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核裂变序幕

51  张爱萍、刘西尧的结论

聂荣臻自北戴河返回北京后，心中一直惦着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时限。

虽在病中，仍放心不下。身体稍好，他便先后找来张爱萍、安东、刘西尧、王秉璋、王诤等人多次了解情况，询问意见。聂荣臻希望力争3年突破原子弹技术，完成第一次核试验。

对导弹的技术聂荣臻已不担心，他与钱学森谈过多次，×院已拟定1962年春天发射国产导弹。原子弹的技术困难多，因为苏联在核裂变上基本未提供核心技术和重要设备，全靠中国人自己干。

“爱萍同志，我想请你和西尧同志带一个小班子，深入到二机部系统的3个矿山和主要研究机构去实地调查，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争取三五年内搞出来。这件事一定要有根有据地办，做到实事求是。”聂荣臻说。

张爱萍、刘西尧奉命与二机部刘杰、钱三强商量，于10月9日乘专机出发。当时国家各方面十分注意节约。但是此事紧急，务必争分夺秒作出决策，张爱萍、刘西尧这才使用专机进行这一趟调查。

清晨，北京正是车流如潮的上班时刻。60年代，××路一带系荒凉的郊区，车流不多。1962年的初春某日，一辆华沙牌卧车驶出国防科委大楼，来到一座院落。周围的邻居单位对这个院落的工作性质一无所知。

这辆华沙车事先已电话通告车号，进门没受阻，径直到达办公楼前停下。办公楼入口另有警卫，走下车的国防科委×局局长胡若嘏出示了证件。他很熟悉地找到了程开甲的办公室。

这个没挂任何牌子的院落便是二机部第×研究所。

胡若嘏所领导的×局是统管全国核研究及核试验的业务部门。他开门见山地说：“程副所长，原子弹的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军委首长认为我们的核武器研究已见到曙光，应该考虑下步工作。”

程开甲办公室极简朴，除了办公桌上的电话和台灯，他只在桌前方挂了一块黑板，其上写满计算公式。他望了望那方黑板，说：“总参的意思是指核试验?”

胡若嘏点了点头：“军委分析了国际局势，要求我们加紧完成核试验。聂荣臻副主席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日程表。张爱萍副总长和刘西尧同志带我们一些同志赴全国调查。从铀矿的开采冶炼，到各项配套项目，全部了解。我们据此制定这个日程表，提出具体的生产进度，研究进度，规定一个大约的试验时间。”

“聂帅考虑很周到。”程开甲说。

“请你物色几个专家，组成一个小班子，实事求是地制定这份日程表。”胡若嘏说。

程开甲没有吸烟的习惯，情绪波动时，便站起说话。此时，他正是这样的姿态：“让我们代表总参起草?”

“可以说代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这项工作需要全国协作，没有这个权威不行。”

“好，我马上组织人。”程开甲说，“不过×所的研究人员很紧张，刚见到曙光，不能抽人。”

胡若嘏燃起一支香烟，说：“这个不难办，人你可以提名，我来调。”

送走胡若嘏，程开甲即拨通钱三强的电话。钱三强已经知道此事。

“×所的人我不能动。”钱三强说。

“我意找三四个人就可以，×所的人了解现在研究工作的进展，要有一人参加起草。另外两个你有没有想法?”程开甲说。

钱三强脱口而出：“忻贤杰和陆祖荫，科学院原子能所的研究员。你看如何?”

陆祖荫是钱三强的得意门生，清华毕业后，直接分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后来成为研究生。他和年轻的女同学朱润生当时在所里有“金童玉女”之称，忻贤杰、陆祖荫不日来到×所报到。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该所的研究员吕敏。吕敏亦是钱三强极为看重的青年研究生，后来成为有贡献的核物理学家。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程开甲这个班子在张爱萍的领导下提出了一份详尽的原子弹生产以及试验的技术进度报告。这份日程表提出两年内进行第一个核装置爆炸试验。以这一期限为尺度，详尽地规定了各个协作项目的完成时间。

