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一片汪洋都不见

卷 四

至高至重

第14章 一片汪洋都不见

40 裂痕浮出水面

1960年新年刚过，毛泽东便启程前往上海。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主政时代的特色之一。会期一般都比较长，往往与现今最大规模的全国人代会或党代会的时间相差无几，这是第二个特色。

毛泽东开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常在外地举行。

在毛泽东赴上海的前后，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党政军领导陆续到达上海。

按照毛泽东指示，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召开，正式会期10天。主要是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今后3年到8年的国家发展设想。另一个议题是讨论与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和国防密切相关的中苏关系。

聂荣臻4日乘火车赴沪。离京前一天他亲自修改了国防科委代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报告。此报告要求在现有条件下，克服经费和科技人员的紧张，成立航空研究院、舰艇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研究院。林彪阅后签发报中共中央。

这份报告是聂荣臻鉴于中苏关系趋冷淡以及国防科研的需要，所采取的建立独立的国防科研体系的战略性行动的一部分。

聂荣臻望着车窗外不断闪过韵各种景色，想得遥远而复杂。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及在中国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都影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这种态度即使按中国儒家哲学最温和的态度分析，也可以看出两国距公开指责已不远。

聂荣臻敏感地意识到中苏关系的变化，那天在国防科委，他指示调查苏联近来与中国合作的状态。不久，各个方面汇集上来的信息反映：苏联过去多向我索取轻工业、中药、农业等方面的资料和产品，最近向我索要工业和科技的资料大量增加，同时催运工业产品和重要的矿产资源如铀矿石，并加紧向中国索要国防科研进展的资料。

相反向中国应该提供的援助在高、精、尖设备、资料、原材料方面大量拖延、推迟。一般只提供普通装备。

这些信息和统计数字引起聂荣臻的警惕。他考虑在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布局上，必须再一次强调健全“立足于国内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体制，为此他在科技队伍、科研机构和工业布局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去年11月11日，他曾书面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提出：新技术材料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必须尽快抓紧解决的一个关键，应该立即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和在国民经济中进行技术改造与运用新技术，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材料工业的基础之上，一定要有自己的新技术材料的研究、生产基地。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不但国防工业上不去，而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问题，也不能解决。

聂荣臻心情沉重地写道：“鉴于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到1962年要靠自己的努力来突破这一关，基本上解决新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中所需的一切材料问题。”

当年元旦节前两天，聂荣臻和陈毅联名致电驻苏联中国大使刘晓，请他以中国政府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按“10 15新技术协定”在1960年向中国提供两种新型号导弹及全套技术资料；派遣专家来华；提供与这两种导弹相配套的全套零组件和原材料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等等。

聂荣臻对空军副司令员兼×院常务副院长王秉璋说：“这是例行公事，有协议在，该要就提出来，不给我们就挂一笔账。”

此事刚过去不到1个星期。

火车过徐州、南京，到达上海。当天，聂荣臻看望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话题简略提到与苏联合作日渐困难。周恩来说，主席已安排专门的时间，让你在这次会上向政治局汇报。

那天，中国最高领导人除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同志，党政军要人几乎到齐。

与苏联的关系及科技援助这一问题，聂荣臻是主要发言人。

中国当时十分重视对苏关系，极少在正式场合谈论苏联的对华态度，尽可能维护友好关系。从已公布的可查到的资料看，上海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了中苏合作断绝的可能性。

聂荣臻毫不隐瞒，不回避中苏关系恶化。

他说：“……断绝援助的迹象已经更加明显了，××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都推拖不给了。看来靠苏联的援助肯定指望不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对我们也不放心，所以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会场静寂无声，毛泽东面前的烟灰缸里已堆满烟头，手中仍夹着燃着的香烟。他静静地听聂荣臻说：“苏联对我国研究、设计、试验工作的援助，也局限在规定的几种仿制型号上。总之，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们两三步。”①

