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开拓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艰难辉煌历程（上）

周均伦

1955年10月，著名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拦，由美国回到祖国，成为中国发展导弹火箭事业的重要契机。为便于钱学森更快地了解国内有关情况，中央安排他到当时的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参观访问。当他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哈军工”）参观时，热心于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院长陈赓大将，试探性地问钱学森，中国能不能研制导弹火箭。钱学森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我们比外国人矮一截。”性格豪爽的陈赓高兴地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钱学森回到北京，彭德怀、聂帅、叶剑英、陈赓等在同他试探性的谈话中，进一步得出了中国可以研制导弹的结论，大家很高兴。受陈赓启发，当年12月，哈军工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3位教授给国防部写信，建议我军开展导弹火箭武器的研制工作。这两个动因，成了推动中国导弹事业的直接开端。

1956年2月，遵照周总理指示，钱学森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注：当时为了保密，国防航空工业就是指火箭导弹工业。）钱学森在意见书中说：“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航空工业应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3方面并进的方针。”   

与此同时，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报告，彭德怀、聂帅及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商谈，力主我国应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必须着手研究我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其他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的研究机构”（《彭德怀传》564页）。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后来又得到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关于中国要研制导弹、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周总理在看了钱学森的意见书以后，于同年3月14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开展导弹研制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会上，周总理委托聂帅负责领导航委的工作，并要求尽快提出航委成员名单。随后，聂帅向周总理并军委、中央写报告，建议新成立的航委，通盘负责组织导弹的研究与试制工作，协调导弹与航空工业方面研制、生产的方针、方向等问题。报告附了航委成员名单的建议。

3月21日，在第61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宣布聂帅负责领导军工生产、哈军工及航委的工作。4月13日，国防部办公厅通知，经国务院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委员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安东（兼航委秘书长）。聂帅从此开始了组织领导研制导弹事业的工作。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国家制订“12年长远科学规划”时，军队有关部门制订并经聂帅审攺的“12年国防科学规划”中，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导弹的初步目标：研制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射程15公里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这个规划被列为国家长远科学规划的附件。

4月17日，聂帅主持航委第一次会议，讨论航委的工作任务、方针等问题。第2天聂帅就会议讨论情况向周总理并军委、中央写报告，报告说：1、航委的任务不是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确定与掌握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支持、保证、检查、督促航空工业任务的贯彻执行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且密切各方面的协作，争取得到广泛支持。2、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制造；首先用于研究制造短、中程的火箭、导弹。3、为争取尽快进行火箭、导弹的研究、设计和生产，拟采取以下措施：在航委下成立一个进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业务局（以下简称五局）；成立以钱学森领导的导弹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成立以通信兵部雷达研究所为基础的电子研究院。4、调集适合进行此项研究工作的各类人才；向国家提出能从事此项工作派赴国外学习所需的留学生数目。5、在国内各理工科大学内建立专业科系，动员某些学生转入这些科系学习。6、建议派政府代表团访苏，争取得到苏联帮助。

5月10日，聂帅在与钱学森等航委委员商谈后，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德国飞弹技术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各种用途导弹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发展迅速。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技术等科学技术的成就与发展，可以看出导弹武器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考虑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工作的巨大规模，以及我国国防的急需，必须立即开始导弹技术的研究、试制与干部培养工作，为此建议：1、除了成立五局而外，要建立自动控制研究所、无线电定位研究所、加速建立无线电元件研究所。2、为尽快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报告建议：在北京航空学院开设导弹系，从该院学飞机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抽调部分学生改学导弹结构、导弹发动机专业；从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抽调部分学生到北航转学导弹控制专业，并迅速聘请5名苏联专家到北航工作，以应急需。责成高等教育部扩大或恢复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张家口军事通信学院、成都通信学院的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工程、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可能性；这方面业已转业了的教师应迅速归队，并迅速聘请两名苏联专家代为培训师资。从近两三年送往苏联学习的留学生中选择一部分学生转学无线电工程、电真空、自动控制、定位、电子计算机技术、计算数学等专业。从北京、天津拨两所中级技校给导弹管理局，以培养研制、生产导弹所需的中级技术人才。

