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华夏有人杰

44  中国核能先驱

当年荒凉不堪的玉渊潭并无今日的公园格局。运河载来玉泉山的水流，匆匆流走许多时光。河两岸杂草丛生，乱石四布，见不到而今整洁的水泥护坡与濯水码头。然而，与玉渊潭相对的三里河却建起了国务院最早的一批部委大楼。

在这些建筑群中间，有一幢建筑没有挂出名称，昭示于人。它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伫立于几大部委之间。这楼经常出入一些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这天，钱三强来到这里，他下了轿车，在门口向卫兵亮过证件便径直去刘杰办公室。其时，刘杰在宋任穷的领导下，具体分管核资源的开采、冶炼，以及核武器研究。钱三强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此时主管核物理所。刘杰请他坐下，关切地问：“反应堆怎么样?聂老总和宋任穷同志很关心研究进展情况。”

“施工顺利，原子能所各方面人员都十分努力。”钱三强说，“我倒是担心铀矿，勘探情况怎么样?”

“据苏方对地质资料的分析，认为××矿区不可能含铀。”另一位专家说。

刘杰哈哈一笑道：“消息很好啊。国际上，目前的权威理论认为，花岗岩层不含有价值的铀矿。但是我们偏偏就在那片花岗岩地质中发现了一个富矿。勘探的同志为矿区取了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希望矿’。”

钱三强有些怀疑，那年代工农业的浮夸风盛行，谁知矿区染上没有。待看了地质勘探报告的数据，他才兴奋地说：“这样，核反应堆就有用武之地啦。”稍停又说：“如果决心研制并且生产核武器，对铀的需求量会很大。”

“勘探工作有进展，我国铀矿不久就可以基本查清储量，现有的也够我们用的啦。”刘杰说，“现在的关键是缺乏核物理研究人才，我请你来，正为这个事，请你推荐一些人才，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攻下原子弹。”

“人才不乏。不过，各单位都需要这种高级人才，要请中央出面才好。” ．

刘杰成竹在胸地说：“你提名吧，调人的事我来办!”

于是钱三强开出了一个名单。

关于这个名单要追溯到两年前的一天。一辆黑色吉姆卧车驶出聂荣臻住宅。吉姆轻快地驶过景山公园，经沙滩五四大街转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院内楼门一侧走下车的正是聂荣臻。

这天，陈毅元帅主持会议，聂荣臻和陈毅走进会场时，大使们已到齐。陈毅开门见山说：“今天专门请聂帅来讲话，他说有件啥子事要我们搞外交的帮忙，我说啥子事你说，外交部决不含糊。现在就请聂帅讲话。”

聂荣臻向大使们直截了当地陈述了国内经济建设和科研工作的困难——人才匮乏。他说：“在座的大使同志不少都打过仗，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过血。新中国要富强繁荣，要靠我们建设。你们晓得国家制定了科技发展12年规划。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科技人才是关键，现在最重要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缺得很。我请中组部的同志查了查，现在全国能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约有二三百人。我和一些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交换过意见，他们认为，在现有的两干人中，真正比较成熟的专家大约只占一半。而能够搞尖端课题的则更少。中央决心立足国内培养，但不能等米下锅。周总理对我说，海外有我们许多炎黄子孙，他们热爱祖国，渴望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出力出汗。我们要和他们取得联系，为他们提供方便、提供条件回国。这件事要请使馆的同志们积极协助。”

钱三强所提名单上的中青年专家，不少都是通过驻外使馆的帮助回到大陆来的。

这份名单连同一份关于成立原子能研究所的报告一起送到了聂荣臻的案头，然后转呈总理。

古朴秀美的南京城金秋晚至，炎热却胜过仲夏。

千古长江东流去，金陵演尽百代风流。

蒋王朝时的金陵大学，此时已更名为南京大学。这所大学师资雄厚，学生中人才辈出。

1958年9月2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建设在北京郊外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第一批中国自制的放射性同位素已经从这座原子反应堆中生产出来。……从原子堆横腰里的孔中引出的中子和两种射线以及从加速器发出的每秒34，000公里速度的粒子，已经被用来进行原子核物理研究。

