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察冀军区卫生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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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同志们！

卫生会议开了几天，今天就要结束。全军区卫生部门有许多应兴应革的事情，在姜部长[1]的报告和同志们的发言中，提出了很多。由司令部审查后，有哪些工作应该做和怎样做，将以训令发布；有些属于专门性质的问题，昨天殷主任^[2]已经解决了。我只就感觉到的问题与希望简单讲几点意见。

我们的卫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两三年来都是这样。一方面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另方面，这时候正是休养员比较少，一般的工作比较闲，便于我们开会。这里我想把三年来（一九四0至一九四二年）军区卫生工作建设上的情况概略地比较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取得了许多成绩。

记得白求恩同志在临逝世前的遗嘱上讲到今后卫生工作时，曾提出疟疾病的严重性，建议要准备大量奎宁，预防与治疗疟疾。可是那时我还是忽视这个问题，我们卫生机关也没有把他这个遗教变成现实。那时我总觉得在北方疟疾不会象南方那样严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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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讲话原载一九四九年十月《河北省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一九八四年十月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三期上重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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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红军在南方的确感到疟疾是很大的威胁，一到陕北就少了，没有普遍流行过疟疾。在一九三七年秋后和一九三八年，我们住在五台，觉得蚊子很少，没有看到疟疾，到河北后，才发现疟疾，但还不严重。所以那时白求恩讲边区最严重的病是疟疾、痢疾，应大批准备奎宁，但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结果，疟疾从南方传来后，发展得比南方还严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自一九四0年以来，在部队中、居民中疟疾患者的死亡率相当大，这说明我们对药品的准备是不充分的。病后怎样调剂营养，怎样恢复健康，我们也注意不够，许多人病后一般患水肿或贫血，因而增加了死亡率。后来对疟疾的严重性大家才有了足够的认识，从一九四0年后在药品的准备上也比较充分了。一九四一年反“扫荡”前后整个部队用了很大的注意来预防与治疗疟疾，做好病后恢复健康的工作。虽然三分区疟疾普遍严重，但比一九四0年冬季一般要轻些。我手头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知道由于治疗得法，尽管去年环境比前年还坏，可是死亡减少，健康恢复较快。今年疟疾还是严重的，可是比去年减少，这从各部队死亡统计及健康情形中可以看出。对于痢疾，我们并没有因为不是主要威胁而忽视。在边区痢疾还相当流行，但今年比往年要轻些。冀中部队今年病员特别严重，是出干部队在反“扫荡”中辗转苦战，在青纱帐中长期露营，饮食不按时，以及战斗紧张，由生活较优的平原转到较贫困的山区，医疗工作跟不上，卫生设备不健全，所以病员就多。但北岳区部队今年的卫生准备却比哪年都有进步，病员及死亡较往年减少，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药品方面，我们虽处在困难的条件下，但始终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药品。譬如在战争环境中，我们外科药品却不感到缺乏，还有够一年使用的储积量，纱布棉花没有间断过供给，并且质量不比外边医院差。又譬如内科特效药象奎宁等，虽然分发上还有毛病，但病人能吃到，能按时供给。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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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中药的制造和代用品的采用上，也有相当大的数量，即炮制亚砒酸生命素等已达一千磅以上，使患疟疾病的人能普遍吃到这种有效的补药。这同国内战争时期相比是要好得许多的。

再就医务干部的培养与提高上来讲，我们同样取得相当的成绩。正如昨天姜部长所报告的，国内外的医药专家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从国际方面来说，白求恩、柯棣华等对边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去年反“扫荡”正激烈的时候，我曾接到“美国援华委员会”为五台山区八路军寄赠一千五百个床位的经费、药品的电报；美、英、印“援华委员会”对我们都抱着巨大的同情，在物资上给予许多帮助，只因交通困难及种种原因，许多药品我们没有收到。另外国内许多专家也贡献了许多力量。“白校”[2]在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医务干部的培养上，几年来已有相当大的数量与成绩。这便是我们辛苦创造与培养的结果。但有的同志觉得还有许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我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局限于狭隘的经验，必须追求科学，向专家们学习，因此才发现有许多疑难问题尚未解决，这正是表明我们的进步，同时也表明了对专家们的信仰。只要我们力求进步，我们就真正能够进步。