从这两个报告中可以看出，除了方针和组建机构，聂帅最关心的，一是迅速调集培养人才，二是强调特别要加强培养电子技术方面的人才。

5月26日，周总理出席第71次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帅5月10日的报告。周总理在会上指示：导弹研究工作的方针应当是，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生产。导弹研究及有关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行政干部，同意由工业部门、高等学校、研究部门及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都来帮助、支持导弹的研究工作，为研究制造导弹而努力。军队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能首先拿出来。从各方面调人、建立机构、解决房舍等问题，请聂帅主持，在最近一周内开次会，具体研究，以求落实。

调集和培养人才，关怀爱护人才、正确使用人才，成为聂帅主管导弹事业发展的首要课题。

6月2日，聂帅受周总理委托，在三座门召开有国务院各部委、中国科学院、军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共35人出席的会议。聂帅在会上说：开展导弹武器的研究制造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已经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研制导弹火箭，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特别是专家级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持。

接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汇报了发展科技方面的4点应急措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器件，自动控制技术，无线电技术。这都与研制导弹关系密切，但这4方面人才设备等都急需加强。

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说：目前矛盾很大，导弹研制任务非进行不可，任务与缺少人才的矛盾，是否先肯定两条：1、首先从合的方面考虑（即集中力量），要提倡三头六臂，科技专家一个人顶几个人用。2、短期内要意见一致是不可能的，先考虑前两年开步走的问题。

钱学森说：导弹是无人驾驶飞行器。音速每小时1000多公里，而导弹是音速的10几倍。如何开步走，开始得找苏联帮助，取得苏联的图纸进行试制，同时着手自己研究设计。要成立导弹研究院。无线电自动控制工作量很大，美国从1946年搞起，大致搞了10年才成功。要成立自动控制研究院，无线电定位研究所。

航委委员钱志道说：开步走时，人才方面骨干力量要多些，大学生可以少些，刚筹组，没有一定的骨干力量是不行的。导弹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国防中的重大问题，还可以带动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选调技术干部，要合理负担，不能把各部搞得“太痛”（指调出人才太多）。无线电方面矛盾最大，目前无线电工厂有9个，人员1.7万人，研究机构一个都没有。到1962年，计划中工厂要发展到100个，人员20万，但也只及苏联1936年的水平。到1967年，我们才能达到苏联1948年的水平。

航委安东说：成立导弹研究院，今年要求先拨2.5万平方米用房，以应急需，明年要再新建2.5万平方米。

陈赓大将说：应当下大决心搞导弹，现在如果再不搞，将来要受历史的惩罚。军队将尽一切力量大力支持。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5名教授，照给，还可以增加1名。

冶金部领导说：调人的问题，调机械专业方面的不成问题，调物理方面的有困难，我们本身这方面的人才就很少。搞导弹，要稀有金属，合金钢，必须建工厂，要建些什么厂？早点告诉我们，不早作准备是不行的。

蒋南翔说：搞导弹我们清华大学积极支持，要调的人选与高等教育部谈妥后就调。

国防工业部代表说：搞导弹重要，调人，我们的任务很大，虽然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影响，但一定调给。

邮电部代表说：要调的人我们给，下去再作具体研究。工厂如要（指上海无线电器材厂），也可以给。请给邮电部留下40％的技术底子，使我们能进行机电设备的修配工作。

高等教育部的代表说：拥护搞导弹这没问题，但实际有困难。现在全国大学教师共207人，里面还包括助教，要从中抽调40多人，都是关键性的骨干，教育质量要受影响。学生需要的数量也很大，难以保证质量。有的骨干，我们要他带领培养青年人。这些请考虑。