南京大学物理系青年教授程开甲在办公室里捧着载有这条消息的报纸，反复看了两遍。放下报纸，半晌没有做声。他知道这条文字不长的消息对于被世界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意味着什么，知道这条消息将在国外引起的反响程度。他尤其能够想象出他十分熟悉的英国的反应。他眺望着巍巍的紫金山，大象一般的山脊泛着迷人的青翠，长江滔滔流过。仍是这些山水，仍是这座古城，仍是这个民族，仅仅是换了一批民族的领袖，更迭了一个社会制度，路，便变得这般开阔，科研便有了这般神奇的速度。

他记得，新华社7月1日公布，这座原子反应堆的正式运转日期是6月30日，它系实验性重水型，热功率为7000至10000千瓦；同时建成的回旋加速器有能力把a粒子加速，使a粒子能量达到2500万电子伏特。

没想到3个月不到便正式移交生产了。

几年之间，这块曾为西方人不齿的土地发生了多少变化，出了多少奇迹。1946年他离开这块国土时，乃是满目创伤。多少志士仁人，多少师长都已心灰意冷。

程开甲出身于浙江吴江县一个寒微的书香家庭，靠苦读上了全国著名的浙江大学，24岁时成为浙大的物理系助教。

杭州素被颂为中国的天堂之一，西湖之娟秀确乎不假。但是，年轻的程开甲在杭州时期，救国救民之心常被岳王庙那段痛心的历史刺疼。还在他就读于浙大时，杭州就已惨遭日军蹂躏，浙大师生流落他乡，受尽国家腐败落后，致使河山破碎之苦。1946年他满怀一腔悲愤的青春热血考入了英国爱丁堡大学。他搭车东去上海，从那里搭乘海轮赴欧洲。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他求教于德国籍的知名物理学教授波恩(M．Bor’n)门下，波恩是犹太人，被逼迫逃过英吉利海峡。程开甲主攻理论物理专业，旁及其它。时光荏苒，在他行将结业时，心中一片茫然不知投往何方。回国吗?国内连一家像样的电机工厂都没有，更谈不上高深的物理研究了。留在英国，心中却又眷念故土。正在他百费思索时，新中国成立了。他立即下了决心：回国。当他去办理护照时，英国海关惊讶地问他：“回杭州?”他说：“杭州，不是台湾。”

1950年，程开甲回到上海时，看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对他十分重视，从浙大调他到南大，给他定二级教授。那时他刚人而立之年，填表时执意不要二级，只肯领三级的薪金。他表示：国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这份薪金够用了。

当他展开今天这份报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大名已被钱三强报经聂荣臻元帅列入中央组织部拟调的一批专家名单中。

几个月后，一列北上的列车在南京靠站。一位个子不高，文弱且精明的江南人登上了列车的软卧车厢。乘务员困惑地接过他的车票——抑或他的普通衣着，抑或他的年轻外貌不够进入软卧吧，乘务员未像通常那样引乘客到铺位，只是随手指示了去向。

这位不起眼的软卧乘客正是南京大学的物理教授程开甲。几天前，江苏省委组织部接中组部调令，召程开甲进京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到。

在程开甲的调动之前，核物理专家朱光亚、邓稼先、郭永怀等人已经为二机部系统工作一段时间了。

中央已经批准成立了原子能研究所，隶属二机部×局，所长由该局局长李觉兼任，程开甲任副所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王承书等中国最强的核物理中青年专家都集中到了这个研究所。中央给他们的任务是：研制原子弹，争取近几年试验。

后来，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原子能的研究亦面临同样威胁，苏方撤走了专家断绝了资料来源。有关原子弹生产和试验的工作基本中断，这包括核试验基地的建设。

惟一在继续运转的仅剩第×研究所的部分研究室。聂荣臻指示主管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和宋任穷，理论研究要抓紧，一俟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即刻全力投入生产。朱光亚、邓稼先、郭永怀、彭桓武、程开甲、陈能宽等核专家和他们的同事们一起向那个核能王国的深处探索。科学家们和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一起，翘盼着国家的经济复苏。

钱三强既是核物理科学家又是二机部副部长，他处于中国核武器整个研制系统的总工程师位置。往上他面对宋任穷、张爱萍，直至聂荣臻元帅、周恩来总理负责。往下他面对中国的科学界方方面面的专家。但凡需要，他可以通过聂荣臻等最高领导调集人才。

