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l章 不可忽略的中国声音

60  先天下之忧而忧

1963年8月下旬，周恩来总理派秘书周家鼎代表他去某部商讨两个问题。

周家鼎说：“总理最近看到一份资料，谈西方国家发展核武器问题。总理让我来传达两个问题，请你们研究一下：第一，鉴于法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很久没有形成武器化，核武器并没有装备部队。因此，考虑一下，我们是否不忙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总理的意思希望从爆炸到装备部队之间的时间不要太久。第二，研究一下，能否一开始就搞地下核试验。”

周恩来对核武器研制问题极其强调保密性。他在几次保密工作会议上讲：我们要做到这件事只对相关的参与工作的同志讲，不参与此事的，资格再老，职务多高也不必讲。这不是信任不信任谁，是一条工作纪律，和打仗一样嘛，战斗计划不严格保密，无意中泄密，好心人办了坏事也不行嘛。我就不和邓颖超同志讲这件事。你们也要做到。

聂荣臻为保密问题，专门向周恩来和中央写过报告，要求尽量减少文字中提到核试验，必须提到时应严格控制打印。电话上更要严格控制谈这件事。

由此引出一条基层核研究工作纪律：上不对父母讲，下不对妻子儿女讲，活着装在脑子里，牺牲带进棺材里。

这几句话虽未形成文字规定，但下边教育时却是口头禅。

如此谨慎小心，严加保密的原因在于“外部敌对国家，决不希望听到中国研制核武器成功的消息。他们一方面扬言中国没有这样的独立研制能力，没有可供生产的工业基础。一面又暗示，如果中国有研究核裂变能力，将会受到打击”。

后来几年里，“外科技术”式的打击词汇，经常成为美苏两国谈论中国研制核能力的外交用语。

周恩来的担心和细致，使他希望缩短核裂变成功之后的原子弹武器化的时间差。

某部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从技术上考虑，首次直接进行地下核试验有困难。但是，他们进行周密计划，尽量把周恩来指示的原则落实到计划中。

9月3日，刘杰、刘西尧、钱三强、朱光亚就首枚原子弹研制进展计划，及周恩来指示向聂荣臻汇报。

某部和×院的科学家们作了专门研究，计划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1965年第二季度准备好空爆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地下核试验，以及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聂荣臻说：“你们汇报中讲到的问题，看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是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总理的指示，核心是不要过早地暴露我们在发展核武器。这也是中央的意思。”

聂荣臻转向钱三强说：“在技术上，中央和军委都尊重你们专家的意见，政治上和技术16核试验、地下核试验，这三手都要准备。地面核试验正在搞。空爆核试验也已在准备。进行地面核试验，容易拿到基本的测试数据。地下核试验可以开始准备。”

聂荣臻不吸烟，他说话中只喝水。他望着几位老部下，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要在你们手中爆响，你们要把前前后后的计划想周到，向总理学习。我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的安排要及早考虑。计划安排要跟得上。总而言之，不要锣齐鼓不齐。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互相配套。你们谈到反应堆的建设，这件事要抓紧。关于研制核武器所需要的电子计算机，请与张劲夫谈一谈，中科院这方面干得不错，把上海正在安装调试的那一台搞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技术干部问题。过去的试验证明，技术干部需要量大，他们的成长主要还是靠大学毕业生。原子能专业的毕业生，要包下来，免得现在不注意补充，将来不够，临时想办法有困难。”

中国从事“两弹”事业的某部和×院的具体领导人都是实干的良将。聂荣臻的这些具有远见的指示都得到认真的执行。

与某部几位领导谈话4天之后，聂荣臻指示主管×院的王秉璋：“地地导弹定型要抓紧，搞出来之后，要配备原子弹头，形成导弹核武器，尽快装备部队，到1970年，要搞出中程地地导弹装备部队。”

中国的核武器在聂荣臻的具体操作下，其研制速度采取了首次核裂变试验与武器化并举的规划方针。这是穷国、弱国办大事，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特点。中国改变自己的被欺辱地位，在进行正当的国防研究时，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规避他人的打击。

1964年的元旦前夕，北京城一片新年气氛，庆祝元旦节的门联都已挂满千家万户。聂荣臻的心又在遥远的未来领域游弋。钱学森接到聂荣臻办公室电话匆匆赶去。

刚刚进门，聂荣臻就说：“我看了国外科技发展的情报，激光这种新东西如果武器化，威胁很大，我们得加以注意。你怎么看的?”

