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两个文件的说明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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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

      请审批的文件有两个。一个是科学工作十四条，准备在研究机构中宣布并试行。一个是若于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从十四条中抽出七个政策问题，准备在研究所党内讲清道理，帮助干部搞好工作。

      问题是从去年冬天开始摸的。最初摸五院，后来摸科学院。发现研究工作时间很少，不到3／6党员研究人员更是一个星期做不了一两天工作。因此，以国务院名义下通知，坚决保证5／6，让矛盾进一步暴露。今年春天，上海开神仙会，科学院在北京开会，发现科学人员心情不舒畅，党内外青年老年的研究人员都有不少意见。因此找几个所深入试点。北京、上海合作，在杭州讨论，搞出十四条和请示报告。回北京后，科学院开北京、东北地区党员所长会议讨论修改，党内外高级科学家也讨论修改，产业部门挑选了钢铁院、地质院、农业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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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聂荣臻关于科学工作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及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工作十四条意见，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等都发了言，一致认为是个好文件。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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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小组、科委、科学院党组讨论修改几次，文件报中央前请定一、康生、郭老、际春、周扬、徐冰、龚子荣等①同志提过意见，改了一个多月。

文件的目的是划清政策界线，纠正一些妨碍我国科学发展的做法，使党在研究所中的工作搞得更好，领导转向主动。七个问题，主要的是三个。一是对人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关键是对红与专的要求和做法。二是对学术工作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三是党组织的领导方法。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政策，才能使党领导得更好。

一、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我们对研究所、对科学家的主要要求是什么? 过去很不明确。这次明确提出：根本要求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本任务做不好，其他活动再好，也没有用。

      对研究人员，红的标准是什么? 也不明确(今年年初，在广州时就和定一同志谈过)。普遍偏向是宁左勿右、要求过高、过急，不加区别，主次不分，求全责备，乱戴白专帽子。反右派以后，剩下中间派和左派，在中间派和左派中乱拔白旗，开展斗争，结果是把业务上好的、参加活动少一点的一些人斗成“白专”。有些很好的党员科学家也受批判(例如：戴芳澜，微生物所所长，在所内像个小媳妇似的)。许多人不敢钻研科学。而且，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也没有好处，红也红不了，专又不敢专，得到相反效果(例子：洪水皆，31岁，l955年大学毕业，业务上拔尖，政治上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心脏病不愿下去劳动，对开会、运动时间太长不满，被认为是政治危险分子。张里千，32岁，和波兰科学院士合作研究写数学论文，苏联也译载他的文章，因为一些小事情，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把他调来调去，不让他搞业务。周家炽，科学家，去过延安，后因病回昆明。一直拥护党，左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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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坚持要系统研究病毒，反对党员副所长浮夸，被戴上反党的罪名)。

这次规定，红的初步标准两条，一拥护党的领导，二拥护社会主义。毛主席六条政治标准核心是这两条，小平同志报告中左派标准也是这两条。科学家要学马列主义，但不能要求自然科学家像党政干部、社会科学家一样，也不能要求每一个科学家都达到党员标准。

就是够不上这两条红的初步标准的人，只要一爱国，二愿意搞科学，我们也要团结他们，用他们，只有用他们，才能帮助他们进步。

红不是空洞的。不能只看活动多少，只看嘴上讲得怎样，更要看实际工作表现。许多人经过十年八年的考验，经历许多运动，能够在我们社会主义土壤上搞科学，积极工作，开花结果，就绝不能说人家是白了，应该说，这是他们红的一定表现。白专的批判不好，似乎专了就必然白，搞得大家都不敢搞工作，其实对我们很有害，建议废除。一个人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就是白，是右派，批评他的政治问题就是。不必说他是“白专”。

要求工人生产产品，要求农民生产粮食，要求科学家出研究成果。十四条在下面讨论，许多科学家、青年都说，“今后要我们拿出货色来了，要求真正为社会主义提供成果了"。过去研究所党组织实质上是有点被动的，科学家老埋怨没有给他时间，而且事事由党员决定指挥，做不好，科学家也不负责任。现在这样一转过来，给他时间，要他百家争鸣，要他拿出货色来，这一下子，我们就主动了。

