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元帅之爱

卷 六

石破天惊

第20章元帅之爱

56 真金烈火

林彪接任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以“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为口号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军，并在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浪潮中将突出政治推向全国。科研单位概不可免地置身于这一运动中。×院由于属军队编制，贯彻较地方更为严格。技术人员对把研究室当连队一样要求，提出意见，这些同志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对派，受到指责、批评，甚至批判。

眼看科研人员大量时间被占用，科研进度严重受影响，钱学森生性耿直，坦言多次无用，在办公室常常按捺不住地发火。

任新民性情温和，极端地相信上级，相信党的一切指示。他对无法把主要时间花在钟爱的发动机上，非常苦闷。

梁守檗、屠守锷、姚桐斌、黄纬禄等人对于放下火箭资料，多数时间捧着政治读本，万般无奈。身为老师的钱学森与他们相对无口。

专家不会掩饰自己。他们公开表示不赞成的态度。

于是，对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技术队伍颇有微词。聂荣臻听到不少反映。但是，突出政治的方针来自最高层，并且发端于军委主持人林彪。聂荣臻不能阻止政治统帅一切，他能做的是在科研系统——主要是国防科技系统中设法保持专家们的正常工作。

在钱学森最苦恼的日子里，聂荣臻找他单独谈话。聂荣臻说：“我们请你回来，就是相信你，国家已经把最机密的导弹交给你负责，这是信任。×院这样的机构在中国还没有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国家，相信党。我希望你记住‘真金不怕火炼’这句话，在遇到困难时要挺住。”

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钱学森铭心刻骨。他回到家对夫人蒋英重复聂荣臻的话，对共同为导弹事业奋斗的专家们、学生们重复聂荣臻那句话——“真金不怕火炼”。

1989年12月25日，隆冬之际，钱学森已是快80岁的人，他想起元帅过几天便是90高寿，挥笔致信给老领导说：“……此时此刻，我自然要追忆往事：我想到您对我关怀备至，我深深感动，记得在60年代初，您亲自安排了我一家的住房和安全保卫工作；在我遇到点困难的时候，您鼓舞说：‘真金不怕火炼’。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为了纠正×院的政治左倾风，聂荣臻专门找来当时担任总政副主任的梁必业，对他说：“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军队有的单位总是把知识分子按士兵一样看待，像管战士一样去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对知识分子要善于启发他们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能光靠开会，搞得精疲力尽。那样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科研工作连续性很强，一搞运动就把业务工作停下来，对科研影响很大，这种做法要改进。”

聂荣臻对主持×院日常工作的王秉璋讲得更直率：“科研部门必须提‘以研制工作为中心’，不能照套军队的‘四个第一’、‘五好运动’、‘四好运动’的做法。”

大的问题刚刚有点头绪，又有人向聂荣臻提出：经过政审，有的专家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海外还有关系，这些专家不适宜接触机密工作。

聂荣臻听了不语。良久，他耐着性子说：“你们想过没有啊，以前上大学或者出国留学的，出身成份好的比较少，这是现实。一般说，他们的家庭比较富有，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否则，他们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所以国家要强调‘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照有些同志那样政审，这些人统统该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工作无法往前干。我们有些同志，对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科学家，心里总是有一道鸿沟。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院比较突出。要问我，我说这些人是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然把导弹、原子弹交给他们研究，就应该信任他们。”

聂荣臻的这些讲话传到×院，对于一心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们，犹如一阵春风暖人心。

聂荣臻不仅如是说，他更在组织上采取实质措施。他亲自提议：“任新民、梁守槊、屠守锷、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这些专家，应该考虑让他们担任1、2分院的副院长，主管技术。”这项提议的落实给专家们很大的鼓励。

火箭发动机试验中发生烧蚀问题时，有人把科研失败归于政治原因，要追查任新民的政治责任。此时，任新民被放上政治的审判台，一位前途远大的航天专家眼看将被极左思想毁于一旦。

聂荣臻听到这件事时，说道：“我记得你们×院建院的时候，任新民和庄逢甘两位科学家正在北京开会。听说×院已经成立，他们要求调到×院工作，陈赓同志也同意，他们就没有再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家也没顾上搬，就到×院筹建处去了。那时，刚从部队手上接收过来一些平房，条件差得很，他们不顾条件简陋，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住在那里。我叫安东去动员他们住旅馆。安东回来对我说，任新民和庄逢甘表示，‘我们既是调到这里来工作的，怎么能住旅馆呢?，安东一再动员，他们也没有去旅馆。这件事我听了极为感动，始终铭记。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还能相信谁呢?你们转告任新民一句话，‘凡是最困难的时候，成功也就快了’。”

