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导弹“三步棋"

54  方法论

聂荣臻在60年代初与钱学森有过多次谈话，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他在工作上与钱学森等知识分子接触就更多了。他相信钱学森的学识和人品，在与专家的接触中，聂荣臻不断从宏观的境界思考中国的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措施和方法。

1960年的春天，他听取×院汇报工作时嘱咐：要信任钱学森同志，他在国外是有成就的，他爱国爱党，学有专长，他是我们自己的科学家。技术上听他们专家的，我们做好服务工作，让他们安心搞科研，多出成果。

在发展战略上，聂荣臻始终主张“远、中、近”方针。即远期的规划，中期的预研，立足于近期。

这3个字具体到导弹，远期的包括远程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系统，以及反弹道导弹等；中期的则包括中程导弹、核动力潜艇，及空空、地空、舰舰、岸舰等导弹型号。

      在北戴河上马下马激烈争论期间，聂荣臻在一次与刘西尧、路扬、钱学森、王诤等人的谈话中说：“搞导弹必须有战略眼光，做这一步想到下一步。……从三班倒去考虑安排力量，一班搞中近程战略导弹，一班搞近程战略导弹，另一班搞更远的型号。由近程到洲际，中间可搞个几千公里的，有一个阶梯可能更容易些，更稳妥一些。”

聂荣臻特别强调：“洲际的一定要搞，×院应根据这个总的方向分期分批，有步骤地建设，不能放松。这个拳头是松不得的。……×××号要积极进行，这也是个战略问题，将来可考虑反导弹系统的发展。……关于星际航行系统，究竟从洲际系统上去，还是另搞一个大推力系统，暂不忙定，可继续收集资料，可以考虑科学院通过搞探空火箭，为将来向星际航行开辟道路。”

经过实践总结，聂荣臻的这些思想，逐步形成了“三步棋”的原则。即在同一时期内，至少要看三步棋，分三个层次的型号：一种是已定型后要小批量生产；一种是正在设计和试制的；一种是在探索研究的。聂荣臻的这些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导弹由仿制到独立研制，由液体发动机进步到固体发动机，从原子弹试制成功到氢弹的诞生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没有这些原则的正确引导，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1960年9月至12月，中国先后多次发射成功仿制导弹，到1962年春天，中国经过1年多的努力，自行设计完成了国产导弹。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53秒，某新型地地导弹首次实弹发射。大家对这次试验充满希望。但导弹飞离发射台后失稳，发动机头部预燃室因为破裂，燃起火焰。导弹飞行仅仅18秒便开始坠落。

      这次首发导弹坠落在离发射台仅仅680米的地方。参试的专家和部队第一次目睹自己发射的导弹坠毁爆炸，那种痛苦无以形容。在场的人们愣住好一阵，然后往坠落地跑过去。一些技术人员当时哭了。

专家们压力很大。这时传来聂荣臻的指示：“科学试验允许失败，要善于从所付出的学费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聂荣臻深知在大跃进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几年来的左倾思想会如何对待专家们。他特别提醒×院领导：“不要追查责任，吃一堑长一智，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钱学森生性严于律己，对首发地地导弹的失败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查找技术原因。聂荣臻的宽容一则使他感动，一则促使他更严格查找原因，重新研究设计，重新加强研制过程中的试验设施。

在聂荣臻的支持下，×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核心的3条是：一、抢建试验设施，建立全国协作网，加强预研；二、加强科技规章管理制度和责任制；三、重新审查修改设计和组织科研攻关，强化地面试验，彻底解决此次失败中的技术问题。

导弹试验失败的10天之后，聂荣臻请钱学森、王诤等×院领导到军委来座谈。

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总觉得打了败仗。

一见面，聂荣臻拉着钱学森手说：“辛苦你们了，大家都不容易呀，在戈壁滩紧紧张张地工作。”

“聂老总，我们没干好，对不起国家。”钱学森说。

“这次没干好，下一次会干好，我相信我们的专家。”聂荣臻的话让大家心中发热，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场的同志终身难忘元帅那一次的讲话。

聂荣臻说：

——试验本身就包括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试验失败是不可免的，这次试验失败不是坏事，是好事。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一切都很顺利是不可能的，政治工作要加强，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一课，是活的政治工作，要深入教育。