我想，在今天的会议上，如果只拿一年的工作来看，还不足以表现我们的进步，如果把三年来的卫生工作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一年比一年进步，这是我们应有的认识。

但我们对这些成绩是否就应满足呢？不能。我们还有很多弱点。就整个后勤工作来说，卫生工作还是最薄弱的一环。昨天卫生部门及政治部门许多同志发言中举出了一些严重的现象，如马虎医治，草菅人命，不关心伤病员，贪污浪费等，在有些医院中存在着。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卫生部门担负，同时要依靠整个军区部队帮助克服与整顿。我们大家都应该重视这个部门的工作，不能只怪政治工作保证不够，或者说卫生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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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搞好，或者单纯归咎于管理不好与卫生机关人员质量差等，应该从多方面去追究与了解。在座的同志都要负责，发言人也不能推托责任。关于卫生部门人员的选择，在今天有重要的意义，这点以后再讲。总之，我们的缺点是存在的，有些严重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必须克服与肃清，才能把卫生工作健全起来。卫生建设在整个后勤工作中是很繁重的，如果在敌后根据地搞不好，就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苦恼，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战斗力，甚至影响到对战争的领导。

在物资供应上，我们曾用很大力量来解决。供给部门对伤病员的给养用品是注意到了，是有办法的。譬如白面、大米如何调剂，烤火费如何规定，如何消灭伤病员身上的虱子，置备衣服、垫子、被子等都做得还周到。至于这些东西用了多久，破了多少，我们各卫生部门是否有统计数字呢？一般是没有的。

就药品方面讲，不管中药西药，我们不惜耗费巨款去购买，在这方面，我们不曾吝惜过一个铜板，开支比工业部造枪械费的钱还多。但有些我们用得不适当，也没有很好考虑这个问题。譬如有的药品存放了三年还没有用，有些在窑洞里烂掉了，有些药品买来就是假的，浪费了相当的经费，我们今天还感痛心。有的地方病员还是很严重，譬如工业部^[4]南厂，因为工人普遍患病而不能开工，就把工厂变成医院，一直到十一月才开工。又如休养三连，平时伤病员没药吃，搬家时却把整磅奎宁丢掉。还有发下的衣服老在库房里放着，而伤病员却没有衣服穿。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给予伤病员很大痛苦。前年在吊儿^[5]开会时，我曾提出预决算制度，依此可以看到每月消耗多少，以防止浪费，但至今尚未做好。昨天李副部长^[6]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各方面节省都不能把这个部门的亏空补起来；最令人不满的，就是钱用了好多，但伤病员却遭受莫大的痛苦。这问题曾一再提出，亟待克服与纠正。

在技术方面，虽然我们整个来讲是提高了，但还很不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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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许多专家，正可以做没有成“家”的人们的老师。我们技术差的同志应虚心向他们学习，向他们提出疑难问题。实验的精神是应该发扬的，但必须具备一定把握，不要以人命做儿戏，把人实验死。西医是科学的，但仅有书本上的一点知识，不能认为了不起，那还是教条，没有足够的经验是不行的。同时西洋人与我国人无论从体质上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从文化与体育发展上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曾经是对的，在我们就未必对，如果硬用他们的标准来看，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肺病患者。所以我们在学习与吸收外国东西上，还要细心研究，不但要有科学根据，尤其要把握科学适用的具体对象。一方面要追求科学，一方面不要把科学变成教条。须知一件事物，即使有科学根据，并不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都适用的。