任新民听领导向他传达聂荣臻那句话时，眼眶湿润了。他对聂荣臻如此理解自己，多少年的一桩小事还记在心上并大加赞扬，感动不已。他惟一的回答是努力工作，拼尽全力。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到深夜不灭。发动机的难关一道一道突破，终于再次试车。发动机热试车成功了。在热试车过程中，任新民的手接触到液氧推进剂，这是一种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有毒液体，他的手被冻伤，幸好面积不大，否则就残废了。

钱学森听说任新民被冻伤，很着急，要求好好治疗。

任新民受伤的消息传到聂荣臻耳里，他发火了，质问×院领导：“为什么不对任新民这样的专家多加保护?”

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物理学家郭永怀飞机失事后，钱学森难过了好长时间。郭永怀是一位天赋奇高的科学家。钱学森因为×院工作繁忙，无法分身他担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时，郭沫若院长请他推荐一位力学所主持人，钱学森说：“郭永怀学识渊博，在国外已很有成就，他担任所长最合适。”后来郭永怀坚持任副所长，主持工作。他说：“所长仍请学森兄兼任。”郭永怀横跨导弹与原子弹两项事业的研究，既是顾问，亦参加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的攻关。郭永怀的失事殉职，从周恩来到聂荣臻都痛心不已，大有失良将的悲伤。聂荣臻后来下了一道命令：“各级专家要加强保护措施，今后钱学森乘坐飞机必须报我批准。”

从此，钱学森搭乘的飞机安全要求很高。这件事在“两弹”科技队伍中传为佳话。张爱萍将军一再要求各级领导以元帅为楷模，关心、爱护、理解专家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们。

随着“两弹”研制的进展，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重要。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却在政治上日益下降。大家最不能忍受的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帽子下，经常受到贬斥。

中国的知识分子此时进入一个怪圈：一方面国家大力号召扫盲，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以此为荣。另一方面，专家、学者又被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劳动改造对象。

在社会生活中，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一致公认，有知识者受敬重。人类崇尚知识的本性不灭。新中国现实生活中亦如此。

在当时的正统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既受到批判，又不得不使用他们。甚至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工作中不得不重用他们。否则无法完成国家期望的进步目标。知识分子们正是在忍辱负重中生活与工作。

这些社会现象，由于聂荣臻置身于他们之中，感受尤为深刻。常常为此不平，为此忧虑。

聂荣臻思考这些现象，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工作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就事论事解决永无止境。

1961年4月，聂荣臻来到杭州，住在西子湖畔的王庄。这里湖光山色，春意盎然，无论是漫步苏堤、白堤，还是泛舟西湖，他身在南国佳境，心却在工作上。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为中国知识分子制定出一部政策，给科技界一个温暖人心的春天。

聂荣臻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于是，国家科委韩光、刘西尧，中科院张劲夫、杜润生，国防科委安东、路扬，上海市科委刘述周、舒文等人，先后来到杭州，从4月16日起，一连开了10多天的会议，聂荣臻听他们谈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和问题，请他们提出需要改进的建议和意见。

经过反复磋商讨论，在杭州拟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这是一份初稿，以后历经多次修改，上报中共中央批准。这份政策性文件被科学界简称为《科学工作十四条》。

6月20日，聂荣臻在上报《科学工作十四条》，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问题。1．学术问题上，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见解、对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让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来逐步辨明是非。2．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3．不要给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4．学术上的争论，不要轻易下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结论。即使属于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具体分析，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①

聂荣臻主持制定的《科学工作十四条》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中共中央以正式文件下发，并批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这份文件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影响不仅在国防科研系统，亦遍及全国。惟一使聂荣臻感到不足之处，是没有在根本上给知识分子确定阶级属性，也就是知识分子们最不堪重荷的那顶“资产阶级”帽子没摘去。

次年2月，经中央批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本意是借贯彻14条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但是，各界知识分子代表群情激愤地提到：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使我们总觉矮人一头，低人一等，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聂荣臻对此早有同感。他在北京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曾讲过：“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许明同志在会上更为激动，坦率直言道：“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逻辑的!”