铁道部的代表说：要抽调8个人我们同意给。但无线电方面我知道只有1个人，向我们要3个人，如我们有就给。

主管民用工业部门的国家技术委员会的代表说：搞导弹我们拥护。但不仅仅是导弹，还要有冶金、设备等工作要配合供应。我们要物理、化学方面的人才一个也要不到，我们也缺，要指名调这方面的人很困难。机械方面的人才，国防工业部多，应该从他们那里调。电子方面的，按计划几乎把我们所有的尖子都调走了。导弹重要，但不能压倒一切。把一切都压倒了，自己也站不起来。学生转学专业的问题，是花不来的，从比例看，无线电要转专业的不少，如果都转了，势必影响电子工业。具体怎么办？回去再商量。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说：学生不要轻易转专业是对的，建议搞个小组专门研究一下，但迫切需要的，还是要转一些，同各方面商量好后再定。

总参通信兵部主任王诤中将说：通信部门要调的人，名字待具体核定。搞导弹，总体设计是主要的，总体设计搞不起来，其他研究部门无法进行工作。无线电是落后了，要搞导弹，这方面必须跳跃式发展。电讯工业，放在国防工业部比较好，因为它与国防关系密切。

聂帅最后说：请范长江主持，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为筹组导弹等研究机构抽调各类科技人才的数量、具体人选以及后备人才培养的数量等，进行磋商平衡。导弹研究机构所需的政治、行政干部，由原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包干解决。请北京、天津各抽调一所中等技校给导弹管理局，培养导弹研究、生产所需的中级技术人才。导弹研究机构所需的房子问题，请习仲勋、薛子正、肖向荣、安东研究解决。

笔者所以这样详细摘登这次会议纪要，不是为了指责谁，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导弹研究事业起步的艰难处境，缺少人才是其中最大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才奇缺。聂帅理解各单位的困难处境。6月13日，他就抽调技术人才问题向周总理写报告时说：为解决导弹、无线电研究机构所需的科技干部，6月2日已开过会。会后，经范长江、张劲夫、国家计委张北华等8位同志邀集有关部门磋商平衡后，提出了以下意见：1、所需抽调的高、中级科技干部380人（导弹研究288人），其中指名调的206人。这个数字是在保证高校师资，不过多影响产业部门的生产和研究工作的前提下确定的。2、1956年高校毕业生原要1407人，现压缩为807人。3、国外留学生转科系问题，已要有关部门研究，原则是一、二年级的可以转，四、五级的一般不转，但某些专业急需的，可以转一些。4、高等教育部留苏预备生中尚有400名高中毕业生，已学过1年俄文，质量也好，建议将他们都作为学习导弹、电子学专业的留学生派出国。5、请邮电部钟夫翔立即就任五局局长，以便开展工作（注：五局于1957年2月撤销，与五院合并）。

7月，经聂帅提议，为争取苏联援助，我国曾派钱学森等到苏联参观访问。7月23日，钱回国后，见五院抽调专家、技术人员进展不大，着急地说：“究竟还搞不搞火箭、导弹，要搞就应很快着手，有多少人就搞多少人，不应再拖。”聂帅得知后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批示：“可约钱学森来北戴河一谈，……商定一个可行的目前计划，包括调人在内，提国务院会议通过后付之实施。”此后调人问题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

8月20日，聂帅又向周总理报告：原报关于400名留苏预备生学导弹专业问题，经范长江与高教部进一步协商，拟压缩为280人，且与苏方谈妥前，今年不能派出，与钱学森商量，这280人留在国内学习，可能比出国学得更快些。为此拟将他们送哈军工学习。获得批准。