“西方把激光又称为‘死光’，从理论上讲很有发展前景。在技术上实现，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钱学森从技术角度详细地谈了他的看法。

聂荣臻说：“我们国家整体水平落后，改变这种状况，要一边学习世界上已有技术，一边也要注意最新出现的技术，在条件许可下齐头并进。条件不允许时，也应该分派小组收集资料，初步研究。这件事，我在向毛主席、少奇主席汇报科学技术10年规划时谈到了。毛主席指示说，‘搞一批人专搞，让他们吃饭不做别的。’毛主席还说，我们要从防御上发展，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我的意思，可不可以搞一个小组着手收集研究这方面的资料。”

钱学森表示赞同。

聂荣臻与所有成功的伟人一样，办事雷厉风行。元旦节有两天假，他没有这种概念。正是元旦这天张爱萍等人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在国防科委开会，聂荣臻亲自来主持。

1964年元月2号上午，张爱萍、钟赤兵(新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路扬、张震寰、范济生等人准时到会。聂荣臻在这天的会上布置了12项工作。包括导弹技术发展途径，试制地空导弹的地面站，成立原子防护工程专业组，管好白城子常规兵器试验基地等问题。

其中头一件讲的就是莱塞(英文音译名即激光器)技术，聂荣臻把几天前向钱学森传达的毛主席关于“死光”的指示向大家讲了，要求成立一个小组，由钱学森负责，先进行资料收集和研究。

与之同时，聂荣臻瞄准美苏宇航技术，要求在上海加快发展携带动物的生物火箭试验研究。这项尖端技术的要害涉及到火箭试验舱回收技术。这在当时是极为尖端的技术。

中国盯住世界尖端的视野非常开阔，亦非常谨慎。重心置于“两弹”，以小批技术力量探索正在出现的新兴技术。由于成本低，在花钱不多的基础上，中国的总体科技水平在60年代中期以前发展异常迅猛。其惊人进步使西方惶恐。

其有力的证据是在7个半月之后，中国发射了第一枚生物火箭。箭头生物舱内携带了大白鼠和小白鼠，以及生物试管。在火箭飞行过程中，测量并拍摄了试验生物在超重和失重状态下的生理状况，全部生物和试管又安全完好地回收。

这是1964年7月19日9时2分发生的事件。

此事件标志中国已掌握初步的火箭荷载弹头舱的回收技术。它是返回式卫星的前奏。

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火箭技术达到这一程度是一种奇迹。

中国在“两弹”攻关的同时，已展开研制卫星的计划。

这就是今天著名的“两弹一星”的创业年代。

聂荣臻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

61  毛泽东拍板：就早响

自从楼兰国灭亡之后，罗布泊1600年来从未有过如此热烈的车喧人闹。核试验部队与参加核试验的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使这片沉寂的土地沸腾了。1964年5月，一顶一顶毗连的绿帐篷将罗布泊点缀得生机盎然，一批一批的仪器仪表以爆心为圆点布置在不同距离的工号中，一条一条粗如手臂的电缆将爆心与各个控制站联为一体。7月传来中央专委的指示：为确保试验成功，拟延至10月某个时候进行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同时传达了周恩来的要求：“严肃认真，周到仔细，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进入核试验中心区域，远远便看见柏油大道两侧筑起两道堤坝状的胸墙，周恩来的16字指示用卵石镶嵌于一侧墙上，另一侧胸墙镶嵌的“为了国防现代化，为了世界和平顽强奋斗”两行白色的卵石大字炫目地并列于灰褐的戈壁滩上。在这片亘古荒漠里读到这些文字，心中赫然腾起一个奋发自强的民族形象。

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等人受周恩来、聂荣臻的委托往来于北京、新疆、青海的都市与戈壁滩之间。他们仔细检查着核装置的加工、装配、试验基地的各种准备。各军种、兵种为检验本军兵种在核战争条件下的生存能力与战斗能力，奉命制定战场计划，派出部队进入罗布泊试验场区，布置效应阵地等等。