聂荣臻决定延长会期，电话请示周恩来，希望他来大会上给大家讲话。聂荣臻说：这几天会议中，科学家们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教学改革、科学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等提了许多疑问。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很大，怎么回答好?是否请你到会讲讲。周恩来在电话中说：“就叫人民的知识分子，具体怎么讲，我到会上再说。正好戏剧创作等几个会议也在那里开，与会的都是知识分子，也要我讲话，到时候我集中讲讲知识分子问题吧。”

3月2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会议是在市政府礼堂举行的，几百名知识分子欢聚一堂。聂荣臻在主席台上看到，周恩来拿了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小纸片，可能就是那天他们通电话时记的几个要点，一讲就是近两个小时。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社会过来的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他又引用刘少奇的话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周恩来接着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政治，不断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周恩来的报告会场上响起了持续数分钟的热烈掌声。

3月5日，陈毅到会与专家们见面。陈毅讲话历来是诚恳坦率和充满感染力的。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爱党爱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能说大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陈毅的声音高，嗓门大，言辞自有一股豪气。坐在旁边的聂荣臻看看台下，群情激昂，掌声四起。又看看陈毅，知道他今天激动。

陈毅接着说：今天，要给你们“脱帽加冕”，就是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大家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 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陈毅又说：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②

陈毅的讲话引来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与会的代表们热泪盈眶。多年来，没听到过这么豪爽耿直的真话，句句讲到心坎上。聂荣臻本人也被陈毅的讲话感染了。本意请陈毅来讲讲国际形势，不曾想这位心直口快的元帅外交家把知识界最关心的阶级属性问题讲得情真意切，给了知识分子真诚的信任。

《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新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聂荣臻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爱在政策领域的实现，使聂荣臻的爱心远播。

①   《聂荣臻》第619~620页。

       ②  《聂荣臻》第626~627页。

57   张瑞华之恋

在北京一条安静的胡同里，在那座墨绿色的大门内曾经生活着聂荣臻和张瑞华夫妇。他们相伴度过银婚、度过金婚。他们享有的不仅是常人的金婚岁月。那是半个世纪又14年的漫漫时光。64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颇有考究难求的数。淡淡看去，此数似乎平平常常落在这对夫妇的人生中。

我们每每离开聂荣臻元帅家，回顾那座院门，深感元帅具有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他那超人的人生在于凡事无不示形于平常，示形于大众。种种人生之为，普通得让我们难以相信，难以理解。甚至会为他们的爱情那样平淡惋惜，或许认为太过艰苦而不能忍受。爱情，这个被人们视为生命中的圣事圣物，被奉为青春的燃烧岁月，元帅夫妇竞走得那么匆匆。

聂荣臻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瑞华有同校师生之谊。不过，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教官，张瑞华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这时候，聂荣臻也在武汉。

张瑞华是黄埔军官学校第5期毕业生。在那个妇女未解放的封建时代，张瑞华等年轻女性在黄埔军官学校可称之为万绿丛中一点红。她是那个时代的少数女中豪杰之一。黄埔军校这所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军事指挥官摇篮，为聂荣臻夫妇培养了共同的信仰。

聂荣臻与张瑞华结合于1928年4月。那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最为困难、最为黑暗的时期。在那段革命低潮的日子里，不少人悄然脱离了党的队伍，回归故里生活。甚至发生一些人背叛革命，投向敌人。所谓逆境中方显英雄本色。聂荣臻没有走，张瑞华没有走。他们继续冒生命危险为革命奔忙。聂荣臻虽然身为省军委书记，却一贫如洗。这年夏季他靠惟一的一件衬衣度过。更可忧的，他是被政府追捕的对象。年轻的张瑞华偏偏就答应了这身处险境的青年小伙子的追求。

张瑞华是位河南姑娘，身材修长，五官灵秀，原是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满校莺莺燕燕的姑娘中她是个十分关心国家时事的女学生。1927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他闻讯投笔从戎，赶到武汉转读军校，后来成黄埔5期生，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这年她18岁。聂荣臻当时担任湖北省军委书记，在武汉中和里办公。因为工作关系张瑞华常去中和里。正是在这里他俩相识了。28岁的聂荣臻青春的热情并没有投注于这位姣好的姑娘，他全部的精力关注的是北伐的战火。我们不能断言聂荣臻当时毫不留意这位姑娘的存在。但即使他对身边这位姑娘有很好的印象，随之而来的蒋介石叛变等一系列惊涛骇浪，也迫使他放下一切个人私事，去面对迅速恶化的革命大局。到1927年夏天，他们的缘分似乎了结了。

