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砥柱中流

65  乱世

1966年2月5日下午3时左右，几辆大红旗轿车和吉姆轿车驶人中南海，直往福禄居而去。车门开处走出彭真、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姚臻等人。

福禄居的主人刘少奇已在等候他们。

邓小平的住宅与刘少奇在同一条巷子，两家相隔不过百米。邓小平是步行来的。周恩来也来了。

这是一个规格极高的会议：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的总书记均在座。

福禄居会议室采光柔和，东照壁一排玻璃窗，西照壁则是一排书柜，南面半圈沙发。可开小会，北面一张会议桌，面对几十把椅子。刘少奇常在这里召开国家小范围的会议。

今天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讨论的议题恐怕是今天的政治局不会专题讨论的——文艺界的学术问题。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专管文化艺术领域的“革命”。

所谓““文化革命””，追溯起来，最初发端于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恶意批判长篇小说《刘志丹》，紧接着江青在上海组织班子批昆剧《李慧娘》，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了批判文章。此后点名批判《红日》、《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十几部电影。

这股以文艺界为对象的批判浪潮愈演愈烈，继而批判哲学界的杨献珍“合二为一”的理论、史学界的翦伯赞、经济学界的孙冶方、影剧演艺界的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著名权威人士。批判几乎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界，弄得人无宁日。

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的态度。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两次批示用语极为尖锐，他说：文艺界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著名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意在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此文章震动的不光是文艺界，更涉及到政界。

文章系江青在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谋划，由市委写作组大笔杆姚文元捉刀完成，这一背景当时鲜为人知。但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深为惊讶。他向中央了解《文汇报》这样放胆点名批判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是否报请过中央。答复是否定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中央政治局均不知此事。

1965年12月底，从杭州传来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的谈话。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罢免敢于直言的彭德怀，并将其列为敌人——反党集团，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的损害之巨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在当时，冤屈彭德怀，他本人无奈。他只有强迫自己为国家大局牺牲自己。

他个人可以委屈，可以被迫承认正确为谬误。

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不可以承认正确为谬误。

硬性违背现实，硬性以谬误代替正确，促使现实激烈地报复坚持错误者。

这就表现在1957年到1976年中国的经济进步极为缓慢，甚至倒退。

人们日渐领教到经济规律的报复。

彭德怀的冤案虽然无法纠正。经济现实对国家接二连三的剧烈打击，却使负责具体工作的领袖们不得不一面在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一面在经济涉及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各个生产领域逐步纠正脱离实际的“跃进风”。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在彭德怀之后一直强调“实事求是”精神，尽力纠正疯狂的浮夸风。

聂荣臻尤其要求在“两弹”研制中要实事求是，决不允许浮夸风祸害×院和某部。

随着全党全国逐步认识到尊重客观实际的精神，经济在好转，大跃进的错误日渐显露。彭德怀的功过自然难由庐山一项决定而消弭于时代之外。尤其在毛泽东心中，他知道“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在大家心中的位置。他对这个伤疤极为敏感。

文艺界的批判愈演愈烈，几乎绝大多数电影、戏剧和小说遭到严厉指控，斥为反党毒草或资产阶级作品。

这就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5人“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背景。亦是刘少奇在福禄居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

此前两天，彭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5人“文革”小组会议。会议目的以彭真的本意希望对目前批评文艺作品的混乱局面加强党的领导，形成一个指导性文件。这就是彭真主持制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名义上报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们在福禄居讨论了彭真提出的汇报提纲，表示同意。刘少奇指示：请5人小组尽快安排同志去武汉向毛主席当面汇报。

2月8日，彭真和陆定一到达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毛泽东没有反对。12日，邓小平批准正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党，题目是《“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这份著名的“二月提纲”后来被列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罪状。

这份文件的目的很明显，力图把文艺界的批判置于学术争论，不要演化为政治斗争。

除毛泽东以外的常委们并不明白最高领袖已经对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极为不满。后来他斥责北京市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这种反感由彭真而上溯至刘少奇、邓小平。

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一套脱离中国国情的主观冒进线。

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至少是罢免彭德怀以来的大跃进冒进路线与务实路线的激烈斗争。