自1959年秋，苏联的对华援助方式勾绘出对华政策的变化。援华具体做法，采取一般生产资料可供应，关键性生产技术、科研、原材料制造等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供应，专用或特种设备则拒绝，无法拒绝的则拖延；一般原材料给，但量少，特种原材料基本卡住。派遣来华专家也依照以上政策类推。

聂荣臻在会上公布了一些数据。其中提到仅1959年，苏方向中方索要的资料为前5年总和的180％以上。

聂荣臻说：“要的数量不仅成倍增加，而且过去要的多是些中医、中药、种子、农业、手工业等我国传统技术。1959年，要的绝大多数是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我国的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我建议，我们要严密注意这种动向，做好充分准备。”

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对聂荣臻的发言表示支持。

周恩来说：“荣臻同志去年11月11日有个报告给中央，谈到我国的科技进步必须坚持贯彻毛主席倡导的以外援为辅，以自力更生为主，抓好国防科研和国家科技进步。中央批转的通知中强调了，必须下定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个问题，万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我们要早做准备才好。”

上海会议期间，聂荣臻在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汇报中预言：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议。

毛泽东自语似的说：“荣臻同志的这个推断，对我们也是一个警钟，不能什么都靠人家。本来也是这个道理，谁会把看家本领都教给你?”

政治局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北京转来苏联政府1960年索要中国科技成果资料的清单。

聂荣臻仔细读着这份清单——来得好快，要得好狠。

苏联索要的项目数量较1959年增加1倍以上，内容几乎全是新技术领域。

聂荣臻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后，周恩来指示说：“凡我们正在研究和试验过程中还未生产定型或者未作出肯定结论的，不要承担，更不要勉强凑数，承担的百分比即使低一点，也不要紧，这才合乎实事求是的精神。”

中国当时严格控制扩散与苏联关系恶化的信息，中下层依旧一如既往地尊重“苏联老大哥”。但是，在国防科研系统，中苏双方专家明显地察觉到苏联的对华政策在变冷。

那道裂痕越来越清晰地自水底浮上水面。在钱学森所在的×院看得清楚的程度已到屈指计算苏联专家辞别的日子。

聂荣臻再三指示×院等单位抓紧苏联专家未走之前的时间，好好把他们的优秀专业知识学到手。

中国已做好苏联切断援助、撕毁协议的准备。

 ①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05页。

       ②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06页。

4l  起飞于南汇

1月16日，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聂荣臻向周恩来请假去上海参加科技工作会。

上海是聂荣臻而立之年以生命相搏之处。上海有他青春岁月的回忆，有他一家3口艰难走过的痕迹。

有书记载30年前的9月……

他的女儿聂力来到人间。当时他们住在西摩路，与欧阳钦夫妇住在一处。

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瑞华还在操劳。那天，周恩来约陈赓到聂荣臻夫妇住处碰头研究工作。张瑞华一早买了些菜，点上两个汽炉子，一直忙到晚上。客人来了，4个人围着饭桌，边吃边商量工作。吃完饭，聂荣臻和客人一起走了。张瑞华收拾完东西，感到腹痛，盼着丈夫回来。他回来时已经是半夜了。

“今天晚上可能要生了。”

“那就赶快到医院去，明天我还有事，不能陪你，等事情完了再去看你。”聂荣臻关切地对妻子说。

这么晚，住处又偏僻，找谁?聂荣臻出去”q车。还好，他找到两辆人力车，送张瑞华到一家美国人办的慈善医院，住进8人一间的产房。

第二天，张瑞华生下了聂力。这一天聂荣臻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她，委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代劳，到第三天他才看到分娩后身体虚弱的妻子和脸蛋红彤彤的小女儿。过了“而立”之年，他有了下一代。到产房没有带任何东西，但他那和善诚挚的目光给了妻子以抚慰。到了第七天，他把妻子和女儿接出医院。①

上海久已镌刻在聂荣臻心上，不仅因为个人感情，还因为上海占有的人才和科技力量。这种力量使上海跻身于国防科技尖端事业。

上海某设计院，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名字：却是经聂荣臻大笔挥就而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空间技术研究机构。