与张瑞华分手之后的1年不到，满打满算300多个日夜，聂荣臻却遭遇经历了我们许多常人一生不可能遭遇经历过的许多事件。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发生“4 12”大屠杀。紧接着参加南昌“八一”起义，一路血战江西、福建、广东3省，终至流落香港。仅隔4个月又冒死举行广州起义，血洒珠江两岸，再次死里逃生回香港。聂荣臻几乎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走在刀锋剑口上，他屡经大难不死，与叛徒相遇电车上而能跳车脱身，都是人生奇遇。

他俩得以重逢也是人生一大奇事。1年后，历尽大难重逢于香港时，聂荣臻正在一处秘密地点讲话，一位年轻女性推门进来送文件，聂荣臻目光一亮，这不是武汉那个小女兵张瑞华吗?张瑞华也参加了广州起义，有幸不死随组织撤往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往来于港九和广州之间。张瑞华进门之后也注意到了台上滔滔不绝讲军事课的教官是她熟识的聂荣臻。

半个多世纪之后，聂荣臻和张瑞华回忆相爱的往事，都提到了香港的此次会面。这次无言的相会经历半个多世纪而不褪色，可想见双方印象之深刻，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一见钟情”，诚如聂荣臻夫妇让人羡慕的际遇。

此次见面使聂荣臻在29年的人生中第一次升起了对一位姑娘的爱慕之情。几天之后，聂荣臻独自前往张瑞华的住处，希望与她一叙心底之恋。

这位似明白又不明白的年轻姑娘，今天却比省军委书记还忙，她要去九龙送文件，没时间和聂荣臻谈话。多少年之后，聂荣臻在北戴河的海边对采写他传记的同志回忆这段往事时，朗朗有声地笑说，她讲今天没空，要去九龙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怎么不行，过几天我再来嘛，她还闹不清我找她是怎么回事。 张瑞华当时没想到别的，虽然不知道找她谈什么，因为是上级领导也不便多问。她对这位年青小伙子印象很好，却未想到爱来得这么突然，这么迅疾。聂荣臻并未如张瑞华所约隔一天去。他太忙，几天之后他才抽空去看望自己所爱的第一位女性。在聂荣臻的回忆中，这次的见面谈话坦率热烈，是他们爱情中具有决定性的交谈。张瑞华听懂了聂荣臻所表述的爱慕之情。她瞪着两只充溢青春活力的大眼睛望着这位省军委书记，望着这位驰骋疆场的猛士。她相信这是一位完全可以依赖的丈夫，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她热烈地回应了聂荣臻，愿与他终身相伴，患难相随。

他们的初恋如闪电热烈而迅捷。他们不举行任何成婚仪式。现在看来，这是大悖常情之事，但对当时的革命者来说，却是常事。

张瑞华离开自己住处前往聂荣臻的秘密住所时，全部财产用一只小小的手提箱装下了。几十年之后张瑞华回忆说，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总理来家表示祝贺。我第一次见总理，印象非常深刻。他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总理这个人。

在香港工作期间，他们夫妇每月由组织发给约25元生活费，其清贫的程度使聂荣臻仅有惟一的一件衬衣，而张瑞华因为工作需要应穿戴好一些，也不过两件旗袍。

他们的小家在皇后道的坡上，需爬几十级台阶。张瑞华从窗口可以眺望丈夫回家的必经之路。聂荣臻的每次外出都让她担忧。如果迟迟不归，她会不食不寝凭窗坐等。聂荣臻到家时她往往注目他一级级爬上高高的台阶，再备好洗脸水。她知道丈夫一身大汗，并且要换洗下那件惟一的短袖衬衣赶紧先晾干，以备明日穿。她和丈夫的恩爱温暖与清贫相依，与生命的安危作伴。常人能理解么?常人能不穷吵么?所谓越穷越吵，越难越吵，是为常。办大事者，胸罗大志者，凡常人之事皆不为常，他们遇常人之苦，有超常之乐。

