2)建立全国的农药研究中心。我国农药研究力量薄弱(全国约有60多人)、分散(沈阳化工研究院农药室、南京化工研究所农药室、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农药室)，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建议由国家科委、化工部、农村农业农村部共同研究，通力协作，成立全国农药研究中心。药械研究在农机部农机研究院成立药械室。
(3)积极为高等学校的植保教师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凡承担国家科学规划中植保研究项目的教师，在充分发挥学校潜力的前提下，都应当配备必要的助手，供给必要的经费和设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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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委拨出一部分科学专业编制和研究补助费。根据研究任务，拨给有关院校，由研究主持人支配使用。(4)建议各地科学仪器供应修理机构，把农业科学的仪器供应放到首要地位，对棉布、棉花、洋菜等一般研究用品，应给以保证。
我们这些意见不一定妥当，仅供领导参考，如认为可行，请批转有关部门办理。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注 释
[1]在这份报告后面，附有植物病理学科、农业昆虫学科、农药、药械学科、植物保护学科方面的66名科学技术人员的署名，其中大部分是各该学科方面的知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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