经谈判，9月13日苏联政府答复，只同意接收50人学习导弹专业。聂帅虽然失望，仍坚持派出。

几经努力，采取航委指名抽调，周总理打招呼或写信抽调等办法，抽调到五院的专家级或技术尖子人才，1956年总共才11人，内有：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梁思礼等。1957年又调进53人，内有：屠守锷、蔡金涛、吴朔平、黄纬禄、谢光选、李绪鄂、刘从军、郝复俭、史长捷、张履谦等。1958年调进27人，内有：姚桐斌、孙家栋、李伯勇等。1959年7人，内有：鲍克明、阮崇武、姚绍福等。1960年调进39人，内有：宋健、刘纪原等。1961年调进15人，内有：丁衡高、王永志、聂力等。1962年调进5人。以上共计调进157人。他们成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最早的技术骨或早期领导人。与此同时，先后调入五院的大学毕业生达4000多人。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进行了奠基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聂帅非常重视关怀、爱护和使用人才。他常说，对知识分子，各级领导一定要做到：政治上信任，使用上放手，生活上关心。这里有数不尽的事例。如有位专家，平时爱提意见，有时也说些牢骚怪话。在反右倾运动中，有人提出要把他定为右派或右倾分子进行批判，聂帅得知后坚决予以制止。有位专家，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少将级技术领导人职务，能不能进五院这样高度机密的部门工作？报到聂帅这里，聂帅说重在看工作表现，这位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一直表现很好，应该允许调五院。著名火箭专家梁守槃，家庭成员几乎都在美国，在当时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这位专家能不能在五院工作的问题？聂帅在有近万人出席的干部大会上说：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重在看本人表现。我认为像梁守槃这样的同志就能用。

聂帅反复强调，五院要建立技术指挥线制度。他强调五院的科技工作，总的由钱学森负责，规定五院党委对技术问题只进行批准而不作决定。下属各分院，由科技专家担任技术副院长，对科技工作负责，从上到下，建立技术指挥线。五院所有政治和行政工作人员都要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聂帅说，建立了技术指挥线就落实了技术责任制问题。技术责任制与发扬技术民主要很好结合，不能偏于那一方。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遇3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五院及其他科研战线的科技人员普遍营养不良。聂帅得知后，非常不安。以他个人名义向海军、各大军区为科技人员募捐副食品，并且规定，这些副食品行政和政工人员都不得享用。这方面的感人事例，至今仍被科技人员津津乐道。得知著名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民冻伤了手，五院有些科技人员冬天没有解决取暖问题，他立即派安东到五院督促检查，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聂帅在领导五院工作中，紧紧抓住了善用人才这个关键问题。这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能够取得骄人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聂帅非常关心五院的硬件建设。1956年5月26日，周总理在军委71次会议上对开展导弹研究工作作了指示后的当天下午，聂帅就召集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航委秘书长安东、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开会，研究落实上午周总理的指示。聂帅对安东说：你要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领导人商量，为五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要向有关领导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几天后，安东汇报说：各单位领导听说要研制导弹，都很支持。经协商，位于北京西郊黄带子坟一带的解放军124疗养院、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可以让出来供导弹研究院使用。聂帅听后表示很欣慰。后来这里成了五院院部所在地。

五院的机构设置，经钱学森等专家提议，聂帅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最初成立了总设计师室、结构强度、空气动力、发动机、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技术、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1957年11月，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并入五院，与上述10个研究室合编成五院第一、第二分院。1961年成立了第三分院。1964年成立第四分院。这4个分院，分别从事各型导弹的研究工作。

1956年8月20日，为解决五院的用房问题，聂帅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写信：“导弹研究院的组织机构，正积极筹建，其用房问题前曾商请国务院在北京拨给2.5万平方米，今年建设2.5万平方米，明年再建5万平方米，以解决创办的问题。”至今未能落实，为解决急需，军委已批准将军队在北京西郊的两所疗养院、1所医院拨给导弹研究院，这几处房子只能作临时办公用房，不适合作研究用房。目前即将有大批科技人员调入该院，“因此急需于今年建2.5万平方米宿舍，明年继续建筑办公室、实验室、宿舍5万平方米，将来用房则按照该部发展所需逐步建筑。”27日，习仲勋批示：同意，请北京市政府、城市建设部照此办理。

五院的基本建设规模极其庞大复杂。除了生活设施用房而外，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苏联专家帮助，五院提出了4项重点建设工程：1、导弹总体及发动机研制工程；2、控制引导系统研制工程；3、火箭发动机试验工程；4、空气动力研究工程。1958年3月4日，聂帅专门听取五院领导关于4项重点工程的汇报。他表示完全支持这4项重点建设工程，并指示必须尽快完成基建项目。不久，彭德怀批准了这4项工程的设计任务书。1959年12月，还成立了由罗瑞卿（此时己任军委秘书长）兼主任的五院基本建设工程修建委员会，领导协调这项工作。4项工程所需的设备，采取国外订购和国内组织协作研制相结合的办法解决。1961、1962年工程建设达到高潮，解放军派出1个师，北京市指定两个建筑公司，参与施工，施工人数最多时达1.5万多人，两年完成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