西直门站火车的汽笛在夜半传得格外悠远，格外清晰。距车站干余公尺的西直门内，有一座深院，院内的砖砌楼房北京不多见。这原是伪满政府驻北平的一个办事机构，后为国民党政府征用。程开甲在这座深院的青砖小楼上常常伏案工作到午夜。他的案头铺展的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进程表，其项目涉及北京、上海、天津、西安、长春、哈尔滨、石家庄等14个城市的几百家生产厂。产品研究课题投入了全国40多所科研机构。程开甲担负着协助总部协调各地厂、所的研究和生产进度，解决他们的难题的领导管理工作。他在爱丁堡大学时便已养成了夜间工作习惯。

自从周恩来批示“方案”之后，程开甲便被调到西直门招待所和钱三强一起抓“方案”落实。他已经操办了数百个专业课题会议。每次会议钱三强都来坐镇，他们一起向各地来的厂所交待课题，交待产品要求。几乎全部是崭新的产品。厂家有无数疑难问题请教，会议成了技术性极强的专业讨论。有的项目一时难以在京澄清，便立即指派专家同往生产厂指导。胡若嘏逗乐说：“各地厂所轮番轰炸西直门。”程开甲默默一笑。这种专业轰炸他不畏惧。他和钱老送走一批，又召来一批。大家长话短说，亲密无隙，口号是：一切为了共和国。

到这年11月，程开甲已调到西直门工作3个月。他和钱三强、胡若嘏一起，逐项落实了各项配套产品。会上，厂所提出的技术方面困难他们可以商讨，可以让步。然而完成任务的期限不可更改——1963年12月之前交正式产品，无价钱可讲。

这一期限使全国几十个重要城市的厂所进入了紧张的生产状态。

一条专用保密电话线路从乌鲁木齐军区直达罗布泊边缘的某地。张蕴钰在博斯腾湖畔的这片无名地建起了核试验城的雏形，他将生活与指挥机关暂设这里。马兰草在这片湿漉漉的草地上盛开着蓝莹莹的花簇，他们便将核试验城命名为马兰。

新疆的仲秋十分凉爽，和风轻快地荡漾在他居住的平房内。虽已夜深，他却全无倦意，神思萦绕京城。当然，京城有他的妻儿使他常生思念之情。不过，这位职业军人、中国的第一任核司令员，更焦虑不安的是京城对研制原子弹徘徊犹豫的状况。1958年秋天他来到敦煌，以后辗转至这里，屈指算来已4载。两年前，他和同志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定下了核试验爆心，正准备大张风帆，选人积物建设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忽地一纸命令：缓建试验场各项工程，原编制人员精简缩编。他跑到北京，找到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和万毅询问。张爱萍说：“部队不能散，技术人员不能走，国家经济困难是暂时的，耐心挨一段时间。”

他回到试验城以极大的耐心等待。后来，终于重新上马，调走的人员又大部分调回。不料刚刚干了1年几个月。这年春天又让下马。他望着为迎接核试验的专家们盖起的崭新招待所，望着通向爆心的乌亮宽阔的柏油公路，望着可降落大型客机的飞机场痛心疾首，夜不成寐。他曾骂了娘，说：“这么多血汗，这么多投资就白费了嘛?几亿人的大国就穷到这一步，没几个子儿造几颗原子弹保护自己?”

每次与北京通话，他都催问何时上马。答复令人失望。

公务员第三次为他准备了洗脸热水。他见公务员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笑说：“小家伙睡吧，不要等我啦。”

电话铃忽然响起来。公务员抓起听筒：“北京找你，司令员。”

张蕴钰正洗脸，他搁下毛巾接过听筒。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有好消息告诉你，我都担心你憋出病来，好了，这下你心里痛快了。准备上马干吧，军委已取得中央同意，恢复这项工程。到了北京咱们再细谈。”来电话的是主管核基地的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中将。

张蕴钰第二天即飞北京。在国防科委大楼内，一见面万毅便告诉他：“几位老帅都主张你们上马，陈老总好几次对聂帅和中央讲，原子弹一定要搞，你们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在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陈老总坚决得很，他表示，就是脱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主席和总理已经批准我们上马。”