中国的核技术领域是由一个世界级水平的一流科学家群落构成的。为组织这样一支科技精英大军，钱三强和部长、将军们竭尽心智寻觅人才。

在不断增加的长长的名单中，应该专门提一下后来自核试验场回京时遇难的著名科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30年代先后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攻读物理，毕业后在北大物理系任助教；曾经和吴大猷等一起研究过喇曼效应，抗战时到昆明西南联大工作，同时跟随周培源先生学习流体力学，研究湍流理论。这一时期，他先后得到过顾静薇、饶毓泰、周培源等教授的指导，不仅具备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而且也确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39年夏天，郭永怀以优秀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仅以半年时间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获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yon Karman教授指导下工作，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名师的指导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加之他本人刻苦努力，为他后10年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1946年，康乃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实际上在这10年间，郭永怀是康乃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3个主持人之一。

郭永怀因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的两项重大成果而驰名世界。

朝鲜停战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于1956年11月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力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研究班班主任，二机部×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等职，他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60年代初期，在郭永怀等的倡导下，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有关爆炸力学的规划。他认真听取关于爆炸成形机理的汇报，并引导力学所走上与核实验相结合的道路。郭永怀的精心指导和培育是力学所的爆炸力学研究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永怀对于国防工业与科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许多重大的工程与项目。

从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星际航行座谈会，积极倡导我国要大力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载工具、推进剂、姿态控制、气动力、气动热等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他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t 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中心发言，对气动减速、气动加热、烧蚀防热、回地轨道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还提出了返地时利用举力面的设想。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时，郭永怀参加了负责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60年代初，他还参与了氢氧发动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郭永怀在×院参与了核武器研制的领导工作，他负责与力学有关的技术问题，并对研制工作中某些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原子弹，由于郭永怀提出用特征线法进行了爆轰波理论计算，并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较为优越的引爆方式。

为了实现原子弹的武器化、实用化，郭永怀主张对核航弹的结构、外型、弹道、引信与环境试验等问题进行预研，从而改善了航弹的增阻特性。郭永怀还竭力主张对导弹武器进行声致疲劳和冲击试验，以保证武器系统的安全与可靠性。

对于氢弹，郭永怀提出了采用航空中常用的结构形式，使弹体重量明显减轻。由于他提出要增加性能良好的减速装置，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顺利试验成功。

他对核武器的系列化发展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郭永怀为中国的武器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的准备工作。12月5日，当他从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

邓稼先博士是核武器研究所调来的第一位高级研究人员。那是1958年8月，钱三强将在中科院数理化学部担任学术副秘书的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庄重地通知他将担任秘密武器研制工作。

邓稼先1948年夏考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1950年8月完成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顺利通过答辩后的第九天，便辞别杨振宁等同学返回祖国。同年10月，钱三强将他调入新成立的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助理研究员，在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两年后晋升副研究员。6年后调入第×研究所(即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是中国培养的核物理学家。他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理论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中国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人们称他为“两弹元勋”(此处指原子弹、氢弹)。

陈能宽博士先于邓稼先1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赴美国耶鲁大学，1年后拿到冶金工程硕士学位，两年后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在霍普金斯大学从事金属物理和物理冶金研究。

1955年，中美达成日内瓦交换平民及留学人员协定，陈能宽携妻子和3个孩子返回祖国，先工作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1960年奉命调往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刚刚1个月，钱三强拟调第×研究所的名单中就出现了他。一道急令将他调回北京担任×所第二研究室主任。此后，×所升为×院时，他担任副院长，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主要研制者之一。

周光召较邓稼先、陈能宽等晚数届，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2年转入北大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1954年，完成研究生论文答辩。1957年春，中苏合作研究原子能期间，被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基础研究。在而立之年已硕果累累，成为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周光召1961年初奉召，于2月归国，不数月即调×所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成为邓稼先的得力助手。

王淦昌1930年留学德国，4年后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是老一代的物理学家。以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之职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任研究员、副所长。王淦昌盛名起于40年代，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7Bek俘获方法观察核反冲，以便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在杜布纳所时又与中国科学家一道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丰富了人们对反粒子的认识。王淦昌1960年奉命离苏回国，不久即任某部副部长，和钱三强副部长一起协助张爱萍、刘杰、李觉等人组织核武器研制，成为不可或缺的技术人物。

赵忠尧这位中国核物理的先驱，1927年自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其导师R．A密里根是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3年后赵忠尧获博士学位，次年“9 18”事变日本侵华，他悲愤中回国报效国家。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他1948年再度赴美国不归。待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8月启程，取道香港回到北京。赵忠尧带回国的一批零部件和设备成为中国建造加速器的基础。在他的主持下建成中国最早的两台加速器，为中国核物理基础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聂荣臻元帅为加快中国核试验的步伐，调动了中国一大批精英人才。其学科由物理学，逐步扩展到数学、化学、力学、电子学等十几个大的学科。仅仅粗略了解的专家，还可以列出：王大珩、彭桓武、朱光亚、汪德昭、姜圣阶、于敏、杨承宗、曹本熹、钱晋、黄祖冶、何泽慧、王承书、彭士禄、张沛霖、李正武、吴征铠、肖伦等。