两年前，主持中国仿制苏联某型导弹的钱学森提出，鉴于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进展，建立中国的探空火箭技术研究机构十分重要，是基础性研究。考虑到X院工作已十分繁重，可单独设立机构。

上海是聂荣臻看中的地方，也是钱学森满意的地方。1958年，上海某设计院组成，集中了中国年轻的探空火箭技术队伍。两年来，在副院长杨南生、总工程师王希季的主持下，以简陋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在近乎原始技术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将中国探空火箭的研制推向发射场。

聂荣臻到科技工作会上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鼓励上海市发挥技术优势，应该出更多的人才，更好的成果。他与主管科学和机电设计院的同志见面，了解了探空火箭的进度。听说设计院的同志们连元旦、春节的休息都已经搭上或准备搭上，拟定2月份发射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时，聂荣臻说：“这一次我抽不出时间来参加，但是，广州会议结束后我一定要抽时间来看看大家。”

这是几句平常的话，不过放在50年代末期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贬得一无是处的时代背景下，就格外感人。中国的“夫子”们图的是什么?在传统上讲的是骨气、信任、理解这类。

聂荣臻的话传到设计院杨南生、王希季们的耳中，又传至那支年轻的研制队伍中，大家的感动自不待言。

使他们不忘元帅的是那份与科技人员相通的心。因为他们曾经发生过不小的失误，耽搁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极为宝贵的时间。

在那样的时刻，举院科研人员压力沉重时，国防科委传来元帅的指示精神：总会有失败，不要追查政治责任，告诉他们不要泄气，重头来。

这要追溯到某型探空火箭的失败。

该型火箭是大跃进高指标的产物。全国发烧“大跃进”，刚成立的机电院亦不得不“感冒”。选择研制目标的起点定为技术指标先进的该型火箭。

今天制造该型火箭在中国是弹指小事。当时的工业基础之弱非今日可想象。一切人力可以尝试，一切土法可以替代的工作都在为国家强盛的精神感召下稳步突破。上海空军××厂、上海某厂等给予无私的合作，该型火箭结构件总装奇迹般完成，时间是一年。上海科技人员了不起。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火箭研制。

横挡在他们面前的是大型发动机试车台——上海没有，中国也没有；供应、贮存所需低温推进剂设施中国没有，更不必提加注此种液氧推进剂的设施是否能制造；整个控制系统的仪器仪表无法配齐成套。

3个拦路强人，将该型火箭扼杀于摇篮中。

该型火箭只是中国50年代末以来在尖端科研中遇到的基础工业困难众多事例中的一例。此时，中国以“两弹”为代表的研制工作已经全线面临这一具有广泛性的困难。

在今天看来，聂荣臻一再向中央报告，要求加强中国原材料、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等的发展，指出“已到刻不容缓的时候”，这是多么具有远见的呼声。

聂荣臻了解中国科研和工业的国情。

尽管中共中央已于去年12月20日批转他主持起草的两份关于解决新技术新材料的报告，周恩来也在此次上海政治局会上重申中央批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聂荣臻仍然忧心此事未引起全党和国家重视。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第4天，他再次亲自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此类报告虽然读来枯燥，却可见到中国工业历史的光芒，有必要一读：

仪器仪表已成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和尖端技术的薄弱环节之一。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仪器仪表配套，在数量上只能满足6成至8成。尖端技术所需仪表仪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的品种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比较，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3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1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级仪表，则完全是空白。……如不能加快赶上去，就会拖住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为此，已通知计委、经委、建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院，一机部、二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规划小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试制和生产品种，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以求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并在两三年内，争取解决“研究试制需要新仪器，新仪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谓“连环套”问题。然后再解决3至8年的长远设想问题。②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推动下，在聂荣臻等人的具体组织下，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局面，一手托起了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一手在推进整个中国工业制造技术水平提升。在这一层面上认识和评价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意义，其对国家的贡献之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某型探空火箭的夭折，换来人们冷静的思考。另一型号的探空火箭便是在这一基础上确定的研制型号。由于有研制的基础，1959年国庆节前后投入新型火箭的研制，至今刚刚5个月，便已完成。火箭发射的日子定在1960年2月17日至19日。距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刚好1个月。