自庐山会议开始，在这场长达10年的斗争中，康生、江青集团和林彪、叶群集团，从各自的权欲利益出发，时合时分，严酷打击排斥党政军的领袖们。

这些人给中国带来罕见的灾难。

聂荣臻在这样的动荡岁月，一面艰难地推进国防尖端武器和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一面尽其所能保护科技队伍不被汹涌而来的极左批判浪潮搞垮。

聂荣臻的心思与精力集中在务实的工作中。

2月，就在彭真、陆定一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常委们对“二月提纲”的意见时，聂荣臻在广州听到国家科研机构将与工厂合并的汇报，理由是研究所应该面向生产，为工厂服务。在这个堂皇的口号下，一些科研所已经与工厂合并，一些正拟合并。

聂荣臻此时身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领导全国包括军队的科技工作10年，已成为内行。他知道厂所合并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聂荣臻心急如焚。2月11日，他在广州就此事向周恩来、林彪修书一封，文中充满真知灼见。实有必要摘录于此：

……如果研究所也分到工厂里，这个办法恐怕不是加强的措施。最近了解，有的所已经合并了，有的所正在准备合并。有的部甚至连研究院也准备裁掉。我认为，科研必须面向生产，结合生产，为生产服务，这是没有疑问的，应该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结合的途径很多，并不是非将这些研究所合并于工厂不可。合起来究竟对战备、对我军装备的现代化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否有利，需要深入调查、慎重考虑。国防工业的研究所有两类，一类是综合性的研究试验机构，如航空方面的试飞、风洞、静力试验、高空试车台、加工工艺、材料等等，这些所都是为整个行业服务的，不应该也不可能与某一个工厂合并。另一类是以产品研究设计为对象的，如飞机、发动机、航空仪表、电器、附件等研究所。据了解，现在首先是把这些所都与工厂合并。我认为：第一，以产品为对象的所，不是为一个工厂服务的，而是为全国若干同类工厂服务。合并于一个厂，就不便于服务于其他工厂。它只能承担该厂当时某一产品的设计生产技术，对同类产品中的共同性技术问题、其他新产品、新技术，就难以研究。这不仅对全国整个行业不利，就是对这个归属的厂，从远一点来看，也是不利的。第二，工厂生产繁忙，任务重，研究所归入工厂后，厂党委精力往往照顾不过来。……工厂忙于当前生产，势必把研究所主要力量拉进当前生产问题(这些技术问题，多数是工厂可以自己解决的)，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工作势必放松，较为长远一点的探索研究就更排不上队。国防科学技术的特点，是产品型号改进更新很快，至少同时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现在正在试验、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而研究所归到工厂，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对武器装备发展十分不利。第三，武器装备的发展，有很大针对性。……独立的研究机构，可以根据上级安排，不失时机地转移研究项目，研究这些针对性的措施。如归到一个工厂，围绕当前生产型号做工作，要想能迅速转移力量搞针对性研究工作，就较困难。同时，平时缺乏长期工作积累，到时急要也上不去。第四，各研究所都不是独立的。发展任何一个新型号，都有很大的综合性，这是现代技术的一大特点。各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原来都是按基本配套的考虑来组建的。一个综合任务，分拆开来，由院组织协调各个所通力合作，往往还需要组织院外其他部门、科学院、院校的配合。如果研究所都属于某一个工厂，就增加了各个专业配套协作的很多困难。第五，集中必要的优秀人才和重大设备，办若干研究所，形成全国各方面的拳头，研究发展武器装备，这是多快好省的。几年来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思想障碍，办起来了，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正在陆续出成果。现在又要分散，在我们当前任务重、力量不足的时候，尤为不利。