——这次试验后，在技术上一定会有争论，争论是需要的，争论的结果，还是要靠试验才能解决问题。研究、试验工作还是要付点学费的。

——反面的教育、失败的经验是很有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失败，暴露了×院还有不少弱点，发现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X院要重视，加强控制系统方面的工作，控制系统不仅是无线电问题，要重视精密机械和工艺的研究工作。所谓工艺，不仅是加工工艺，还有工艺理论的研究。现在国家工业部门不可能有这样高度的精密工艺，因此，X院必须抓精密工艺研究。没有精密工艺，不可能搞试制，更不可能搞小批生产。精密机械可以进口一些，重要的是人，可选点水平高的老工人，加强精密机械和工艺研究方面的技术力量。

——X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要注意发挥钱学森的力量，王诤应重点抓生产试制，以及设备和条件。

——党领导一切是领导和掌握政策。政策不对头，怎么能发挥专家的积极性和团结他们呢?党支部不能领导一切，只能起保证作用。我们有两点外行，一是如何带知识分子，二是如何带工人，都不能用带兵的办法带这些人。政治工作不能一般化，不能照搬军队的一套。要靠党支部抓思想，依靠过党的生活做政治思想工作，做好政治工作不在人多少，而在于方法。
 
      钱学森没想到在失败的时刻，聂荣臻站出来在这样的场合提出“X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那种时刻几欲让这位大科学家泪下。

聂荣臻的讲话谈到政治与技术的关系，谈到外行与内行的关系。在60年代“政治挂帅”的左倾路线下，聂荣臻能讲真话，是中国科技界的一股暖流，是福音。

聂荣臻倡导的“五定”、“两改”、“一总师”的制度，逐步深入人心，形成风气。

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两改，即研究室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改为保证作用，研究室政委改为政治指导员。

一总师，即设立型号总设计师制度。每个型号均任命总设计师，分系统设主任设计师，设备设主管设计师。这是新中国国防科研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在那个极为过分地批判“名与利”的时代，没有聂荣臻的支持，人们不敢提出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制度。这些看似条文简单的制度，饱含元帅的心血。后来中国工业、科研系统普及了这些制度。

55  中国地地导弹

7月初，北京的酷热晒得人们乏力，懒洋洋的不想动。在郊区荒凉的×院2分院的巨大工作间里，却秩序井然。人人认真工作。

与2分院路南北相距十数里的×院1分院，同样如此。

昨日夜里，王诤接到安东电话通知：“王副院长，明天上午，聂总和陈总要去2分院看一看，1分院去不去到时候视时间再定。请你们介绍一下地地导弹的情况。”

“你说的陈总，是陈毅副总理吗?”

“不是陈帅，谁还够得上叫陈总，两个老帅去，是我们的荣誉呀。”

8日上午，5辆黑色卧车直奔×院，王诤早和钱学森等人候在院内。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檗等专家也分别在1、2分院恭候。

专家最近正是深感困难的日子，有满腹心事想倾诉，可是如何讲呢?

地地导弹自去年首发失败以来，×院上下已苦干1年多。不是小修小改，在钱学森主持下多数专家主张全面审查设计。从发动机到各个分系统都重新设计。

钱学森主持拍板了总体设计方案。任新民负责了发动机的改进。赫复俭主持了控制系统高精度的陀螺和加速度表。姚桐斌主持了北京、上海、沈阳有关工厂的工艺攻关。梁守架、屠守锷、黄纬禄、庄逢甘等科学家都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地导弹的进展很快。随着地面试验的展开，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设计上、工艺技术上。任新民和有关专家商讨后，重新更换了内层涂料，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是纯粹的工艺问题，或者操作中的问题，导致发生导弹在起吊过程中被摔，造成弹体变形的事故。

两位元帅此行无疑与这有关系。

专家们认为这既涉及技术与设计问题，还包括生产管理问题。

聂荣臻、陈毅先视察了车间，在陀螺室问得很细。聂荣臻一边看，一边向陈毅介绍：“第一次打掉下来，就发生在控制失稳上，陀螺是导弹平稳运行的关键设备。”

回到办公室，听情况介绍时，王诤的讲话被聂荣臻打断了：“请钱学森同志讲一讲，先听专家的，再听你们的。”

“我们的总体设计是成功的，目前试验中得到的数据证实多数系统是成功的。最近发生的事故，我认为是设计上和工艺上的问题，是正常的科研现象，发现不合理的设计，发现不适用的材料，认真改进。但是，有的事故是完全应该避免的。”钱学森的讲话得到王诤及专家们的支持。

“有的事故不该发生，所以改起来容易，关键在生产中的规章制度。有的属于设计问题，改起来要下一番功夫，涉及到设计、材料、工艺等问题，我们一定认真解决。”