王希季毕业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后获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和杨南生副院长带着一支年轻的科技队伍在上海远郊的松江县一处荒郊野外扎下营盘，进行火箭的热试车。这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一处破败的碉堡，没有遮掩，天为屋顶，地为平台，火箭固定在碉堡一侧。王希季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工作环境。局外人谁相信在这里完成了中国探空火箭的热试车呢?惟有专业人员目睹那火箭尾翼喷出的熊熊火焰，才明白这处旧碉堡中工作的意义。

2月19日，新型火箭经过试车后，在南汇县的老港小镇一块罕无人迹的荒滩中竖起。不远处是东海的碧波巨浪，身后若干公里是荒无人迹的芦苇丛。

今天忆及往事，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无法相信在1960年2月19日，在那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竞真实地将中国探空火箭打上天空。

发射场的惟一动力系统——发电站是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用苇杆围成一座临时棚子，棚顶盖着一片油布挡风雨。发电站与指挥所仅距100余米，其间隔着一条港汊，水可行舟。

发射架高达20米，虽然无法与今日的导弹发射塔矗入云端相比，当时在荒滩上竖起5层楼高的铁架已是奇迹。指挥所——发电站——发射架之间的联络，既无电话，亦无步话机，连广播喇叭亦无。全靠王希季、杨南生们的嘴喊、手挥，得以互相联络。

加注燃料的压力设备竟是几支自行车的打气筒。今天看来仿佛一场玩具生产厂的游戏。

但是，新型探空火箭升上天去了。冉冉地升空，冉冉地爬高，去探索测量高空大气结构和多种地球物理现象。

追踪火箭飞行状态的遥测定向天线，应该是自动跟踪。中国由于仪器仪表等电子自动化工业水平低，一时无力生产。王希季的合作者们，几个人以手摇动天线代替自动跟踪雷达追寻新型火箭的踪迹。

尽管条件简陋得无情，落后得心酸，新型火箭却发射成功。

杨南生、王希季等技术专家和在场的全体人员，仰望着那光点渐渐消失于视野，无不泪湿双眼。

聂荣臻接到新型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的喜报是在广州。他正在那里出席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解放军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其中尽快突破“两弹”技术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此次会议明确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国防尖端武器发展方针。

新型火箭的喜讯加强了中央军委迅速发展导弹的决心。

经过自抗美援朝战争以来主持军备供应，及几年来的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工作，聂荣臻已成为科技领域的管理专家和战略专家。他对科技领域的了解和他宏大的战略眼光，使他具有独到的见解。 在广州军委会议上，他的发言令人耳目一新。他从不同的领域论述中国国防的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原则。

——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适当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现代战术的变革。我们所说的现代条件下的战争，要求我们的战争艺术要适应现代军事技术，加强军事科学的研究，积极进行在现代条件下的军队训练。

——努力吸取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必须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发挥独立创造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科学技术上不能有缺门。应用科学和基础理论研究应并举。

——更重要的是向前看，看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新需要，看世界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动向，看我们科学技术研究中新露头的有重大意义的生长点。把这些纳入今后发展规划。

——科技发展组织工作，必须有通盘计划，以填补空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元帅们、将军们肃穆地静听聂荣臻的发言。这些从战场上厮杀过来的人已经感知现代军事技术带来的新战略和战术，但聂荣臻深刻而具体的阐述仍然带给他们新知识的冲击。

新型探空火箭的成功让聂荣臻将目光移往西北遥远的额济纳齐lll~J4-戈壁，移向比古楼兰国更靠西的罗布泊。

      ①   见《聂荣臻传》第68页。

      ②   见《聂荣臻传》第599~600页。
 

42  王历参赞紧急报告

2月19日，军委在广州的会议未结束，聂荣臻接到外贸部李强部长转来的中国驻苏使馆参赞王历的一份紧急报告。

王历专管军事订货和新技术方面的事务。此报告以相关的数据和事实为根据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新技术援助，及军事订货表现