无疑这是一份不完全的名单。为了中国的核武器早日诞生，中国集中了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以物理学界为主体的三代学界精英，将北京与大西北联系起来，由北京起步，到走入与世隔绝的荒漠安营扎寨，潜心研究中国核爆试验，为核武器铺路。

45  麾下大将们

聂荣臻主持“两弹”这项壮国力振军威的伟大事业中，拥有两支不可或缺的重要队伍，一是一支以科学界精英为主体凝聚数以万计的技术干部；另一支是以身经百战的将军和忠心耿耿的文官们担任上下协调组织的行政队伍。

      行政干部是事业的起源，与技术队伍汇合后，互为推力，牵动着中国国防尖端事业的先行。

      陈赓副总参谋长是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发轫者之一，后来以国防部副部长、副总长之职兼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成为聂荣臻的主要辅佐大将。后来，陈赓心脏病日渐严重，数度复发，至1960年秋便重病缠身，次年3月16日突发心梗辞世。元帅痛失栋梁。

      宋任穷、张爱萍、陈士榘3位上将，王秉璋、万毅、孙继先3位中将，赵尔陆、刘西尧、刘杰、王诤等国务院部级文官都是这项庞大事业中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宋任穷、刘西尧、刘杰等人主要代表中央和聂荣臻主抓核工业及原子弹研制。
 
      陈士榘主要负责核试验基地、导弹试验基地、原子核研制基地。这处云集中国武器科学家的原子城，如今已人去楼空，房舍成为地方的工程建设。

      王秉璋等人专门主管以×院为主体的导弹研制。

      张爱萍原本主管全军常规装备，陈赓去世后，他兼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往往代表聂荣臻主抓“两弹”的研制，以及西北各试验基地的建设。

      孙继先中将在第20兵团结束驻朝鲜任务后，1958年奉命率第20兵团回国，直接带领该兵团进入西北某地，参加建设中国导弹试验基地。

      在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政府部长们之下，还有以安东、张震寰、李觉、张蕴钰、李福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将校们。他们分别管理着具体的组织研制、试验单位，脚踏实地的推进着“两弹”的进展。

      安东前文已提到，他是国防科委秘书长，负责具体协调来自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的事务，汇总上报聂荣臻元帅。

      张震寰原属陈毅、粟裕野战军第2纵队第5师政委，由于其北京大学的学历和战功，被张爱萍看中，调任总参装备部副部长。1958年成立国防科委时，升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先分管常规兵器。后来逐步成为聂荣臻、张爱萍麾下的得力助手，主管核武器研制。他往返奔波于北京与西北试验基地之间，兼任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及试验部部长，是首次罗布泊核试验现场副总指挥。

      李觉1957年在西藏军区司令员岗位上因心脏病来北京治疗期间，被陈赓大将看中，调往宋任穷手下，将全权领导筹建中国核武器研究机构的任务交给他。该机构定为核工业部第×局，李觉任局长，核武器研究所改为×院时，他任×院院长。

×院以钱学森为技术核心的科学家不断增加，在第一批调入的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架、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之后，逐步调入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一批专家。

黄纬禄1943年赴英国工作，后入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无线电专业，1947年5月获硕士学位，随即回国。他早在英国时就在伦敦博物馆参观研究了德国人的V一2导弹，了解导弹的前沿技术。1949年他拒绝当局动员赴台湾。以后他在解放军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工作。由该所调往×院。到1964年时，他已先后担任过3种型号导弹的副总师。

蔡金涛是与郭永怀、彭桓武同时期的赴美学子，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大，1934年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电讯工程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专心于浙江大学任教。调入×院后，迅速成为我国火箭与导弹制导系统的权威专家。

姚桐斌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后于1947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入伯明翰大学、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冶金学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工作。1957年归国，后来调入×院，任材料工艺研究所所长，是导弹和火箭材料领域的权威专家。

以上提到的不过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专家群体中的沧海一粟，详尽地列出这个群体是另外一部大书。对这些专家，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聂荣臻视之为珍宝，极为关爱。在60年代初期的生活困难中，聂荣臻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已成为这一代专家们永恒的佳话。