聂荣臻指示张爱萍等人，要严格认真地执行周总理提出的16字方针。对每一个环节、每一台仪器设备、每一处工作点都要认真检查。

试验设备就位后将接受罗布泊罕见的酷热、干燥和风沙的检验。张爱萍与每一个项目的专家交谈，走遍每一个工号。他向全体人员传达聂荣臻的指示：“不伤一个人，不丢一杆枪，保证××××台仪器台台运转。”他固执地住进这戈壁滩上一间石头砌的黑屋。此屋距爆心约17公里，每日他披星而出，戴月归来。上将呢服脱去，代之普通军装。若不是领章上标了军衔，几与普通士兵无异。他瘦削的身板左肩右斜挎着军用水壶，从主控站开始逐点逐台仪器地检查，要求操作人员必须像机械手一样，按照口令完成规定动作。

国际上对中国核试验的猜测，以及扬言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局部打击，使中国核试验领导机构——中央专委对核试验的时机选择再次讨论。

美国U一2高空侦察机一直在对中国核设施相关的地区，作侦察飞行。李福泽曾经报告，导弹基地发现不明飞行物。

聂荣臻曾要求组织火力，把那东西打下来。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署名文章《禁试的实际意义》，文中透露美国现任总统有计划希望“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绝育”。

中国导弹部队虽然曾经击落过U一2高空侦察机，但并未能制止它的间谍飞行。它拍回的资料使美国情报机构不难判断中国两个主要原子工厂的地理位置。打击这样的工厂，仅仅采用常规飞机轰炸即可以起到大大延迟中国核能力发展进程的目的。比如派出一个轰炸机中队。只要几声常规的爆炸声，利用核工厂自身的核污染破坏，足以使中国人停止下来。

这是他们的想法。

历史上，他们的想法也曾在判断中国共产党时多次发生过错误。比如国共两党内战时，他们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中，再一次低估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承受能力及反击能力。

美苏在讨论，亦在犹豫。

他们要切除这个危险的“毒瘤”。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主要听取张爱萍，刘西荛关于第一枚原子弹核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另一个议题是听取刘杰关于原子武器近期发展规划，及调整原子能工业战略布局的汇报。

此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关键取决于毛泽东的拍板。

这次会议有一个插曲议题，即X院的领导体制。鉴于X院已经有若干分院，涉及地方工业企业较多，中央专委同意聂荣臻的提议，将X院升格为部。

毛泽东，刘少奇听取了中共专委正式核试验的方案。毛泽东燃着香烟，专心得听着周恩来讲述的种种国内外的政治考虑。然后，他询问刘少奇：你看怎么样呐？恩来他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功原子弹，修正主义页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过更不好欺负了。我看，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嘛。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最终拍板。

张爱萍，刘西荛奉命返回罗布泊之前，周恩来，聂荣臻召见了他们。

刘西荛会议说：“去试验基地执行任务前，周恩来总理还对我们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万一不成功，不但影响不好，还可能有风险。他嘱咐我不能跟与试验无关的任何人讲，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是他的妻子，因为她的工作与试验无关，所以没有告诉她。张爱萍副总把总理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源源本本地做了传达。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严于律己，使大家非常感动，都自觉地严格保密规定办事。因此，炸响前一点风声也没有泄露出去。周恩来总理要求，不但不能使我国人民，也不能让邻国人民受到超过允许剂量的放射微尘污染。临试前，我们日夜不停地每两个小时听一次气象汇报，既要了解气象，还要了解当地的小气象。”

记载中国核试验过程的《东方巨响》这样写到：

 16日、17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召开了一次极为机密的专委小会，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研究的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国外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荛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实验场的联络。周恩来对首次核试验的保密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准向外人，包括自己的亲属泄露任何有关试验的信息。

 当时的国际气氛很紧张。周总理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求部署全面戒备。严防美，苏和蒋军的空袭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一切部署就绪后，党中央最后决定10月1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年内爆炸。周总理立即要求必须做的哦啊绝对保密。他对几位老帅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的，对谁都不能讲，我的老伴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他还对陈毅同志说：“你可不能讲啊（指不对外宾做任何透露）！

 邓颖超在纪念周恩来90诞辰时回忆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当时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爱人，党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①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大约是9月16日～17日。

9月25日，张爱萍、刘西尧飞返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10月6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张爱萍保密电话报告，经党委常委研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下列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张爱萍；副主任委员：刘西尧、成钧、张震寰、张蕴钰(兼秘书长)、李觉、朱光亚、程开甲、毕庆堂、朱卿云。②

聂荣臻阅后，批示：同意。他叮嘱秘书说：“电话通知他们，同意他们的报告。因为罗总长不在北京，我批了就算了，告诉核试验现场，不办理正式手续了。”