这里，讲一讲我们对专家的态度问题。首先从白求恩讲起。他初到边区时，不大了解敌后游击战争环境的特点，不了解边区物质生活上落后的情形，一开始就提出建设模范医院的方案，规定要哪些设备。当时我很为难，因为照他那样做吧，行不通；但加以拒绝吧，一开始就给他一瓢冷水也不好。当时我便想折衷的办法，不根本推翻他的意见。我告诉他说：“你的办法是科学的，不过不能运用到具体环境中来”。当他在耿镇布置医院房子一时弄不起来时，我说好吧，在一切尚未妥当前暂且改造一下庙宇，把建筑计划暂放到第二步吧。接着伤病员很快就来了，组成了白求恩“模范医院”，实际上就是在一座破庙里搞起来的。经过不久，到九月二十日，敌人从平汉线、从五台山出动“扫荡”，白求恩“模范医院”不能不搬家了，先后搬到合河口、长峪等小村里。他说分散倒好，老乡都很好，对伤病员没有妨碍。我说：“那么房子不要建筑了吧。”这就是说，他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科学的一套，拿到今天这敌后游击战争与经济落后的环境里行不通，他才改变办法，分散建设医院。一九三九年他到冀中，经历了一次反“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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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得到了怎样打仗、怎样流动、怎样救护、怎样搬动医院的经验，回来就在和家庄写了一本《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把红十字汽车换成骡子，做好架子，把汽车司机换成马车夫。这种改变就是把高度的科学知识运周到边区的具体环境，是很科学的。正因为他有科学的基础，才会想到在这样环境下怎样做到科学化。今天汽车在边区之不科学，正如骡子在美国之不科学一样。可是他的遗著，我们是否很好的研究过呢？我们口里时常叫科学化，可是在现在环境怎样才叫做科学化呢，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小问题，不值得注意，其实这正是具体的科学问题。我们读过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觉得它与白求恩的著作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一个皮包多么大，带几支红兰铅笔，需要什么小刀、几张纸都具体的规定出来。同样的，白求恩也把一个医生要带好多碘酒、棉花等（一般人认为零零碎碎的问题），都具体周密地规定出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每件事情都经过脑子想过，不是随随便便处理问题的。这些，他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再就是北平东交民巷电灯公司工程师布朗斯基来到边区，在谈到工作问题时，我说：“你还是回荷兰去吧。”他说：“我已无家可归，这里有什么工作可做，还是留在这里做点工作。”我说：“好吧，你先到边区看一看，是否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可以工作。”结果是，他提出要有什么机器才行，否则他没有办法。结果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土工程师，送他到重庆去了。今天我们工业部没有一个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可是许多东西可以做。我们今天在战争中消耗很大，就要依靠“边区科学家”。不要以为“边区科学家”这个称号对他们是贬低，要知道别的科学家的办法未必在边区能用。为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今天自力更生的困难条件下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边区科学家可贵的地方。班威廉[7]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大学教授，他对于边区科学家备加赞扬。他说：“在今天环境下能够造出东西，才是真正的科学家；今天在艰苦抗战中他们成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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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那么在反攻后新中国的建设上，他们的岗位也将是很重要的。”这是外国科学家对我们边区科学家的科学态度，我们对之应有足够的估计。昨天殷主任讲到外边的大学教授、医生认为只有在某种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器材与手术室才能治病，但今天我们的手术室却只是一座小房子，同样可以截肢、接肠子、装人造肛门，做好了许多相当繁难的手术。如果一定要协和医院那样的条件，那么在边区根本就不能施行手术了。那些人顶多只是那个地方的科学家，而不能成为边区的科学家。边区的科学家是能够在边区现实环境下想出办法来。一面不否认科学，一面要使科学运用在具体环境，这就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对科学应有的态度。