“红与专统一’’的认识问题解决了之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要改进，这样5／6时间才有保证。现在用带兵、带农民的办法来搞知识分子，时间费得多，收效很少。搞学习和开会，形式主义，时间拖得很长。如：有的研究室，都是大学、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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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每天有一个人念报，大家听着。此外，下放劳动(本来在试验室、工厂、试验场就已经是劳动了)、民兵训练、欢迎外宾、修广场等等，都占很多工作时间，效果也不很大，这次拟规定科学人员可以免除。业余时间要给他们读书、做研究，不要乱占用。

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培养人、用人当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现在有一种风气，反对人家成名、成科学家，因而也就不承认个人研究，不承认水平有高低，成绩有大小。出了尖子也要削平。《人民日报》就登过，说“力争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这句话，是一个具有浓烈麻醉作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口号。l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社论是个好社论，批判也是很对的。但是把力争成为世界闻名科学家这一个抱负，不加分析地作为资产阶级口号，这就偏了一些。其实，我们成名的科学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只有老一辈的，新的没有出来。强调集中学习，就不能个人看书；文章不能写个人名字；登记科学成果竟然找不到人名，都是什么室、什么组。对有成就的人，不是爱护培养，反而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些做法不改变，我们的人才是出不来的。今后要采取三个具体作法：一是开名单，对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最有希望的青年，重点培养，重点支持，像乒乓球培养国手一样；二是每年给科学院基础学科研究工作挑两百名左右优秀的大学生；三是今年内解决一批科学人员的提级问题。

保密问题，也是使用知识分子的一个问题。现在保密范围过大，而用人越来越窄。许多尖端的硬题目，只有一个两个青年学生去攻，这对我们技术过关是不利的。要正确地进行密级的划分和人员的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表现；有问题看大小”)。已由韩光同志约公安部、保密委员会等商讨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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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过去执行中有些问题，主要是界线没有划清楚。把学术问题和工作问题，引申成为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来批判；把思想问题又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搞得不同意见不敢发表，科学家不敢讲话。党组织粗暴地轻率地对学术、科学问题做结论，形成工作中的瞎指挥。有时把具体工作中不同意见，提高到两条道路来斗争。乱贴标签之风盛行，摩尔根②学派，1956年摘了“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帽子(中宣部、科学院、教育部在青岛开会摘的)，这两年又被戴上了，有人还认为青岛那次会是促退，是右倾。许多大学里批判牛顿③力学，其实现在上天也靠牛顿力学(如：第一宇宙速度④每秒7．9公里，就是用牛顿力学算的，火箭掉了以后用惯性飞，也是牛顿定律；喷气的反作用力，也是牛顿定律)。有人要打倒欧几里德⑤，把数学体系打乱。只有原子能数学、火箭数学，而不分什么几何、代数、微积分。在乱批判当中，把毛泽东思想的标签乱贴一气。这不是尊重毛泽东思想，是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是把它庸俗化了。此外，各部门、各地方定的技术政策，有不同看法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因此，许多有益意见听不到(例子：批判疏花疏果---疏花疏果。就是把花适当稀疏以保丰产。对于很多果树是适当的。1960年3月农业科学院在长沙开会，批评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许多人，农村农业农村部也以保花保果作为政策来推行。结果各地反映很多，旅大地区一直是疏花疏果，感觉很难办，请示市委书记，市委说可“因树制宜”，才顶住了。浙江对橘子保花，因而减产)。这对我们事业很不利。

这次规定了一些界线：如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要分开，同时要看本人的根本的政治态度，区别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朱冼⑥事例——朱冼著《生物的进化》一书，全书6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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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价值，古今中外，材料丰富，有错误观点的不过是少数几节(宣传生物互助互爱)。去年4月在上海开学部大会时，曾经要拿出来批判、登报)。分不清楚的时候，先按学术问题处理，具体的技术政策可以讨论等等。双百方针的执行，定了三条，一是党来领导，而不是学派垄断；二是四个互相(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三是三个尊重(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