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系本次核试验的前线总指挥机构，它对中央专委负责。其委员包括了王淦昌、王茹芝、王大珩、邓稼先、孙超、胡若嘏、陈能宽、顾震潮等各方面专家和军政首脑57人。是一个军政首长和科学家组成的现场指挥机构。张爱萍身任现场总指挥，副总指挥包括刘西尧、张震寰等若干人。由于毛泽东拍板的时间是9月25日，现场准备时间较为紧迫。

新建的招待所会议室金黄色的窄木条油漆地板倒映人影。部队的试验效应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张爱萍对这方面做了详细检查，可以放心了。他现在担心能否选择一个理想的好天气。天气预测的范围对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一个辽阔的地理概念。首先要求罗布泊地区的天气无雨无雷暴，自试验前两天到试验日的零时(即预定爆炸时间)均应如此。其次要求我国的东南部及沿海各国爆炸之后的若干天内无雨，以免高空烟尘随雨降下造成尽管是微量的污染。为此，除了在罗布泊设气象观测站外，试验基地增设了专门的气象情报收集处理机构。这项工作由我国权威气象专家顾震潮负责。顾震潮此时正汇报天气形势，他很有把握地认定10月13 El以后的1个星期内，是试验的理想气候条件。

“我们把天气情况报告中央，请中央确定在这1星期内的哪一天试验。，，张爱萍说，“气象情况我看就讨论到这里。再一个议题就是原子弹有没有隐患，这个请X所的同志谈谈。”他将目光投向李觉，又移向朱光亚等人。

“我们全所同志对弹的每一个部件作了多次检查，在这方面不会发生问题。”李觉顿了一下，说，“所里的专家惟一不放心的是X，这个参数我们目前没有科学手段弄清它。虽然6月份进行非核试验证明这个未知数只是我们没抓住它，它并没有起有害作用。但是总不放心。”

“我们认为这是原子弹惟一的令人不放心之处，但是对X眼前我们还无能为力。”邓稼先说，“不过实验和力学爆炸都证实不影响链式反应，它还不足以构成隐患。”

①   见《东方巨响》第185页。

②   成钧：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张蕴钰，时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程开甲，时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毕庆堂，时任总参防化学兵部副主任；朱卿云，时任总政国防科学工作部部长。

62  呕心沥血

核试验的准备进入最后的阶段时，北京沉浸在热烈迎接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喜庆中。首都组织了70万人的游行队伍，预定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毛雷尔率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访，参加国庆节观礼。西哈努克、刚果(布)马桑一代巴总统、马里总统、缅甸政府代表团等众多国家和政府贵宾来到北京。

就在欢天喜地的繁忙中，国外留心周恩来行踪的情报部门看不出一点异常之时，中国的原子弹试验正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稳扎稳打地有序进行。

原子弹零部件，从某核武器研制基地分批运输到罗布泊试验现场，其保密程度之严格开创中国历史之最。

原子弹的组装在距离托举原子弹铁塔不远的地下室进行。

以张爱萍为主任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根据气象预报专家顾震潮的最后判断，建议将核试验时间置于10月15日至20日之间的某一天。

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旭阁，这位日后在80年代升任为第二炮兵上将司令员的将才，受张爱萍之命赴北京将这一决定向中央专委报告。

副总指挥兼试委会副主任张震寰送李旭阁到××机场。10月10日14点，3241号飞机专程为李旭阁起飞，拟经内蒙古宁夏间飞往北京。

聂荣臻在北京已接到张爱萍派出专人专机来京的电话报告。预定专机到北京时间应在下午19时以前。

约18时前后，军委接到报告，李旭阁所乘专机因风沙太大降落于包头机场无法夜航。聂荣臻、罗瑞卿总参谋长经协调立即从北京派出具有夜航能力的专机接李旭阁当夜回到北京。

忙了整整一天的周恩来没有休息，他在中南海等候着罗布泊来的特使李旭阁。

专机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早已等在机场的专车立即把李旭阁送往周恩来办公室。

周恩来阅过张爱萍、刘西尧呈送的专项请示报告后，亲自写了一封信附于报告上，请中央立即决策最终的试验日期。

聂荣臻当晚未休息，静候周恩来处理试验现场报告的结果。

11日凌晨1时30分，周恩来办公室专程专人送来报告和周恩来的信。来人要求不通过秘书，直接送交首长本人，以便把此事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11日20时10分，北京核试验办公室遵刘杰的布置，通过保密线路传达了周恩来关于中央批准张爱萍、刘西尧所报方案的指示。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杨成武、刘杰、乔冠华等人商讨有关部队战略防空、对外政治斗争等问题。