我们卫生部门的专家，不是轻易称“家”的。所谓“专家”，必须有长期研究和创造，有专门的知识和特长。在医务方面，过去我们曾集中我们的专家干部队和学校，使他们在培养干部上，在医务治疗上，发挥了威力；今年还把他们组成“医药指导委员会”，成为边区医药界的权威组织，全边区医药技术上的问题都要服从它的指导，这是很有意义的。在教学方面，他们需要了解全部队、全边区的卫生情况，加以研究整理后，提供大家执行，发挥治疗的威力，并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使学生不会停止在书本教条上，而能与边区的实际联系起来。昨天殷主任要求大家多提问题，因为问题越多，则研究的材料便更充实，更有进步。三分区能多提出问题，是很好的，这比他们到各处去询问要好得多。殷主任指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反映问题的材料还是太少，或不具体，缺乏必要的材料供专家们研究解答。今后应多提问题，并注意具体。“医药指导委员会”将给予边区医药界很大的帮助，今后除他们本身研究问题外，还要解决下面所提的问题，以发挥它的力量。今后医药方面的许多争论问题，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最后的结论，也只有这里才能做这个结论。这是我们尊重专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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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专家信仰的措施。

关于开展边区卫生运动问题，这问题老早即已提出，可是没有搞好。今天重新提出，就要进一步想法去进行。但是仅仅组织一个委员会，没有人指导是不行的。譬如厕所问题，关系着边区的经济与文化，因为它是供给农业肥料的来源，不能完全埋掉，又没有那么多石灰去完全消灭蚊蝇，但是适当地减少其数量与多填干土，是可以办到的。再如取缔小摊贩卖零食不讲卫生的问题，可与公安局协同进行。关于整个卫生运动，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建议边区政府，说明预防明年疟疾、痢疾流行，在人民群众中发起卫生运动的理由和办法。一方面教育宣传，一方面从行政上督促检查，切实执行。

目前在医院工作上存在着多头领导，常常不能解决问题。今后卫生机关的工作要改变，实行领导上的一元化。现在一个机关中有行政系统，有医务系统，遇事互相掣肘，妨碍工作。今后明确规定卫生机关的任务，是“一切为了伤病员”，怎样进行治疗，保证早日出院，恢复健康，减少死亡与残废。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卫生部门工作的中心。它的指导以医务人员为中心，行政工作要适合医务工作的要求，政治工作也同样。如果说政治工作在战斗部队的任务是怎样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那么卫生机关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医务治疗工作的完成，要适合于医务工作的要求。一个指挥员计划部署错了，政治工作怎能保证其必胜呢？同样一个病症，医生诊断错了，处方错了，政治工作又怎能保证其痊愈呢？所以今天卫生部门的工作不是谁重谁轻的问题，而是它的中心所在的问题。今后确定医生是中心领导者，决定一切医务行政，如伤病员的收留、出院、转院，不由指导员决定而由医生决定。医生决定某个伤病员需要什么东西，行政供给人员就应供给他。在一个部门有几个医生的时候，应确定众所公认较高明的一个医生为中心领导者，大家实行会诊，一切医务治疗，由中心医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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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把作风大大改变一下，不要把过去的东西一成不变，既然发现了缺点，就要断然去改正。有许多问题是专门的问题，我们既不是专家，就不要横加干涉与牵制，使之无法执行任务。更具体地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从政治上保证完成医务计划，保证伤病员迅速恢复健康，减少死亡、残废；保证工作人员与伤病员的情绪高涨，积极负责完成任务。医生的工作也要适合医院的特点，不能把连队政治工作那一套搬到医院里用。譬如连队青年队，号召每个青年成为一个好的射手，那么卫生机关青年队便有其具体内容。以看护员来说，应该号召他们每个人都成为爱护伤病员、关心伤病员的模范。一切为着医治伤员与消灭疾病，必须根据具体工作内容，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吸引医务人员参加政治工作，是对的，但其内容应与连队要求不同。譬如对一个医生来说，他的条件与品质就是对伤病员关心爱护，态度和蔼。吸收他们参加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要养成他们这种高尚的道德。不要使医生担负许多政治工作，否则会影响到他本身的工作。医生就是医生，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诊断、治疗与消灭疾病上，好象战斗中重要的指挥员一样，不要把什么工作都分配给他。同时医生本身也应该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与道德。每个医院确定一个医生作为中心领导者，其他医生应在他的意图下，帮助完成工作，服从他的决定。当然在医生干部的配备上，卫生部门应该慎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强的医生不要堆在行政机关里。所有医务行政机关与人员都应该接近病人，到医院中去。反对庞大的上层机关只摆大架子，一科一股的留着许多干部，而医院却没有好的医生，甚至只用看护员看病开处方。好的医生应该放在医院和前方治疗伤病员，只是堆在机关里做科长、股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今后除留下最低限度足以执行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员外，应大批派到医院中去工作。各级卫生机关要秉此精神来改组。