聂荣臻请陈毅讲话。

陈毅用他浓厚的四川乡音说：“我今天来，是表示我陈毅对这项事业的关心，我当外交部长，成天和国际上的对手打交道，深感国防的重要，我这个话讲好多回了，今天不讲了。刚才我看了导弹上用漆印的拼音缩写，就是‘××’两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吧。我希望早一天把它们送上天，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这个牌号响当当的，中国人不好欺负啦。那时，我陈毅还来看你们，来谢你们。”

聂荣臻身为主管“两弹”研制的主要负责人，此行讲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大家听了很受感动。他说：

—一发导弹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每个人都要为国家，为人民负责任，心里要装着这个责任。

——科学探索允许失败，但要尽量减少。任何结论一定要通过地面试验。为了地面试验，所需要的设旋，抓紧建。我已经和北京市讲了，抽出施工力量，帮助你们×院抢建试验工程。钱学森讲的17项试验，一项也不能少，每一项都要切实做好。

——文明生产是大事，这个大事由小事组成，一颗螺丝钉，一个吊环，上下车床，都要文明生产。这个问题要讨论，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发生问题要查明原因，在整改中订出办法，将责任制很好地建立起来。

这次视察之后，聂荣臻也多次听到反映，有些同志对导弹的研制急于求成，认为自1962年3月第一发导弹掉下来，已经1年半，还没搞出成功的导弹，这些专家行不行?具体说钱学森行不行?

聂荣臻知道这些同志把导弹这样一个庞大的关系工程想得简单化了。此时，最要紧的是不急不恼，稳扎稳打，实实在在地搞好每个系统的设计，搞好每一项地面试验，决不可急于拉往西北发射场。

他对刘西尧、安东、王诤等人说：“一定要沉住气，要坚定决心，发动机推力到底是搞××吨，××吨，或者更大，要立即下决心，不要变来变去。这和打仗一样，决心一下决不轻易更改。计划多变是兵家大忌。我意先搞××吨推力的，稳妥前进。”

8月28日的国防科委办公会议，张爱萍作了去核试验基地和核武器储存地检查工作的情况汇报。“两弹”的研制都已进入到攻坚阶段。按照计划，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枚国产导弹都预定于次年下半年突破，迎接新中国15周年国庆。

时间紧迫，问题却不少。此时容易急躁，容易埋怨。

会上，聂荣臻听完张爱萍汇报，对担负原子核裂变研制的二机部×所表示满意。尤为赞赏×所核技术研究的每一步都取得严格的试验数据。

聂荣臻1年前提出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同时应该考虑如何小型化，如何装配到导弹上。他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使用轰炸机投掷原子弹已不适用，尤其是我们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导弹投掷是重要选择。这是很有预见性的。

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又强调原子弹小型化的问题。

他就导弹在6月底发生的问题，为钱学森说话：“×院当前的任务主要是搞××号地地导弹、××号地地导弹和×××地空导弹。地地导弹发动机的问题，不能埋怨钱学森，因为他的工作是抓总体方案，属于组织协调的工作，我们应当帮助他多做一些。”

然后他谈到×院与二机部的关系：“×院与×研究所的协同问题，也就是原子弹装到导弹头上去的问题，现在应当着手考虑了。……×所要扩大，要发展，技术队伍要很好地组织起来，氢弹的问题和原子弹小型化的问题应开始考虑了。”

1963年是聂荣臻最为“两弹”焦心劳神的一年。世间的事物越接近成功，难事越多，问题越多，矛盾越多，越需要冷静沉着应对。

“两弹”的关键技术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几乎都集中在这一年。

中国地地导弹由于其射程等指标已大大超过苏制某型导弹，其难度大增。在试验要求方面，导弹对设施的要求多于原子弹。仿制导弹在最初试验时，没有全弹试验的地面设施，这是地地导弹首发坠毁的重要原因，否则事故应在地面试验中排除。

聂荣臻亲自找到北京市长彭真，要求派出高水平的工程公司抢建火箭地面试车平台等一系列大型设施。聂荣臻对于设计方案和实物的严格试验要求，使专家们大为感动。许多年后，屠守锷说：“聂帅坚持科学的态度，讲起来是没有几个字的。做起来很不容易。那时搞大跃进，一阵风，脑子也热，一些工作不按程序办，一些试验省了，仅仅靠理论计算不行。地地导弹试射时掉下来，把人打醒了，聂帅坚决支持地面严格的试验，为我们撑了腰。”

屠守锷的见解，包含这样的内容：大跃进时代的狂热，使大炼钢铁那种疯狂劲部分地污染了导弹研制中的科学精神，不仅是一些政治或行政领导希望省略应当有的试验程序，专家本身也存在侥幸心理，或者以政治热情代替科学精神。这是地地导弹坠毁的根本原因所在。