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要有全面、长远观点，反对狭隘的理解。让科学家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搞一点小自由。同时，过去“以任务带学科"这个口号，引起一些片面误解，这本来是一个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不要把搞理论研究的人都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从学科出发来研究，也是需要的，文件中对此作了说明。

      三、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要改进。同志们大都是好心好意，很辛苦，但是做了许多蠢事，今后要提高领导艺术。规定：(1)党组织对学术工作的领导，应该充分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展开民主讨论，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去做决定，通过科学家自己去贯彻。而不要我们来包办代替，独断专行。(2)科学技术人员要有负责制，科学技术问题要他们负责。现在，许多研究所中，乃至许多工厂中，科学家、工程师没有什么发言权，没有责任，都是书记或首长独断，没有使用他们的长处。这是不对的。技术问题，就是要他们负起责任来。(3)党员个人，在政治上当然要贯彻党的决议，在学术上却不同，他的个人学术见解，并不代表党，党也不要要求党员个人一定要拥护什么学术主张，反对什么学术主张，应该完全自由、平等地参加学术讨论。(4)研究所党组织是全所的领导核心，两种方式(党组或党委)都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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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的支部，性质同机关支部一样，起保证作用。

以上就是两个文件中的主要问题。在十四条中，还规定有许多提高质量、深入工作、培养干部等措施，提出敢想、敢说、敢干和严肃、严格、严密相结合，提出对青年要加强基本训练等等。

总之，近一年多来，我老是在考虑和调查这个问题：怎样使我们的科学发展更快一些?现在有一些严重的偏向，下面思想上片面性很大，总觉得“老年人拍手称快，青年人努力钻研业务”是个坏现象，似乎搞得大家都苦着脸、心情很不好，才是斗争性强。有些作法搞得研究机构中人心很不舒畅，学术民主空气很差，妨碍我们出成果，出人才。我们各级领导部门过去对政策界线和任务交待不清楚，要求又偏高偏急，是有责任的。因此，凡是领导上的问题，我们都要担起来，并教育和帮助所里的同志改进工作。现在干部有两个毛病。一娇，听不得批评，光要你称赞他九个指头，一提到有些问题要改进，就是否定成绩，对领导也是如此，可见对下面就更甚了。二是有畏难情绪，最近有些困难，工作的要求也提高了一些，就畏难退缩。要批评，也要鼓励，要帮。科学和生产不同，工业生产中，机器是转动的，不管怎样，干活不干活还看得出来．农业生产搞不好，收割时马上就反映出来。科学则是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的创造性劳动，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不调动他的积极性，他本人思想苦闷很大，就拿不出来，他表面上在做事情，其实脑子在怠工，你也没有多大办法。因此，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调动广大的年老、年轻、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十分重要。

十四条意见在党内外科学家和青年研究人员中反映非常强烈，看来是开始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了。十四条的情况和在科学院试点、讨论的情况，请劲夫同志简单汇报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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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定一，即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
      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郭老，即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际春，即张际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扬，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徐冰，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龚子荣，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2]摩尔根(1866一1945)，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在孟德尔遗传规律基础上创立基因学说。著有《基因论》、《实验胚胎学》等。

[3]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他在伽利略等人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建立了成为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在光学方面，他发现光是由不同颜色的单色光构成的，这一发现成为光谱分析的基础。在热学方面，他确定了冷却定律。在天文学方面，他预言地球不是正球体，并说明岁差现象。在数学方面，他建立了微积分学的基础，还创立了二项式定理。

[4]第一宇宙速度，指飞行器飞行速度具为每秒7．9公里时，就和地心引力平衡，环绕地球运行，这个环绕速度就叫第一宇宙速度。

[5]欧几里德，古希腊数学家，所著《几何原本》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数学著作。

[6]朱冼(1899一l962)，实验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他重视科学研究为生产建设服务。主要著作有《生物的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