为应急需，1957、1958年，经聂帅指示或批准，将一机部在北京南苑地区的211厂拨归五院作导弹装配试制厂，由五院拨基建经费给一机部另建新厂；将在永定路地区的某通信团营区划归五院；将长辛店地区的中联部社会主义学院二分院房舍划归五院。这样，南苑、永定路、长辛店3处，日后成为五院第一、二、三分院的所在地，成为导弹火箭武器的重要研制基地。这3个基地建设的逐步完善，和4项重点工程的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笔者1959年4月至1960年3月，任国防科委一局基本建设处参谋，几乎天天去五院院部或一、二、三分院建设工地了解情况，见证了五院基本建设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感人场面。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成立大会。聂帅在会上宣布钱学森任该院院长。他在讲话中说：在座各位，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少（注：当时到会约200人），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我国的导弹火箭事业一定会有美好前景。聂帅接着说：五院的建院方针，应该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后来正式成文时，在“成果”后面加了“为辅”两字。

10月15日，聂帅在给周总理、彭德怀关于发展导弹火箭事业的报告中，专门要求批准他在五院成立大会上提出的研究导弹火箭事业的方针。报告说：我国目前科学技术水平虽然还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程和科技人员也还有一定的数量，其中有曾在国外参加过导弹火箭研究设计的人员，他们都有信心。“钱学森表示，目前在空气动力、推进剂、弹体方面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没有控制装置的射程一二百公里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较困难的是自动控制的设计方面，但在目前从国内还可以找到科技人员先研究；并可自制一套控制设备，利用旧飞机进行试验。主要困难是元件和仪器设备的生产赶不上，有些我国目前尚不能解决，但在初期因用量不大，可先从苏、德、匈、捷等国进口一些，以后可仿制。以往经验证明，只有自己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也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持。……因此建议请批准上述方针”。 周总理当天看到报告后批：“即送主席、刘、朱、陈、邓、德怀核阅。拟予原则同意。……请主席批发。”17日，毛主席批示：“照办”。当天，正赶上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都圈阅同意。中央批准了这个方针。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既强调了自力更生的主体地位，又强调了要争取外援和利用别国已有的科学成果，两者相辅相成。它不仅是五院的建院方针，而且日后成了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总方针，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西方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千方百计封锁我们，不自力更生，就无法前进。现在世界成了“地球村”，闭关自守，不千方百计借鉴别国的先进科技成果，同样无法前进。

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22条协定中，第4至第8条是导弹方面的。这5条协定规定，苏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仿制生产两种近程地对地导弹，在完成近程地地导弹仿制生产后，提供中近程地地导弹及实物、资料，1种岸对舰导弹，1种舰对舰导弹，1种地对空导弹，帮助建设导弹试验基地。

至1958年，上述近程地地导弹及其他几型导弹的实物、技术资料陆续运抵中国。五院及有关部门，对这几型导弹展开消化仿制。在这过程中，聂帅除了强调这些导弹都是些老产品，建生产厂规模不宜过大，仿制出来后不能生产太多，他说：“船大了不好掉头”。他反复强调的是，五院要把技术吃透。1957年12月，他在研究五院1958年工作任务的会议上说：“五院要首先集中力量研究、消化尔-2（射程可达590公里的地地导弹）导弹的资料和样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仿制。……只有仿制成尔-2，才能获得中近程导弹的援助，自己也才能继续研究中程的，掌握更高级的。这个方针一定要明确。”

1958年6月，针对大跃进扇动起来的狂热，五院在仿制5型导弹的同时又自行设计5型导弹的情况（即仿制尔-2地地导弹、代号为“543”的地对空导弹、代号为“542”的岸对舰导弹、代号为“544”的舰对舰导弹、代号为“1060”的潜艇发射的舰对岸导弹；同时对应自行设计这5型导弹）。聂帅在当月听取钱学森等汇报时说：“鼓足干劲是对的，……但干劲必须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我看了你们自行设计的导弹型号模型，觉得当前的重点还是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已有的导弹样品和资料，边干边学，培养壮大技术队伍，掌握科学技术。……这样做，当前看来步子似乎小了点，但科学技术学到手了，步子肯定是会快的。”他说，五院党委要冷静，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大家的干劲引导到实实在在的方面来。到后来，他提出了“爬楼梯”的口号，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又提出了对仿制的导弹进行“反设计”的口号。