接到北京的批示后，张爱萍全力以赴组织各项试验工作，其中气象成为关键一环。顾震潮为负责人的气象部门预报16日天气最为理想。

邓稼先、陈能宽、朱光亚等专家则专注于核装置。

程开甲等专家则负责核效应测量设施。

10月14日，原子弹已经吊升到爆心的铁塔顶端。塔顶竖了一幢全金属构造的小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便静悄悄地躺在里面，等待着施展威风的时刻。

当时，原子弹对于美国人、苏联人并不神秘，然而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依然是不可知的怪物，人们谈核色变。新中国的领袖们具备远见卓识，他们不仅希望掌握原子弹，更想为避免原子战争的损害提供保护措施。

张爱萍将军逐项落实了中央要求的××项效应工程。它们分布在爆心周围××公里范围内。罗布泊这片浩无边际的戈壁滩，几月之内真正成了一座整装待命的战场。飞机中队、坦克群、火炮阵地、通讯指挥地面中心、雷达、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舰艇、油料库、医药仪器供应点、地下堑壕等应有尽有。所有常规的战争手段和生存手段都将接受原子爆炸的“冶炼”。

3000台监控监测仪器与这些效应物一起展开在爆心。某机场上经过严格训练的14架担负取样和剂量侦察的飞机已作好一切准备。雷达系统对数百平方公里禁区实行了周密严格的空中警戒。兰州和新疆军区的空军奉命进入了战备状态。

爆心周围架设了有线高音广播，指挥员发出的任何口令，通过室内和室外双线传达到每个人耳里。

聂荣臻在北京协助周恩来作相应的政治、军事安排方面工作。

没有不透风的墙。中国的核试验尽管极端保密。国际上仍传言纷纷，西方与赫鲁晓夫抛出中国政府好战，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如果掌握核弹，世界便再无宁日的论调。面对这些歪曲中国形象的舆论，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认为应该在核爆炸成功后，表明态度，公开对世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以核武器相威胁，中国发展核武器只是为了自卫。

14日，周恩来向中央呈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文件。

在周恩来上呈此报告，精心计划，精心部署中国核试验时，聂荣臻一边关注罗布泊现场，一边关注总参的战备防空，同时还找×院的王秉璋等人了解导弹进展。考虑到×院将升格为部，他特别叮嘱：“建部时不要轻易把基本摊子拆散了，要保持住这支队伍。”

聂荣臻说：“我国原子弹、导弹的研制速度是不慢的，虽然也走了一些弯路，但也有好处。原计划新中国成立15周年时拿出东西来，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原定计划。”

15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问刘杰：核试验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刘杰将与钱三强等专家讨论分析的结果据实报告。

周恩来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16日，按照周恩来的布置，《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演出和创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安排接见。接见这批文艺界人士的规格极高，毛泽东、刘少奇都将出席。

接见的时间定在15时30分。

这正是预定的原子弹爆炸试验零时之后30分钟。

如果爆炸成功，中国政府将利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宣布中国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的消息。

16日上午，聂荣臻元帅来到办公室，守候在电话机前，随时与罗布泊的张爱萍将军保持着联系。辞别了十几年的战争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眼前，仿佛守候在西柏坡农舍里的收发报机前，等待平津战役进展的军情报告。

张爱萍坐镇孔雀河畔的指挥所，这里临时搭起了一片帐篷。核试验委员会的57名成员多数亦云集孔雀河畔。他们宿营孔雀河畔，工作岗位却在前方。控制中心距爆心较近，张震寰、李觉、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等在中心掌握情况。距中心约1公里的另一所控制站里是邓稼先、忻贤杰等人。顾震潮则在与张爱萍指挥所毗邻的气象中心把关。王淦昌等老一辈物理界学者，则在孔雀河畔的指挥所协助张爱萍等领导掌握全局。

15日深夜，核试验委员会结束了最后一次零前会议。会上决定，16日上午，两名工程师登塔完成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最后安装，尔后撒出爆心危险区。为妥善地完成这一关键步骤，为使安装工程师无后顾之忧，特别指定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所所长李觉和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朱卿云陪同安装人员完成这项工作，并最后撤离爆心危险区。