较为明显的冷淡。有协定的订货苏方设法推延，无协定的订货要求基本都拒绝。

聂荣臻读完此报告，默坐良久。秘书提醒聂荣臻下午开会时间到了。

聂荣臻沉着脸说：“马上把王历的信打印出来，我在会上等着。”

当天，聂荣臻亲自在打印件上附上给毛泽东的短笺：

      主席：接到李强同志转来王历同志向刘大使的报告一份，现呈上，请参阅。

送走报毛泽东的文件，聂荣臻想了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找到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他嘱咐安东，立即把王历报告的副本送在京的陈毅，并呈报刘少奇及中共中央书记处诸位在北京的领导同志传阅。

安东同时向聂荣臻报告说：“二机部宋任穷部长提出要8000多个大学生，他们的报告已送往广州。”

“直接向书记处报告。”

“可是要的大学生太多呀，8000多人，我们都不好向中央开口。”

“我知道了。”聂荣臻了解安东此话的意思，刚为×院钱学森那里要了4000名今年大学毕业生指标，现在又要为钱三强要8000多人，几乎接近今年全国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全国各行各业都要人才，安东他们不好意思向中央开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保重点，“两弹”就是科研重点。抓“两弹”带动全国工业上台阶，大事临门，出手须果断。安东的话还有一层意思，担心报上去，被砸

聂荣臻心明眼亮，第二天他自己秉笔给总书记邓小平写信，为中国原子能工业请命，要求拨给人才。他在信中细算了今年大学毕业生的账目：

二机部党组要求从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中调8587名(内工科5135名、理科1646名，其他科1806名)，从今年留苏归国的大学生中调350名，共8937名给二机部。据了解，今年暑期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共37100余名，除中央已批准给×院4000名外，尚有33200余名(内工科30000名左右，理科3000名左右)。二机部所要数目虽然较大，但是考虑到我国原子能工业正在初创，为了加速开展这项工作，及早突破这套技术，今年下决心多投入一些人是很必要的，对我国迅速掌握和发展这门科学技术有重要作用。因此，希望中央能予批准。

3月8日，书记处讨论聂荣臻的报告。邓小平决定给以支持。

总书记指示：×院、二机部所需要的人才、物资要尽量满足需要，有矛盾时，其它项目应该让路。请李富春负责统一考虑解决×院、二机部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问题。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不仅是大学毕业生满足×院和二机部，并可向工业部门抽调技术力量。×院、二机部的科技人员，待遇高一些，工资要高一些，生活安排得好一些。

书记处的决定第二天传到正和贺龙、罗瑞卿在重庆视察军工企业的聂荣臻那里，他极为重视，对秘书说：“书记处的这个指示要马上告诉宋任穷、王诤。中央这样大力支持，更要兢兢业业，精打细算做好工作。要借中央决策的东风，把劲鼓起来，按中央和军委批准的计划拿出成果来。”

自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广州开军委扩大会议，到3月下旬结束，聂荣臻、贺龙、罗瑞卿共同视察桂、黔、川、陕四省的主要城市和军事工业布局的建设状况。3月26日回到北京。

自此到7月苏联撤走专家，断绝技术援助之间的3个多月，聂荣臻为迅速组建成中国“两弹”的独立研究制造、试验的体系，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工作。

此时，西北的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院的仿制某型导弹接近完成，同时已投入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独立设计；原子能的研究正在加大力量，全力投入；与以上项目相匹配的新材料、新仪器仪表等高精尖基础工业的布局与建设亦必须紧急行动，先立足国内，次之争取外购。

为了这个大局，聂荣臻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3月28日，是他南巡回来的第三天。聂荣臻致信给苏驻中国国防部专家组组长大将巴托夫，表示中国仿苏制导弹的几种型号，将在当年底和1961年初陆续出厂，希望苏联国防部在中国进行靶场试验时，能临时派遣专家组来华，帮助组织与试验有关的各项工作。