这次进京，张蕴钰带回了一笔可观的拨款，张爱萍将军指示他们立即在某地修建一座小型飞机场，以供试验运送物资和人员。他同时带回的还有程开甲等人起草的那份日程表。他们必须按照那份日程表的要求，于1963年12月底完成试验场区的一切建设工程。

52  张震寰的报告

张震寰调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之后，成为聂荣臻和张爱萍麾下的一员干将。由于他有北京大学的文化底子，与知识分子相通，很容易地变成内行领导。尤为聂荣臻和张爱萍看重的，是张震寰办事的魄力和扎实的作风。他常代表聂荣臻和张爱萍去基地或科研机构落实工作。

那天，他奉张爱萍之命通知程开甲已列入总部赴罗布泊专家组成员，第二天出发。

程开甲在家，平常话很少。这天却显出不多见的兴奋。他一边吃饭，一边对妻子说：“我明天出差，给我准备几件衣服。”

妻子原在南京一家医院工作。调来北京之后，程开甲繁忙至极，生性又没有干家务的兴趣。领导特地来家劝她放弃工作，专门照料程开甲生活。程开甲几年来在干什么工作，从不向妻子透露。她也从不问津。甚至程开甲出差去哪儿，也是不告诉她地点。

这天程开甲同样没说去哪儿出差。她不问。车已等在门，她递过旅行袋，目送老程的车驶出大门。

车上了大道，直驶西郊机场。程开甲到机场片刻，李觉、张超、胡若嘏等人先后到达。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到后，专机起飞。当日到达核试验基地专用机场。

1962年秋至1963年9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和生产最关键的一年。原总参谋部为统一抓好核试验的技术准备，考虑到核试验过程中有大量的科研工作，于12月30日批准国防科委成立核试验研究所，隶属罗布泊试验基地。张超任所长，程开甲任副所长。所需要的专家教授经中组部批准，董寿辛、吕敏、陆祖荫、忻贤杰、孙端番、乔登江、杨裕生、高才生、史君文、丁浩然等一批中国的科学精英陆续集合到了北京。他们的专业除核物理之外，包括固体物理、物理化学、数学物理、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中子物理、自动控制、电子计算机、加速器技术、分析化学、超短波技术等十几门学科。这些专家将对核爆炸过程中的数万个参数进行测定、分析、化验。

年轻的中国以惊人的速度从事核试验的研制工作。核试验研究所人员调集之快，使办公楼建设远远落后。专家们簇拥在西直门招待所，以卧室兼办公室展开了工作。之后又转移至远郊通县的一座稍宽敞些的院落。世人曾惊讶中国原子弹研究何以如此迅疾，事实上，中国参加这项工作的全体人员，从元帅至士兵都以紧迫的临战姿态工作着，劲头丝毫不弱于二次大战中间美国执行“曼哈顿计划”。

越野吉普早已候在机场。张震寰、程开甲等人在张志善的陪同下驱车进入预定的爆心区，几位科学家实地考察了爆心的地物地貌。考察过程中，程开甲产生了否定原苏联留下的空爆方案的想法。

张震寰一行回到指挥中心讨论空爆方案，程开甲说：“我们不必迷信苏联，还是根据实际调查情况作出决定。我看空爆弊多利少。第一，我们谁也没有把握保证，原子弹在空中爆炸后投掷飞机能否安全返航；第二，空爆难以测量各种效应状况；第三，空爆可能扩大测量仪器的误差。我个人意见采取地面爆炸妥当一些。”

程开甲的这一意见没有多少争论，便通过上报了。但是，对于引爆手段却有异议。部分专家认为采用无线遥控可以节省大笔资金，国家经济比较拮据，应该力争节约每一个铜板。况且无线电技术是实战的需要。

回到北京某核试验研究所，张震寰和程开甲征求了各室专家的意见，最关键的意见来自第×研究所邓稼先其人。最终赞成用某项技术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理由是：中央要求力争首次爆炸成功。总理指示：“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聂荣臻听取了张爱萍的汇报，经报告周恩来总理领导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地爆方案。

1963年夏，各生产厂的产品陆续完成，9月初纷纷运到北京交货。张震寰看到一件件珍贵的仪器夜不成寐。他知道距离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远了。