63  张震寰下达口令：K3

15日，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询问刘杰，那是由罗布泊张爱萍发来的一份急电引出的故事。电文报告，在核查资料中发现x×物质含量超过原来设计要求，请求核对计算。

几天前，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几位重要核物理学家受周恩来之邀，搭乘现场核试验委员会派回来的专机飞往罗布泊。

钱三强留在北京坐镇，协助刘杰指挥。

那天傍晚，大雨盖京城，刘杰接总理电话时，窗外雨水如注，三里河街面满是雨花。刘杰通知钱三强后，驱车直奔北郊。黑色轿车在第×研究所留在北京的分部院内停下，刘杰、钱三强冒雨进入理论部大楼。

年轻的周光召、黄祖冶、秦元勋等专家已等在楼内。

“这是现场来电提出的问题，总理非常重视，要求重新计算这次核试验的成功概率。总理问成功把握有多少?你们8个小时内把计算结果搞出来。”

就在这个风雨如磐的黑夜，周光召、黄祖冶、秦元勋等专家彻夜工作，第二天一份报告送到周恩来总理案头。

15日的夜里，李觉将军一直守候在那座托举原子弹的铁塔下。

16日凌晨，李觉申请插接引爆装置。为此他专门写了一份不满百字的报告请示试验委员会。

张爱萍等5位试委会正副主任签字：“同意。，，

插此装置涉及到安全问题，这里发生了一次小争执。按照X所的规定，负责插引爆装置的人，进入塔上操作时，必须把主控中心的起爆钥匙拿到手中控制。

但是，核试验现场规定主控中心机房钥匙不准离开保管人和保管岗位。

担任登塔插装置的作业队副队长张寿齐与主控中心保卫人员争执了几句，认为这样上塔作业他们不放心。

张蕴钰在现场，见状请示张爱萍：“让我带上钥匙陪作业队进去吧。”

张爱萍批准了张蕴钰的请求。这样，主管控制中心的副总指挥张震寰命令交出钥匙给张蕴钰。

16日清晨，高擎原子弹的铁塔周围若干公里范围内万籁俱寂。各部队、各参试单位均已撤至安全地带。罗布泊第一次感受到了战前的宁静。孤独的风呜呜地绕行于飞机、坦克、火炮等效应物阵地。现在几十平方公里内仅有铁塔下一个警卫班的战士没有撤出。

一支安装引爆装置的小分队肃静地等候在主控中心外面。张蕴钰最后一个走出坚固的主控制中心站机房。他转过身，平静地锁上门，然后望了望门旁的两个壮实的警卫班长，说：“这座机房在我离开之后，不准有任何人进去。必须由我回来开门。明白吗?”

“是，必须等司令员回来亲自开门。”两警卫同声回答。张蕴钰走到小分队的车旁，对李觉、朱卿云和陈能宽说：“我们可以进去了。，，然后他庄严地对小分队的同志们说：“我们马上出发，这是去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最后安装工作，我要求每一个同志沉着、冷静、细致、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你们已经看到，控制站实行了严格的警卫，机房的全部钥匙，包括操作台的钥匙都在我衣袋里装着，你们放心工作。”

情绪紧张的工程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几辆吉普车一起发动。安装人员看到基地和×所的最高领导坐进了领头的一辆车里，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是的，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效应机群、坦克群纷纷闪过车窗外。他们来到铁塔下。张蕴钰、李觉和两位工程师、一个技术工人走进在铁塔下的升降吊罐。朱卿云和八一厂的摄影人员留在地面。他们5人跨入塔顶金属屋，那颗令人恐惧的怪物出现在眼前。按安装程序规定，两位工程师先把贴在进门处左侧墙壁上的操作规程读了一遍，然后依照规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做。

对操作规程两个工程师十分熟悉，不久安装工作便完成了。陈能宽作为惟一的专家在塔上监督全部安装过程。他对技术状况做了最后检查。一直守候在一侧的张蕴钰和李觉接过工程师揭下的墙上那张操作规程表，各自签了字。

李觉问：“通电了?”