信中在列举了不主张所厂合并的三个理由后说：

从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律来看，一个新东西出来，从基本研究、应用研究到设计、试制，有许多环节，许多配合，不是全都放在一个工厂里就能解决的。工厂的研究试验力量要有，院属的独立研究机构也要有。厂属研究试验单位着重解决本厂试制、生产中的问题，院属研究机构着重解决新的、长远一点型号的及当前生产中共同性的问题。两者分工配合，又有交叉。如果只有厂属研究机构，没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就对当前和长远兼顾、对国防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利。民用部门就有两级研究机构(部属研究机构与重点厂的研究机构)，而且还在不断加强部属研究机构，逐步形成“拳头”。国防科学技术就更需要这样。因此，目前的问题是应更大地发挥研究所为生产服务、带动新技术前进的作用，工厂的研究设计力量需要加强，独立的研究试验机构，也需要充实，两者分工配合，使之形成体系，而不应把独立研究机构取消，并入工厂。如果拆散了研究院，各所都并入工厂，“拳头”也就无法形成了。当然，这不是说，现有各个研究院的研究所组织体制，就是十全十美的，许多环节还需要调整、充实、加强。但是，如果把独立的研究所认为是“脱离实际”的，而以所厂合并作为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并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也不利于国防现代化的长远利益。

信的最后说：

国防科学技术多年来走过的道路证明，要真正自力更生、实现国防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科学实验。多年来艰苦工作，国防科学技术各研究所已建立起来并初具规模，这两年由于干扰，吹冷风，体制一变再变，很不稳定(民用工业部门反而稳定得多)，后果如何，我很担忧。……我建议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组织一些人，深入调查，解剖若干院所，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害得失……经过深入讨论后提出意见，不能草率从事。

周恩来18日批示：“请(赵)尔陆同志告各部，暂停厂、所合并，并将各部主张合并的理由和程序见告，以便处理。并告林(彪)、聂副总理和国防科委。”

2月19日和23日，聂荣臻两次指示把他给总理的信及总理18日的批示，一起给各研究院、所的领导同志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

3月中旬，聂荣臻到杭州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就在林彪、江青两个帮派在为政治文艺批判奔忙叫喊时，聂荣臻在干实事。17日，他于杭州就解决合成橡胶的技术和生产问题，致信李富春、薄一波、余秋里，并呈周恩来。聂荣臻说：“橡胶历年一直大量进口、供需十分紧张，今年需要××万吨，努力生产也只能自给××万吨，差三分之二。1970年计划需要××万吨，相差更大，一旦有事，进口肯定靠不上。”信中提出具体解决的措施。

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严厉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聂荣臻在会上默默地听着。

4月16日，毛泽东再次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集中批判彭真。紧接着彭真、陆定一被打倒，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因为连续挨批陷于瘫痪。1年前受贬黜的罗瑞卿总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聂荣臻的政治局委员是3个月之后才增补的。但是，这之前几乎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都有他。聂荣臻4月10号又来到杭州会议上。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本来应该由毛泽东主持。可是，他自去年11月出巡去南方已经半年多，仍未回京。这次毛泽东离京长达8个月之久。所有在北京开的政治局会议自然落到刘、周、邓来主持。

会议按照毛泽东4月在杭州会议上的部署，并未征求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很不正常地宣布停止和撤消彭、罗、陆、杨的职务。同时撤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该小组直接隶属政治局常委。这便是后来权力冲天的“中央“文革”小组”。

5月16日，会议通过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①。

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从上午10点开始，一气讲到中午1点，3个小时的讲话充满耸人听闻的恐怖气氛：“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②

《五一六通知》异乎寻常地通过报纸公布于全国，号召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从此日起，“文化大革命”日复一日地狂热，几个月之间席卷全国，点名批判的对象上至国家主席、中国政坛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下至中小学老师。彭德怀的命运落到一批又一批忠臣良将头上。

当这股风卷进国防科研系统时，聂荣臻没有考虑自己是否将有彭真搞《二月提纲》的下场——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初稿)》。

聂荣臻再三向中央呼吁：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是我们的国宝，决不能容人毁坏。他痛心疾首地说：“从国外请回来这么多科学家不容易，培养成这样一支科技队伍更不容易，眼看‘两弹’研究已经取得成功，等着干的事情还多得很，这些专家一定要保护。”

聂荣臻为保护浙江大学著名教授、我国大数学家陈建功，亲自批转信件给当时负责华东地区工作的张春桥，要他出面保护。被张春桥拒绝后，他忍住愤怒，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哪里想到江华已经自身难保。

为保护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聂荣臻给北大造反派复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久经考验，在晋察冀边区敌后斗争的艰苦条件下创立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聂荣臻的信暂时保护了这位好干部。