1930年初，聂荣臻奉命赴上海。不久，张瑞华也到了上海。后中央调聂荣臻赴顺直省委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省委设在天津。天津环境凶险，军阀横行，不少革命人士遭到关押甚至杀害。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已入狱。聂荣臻正是此时赴危局。

月余后，他与年轻的妻子相聚上海，稍停即共赴天津虎穴。

他们在天津住马场道丰云路15号，属日本租界。张瑞华对天津的这段生活印象尤深，多少年亦未忘怀。新中国建立后，她到天津专程寻访故居，昔日的丰云路已不复存在，好心的房东也似黄鹤乘云去，一切如梦境一般。而张瑞华往事历历在目。丈夫一面设法营救彭真等同志，一面从事工人运动与军队兵员工作，俗称工运和兵运。由于筹集到一部分钱送入关押彭真的狱中，解决了一些困难。为了从事工人运动丈夫常离开天津到唐山煤矿的工人中去开展工作。这些事张瑞华并不知情。直到丈夫风尘仆仆回来，才知道聂荣臻去了唐山，在一户叫老刘的工人家差点死于煤气中毒。后来敌人发现了他的踪迹，由于工作人员的及时通报，他才脱离虎口。

此时，张瑞华已有身孕，妊娠反应罕有的强烈。丈夫却难得在身边照料。那次，她晕倒在楼下，是好心的房东扶她到房间，热心照顾。

聂荣臻对妻子的爱如同他的为人，一切的炽热与忠诚竟压在火山深层处，不轻易表露却不是不存在。难得的一次夫妇同去商店，张瑞华走到店门旁头晕难耐，聂荣臻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拉上妻子同回住所。普普通通的这件事，张瑞华竞回味无穷达几十年。想是他们生活中这样的事太少。张瑞华一生中只有这一次怀孕，生下了惟一的女儿。聂荣臻也难得有闲暇尽做丈夫的责任，或许这就是妻子对坐一次黄包车铭心刻骨的原因吧。

这就是一位共和国元帅的妻子对她少妇生活的浓缩回忆。他们在天津生活了4个月，刚刚安顿的小家又要散去。聂荣臻奉调回上海。聂荣臻以出差名义先行。张瑞华独自带着身孕拎着衣箱说回河南老家。房东见她孤身难行热心地要送站。她不得不谢绝。她真实的去向不是河南，不能暴露。什么苦都要咽下，都要承受。她祈祷不要晕倒，顺利抵沪。

她离开住所不多日，凶神便降临了。住进去的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长陈复被从此处抓走。聂荣臻夫妇又一次避开了灾难。而他们的离去并不意味险境的结束，倒是一轮更加凶险的生活的开始。

58  不寻常的代价

聂荣臻回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特科是中央最早的情报与安全保卫机构。特科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主持。聂荣臻的任务是加强特科政治工作，执行具体任务的领导，参与实施审讯与处置叛徒、特务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是从敌人重重保卫之中捕抓叛徒，执行任务的人必然冒着生命危险。聂荣臻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无法照顾妻子。

张瑞华离产期仅有4个多月，仍然从事着中央机要交通员工作，同时还要操持家务。不仅仅是体力的劳累，更为沉重的负荷是精神压力。聂荣臻干特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异于常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为摸清叛徒或特务的作息规律与出入地域的环境，他们起早贪黑。

聂荣臻基本是凌晨5点钟外出工作，直到夜里零点，甚至两点钟才回来。尽管张瑞华怀有身孕易疲倦，但丈夫未回家她悬着的心放不下，总是倾听着弄堂里有没有她熟悉的脚步声。日子长了，远远的弄堂口上只要出现脚步声，她就可以分辨出是否丈夫的步子。倘若那熟悉的步子在凌晨3点之后仍未出现，她就准备弃家而去。丈夫曾多次嘱咐她，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她身怀六甲，孑然一身，若丈夫万一险遭不测，她往何处去?上海虽大，却无共产党人可以安全容身之处。

那次真正过了凌晨3点了。张瑞华听着那时钟的奔走声，情不自禁地环视着那间小屋，难道真要独自弃家逃亡?难道丈夫真的遇险?革命杀头已是寻常事。她耳闻目睹同志的牺牲已不鲜见。她决心再等到黎明。当丈夫的脚步声终于传来时，当她习惯地守在门后，静等那约定的敲门方式时，当丈夫在门开后出现在她眼前的刹那时，他们夫妇竟是那样的冷静。一句回来了，包含千言万语。