对医务干部问题，有许多同志的发言，我觉得不完全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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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提高技术，但不要对“白校”学生要求过切，估计过高。“白校”毕业的学生，在学校学习才告一段落，还要在工作中锻炼，吸收经验，所以不应对之估计过高，马上就分配很重的工作任务，使他力不胜任。今天提的过高，明天碰了钉子，又说如何不行，反会影响他的情绪与信心，使他消沉下去。这不是培养干部，而是糟踏干部，是不妥当的。因此，要求迅速毕业就不合适。学校本有一定计划与时间，不能提早毕业，如果让未成熟的学生统统毕业，不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卫生部门的其他干部，昨天有些同志认为后勤部门最“拉杂”。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管经济部门与卫生机关，干部的分配都是经过适当调整的。不久以前，我曾这样发誓：谁如果把不负责任的人往后勤部门尤其是卫生部门推，谁就是没有道德，没有“良心”。过去我们在这些部门是吃过亏的，受过苦的，可是今天已经逐渐解决着，并不是那样“拉杂”。在司令部和后勤部门，绝不要把在前线不负责的干部调来充数，在政治部也是一样。我们要肃清长期形成的不良作风，把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放在后方机关，常常做出最坏的事情，这就是没有“良心”。我想再没有比用“没有良心”一语更使人诅咒与痛恨的。

至于医院中同志们所提出的一些困难问题，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难解决。如果我们医务干部将上述医药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困难就减少了一半。有了医生，有了药品，还有什么困难呢，给养适当地调剂，没有人从中揩油，这问题也就可以解决。至于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供给方面的运输勤务人员问题，医务人员做其他工作太多的问题，这些在分区甚至在医院中就可以解决，用不着提到这里。譬如运输勤务人员问题，就可以召集附近村长商量，我们替当地老乡看病，请他们替我们搬运点柴、菜，大家互惠互助，我想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一定要从抗战勤务上来拨运输人员，可由分区与专区交涉，用不着由边区政府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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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办法，是找分区首长，让辎重队每月运几次粮食、柴、菜，也不是办不到的。此外蔬菜可以委托管理科代买一些，由辎重队驮回，也可以解决问题。这些如果都成为问题，那么工作中发生新的困难就更多了！至于看护员不断出差，影响到照顾病人，如果勤务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随之而解决了。

提高护士质量，今后可在“白校”附属医院实际训练。由各医院轮流抽调护士到那里实习，不是上课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批一批地轮流训练，逐次提高。因为现有护士大多受过训练，并经过几年工作锻炼，技术水平、文化水平是较前提高了，小的也长大了些，在现有基础上把他们继续提高是可以的。