张震寰关于二机部核裂变研究生产的进展情况报到张爱萍那里。聂荣臻很快知道这一情况，心中略觉宽慰。他是一位善于抓住关键、抓住大事的战略家。他决定这个环节应该亲自去一趟。

这天，两辆黑色吉姆轿车驶出了北京城，其后尾随一辆与普通卧车无异的警卫车。车驶入核试验研究所楼前，程开甲和张超迎到门口，程开甲笨拙地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喊道：“聂帅，张副总长。”

各室的专家们即使最少关注政治的，这天也听学生谈了中苏论战的公开信，大家心中都激起被侮辱的愤怒。工作节奏莫名地加快，人人埋头不语，专心致志。

“聂帅，上办公室坐吧?”张超问。

“忙啥子，领我去看一下各个房间。”

谁也没想到这天元帅和张副总长会来，他们每到一个研究室便引起一阵激动。聂荣臻问大家：“怎么样?党中央等着你们的喜讯呢。这些仪器能不能用?”

“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我们可以立即拉上试验场。”

“我就等着你们这个话。你们是内行，你们这些专家讲行，我就放心了。”

在所会议室，张超简略地汇报了试验准备。张爱萍插话：“我们和所里专家研究，准备在京郊搞一次完全按核试验要求的爆炸试验。程开甲你讲一讲这个意图。”

程开甲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这次模拟试验的性质为普通化学爆炸。测试系统按核试验要求部署。目的两个，一是检验各类设备的可靠性；二是取得感性知识，为制定核试验的工作程序提供经验。”

聂荣臻批准了这个想法。

金秋10月，北京香山枫叶初红，各种试验监测监控设备陆续在京郊某炮兵试验靶场部署完毕。11月初的某日，靶场中心堆起了一座炸药的小山，其上以崭新的油布遮着。

程开甲等专家已反复数遍检查了各个监测点。几条电缆通向炸药堆积处。中午，张爱萍将军在张震寰陪同下到达试验场。程开甲向他请示是否可以开始。

面容清癯的张爱萍说：“按计划实施。”

北京郊区靶场的这一声爆炸，揭开了中国原子弹试验的序幕，各种仪器准确地记录了爆炸实况。科学家们对核试验的辅助设备有了信心。现在就等那个金宝贝原子弹的出世。

53  周恩来拍板

在二机部第×研究所里，原子弹的原理对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这些学者早无神秘可言，然而原子弹的构造、实现核裂变的具体装置却是一个秘密的黑暗王国，于毫无光亮之处隐蔽着一触即发的幽幽蓝火，它轻而易举地便可吞噬企图揭开魔瓶塞子的探险者。理论研究室正是这群探险家中的主攻手。杨振宁幼时的好友、留美时的同窗邓稼先，领导着理论研究室的专家们摸索攀登核能的山峰，寻觅自持链式反应的途径。

执行“曼哈顿计划”时，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场的专家之一爱德华·泰勒曾谈过原子弹的最基本结构：两个半球靠近接触，当质量达到临界点就产生链式反应，引起核爆炸。但是细节数据却是核国家的最高机密。例如两个半球多大为佳，U一235需要多少，两个半球的合拢速度，中子源控制问题等等都是未解的谜。邓稼先知道，为解开这些谜底，美国核物理学家哈里·达格尼安偶然拨弄实验室中少量可裂变物质，引起的链式反应不过几分之一秒，他的右手被辐射渗透，一小时内失去了触觉，r射线穿透他的皮肤和内脏，他极度痛苦地死去。另一位物理学家路易斯·斯特洛金在试验中心拾掇起两个起作用的半球，当它们在一根螺丝杆上接近时，不慎滑了过去，实验室闪起一片幽幽的蓝光。尽管他迅疾拉开两个半球中断了链式反应，他还是被核能夺走了性命。

邓稼先清楚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人类到目前为止付出的代价。而他仍沉着冷静、义无反顾地迈出了为中国求索的脚步。这位钟情于祖国的赤子为了攻克原子弹的构造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他温柔而博学的妻子，随同×所一起迁入荒凉的山区。

几乎与程开甲领导的核试验准备工作同步，邓稼先等一批核物理科学家在1963年冬末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1964年初春时节，弹体各部分已运出生产车间待命组装。按照规定，原子弹部件必须运入试验场指定装配房，方允许组装为实弹。×所所长李觉已奉命去北京汇报。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灯火辉煌，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已经到齐，周恩来精神矍铄地居中落座。专委于1962年11月由刘少奇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成立。这是领导导弹和原子弹研制的最高权力机构，周恩来任专委主任。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会儿。周恩来抬起右手示意说：“李觉同志你讲到的××数据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个会不会影响原子弹成功爆炸?”