46  聂说：“你们得赔我”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聂荣臻驱车到南苑×院视察，南苑×院是重新建立的另外一个重要火箭研制基地。一切刚起步，环境十分艰苦。由于房舍容纳不下迅即调来的人员，不少技术干部，甚至一些专家都住在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完全是野战条件。

行武出身的军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几十年就这么打过来的。住帐篷在他们看来，比合衣睡野地强多了。再说，这是暂时的嘛。

从忍受环境的艰难程度，从无怨无悔的专家们的奋斗精神，可以了解中国“两弹”事业为主体的尖端科技为何得以在不到10年间迅猛发展起来，这是穷国办大事的精神，也是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精神。

专家们和众多的技术干部、军政干部如此要求自己：为国分忧。

身为国防尖端科研主持人的聂荣臻元帅却有另一种标准：爱科技人员如爱家人，爱兵如爱子。

聂荣臻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地看望创业者们。看了火炉，又摸床上盖的垫的厚不厚，保不保暖。这就是长征走过来的元帅，这就是统领千军万马横扫日本侵略军的元帅。大家没想到元帅关心的是这样的“小事”。

聂荣臻看完住处，最后才去办公室，干部们包括行政和技术负责的干部都到齐，听聂帅指示。

聂荣臻说：“我没有指示，只有一个心得。我们是带兵打仗出来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们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这个干部怎么当啊?后来我想明白一点了，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当干部，特别是当行政干部，干的工作就是勤务员工作。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员，为你们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这就是党分配给我聂荣臻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要认真去做，把这当做我终身的光荣任务。”

讲到此处，聂荣臻话锋一转：“我就拿3个字——勤务员，要求在座各位负责同志。你们做到没有?做好没有?我们当勤务员，负责科研组织协调工作。要像国家培养乒乓球选手一样，使优秀人才更快地、更顺利地成长，并且大力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乒乓球出了庄则栋、丘钟惠，我们科学技术界难道不应该出更多庄则栋、丘钟惠吗?”
 
      聂荣臻停顿片刻，喝了口茶水。熟悉他脾气的安东感觉有些不妙：“聂老总生气了。要糟!”

果然，聂荣臻语气严厉起来：“我今天来看了大家的住处，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在座的各位的勤务员也没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其中不少是中央千方百计帮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从各个兄弟研究机构忍痛割爱调来的。可是，这么数九寒天，我们让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帐篷。我不满意，我要告诉×院的领导们，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

聂荣臻讲到后来，情绪激动。当他讲到“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时，在座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眼圈都红了。没想到元帅这么讲话。

就在那数九寒天，聂荣臻的话伴着凛冽的北风在帐篷中一处一处地传颂：“聂师说，冻坏了人得赔他!”

“说冻坏我们吗?”

“就说的冻坏咱们呀，他要领导们赔他!”

几乎无人闻之不为之心动，更有一部分科技人员掉泪，深为感动。其中不少人成为共和国的火箭研究领域的专家。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谈到元帅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你们得赔我”这句话。

“聂帅把我们当他的孩子一样，真让人终身不忘，跟这样的老总干，谁不拼命?中国知识分子就讲‘士为知己者死’嘛!”白发苍苍的专家这么讲，退休的将军亦这样说。

聂荣臻这样的关心科技人员远不止南苑之行。

×院第2分院同样因为住房困难，科技人员们吃住均在大食堂。白天去上班，两顿饭回大食堂吃。夜里又住在白天进餐的地方。冷且不讲，没法学习，是科技人员的一件苦恼事。

基建工程需要时间也是实情。

但是，聂荣臻为此事3次到2分院，3个食堂都不止一次留下他的声音和足迹，他和院领导一起研究解决科研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困难。

一天清晨，2分院的同志们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早集合跑步。可是，这天在北风中等待大家集合的是一位着少将军衔的将军。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还在猜测。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

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200多位技术干部的双手。少将回到队列前。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少将大声说：“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院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我来查看一下，他等我回去汇报。”

听到这里，几百人感动得不能自己。特别是有冻伤的人，泪水奔眶而出。安东少将也很动情。

他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

在聂荣臻的具体过问下，×院的生活、工作条件迅速改变，一个月比一个月提高，科技和生产进展也很快。

      到1960年8月，某型仿制火箭全部装配完毕，预定9月在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举行实弹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