关于医药统一购买问题，有些同志的观点很不对，卫生部不准他自由购买，他便要求按季节发给。是的，应该按季节发给，但我们是从外面去买，不能完全决定于我们，因为敌人不让我们顺利地购买。实际上军区不能按时发给，分区难道就能按时发给吗？我们过去的痛苦，难道还不知道吗？药品被奸商操纵，由于我们各自争购，弄得价格高涨，市场混乱，甚至影响到整个边区的金融。譬如本来值一百元的东西，由于大家争购，提高到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假如我们统一购买，他如继续上涨，我们就不买他的，奸商既不肯放弃这个唯一大主顾，就会自动减价。同时本位主义在有些部门中非常严重，他买到的药品，你要调一点就很困难，甚至在哪里买的也不告诉你，以显示自己有本事。同志们！大家是共同为着自己的军队服务，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一个部门好，其他的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办法？又有什么胜利可言？这种本位主义作风，失掉了共产党员起码的品质。我们统一购买、统一分配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关于随便带走器械问题，除了专家们自己的书籍、器械可以自由地处理外（也可以卖给公家），公家购置的一切东西，都不是私人的。每个医生调动时，一定要交代清楚，一把钳子，一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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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器，都必须留下。到哪里用哪里的东西，一切器械由公家统一分配，以有余补不足。那种随便带走公物，即是十足的私有观念与个人主义的表现，卫生机关应立即纠正，严格遵守制度。

关于中药问题，我不详细说。大家认为西药有科学的根据，是的，但因此根本否认中药，却是不科学的。今天只能说我们现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分析中药，并使之科学化。我们要学习日本人中药西化，日本医学中有汉医一科，用高度的西方科学知识来研究中药，得到了相当成效。今天我们要自力更生解决困难，就必须用中药来解决问题，真正用它来治病，绝不可认为只是用中药来应付一下，来敷衍塞责。中药是有效验的，否则我们何必每年花费巨款来进行这一“无谓的”事情呢？至于何种中药有效，能治什么病，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研究实验决定，是否科学，以实践为凭，并予以系统的说明。同时名目不要太多，应集中力量于几种特效药的制造。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今年准备一些西药，明年反攻时一切都可以解决，这样推断是不妥当的。我们自力更生，还要长期打算，不要认为反攻时一切都是甜的。反攻是什么呢？就是和日本决战。大战一到，一切都操在“四海龙王”和“火神菩萨”手里。我们不是成天听见上万吨的船只沉没和成千架飞机炸毁房屋、工厂吗？你以为反攻时一切都有，我却以为什么都困难，或没有。决战时期并非什么都是甜的，就是反攻以后，也不会马上得到解决。譬如荷兰工程师还要回到荷兰，把工厂恢复起来，制造好奎宁。还有船只运输问题，要经过相当时期才能恢复。那时“拜尔”大药房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上海中西大药房也许会被美国飞机炸坏，北平、天津也许没有什么药品，也许住在协和医院吃五台山的党参，发疟疾要吃扑疟酊。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艰苦地实现自力更生，这不是应付，而是真正要起死回生，治病救人。今后由“医药指导委员会”加以研究实验，并说明各种中药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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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用法，提出科学的根据，使医生与病人对它有充分信心，提高中药的价值。否则，明明是好药，医生、病人对之缺乏信心，以为是应付，在精神上已先起坏作用，就难以把病治好。“医药指导委员会”除本身工作外，还有许多问题，如把医生对伤病员的态度问题，伤病员对伤病员的态度问题，写成教育材料，用“医药指导委员会”名义公布，这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药商专门利用那些对人无补的“补药”敲诈发财，如象“维他赐保命”之类，对此我们曾作过决定、下过训令不准购买，但最近仍有干部病后以几十元购买请求报销，不予批报便说对他不重视。同时也有些医生以不负责的江湖态度对待病人，叫病人购用这些东西。今后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作一决定公布，给予科学的否定。此外，规定今后只有医生才可开处方，没有医生的处方就不发药和报销，这点也希望“医药指导委员会”加以说明。

以上这些重要问题，有的已经早有决定正在执行，我再次提到同志们面前，使同志们重新加以认识与正确执行。我讲的就到此结束。

    注 释

[1]姜部长，即姜齐贤，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

[2]殷主任，即殷希彭，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著名医学教授。

[3]白校，即白求恩卫生学校的简称。

[4]工业部，指军事工业部。

[5]吊儿，即河北省平山县吊儿村，当时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

[6]李副部长，即李荒，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副部长。

[7]班威廉，即英国人威廉 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