到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出现了毁约停援的征兆后，聂帅又反复强调，五院要集中力量，尽快把尔-2地地导弹、“543”地空导弹仿制出来，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向苏联专家特别是对华友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技术学到手，争取真正过技术关。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发展。

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从1958年2月开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地地、地空导弹试验基地，选定了地处甘肃、内蒙交界的额济纳旗地区；岸舰导弹试验基地选定了辽宁省葫芦岛地区。额济纳旗基地（后来称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同核试验基地一样，在戈壁沙漠地区，在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经过数万官兵及部分科技人员近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于1960年夏天基本建成，可以进行相应的导弹试验。葫芦岛基地也于同期建成。1960年夏秋之际，笔者到葫芦岛基地当兵锻炼，就见证了用苏制岸舰导弹进行的试验，备受鼓舞。

1960年8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撤走了全部在五院的苏联专家。9月10日，中国排除苏方无理刁难（即既不提供苏方燃料，又硬说中国产燃料不合格），用国产燃料液氧、过氧化氢、酒精，成功发射了1枚苏制尔-2地地导弹，成功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区。

1960年，用国产材料仿制的尔-2导弹已经仿制出来。聂帅于10月20日向周总理并中央军委报告：尔-2地地导弹的全弹组合件及控制系统，已经仿制出来，经过各种必要的试验，符合技术要求。已经总装出两发试验弹，11月初可以在导弹试验基地进行发射试验。因为这次试验关系重大，成败会影响到“两弹”的攻关进程，聂帅要求去基地主持这次试验，获得批准。

1960年11月4日，聂帅朴朴风尘，乘火车赶到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试验基地，看到基地条件很差，但大家干劲很大，工作一丝不苟，感到欣慰。在听取基地领导同志汇报后，聂帅说：你们在自然环境艰苦，粮食又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工作很有成绩，在两年时间里，建成了技术厂房、导弹发射阵地、飞机场、铁路、发电厂和各种起码的生活设施，在苏联专家撤走不到一个月，就成功执行了首次导弹试验任务，这次又要执行新的试验任务。这次试验，成败事关重大，所以一定要强调，严格要求，文明操作，决不能马虎。

5日清晨，天气晴朗，聂帅于8时前来到导弹发射阵地。长17.7米，直径1.65米仿制的墨绿色尔-2导弹（我国后来命名为东风1号）矗立在发射架上，在晨曦下习习发光。在张爱萍上将、赵尔陆上将、陈士榘上将、张劲夫、钱学森、方强中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中将、政委栗在山少将、副司令员李福泽少将、安东少将等陪同下，聂帅同执行发射任务的发射中队指战员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就要从你们的手中起飞，一定要沉着冷静，按规程操作，党和人民信任你们。基地还安排了一个简短的剪彩仪式，聂帅高兴地剪了彩。然后又在发射架下与大家合影留念。9时整，经聂帅批准，李福泽发出倒计时口令。9时2分28秒，导弹起飞，9时10分55秒，导弹命中554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区。试验完美成功，在场的人都万分激动，鼓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当天11点，聂帅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文说： “国产近程地对地导弹第一次靶场试验，经过充分准备和详细的技术检查后，于11月5日9时进行发射，飞行状态稳定，导弹完全按规定的弹道飞行，准确命中弹着区。此次发射证明国产地对地导弹技术我们已经基本掌握。”晚上，在基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聂帅讲话中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了！”

这确实是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时刻。在我国经济、技术基础都极其薄弱的境况下，在导弹这项尖端技术的征程上，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本文写成于2013年12月，共11000字，刊登于2014年《帅乡潮》第47期上，2014年6月又刊登于《星弹主帅聂荣臻》一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