不希望狼来，狼偏偏就来啦。

1931年4月，主持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南京政府接到密报后，决定一网捕尽上海中共中央全部领导人。顾顺章了解中共中央在上海几乎全部领导人的住地及工作方式、联络手段，威胁之大在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打入国民党高级情报机关的钱壮飞同志迅速传递出来，这一功勋卓著的情报挽救了上海中央不少负责人的生命。聂荣臻和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厨恩来迅速转移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切断顾顺章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叛徒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两天两夜他们不曾合眼休息，为多争取一小时，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他们舍身忘死地工作。

聂荣臻夫妇把家搬到了虹口的提篮桥，日子过得更加紧张。夫妇俩约好外出回家的时间，一方若不按时归来，立即搬家。他们的惟一女儿聂力于1930年出生，此时刚则半岁多一些，张瑞华常常抱着女儿爬上3楼晒台装着晾衣服，察看周围的动静是否可疑。这期间聂荣臻不幸在南京路上遇到了叛徒，他又一次跳下公共汽车逃离了敌人之手。

严酷的生活致使22岁的张瑞华患了神经官能症。这病一直伴随到她晚年亦未能根治。

聂荣臻夫妇的青春岁月并非没有天伦之乐。他们的顶头上司周恩来性情潇洒倜傥，周围朋友战友多是留法勤工俭学或在国内求学的知识分子，聂荣臻本人也是博学多才，内秀不乏情怀。不过，他们的天伦之乐，他们的家庭休闲几乎全部服从于事业，融化于事业。他们曾住过四面透风的木板屋，也曾住过小洋房。一切物质之于他们真正成为身外之物。来且住了用了，走且弃了。极少的物欲留恋，注目的是事业的境界。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此话用于他们当时的情形很精确。他们夫妇除了拥有对方的爱，除了共同拥有一个女儿，什么物资也没有。即使这惟一的亲情，他们也不能不割舍。随着上海形势的恶化，聂荣臻不得不前往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张瑞华因为有小聂力这个刚过周岁的女儿只好留在上海。此一别，夫妇俩谁也没有想到竟有5年之久。张瑞华这位年轻的少妇先是丈夫别离，随后自己为了工作方便，不得不忍着母女分离的撕心之痛，把孩子寄养人家，只身前往陕北。

59   爱似杜鹃啼血

聂荣臻一生十分酷爱惟一的女儿聂力。聂力自小聪明过人，观你之行而知你所思所想。1岁多的小聂力与父亲十分亲近。爸爸穿上外衣，她便拉着妈妈去衣架旁为爸爸取帽子，和妈妈一起送爸爸到楼梯口，会说再见。

每次聂荣臻的脚步声刚刚在楼下响起，她就跑往楼梯口迎接爸爸，一手要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爸爸，好开心。不喜多言的聂荣臻与小聂力非常有感情，到家有空就把她抱到膝头上和女儿咿呀说话。他深感作父亲对女儿的责任重大，一定要把聂力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才。

然而，时局日渐危急，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步向武装根据地转移。1931年12月中旬聂荣臻终究向妻子和刚1岁有余的女儿告别。女儿仍然像往常一样向爸爸道声再见。她不知道爸爸短时间不会回来见她。聂荣臻此次取道广东汕头，入福建穿过封锁区，再进入湘鄂赣苏区。此次别离与往常不同，不知道何时相聚。或许他们心中都拥有一个期望，不会太久。不过，那个模糊的期限不会是夫妻天各一方达5年之长，更不会预见与心爱的女儿失散达15年的漫漫岁月。

中央负责交通的陈昌寿陪他同行。一路车船劳顿赶到福建境内，在大埔冒着危险偷渡敌人封锁线，终于抵达永定，稍事休息即赶往长汀。在那里与老战友、当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欧阳钦相遇，两人兴奋不已，彻夜长谈。第二天聂荣臻单枪匹马奔驰60里地，夜里9点多钟赶到红色首都瑞金。当晚先后见到了叶剑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毛泽东身穿红军服，长长的头发，高高的身材，讲话幽默潇洒。第一次见面，感觉非常和谐。原定聂荣臻去湘鄂赣边区工作，此时，毛泽东说：“你来了好。你来了先到5军团。宁都暴动了，你代表军委，到5军团工作，找上层谈话，做这个新起义部队团结安定的工作。”