江青、陈伯达在“八一”建军节前两天，命令戚本禹通知聂荣臻当天晚上8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搞“文化大革命”。聂办秘书问戚本禹：“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

戚本禹回答：“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志，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聂老总一下，请他到会就行了。”

聂荣臻来到大会上，江青、陈伯达一伙在会上大讲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中央“文革”小组”一伙讲完后，主持会议者请聂荣臻表示态度。聂荣臻一句话顶回去：“我没什么要讲的。”

云南宇宙射线实验室创建于50年代中期，这座高山宇宙射线实验室的创立实现了中国物理学界多少年来的夙愿。王淦昌、肖健等物理学科学家为建此站耗费心血，四处呼吁，幸得聂荣臻支持，拨物资调人手建立起来。几年时间这座实验室获得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使我国在利用宇宙线进行基本粒子研究和高能粒子作用方面达到当时国际水平，为中国核能基础理论研究奠定某一方面的基础。

这样一座重要的实验室在1966年夏天却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当宇宙实验室的科学家告急电话打到国防科委时，两派武斗已在观察站开枪。科学家急迫地报告：“如果局势继续下去，观察站可能就要毁了。”

国防科委立即报告聂荣臻。聂荣臻问：“那里不是驻有支左的解放军吗?”

“解放军支左，规定只准动口，不准动手，更不准动枪，根本劝阻不住。”

聂荣臻立即要通云南省军区领导人电话，说：“驻宇宙射线实验室的部队不是‘支左’，而是_定要保护那里。”

在聂荣臻的过问下，这座重要的国家实验室得以幸免于毁灭。

正是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之下，聂荣臻组织了首次原亍弹和导弹结合的实弹发射试验。

聂荣臻在中央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会议上，主动向周恩来提出：“这次试验关系重大，我去现场吧。”

周总理非常了解这次试验的危险性，为此，他和叶剑英已经两次听取国防科委张震寰的汇报。周恩来沉默一阵，说：“你身体好了吗?有病就不要去了。”

聂荣臻说：“我只是感冒，心脏还好。这次试验我还是去。”

“也好，身体如果行，聂总去现场可以鼓励士气。”

聂荣臻走出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北京城，赶往西北导弹试验基地。

①   见《周恩来年谱下》第20页。

②  《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下册第652页。

66  “不教而诛”我说的

1966年，秋冬之交，聂荣臻极为繁忙。他往来于北京——西北之间。10月27日，刚刚主持“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又为拟于12月进行的中程导弹试验、氢弹原理试验作出部署。3次重大试验全部集中在不到3个月内，相互连接之紧凑是罕见的。

聂荣臻在内蒙古、甘肃相交界的导弹试验基地完成“两弹结合试验”，立即飞往新疆罗布泊的核弹头落区视察现场，其间不断与周总理保持联络。

11月，聂荣臻回到北京，见到叶剑英，耳闻目睹各省市的混乱局面，十分担心。聂荣臻对叶剑英说：“让这些学生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说是革命大串联，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哪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取呀!”

“军队看样子也要被学生娃娃搞乱了。林彪同志批转了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搞“文化革命”的通知，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呢。”

叶剑英又说：“这个通知一下去，军队院校也学地方，搞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我不明白这是闹什么革命。”

稍顿，叶剑英问：“下个月你还去基地?”

“我还是去，不放心呀。氢弹原理试验是我们自己独创的新原理，如果成功，明年春天就可以正式进行真正的全当量氢弹试验。还有中程导弹试验，这是个坎，上了这个坎，运载火箭研制就算有了眉目，下一步才好发射卫星。”

“不要太累，多注意身体。”

两位元帅谈得语重心长。

聂荣臻年底在西北主持了氢弹原理试验和中程导弹试验这两次重大试验回来，全国已经乱得不可收拾。聂荣臻和叶剑英、陈毅见面时，两次重大试验成功的喜讯竞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笑容。他们忧心军队乱了，发生外患。

城里已经没法住。几位元帅来到西山军委办公地住下，这才得以正常工作，免去造反派的纠缠。几位元帅常常讨论国家大事。聂荣臻说：“人民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军委应该拿个文件出来。”