专家们自身是难以抗拒那股时代潮流的。假设聂荣臻不坚决地站出来，看透问题本质，拨开左倾影响，坚持科学精神，那么地地导弹再失败坠毁，中国的导弹事业受打击将非常惨重。振奋精神需要时间，那时或许““文革””已扑面而来，或许后来的原子弹与导弹的结合就大大滞后了。

一项事业的领导人极其重要。

科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说：聂帅为我们撑腰，坚持了按科学程序办事的重要性。

秋天来临之际，聂荣臻把王秉璋等人找来，说：“国庆节快到了，我们时间不多了，明年春夏之际把导弹打上去，秋天把原子弹炸响，不能再延迟。……技术上的问题×院钱学森应抓总，要尽量使钱学森摆脱在中国科学院方面的工作，×院的事情要抓紧，要多用一些精力。……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问题较多，解决方案虽然有几个，但不能变来变去定不下来，变来变去，无怪乎下面有人有意见，这是关键。”聂荣臻稍停，站起身来，在室内走过几步，说：“我这个婆婆嘴，听到什么讲什么。科技人员的管理不能按军队那一套，作息制度不要规定太死，提倡早晨锻炼，启发自觉，有时科技人员喜欢晚上加班，早上多睡一会儿，业余时间不作什么硬性规定，一些管理制度要改变。”

聂荣臻另一次又对王诤说：“文明生产，文明工作，不光针对2分院发生那几起事故，摔了弹体。还应该包括环境清洁、卫生、安静。搞科研需要安静，没有噪音，专心思考。”

聂荣臻很像他的上级周恩来总理，操心劳累，呕心沥血。

那个已逝去的时代带着多么强烈的战争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军事化，是整齐划一，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是速战速决。这样的文化和军人精神，给科学带来好处的同时，亦带来许多个人权利的牺牲。以至与科学所崇尚的细致、周密、复杂，剔除简单等精神相冲突。

周恩来、聂荣臻代表的“琐碎”，是纠正时代弊端的伟人行为。聂荣臻不讲作息时间，分业余与上班，不讲“早操非去不可”，那么科学家们就得像一个士兵那样生活和工作；他不讲文明生产，从军人转为厂长、院长、所长的猛士们，就会继续播放广播，高音喇叭叫得很热闹；他不站出来讲技术人员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工厂农村劳动，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学政治，谁敢把技术人员叫回研究室呢?在技术人员，甚至专家们看科技书上面要用一本《毛泽东选集》遮盖时，聂荣臻站出来硬性规定：科技人员每周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搞科研。

这个“六分之五”在科技人员听来是下泪的，是心中喊“万岁”的。

艰难的一年过去了。

1964年来临时，X院人报告，中近程导弹已投入生产。拟在6月适当的气象条件下作实弹发射。

组装全弹的工作在总装厂进行。聂荣臻过问得既紧又细。他的细致程度，使×院人体验到：此次务必成功。

张爱萍被任命为此次实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

张震寰再度成为张爱萍得力助手。

试验的预定目标是8发导弹，这在试验上是一个不小的数额。

初春的一个下午张爱萍接到×院报告：1分院发动机车间组装中，估计有螺丝钉掉入发动机中，请求拆机重装。

这涉及装配进度，可能推迟全部计划。张爱萍请示聂荣臻。这便是广为流传的“元帅与螺丝钉”的故事。

聂荣臻指示：马上停止装配。

1分院原认为指示应是重新拆解装配。现在让停下来，何时装配呢?车间一边组织人员学习规章制度，一边等着。

第二天，张爱萍副总长奉聂荣臻之命来到车间。院领导请他去办公室坐他不去，说：“请你们搬两把椅子来，这是聂总派来的秘书，代表聂总来看你们找螺丝钉。我们就坐在一边等着找到那颗螺丝钉。”

从×院领导、专家到1分院领导，直至发动机研制室和车间，上上下下负责人全在一侧陪着工作。

这颗小螺丝钉可谓拆得惊天地，动人心。

×院上下永志不忘。

后来，张爱萍讲过一句名言：“从事尖端技术事业，需要‘尖端’的作风，‘尖端’的队伍。”

让我们记住下面的日子：

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地地导弹实弹发射成功。

张爱萍代表聂荣臻前往西北某地，坐镇发射现场。

钱学森作为总设计师在现场指挥。

7月9日、11日，连续试射，发发导弹命中目标。

这个日子距离中国原子弹首次核试验整109天。距离中国中程导弹的起飞还有30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