毛泽东指的是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26路军，此军1．7万人，后来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董振堂、萧劲光、刘伯坚等将军均出自此部队。

聂荣臻在红5军团工作3个月后，中央军委重新组建红1军团，下辖两个军共6个师，一批重要将领如左权、罗瑞卿、罗荣桓、黄中岳、陈奇涵等在红1军团任职。中央任命林彪为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此后，他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红军重要的主力部队，参加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随后在万里长征和创建陕北根据地期间屡建奇功。他和林彪共同领导这支部队长达5年半。这段岁月聂荣臻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万里，由赣江、湘江、金沙江、乌江、大渡河，战至黄河。虽处九死一生的恶劣环境，却无时不思念着妻子与幼小的女儿。

远在上海的张瑞华这年22岁，独自带着1岁零4个月的女儿，日子过得万分艰难。她举目无亲，本是最可依靠的地下党组织又遭到顾顺章、向忠发等领导人叛变的严重破坏，这给张瑞华造成经济上的极度拮据与生命的严重威胁。

聂荣臻在上海工作时，化名李先生。聂力出生时取名李丽。爸爸离沪之后，小丽丽一连半月天天到楼梯口等爸爸，她那幼小的心里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疼她的是爸爸和妈妈。忽然一天最疼她的爸爸不再回到小楼上，惟有妈妈一人陪伴她，丽丽不能忍受，终日哭喊：要爸爸!要爸爸!无论白天黑夜，丽丽常是哭喊得精疲力竭才昏昏睡去。这连续不断的哭声不仅撕扯着年轻妈妈的心，甚至房东都不能忍受那哭喊，劝她带孩子去看医生，想法制住孩子的哭闹。万般无奈时，张瑞华母女俩只得冒着冬月的严寒，白天去公园消磨时光，黄昏再回家。那种度日如年的滋味非亲身体验无法诉说。她全部的期待化作对爱情的忠贞，对来日相聚的渴望，对丈夫事业的坚定信仰。那天，她在公园里为丽丽照了一张两寸全身照片，辗转捎到苏区聂荣臻手上。这成了丽丽幼时惟一的照片，此照片聂荣臻一直珍藏在身边，伴他度过战争岁月。

虽然夫妻各自天涯，张瑞华时时注视着红军发展的任何消息。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撤离瑞金开始西行长征，这些无不牵动张瑞华的心。就在思念、忧虑、企盼中母女俩熬过两年多。1934年春，张瑞华母女住在英租界内一处党的秘密联络点。由于叛徒告密，她母女被捕了。同时在联络点还抓走杨庆桂、黄文雍及杨庆桂的幼儿。她们被关入英国巡捕房提篮桥女监。

在敌人的监狱里，无论怎样拷打、审讯、威逼、恐吓，以及饥饿与寒冷，张瑞华始终坚持一个口供：我姓王，从小没名字，也不识字。丈夫李先生出门做生意，一去不归，自己无依无靠。后来听说丈夫在上海做生意，就到上海找他，寻夫不着，临时借住那间亭子间，后来被你们抓来了。……

3岁多的丽丽与妈妈一同关在女牢，敌人曾经以把小丽丽送往孤儿园相威胁。张瑞华宁死不让带走女儿，宁死不讲真情。后来丽丽和妈妈一起过堂，一起目睹妈妈受审。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对妈妈留下了任何人也不能超过的深刻印象。她知道这是最疼爱她，宁死也要护卫她的妈妈。这也是她在5岁离开妈妈之后达lO年之久，仍然不忘妈妈音容的原因之一。

敌人查无实据，释放她们回原住地，让她们母女和杨庆桂母子重回亭子间住下，实行秘密监管。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张瑞华从一处地下党联络点得到了30元路费，她和杨庆桂各自抱着熟睡的孩子逃离，安全到达联络员指定的法租界中的那家旅馆。不几天，英国巡捕房贴出通缉张瑞华和杨庆桂的布告，她们再度陷入逃亡的险境。