“这需要通过试验，这个试验在实验室已经无法做。我们意见搞一次非核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可以验证××数据能否影响爆炸。”

每次专委会，周恩来都要向专家问清楚一些新的技术概念，因此李觉提到非核试验，他立即明白。他又问了一些技术细节，然后与聂荣臻说了一些话，聂便宣布说：“爱萍同志，请你主持这次试验，力争取得成功经验。”

1964年春天，张爱萍、张震寰、钱三强在罗布泊试验基地×部部长张英、核试验所副所长程开甲等人陪同下来到了远离北京数千里的×所。内地万木复苏，原野铺翠。这儿却难见一丝儿鹅黄嫩草，满山竟无春的信息。张爱萍善诗书，在军中享有儒将声誉，行车间视野尽收满目景物。程开甲却无此雅兴，他的心填满了各种计算公式和仪器。

这天，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组装就绪，吊车工细心地起吊装车，运出了车间。邓稼先、朱光亚等专家亲自押车运往×所专用试验场。路平且静，禁区不见人迹，惟他们这批车匀速行驶。平坦的柏油路一直修到试验场中心位置。负责装卸的士兵在几个工程师的指挥下一言不发地操作。惟有工程师单调的命令回旋在空旷的试验场上。“挂钩!”起吊!”随着手势，吊臂移动，再移动。“就位!”“放!放!再放!好!”

试验弹布置停当，张爱萍以及朱光亚、邓稼先、李觉、陈能宽等领导和专家到达了现场。

如果说，几月前京郊炮兵靶场的化学爆炸检验了各类试验设备，取得了各个试验程序的感性知识。那么，这一次非核原子弹爆炸则完成了对中国原子弹各部件的检验。起爆过程中各部件工作状态良好，原先忧虑的那个不可捉摸的X参数，没有影响起爆。

随着零时到来的一声强烈的爆炸声，控制中心仿佛没人一样沉寂了。片刻，朱光亚、邓稼先等科学家们如梦初醒般地喊道：“成功啦!”陈能宽往身旁什么物件上来了一掌，说：“干成了伙计!”

张爱萍兴奋地对科学家们说：“祝贺你们，几年心血没有白费啊!”专家们激动地蜂拥而出，奔向爆心。这时张爱萍将军恢复了平静，他对陪在身旁的×所所长李觉说：“马上把这次试验情况写成报告，我带走向聂老总汇报。你们做好8月份实弹试验的准备。”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突飞猛进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国凝为一体，前所未有的团结写入了中国的这段历史。为了拥有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各矿区开采冶炼完成的核燃料源源运入原子弹生产厂。戒备森严的原子弹加工车间日夜加班，造出了实弹。

张爱萍与科学家们在×所的试验场上观测原子弹的力学爆炸时，北京核试验所已按照预定时间表，分批将试验设备秘密装上专列，运往罗布泊试验场。

北京至吐鲁番间各火车站已经接到极其严格的命令，确保××次、××次列车准点安全通过。

那时，张爱萍将军已返回北京。程开甲为一些技术细节问题，留在×所工作几日。这天他匆匆登上返京列车，心中惦着落实记事本上的若干工作。列车缓缓驶入天水车站，秦岭的春风较之塞外和缓许多。天水上下旅客寥寥无几，月台上罩了西北特有的荒凉。他开启车窗透风，见相距一条轨道外停了一列专车，车旁有哨兵警卫，气氛异样。忽然有几张熟悉的面孔闪入视野。是所里的同志们。他们也看见了程开甲，向他挥手。也许是行车纪律的缘故他们没跑过来。这时程开甲的车启动了，他们相互会心地挥手致意，心说：“罗布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