工程师说：“通了。”

互相的脸上布满少见的严肃。

“撤吧?”李觉问张蕴钰。

“撤。”张蕴钰说，“把毛主席像取下来带走。”一个工程师摘下挂在墙上的主席像。

张蕴钰对李觉说：“这张签字的纸应存入档案。”说完，他最后扫视了屋内那颗原子弹一眼，拉上门说：“下塔。，，

聂荣臻这天在办公室电话旁等候罗布泊的进展。他先是来回走动，后来紧盯着桌上那部红色的专线电话。

周恩来则在总理办公室接听张爱萍和刘杰的电话报告。

最后来自现场的报告是，按照规定于上午10时清场完毕，全部人员均已撤至安全区。

12时，周恩来亲自给刘杰写了一便笺：

 刘杰同志：

       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若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10月16日12时①           

张蕴钰和李觉驱车回到指挥中心，他亲自把主控中心的钥匙交还张震寰。

张震寰全权负责原子弹爆炸的主控中心指挥工作。

李觉手中掌握着铁塔下的配电箱钥匙，按照规定，这把钥匙归刘西尧副主任保管。李觉下车把钥匙交回刘西尧手中。在控制中心的坚固工事里，张震寰把观察孔的厚钢板拉开了一条缝隙。这位国防科委的副秘书长此刻最渴望亲眼目睹原子弹成功爆炸。而李觉最不安的仍是那个无法捕捉的X参数。程开甲与他们各人心情又不同，他担心的是数干台监测仪器能否准确地记录下原子弹爆炸过程。

“两小时准备。”1小时准备。”“半小时准备。“15分钟准备。”随着口令的不断下达，零时逼近了。

按照约定，“K3”是最后的人工起爆口令。这项口令的权力归于张震寰。

时间一秒一秒地逼近那个庄严的时刻。坐镇主控室的张震寰盯着时间，果断准确地发出口令：“发K3 1”

14时50分40秒，控制中心主控站一位操作员拨动了主导传送器开关，这样第二、第三链式便启动了。14时50分50秒，全系统进入了自控状态。全体人员屏息敛气，女播音员清晰的、略带机械性的报数声回荡在罗布泊上空：“10、9、8、7、6、5、4、3、2、1，起爆!”

仿佛世界的一切都静止了，一切都消失了。预料的人间雷声没有传过来，闪光也没有见到。张震寰焦虑地叫了一声：“糟糕，没炸。“仪表有反应。”陈能宽说：“我没看见闪光。”张震寰话音未落，隆隆的雷声传来了。大家互相呆望着，凝听那滚滚的雷声。几位专家的眼角竞挂了泪珠。

张震寰仍旧半信半疑，虽有雷鸣声，却没见闪光，也许不是核爆炸吧?好一会儿他才弄清楚，观察孔的钢板被哪位好心人关严了，自然透不进闪光来。

此时，控制中心电话响成一片，以程开甲电话最多。现在是他的部下大展雄才的时刻。

张爱萍在指挥所的山丘上看见蘑菇烟云腾起，立即要通了总理的电话：这里有他多少年的心血啊!他历经百战，却从未这么激动过。他冲动地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周恩来声音有些异样，但他毕竟是总理，问：“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

“我们看到蘑菇状烟云。取样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好，我会立刻报告。”张爱萍放下电话，程开甲等人已经从前线驱车赶到张爱萍帐篷前。

“来得正好，请大家过来。”张爱萍在帐篷里对各位专家说，“总理问我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你们能提供什么根据都报出来?，，

这时，程开甲是权威。他说：“爆心核污染严重，暂时不能深入。一部分同志在边缘上取出的压力测量仪记录了数据。但冲击波压力值说明……”

听到这话，大家心里直发凉，多少年心血竟是一场空想么?

然而，程开甲话锋一转：“不过，根据冲击波持续的时间之长来计算，无疑是核爆炸。”

不久，最先深入爆心的摩托化防化部队报告的情况，有力地证明了程开甲的结论。防化兵惊讶地发现那尊巍峨的、重近80吨的铁塔已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和石头显然是熔解之后重新凝固的，竞变为一颗颗紫色的玻璃球，美丽无比。然而谁也不敢收藏。机群已化为一具具骷髅，坦克则似回炉的一堆堆赤色毛铁。火炮阵地、通讯中心仿佛一摊一摊烧焦的塑料玩具。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现代化常规武器，在核武器的神力下统统变成了可笑的孩子的玩意儿。人类自己嘲笑着自己。

