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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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一月）

这一次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1]与今年三月十二日的上海和八一的南昌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兵士的武装暴动，直接解除敌人的武装，夺取敌人的政权。但广州的暴动，比上海、南昌更添特色的是：

一、参加暴动的分子有工人、农民、兵士。所以这次的广州暴动，是工农兵群众的大暴动。

二、这一次暴动的旗帜都是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三、这一次的政权，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所以，这次广州暴动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暴动，虽然它的政权仅仅保有四十八个钟头。

至于这次暴动后，对于敌人营垒中的影响——中国一切军阀的崩溃，一切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与苏联的关系，我且不说，我要说的是这四十八个钟头中的工作，可以作为我们将来工作中经验教训的部分。因为过去五十几年的巴黎公社，我们还常作很重要的功课不断地去研究它。列宁同志得到巴黎公社的经验，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方

*  这是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时，为总结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而写的，一九二八年曾发表在《广东省委通讯》第七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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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在我们眼前过去的事实，我们怎能不去寻得经验呢？

我以下所说的是我们在这四十八个小时中的工作缺点或错误。

一、起事前，在党内和在工人群众中缺少宣传与煽动工作。当起事时，党员尚有不知其事者，因此参加各种工作的甚迟缓。在举事前两点钟左右，有一位负责赤卫队工作的同志报告说：当他去召集赤卫队时，有位手车工人说：“我们的车子还没有拉完呢！”这便是证明宣传煽动工作得不够。

二、党的指挥机关缺乏指挥工作。在暴动的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而外，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关来指导一切。在十一日晚上，各部分的同志都在问：“开了会没有？”这句问话的意思就是说，广州暴动已经过了一天，广州市面虽然尚有一部分敌人未有肃清，大体说来，广州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但下一步行动计划还不明确。计算敌人反攻广州当在明天，即十二日，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一天，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当有一个讨论和决定。虽经催促好几次，在夜里十二点钟后才开会。会中不许讨论多的问题，也没有研究敌我情况，只是决定明晨四时先肃清长堤，再进攻兵工厂、河南[2]。下命令时已经两点多钟了，结果这个决定等于零。

三、政治方面

（一）虽然红旗招展于全广州市，虽然广州的政权已在工农兵大会产生的苏维埃手中了，但是广州的群众并未完全发动起来，十一日的代表大会流会，十二日到会者仅数百人。

（二）所有财政机关——除中央银行被焚外，大商店、阔佬、反革命的军政重要人物都未曾去触动他们一下。尤其是没有逮捕军事要人，使他们得以渡过河南去指挥军队，向我们反攻。若谓兵力不够分配而不去触动他们，其实并不要多的力量，只要派一部分赤卫队就可以牵制他们不能动。因为他们逃遁时都是很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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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带的卫队很少，甚至黄琪翔[3]出走时，连卫队的手提机关枪都抛弃在家中。

（三）消灭反革命委员会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实际是不如反革命宣传的“红色恐怖”那样厉害。所杀的大都是反革命走狗无名小卒，有时赤卫队捕的人找不着人去理会，有的当时执行枪决，有的便关在一间屋里共百多人，退却时全数出来了，向革命进行反扑。

四、财政方面

事前就没有太注意财政问题。所有的兵力分配，差不多都是对付军事机关。第一步军事计划实现后，亦不曾分一部军事力量去占据财政机关，没收敌人财产，使敌人得从容布置，用军舰保护中央银行。因为如此，所以长堤之敌亦不能肃清。为肃清长堤之敌而放火，火便从中央银行烧起。结果苏维埃政府的各机关连买小菜的钱都没有。

五、交通方面

不但在广九、广三、粤汉[4]三条铁路上未有大的破坏工作，以阻止敌人前进。占了广州后，市内的电报、电话，敌人还在利用它调兵遣将。

六、军事方面

（一）这次军事方面的指挥亦没有一个健全的指挥机关，叶挺[5]虽为红军总指挥，而事实上能指挥者仅有参加起义的各部分军队，而赤卫队方面就难执行其命令了，以致军事的指挥不统一。