“这个文件还不要拿慢了，拿晚了，军队乱了再来收拾，损失就大了。”陈毅元帅说。

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主持下，1967年元旦前后起草了一份文件，林彪也不得不同意报中央和毛泽东。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奇怪的是，第二天林彪又授意总政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充当防空洞的通知》。

林彪伙同江青一伙，与周恩来及元帅们的斗争已清晰可辨。

1月7日，聂荣臻等人在西山见到报纸登出：昨日，上海造反派宣布夺取市委和市政府权力，成立“上海公社”。

12日，《人民日报》等登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给上海发去的贺电，称之为“一月革命”。

各省市造反派组织纷纷仿效夺取省市权力，一时间，全国党委和政府瘫痪。元帅们为国忧心，对此举报为不满，认为乱了政体，目无法度。

于是，当江青把矛头指向军队、直接指向元帅们时，元帅们奋起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次忠臣良将们的壮举。

1月19日的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文革”成员、中央军委领导，以及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本来应当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主持会议，现在江青、叶群一伙却喧宾夺主，对叶剑英等人搞突然袭击。

会议一开始，便在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分歧。

“军队不能当防空洞，要开展‘四大，，这是林总定的，已下文件啦!”陈伯达说。

“军队不能搞特殊!”康生、江青异口同声。

对他们的观点，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十分生气。

叶剑英首先挺身而出，严厉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略任务很重，军队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聂荣臻语气坚定地表示：“我赞成叶副主席意见，军队就是军队，担任着保卫国家的任务，一旦军队像地方一样发生混乱。指挥不灵，后果不堪设想。我看决不能搞‘四大’。”

叶剑英板着面孔，一字一顿地继续说：“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成了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能打仗?不服从命令，打起仗来‘放羊’，那会亡党亡国!”

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坐在一旁的叶群突然发难，说：“现在，地方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可是军队问题很大，总政主任萧华，公然反对林副统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接着列举了几条所谓萧华反对林彪的“罪状”，并要他当晚在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

叶群突然挑起的这一事端，给江青一伙提供了向军队发难的借口。叶群的话音刚落，陈伯达便迫不及待地攻击说：“萧华是一个绅士，不是战士；是洋学生，不是红小鬼。总政已经变成阎王殿，他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说：“萧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接见红卫兵，你敢不敢去?”

江青一伙大闹军委碰头会议的情况传到了周总理处，周恩来听了很生气。正在江青一伙放肆地围攻萧华时，周恩来总理打来了电话，明白指示：“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做检查!”

这一下，江青、叶群一伙不得不暂时收敛。散会时，徐向前特别宣布：“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纪律。”

但是，会议内容还是被泄露了。当晚半夜时分，北京军区某单位的造反派突然袭击，跑到萧华在景山东街的住所，抄家抓人。肖华立即从后门跑出辗转到了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急驰到西山叶剑英的住所，避开了。

第二天上午，继续开会。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后首先追问：“昨天会议的内容，谁向外透露了?”

但是查不出结果。徐向前很生气，那时也无法奈何江青等人。

江青看到萧华没有到会，便问：“萧怎么没来开会?”

叶剑英抱臂端坐，冷眼旁观。这些天来许多被“造反派”逼得无路可走的军队高级干部们，纷纷避入了叶剑英的住地，他的家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上、地板都住满了，只好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当然早有耳闻。

坐在叶剑英身旁的江青阴阳怪气地问：“堂堂的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正襟危坐，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江青一伙立刻群起围攻，严词追问：“萧华，你昨晚跑到哪里躲起来了?你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那口气简直把堂堂总政主任当成罪犯一样。

叶剑英终于忍无可忍，瞪着江青等人，厉声说道：“萧华昨天晚上被抄家，他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叶剑英怒火中烧，边说边用右手猛击桌面。盛怒之下，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一条裂缝。

徐向前也拍了桌子，把桌上的茶碟摔在了地下。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望着怒发冲冠的叶剑英、徐向前等，江青、叶群、陈伯达等人不由得大惊失色。