几乎同时，红军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由于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撤离瑞金。聂荣臻与张瑞华母女联络中断。张瑞华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红军不断西行，丈夫如果活着，也是离她越来越远。她凭着自己罕见的毅力、机智，以及地下党的帮助熬到红军胜利到陕北。那已是1935年秋。她们母女与聂荣臻分手已4年。

此时，张瑞华接到组织通知，安排她取道天津转赴陕北根据地与聂荣臻团聚。此去数千里之遥，沿途要越过敌人多道封锁线。无论为了孩子安全或行动方便都不能带小丽丽去冒险。这个革命家庭又一次骨肉分离。小丽丽几年前失去父亲，现在又要失去母亲。她又一次蒙在鼓里，幼小的心不知将与亲爱的妈妈别离10年。那是3650多个日日夜夜，让年仅5岁的女儿如何承受?

李丽——聂力，这位未来的帅府干金，历经了一个孩子罕遇的磨难。不论她愿不愿意，亲爱的妈妈继爸爸之后离她远行了。她被寄养在大上海远郊嘉定县的毛齐华同志的亲属家中。

幼小的丽丽甚至在父母双双远离之后不知道生育双亲的真名实姓。谁能说这孩子不存在遗失的危险?

5岁的丽丽与那家一位老奶奶相依为命。家里别无他人。这奶奶的儿子参加革命远走了。为了活下去，老奶奶拄着拐棍出去乞讨，却不让丽丽去，她怕狗咬伤丽丽。丽丽永远记得老奶奶多次搂着她说，不管多难多苦，我一定要把你养大，要对得起我儿子和你父母。

小丽丽的童年是在放牛、喂猪、种地、割麦中度过的。刚大一点，她还出去帮工带孩子，洗衣，干一切成人干的家务。多少次站在贫寒的农舍前看着别的孩子被父母领着走过，她在心中无数次呼唤：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们快来接我吧!

这棵幼小的苗苗，生命力罕见的顽强。患了疟疾，没钱买药，就蹲在农舍屋檐下晒太阳，以阳光的温暖抵御发烧的寒冷，竞奇迹般的恢复了。腿被棉秆划破，她抓起地里的泥土去掩堵血流如注的伤口。伤口感染化脓，无医无药地硬挺着。这化脓的伤口竟溃烂几年，烂得露出了白骨仍下地干活，腿脚居然保住了。

与女儿分手的张瑞华先到天津，一段时间后再转道西进到陕西澄城，在那里当了两个月教师等待机会穿过东北军防区。后来女扮男装当作东北军军官的勤务兵才得越过东北军的防区，到达保安。她1935年秋从上海出发，跋涉9个月余。回到聂荣臻身边，已是第二年的7月。当时，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连续打了一系列胜仗，正在预旺堡休整。分别5年的重逢，夫妻喜悦之情自不用说，两人谈起寄养在上海的女儿，都万分惦念。张瑞华是位有泪不轻抛的女性，在丈夫身边想起9个多月来音讯杳无的女儿，她再也止不住泪水流淌。

5年别离，一朝相聚，却只团圆了三四天。聂荣臻率军接应红2、红4方面军。张瑞华返回保安中央驻地。虽然相聚，犹若别离，咫尺之遥若比邻，这是聂荣臻这样伟人爱情生涯的又一面。

已是千军万马统帅的聂荣臻，其惟一的干金闺女还在上海农家苦度。1938年，周恩来曾派上海地下党员龚饮冰同志寻找小丽丽。当两位陌生的叔叔找到小丽丽的简陋之极的农家，表示接她去见父母时，因为丽丽不相信，坚持父母来才走。这使她原本应该9岁结束的苦难生活又延长7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央再一次派上海的地下党员毛齐华回嘉定亲戚家接出了丽丽。丽丽又辗转到达北平。在沿途党组织的热情接待安排下，终于在第二年4月来到张家口，见到了她思念了15年的爸爸。

她现在知道自己爸爸的真实名字叫聂荣臻，是指挥干军万马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也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妈妈叫张瑞华，是一位1926年参加革命的资深的共产党员，一位出身受人尊敬的黄埔军校的第一代女兵。

      那时，他们一家刚刚团聚，又在各自的位置上开始为创建新中国奋斗。聂荣臻夫妇的爱情和家庭与中国革命的政治变迁密不可分。他们悲欢离合，与共和国的兴衰繁荣延绵了64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