（二）赤卫队之最好者为罢工纠察队份子，这部分赤卫队若能有好的干部指挥，与正式军队一样的有战斗力。至于其余的赤卫队就差多了，来领枪的是非常踊跃，都是争先恐后的，但是有的能放枪，有的不能放枪，甚至有携长枪而带短枪子弹的，有拿短枪而带长枪子弹的，有的携了枪便回家去的，还有派去担任其一种任务而不执行的，种种情形都有。这当然无足奇怪，在平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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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便没有注意赤卫队的训练，而中国的兵制亦不是征兵制。未经训练的民众，当然不会人人都知道用枪作战。但是我们要知道西欧的征兵制，工农都有受军事教育的机会，所以工人武装起来，便能与军队一样的作战。中国工人便不同。故以后在工人农民群众中要注意组织工作，同时要注意军事技术工作。

（三）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这个问题在平时是不觉得的，并且同志们常说技术人才不要紧，不一定要党员同志，只要听我们指挥的什么都可以。不错，白将军也有变为红将军的，但在那种危险的时候，不但一般人都不愿来，就是党员同志欠勇敢的也不敢来，来了也不积极参加作战。所以缴了敌人几十门炮，十几挺机关枪，仅有三四个朝鲜同志能用，多数利器都不能利用。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四）俘虏敌人炮兵、步兵有一团以上。步兵是新招募的，炮兵是北方的老兵，两种兵的政治观念都很薄弱。经派人宣传后，表现都很好。对于土地革命的宣传，将来要分土地给他们，饷银要提高，每月二十元等，他们尤表赞成。所以这部分兵，将教导团的学生调一部分来充作下级干部，便马上可以增加一团的兵力，但并未注意这个力量。

（五）不注意侦察工作。市委的各种组织中也有所谓侦察队的组织，但在这两天当中并没有见到一个敌情报告。故对在市内和四郊的各路敌人，大多情况不明，敌人一直冲到观音山，把警戒部队都打败下来，一部分敌人已经由观音山脚下绕道进到市内第一公园，省公署，以及大北街等处，才知道敌人来反攻了。这是何等的疏忽！

（六）退却情形——本来预先没有退却的计划。当十一日晚开会时，叶挺提出可否十二日退却以保存力量，当时遭国际代表[6]的反对。十二日晚军事紧急的时候，几位同志开会决定退却，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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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下退却命令而先走了。各部分军事同志和赤卫队负责同志也不知道。结果教导团方面大部分自己向北江方面退却了，但是赤卫队始终不知道退却，十三日敌人四面包围，欲退已不能退了，工农群众死亡的数目竟逾数千，大部分原因在此。

（七）因为无计划的退却，退却时又无命令，所有缴得敌人的武器，有数百箱子弹、大炮、机关枪等均不曾毁坏而又丢给了敌人。

（八）各部分军队情形都还好，教导团方面千多人仅有百多个党员同志，动作起来都能做到行动一致，而且都勇敢，比之打夏斗寅[7]时候要好得多。更使人注意的是四月十五日被捕之黄埔学生百余人，方由狱中出来，均长发而带白瘦的面容，一齐列队来公安局自请编制，发枪后即去作战，勇敢异常，是日未被枪击死，而劳累致死者六七人，犹不稍懈。此外，警卫团数连，宪兵一连，均有相当成绩。

（九）战术方面。各部分武装都不按巷战战术作战要求，尤其是赤卫队的干部，常常把部队置在小巷内或街头，遇敌一击即退。竟不知道既往各大街两边的大房子内，与敌人巷战。

以上便是我在这次暴动中所感觉到的一切，是否有当？同志们都可发表意见讨论广州的“巴黎公社”。

    注 释

[1]广州暴动，即广州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发动广州地区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武装起义。

[2]河南，指广州市珠江以南地区。

[3]黄琪翔，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二师师长。

[4]广九即广州至九龙，广三即广州至三水，粤汉即广州至汉口三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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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省惠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6]国际代表，指罗曼，见本书第六页注[7]。他斥责叶挺的正确意见是所谓“想当土匪”。

[7]夏斗寅，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率部发动叛乱，由宜昌东下进攻武汉。五月十七日叶挺奉命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及独立第一师进行反击。五月十九日武汉三镇群众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讨伐夏斗寅大会。五月二十一日叶挺率部击溃了夏斗寅部，其叛乱阴谋被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