他们想不到叶剑英、徐向前等在这种场合下，竟能如此不计后果地大包大揽，仗义执言。

事后，江青等人得知周恩来的电话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话，不同意当时批斗萧华。陈伯达见风头不对，赶紧连夜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19日下午开会，吃多了安眠药，神志不清。讲萧华的那些话全部否定，一概收回。”

聂荣臻与萧华毗邻而居，19日夜里萧华家被抄，造反派先找到聂家，在外面拍门，警卫和值班秘书很着急，立即电话报告了住西山的聂荣臻。聂荣臻要求一定要保护好机密档案和文件。后来秘书又报告造反派大概是找萧华同志家找错了门。萧华同志家已被抄了，保险柜被砸开，保存的机密和绝密文件大量被抄走。

聂荣臻听到报告愤怒不已，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天下大乱，聂荣臻的指示已经无法落实。

参加京西宾馆会议的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几十名将领深为军队命运忧虑。

几位元帅决定找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谈谈，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1月24日，担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约请聂荣臻、叶剑英到毛家湾林彪家中，提出：军队不能再乱，此事万分火急，为此应该规定出一些条条来，以便稳住军队。林彪听了说，那你们拟一个条条出来吧。

3位元帅不顾年事已高，当夜即起草。当夜送林彪。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央军委8条命令”。林彪看后同意，但提出送中央“文革”征求意见。3位元帅又拿着这份初稿去找“中央“文革”小组”听意见。但心中却十分生气。讨论会开到凌晨3时，周恩来和3位元帅一直耐心地听江青一伙的种种议论。

第二天，“8条命令”初稿呈毛泽东。

这个命令的发布虽然对稳定军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整个国家的形势，已经越来越乱。

2月16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周恩来主持。原定议题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但是，许多同志已经无法容忍这样混乱的局面。这样哪里谈得上搞好经济建设。谭震林厉声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形而上学1．．…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我谭震林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怒不可遏，收拾公文包退出会场。

周恩来劝他回来。陈毅则喊道：“谭公，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气得拍桌子质问：“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李先念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李先念指出，从《红旗》去年10月发表第13期社论开始，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责问陈伯达：《红旗》第13期社论提出的问题涉及全国性政策，这么大的问题，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事后毛泽东在听张春桥汇报怀仁堂会议，讲到周总理责问《红旗》文章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①

在2月14日和16日的两次怀仁堂会议上，聂荣臻不畏林彪、江青一伙，为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子女参加“文化大革命”反而受迫害的问题，厉声质问：“同样是青年学生娃娃，为什么把他们打成保守分子，甚至打成反动分子，残酷迫害他们，不让他们上学?这算轻的，更凶狠的是把他们关押起来，当成罪犯。”讲到这里，聂荣臻已经动怒，他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②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③

聂荣臻这一段话日后引来康生的纠缠。

2月18日晚，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怀仁堂碰头会上提出不同意见的老干部。按毛泽东指示，自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康生是这些批判会议的主持者和煽动者。康生特别提出：现在讲，“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他，而是叶剑英，叶剑英提出“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④

康生错把聂荣臻的话栽到叶剑英头上。聂荣臻心中坦荡荡，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澄清此事。⑤

大闹怀仁堂1年多之后，1968年10月26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长篇大论地再次批判“二月逆流”是反党事件。

聂荣臻回忆了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情景：

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欺骗蒙蔽毛泽东同志的结果)。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哕。

事情很明显，林彪是千方百计要打倒这些老同志。毛泽东同志因为受了蒙蔽，虽然也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讲话的精神，是肯定老同志们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向下传达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我们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同志已经被他们整倒，说我们6个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和我。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我们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等等。

十二中全会开完不久，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让见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那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在医院见了我也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老战友们的这些话，感到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1968年底，周恩来同志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老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一伙仍然阳奉阴违。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所谓“新的障碍”，这明摆着是一种警告。更有甚者，他们还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透露。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这样，也就等于中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这就是“二月逆流”的始末和主要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的野心和为人的阴险。⑥

①怀仁堂会议发言，及毛泽东对张春桥讲的话均引自《周恩来年谱》下册第126~127页。

②“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北京““文革””中的一个学生群众组织，被江青疑惑打成“反动”组织。

③见《聂荣臻传》第663页。

④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85~856页。

⑤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85~856页。

⑥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59~8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