聂荣臻在办公室里等待原子弹爆炸的消息。这天上午，他找来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路扬谈话，指示国防科委主管的几个研究院将分别划归相关部，此事要切实做好。国防科委的精力集中到全军科技发展规划上。从聂荣臻的谈话神情看，哪里像几个小时后将有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聂荣臻立即与周总理通电话，互致祝贺。放下电话，15时30分，聂荣臻指示秘书：“给张爱萍、刘西尧发电，你记吧：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①   见《东方巨响》第195页。

64  世界排“坐次”

1964年——

6月29日；

10月16日。

这两个日子是中国国防尖端技术史书上必须认真记载的里程碑：第一个日子，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国产化的中近程导弹，标志着中国掌握了导弹及火箭的运载技术；第二个日子，标志着中国突破核裂变技术，掌握了现代威力最强大的核武器。

这两项威力巨大的武器系统的结合，在战略上宣布中国本土再不可能像历史上的旧中国那样遭受世界列强的任意入侵。

应该说1964年是中国国防力量发生根本转折的年头。以现代军事实力衡量，中国从这一年开始将迅速进入不受世界任何强权威胁的大国行列。

使用“从这一年开始将迅速进入……”这一概念，是因为中国这一年跨入核门坎，并未完成原子弹的武器化——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

周恩来稳健地支持聂荣臻将“两弹”的研制立即转入“导弹运载核弹头”的研制计划。

此时，聂荣臻为中国国防及与之相关的尖端技术规划的目标包括如下宏伟而艰难的任务：

原子弹武器化即导弹核武器研制；

突破氢弹聚变原理，完成氢弹试验，使其武器化；

完成液体中程、远程至洲际战略地地导弹，并向固体洲际导弹发展；

为海军研制××核潜艇，导弹核动力潜艇系列；

航天技术，包括运载火箭系列、卫星系列，以及导弹卫星测控网的建造。

1964．年的导弹、原子弹试验的成功，为这5大项尖端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5月14日，中国原子弹空中爆炸成功，使原子弹进入核航弹武器序列。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某导弹基地完成举世无双的原子弹和导弹结合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氢弹首次空投试验成功。

原子弹和导弹结合试验，与中国首次氢弹试验，聂荣臻都亲临现场指挥。尤其是导弹携带原子弹实弹试验，所冒风险之大，无论对国家和元帅本人都是前所未有的。

原子弹最后的一道工序、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工序便是安装完毕给原子弹通电。

此次将原子弹装载在导弹战斗头部进行两弹对接通电时，现场操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无一不在这生命关头绷紧了神经。聂荣臻亲临发射阵地的对接通电现场。基地考虑到这里极为危险，劝元帅离开。

聂荣臻仿佛未听见，说：“给我搬一把椅子来。”人们一脸茫然：元帅怎么可以坐在这个要命的地方?

“怎么，不让我坐吗?”聂荣臻说。

仿佛梦中醒过来的人们赶紧搬来椅子。

聂荣臻竟然在装核弹头的导弹一侧坐下，一点没离开的打算。人们再次劝他离开，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了，我什么时候离开。”

人们紧张的心安定下来，开始静心地操作。

对于中国导弹核武器和氢弹的试验成功，有这样一个横向比较：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至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7年4个月，苏联用4年，英国用4年7个月，法国用8年6个月。

中国只用两年8个月。并且中国是晚起步却先于法国完成氢弹试验的。

西方评论：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是世界“特等重大事件”。“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如神话般不可思议”。

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核技术竞赛中，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原子超级大国。”

聂荣臻与中国国防尖端科技结下不解之缘，最为紧张且卓有成效的奋斗是前11年。这11年可起于邓小平总书记1956年10月请他出山，止于1967年6月氢弹试验成功。若以1957年中苏“10 15新技术协定”始，中国尖端技术真正形成整体力量工作顶多也只9年。

如此之短暂的期间，完成如此恢宏的科技伟业，并且为中国培养了一支高科技队伍，构筑了门类齐全的广泛坚实的工业基础，其影响之深远直达21世纪。

首次氢弹空爆试验的成功，也是聂荣臻最后一次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此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已经涉及军队，聂荣臻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打击，逐步离开负责岗位，再未到过西北导弹与核试验基地。直到25年后逝世，聂荣臻英魂踏上他热爱的导弹试验基地，那是元帅生前嘱咐分葬自己的一部分骨灰于基地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