同日，聂荣臻亲自审改了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电报稿。电文说，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将在今年6月间完工并交付使用，拟在5～6月间用苏联供应的两枚火箭进行实弹射击，请苏联供应火箭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请派9名专家来帮助训练操作，指导实弹射击。

3月31日，聂荣臻和张爱萍一起听取×院王秉璋汇报，指示×院现在已经掌握了仿制导弹技术，仿制的技术力量可以转移一部分到自行设计上，但在自行设计的新型号未投入试制前，仿制生产不可停，以防生疏。

在与钱学森交换意见之后，聂荣臻提出自行研制射程为××××公里的地地导弹，并表示支持钱学森提出的研制方案，认为我国现在已具有这种技术力量。

4月初，在听取宋任穷汇报最近赴苏拟与其中型机械工业部长斯拉夫斯基谈判，要求继续履行援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合同时，聂荣臻指示宋任穷和二机部要抓住此次有利时机，抓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设，争取尽快把它建起来。①

同月，聂荣臻不下两次听取×院工作汇报，再三强调加速仿制和研制工作，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减少他们的事务，特别点名减少钱学森等专家的行政事务。关于加速研制自行设计××××公里射程的地地导弹问题，聂荣臻焦虑地说：“我现在要问在座的各位，有无信心?有什么困难?还要什么保障条件?你们都可以提出来，什么都可以为你们解决。再好的将军，不打败仗是不可能的，失败十次、百次，从中吸取教训就可以成功。”

连续紧张的工作使他十分疲劳，医生告诫要注意休息，防止心脏病再犯。但聂荣臻未放心上。

他一直惦着去上海某设计院看看新型7探空火箭的研制人员。2月份因为去广州参加军委会议未赶上新型探空火箭的发射试验。

“这笔账该了一下。”他对钱学森说，“我们一起去一趟上海。”

4月16日，聂荣臻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劲夫、钱学森同赴上海，在江湾机场里的简易试车台目睹新型探空火箭发动机地面热试车。聂荣臻对设计院杨南生、王希季等全体技术人员

连续数月的操劳，5月2日使聂荣臻心脏病复发，第二天入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

就在治疗期间，聂荣臻还为超声波技术和管道化的宣传报道问题向邓小平写信，建议留有余地，因为技术上还不成熟；为海军提出的中国核潜艇研制项目，致信林彪、贺龙、罗瑞卿，建议“拟予同意”。

6月4日，聂荣臻病体刚好不久，再度给他的下级安东、王秉璋、刘有光、王诤致信说：“从设备分交代表团×院小组与苏方谈判情况看，苏方对×院的设备供应，坚持拖至1963年供完，明年只答应供××××万卢布，采取尽量少供甚至不供。有鉴于此，为了使×院明年所需要的设备不致产生或少产生缺口，除继续尽最大努力争取苏方增加供应和跳出苏联框框，积极向德、捷等国订购外，请你们研究如何将×院所需设备尽速立足于国内。凡在苏方订到样品或图纸者，如数量不足，就积极在国内安排仿制；有些设备估计短期内苏方不可能供应者，要根据条件，大胆地进行独创设计，不要怕走弯路。重大的仿制和设计项目，要及早提交计委，力争安排在国家年度计划内。在仿制和设计时，不要只看着某几个厂子和某几个部门，而要多找门路。以上意见请你们作一研究。”

6月23日，他分别召集大将罗瑞卿、陈赓，上将刘亚楼、张爱萍、杨成武、萧华、宋任穷及安东、王诤、张震寰等人，商谈国防工业体制调整问题。聂荣臻近半年一直思考着这一重大的工业布局问题，由于事关国务院工业系统的调整，他极为慎重。随着在工业生产中不断发现的问题，他认为必须改变中国工业管理过粗的体制，有必要在已有的3个工业部的基础上应该另行分建航空、电子、兵器、舰船等4个工业部。

国务院后来的8个工业部正是在聂荣臻这一建议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聂荣臻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为中国独立研制“两弹”尽可能地做好基础性准备。

至7月3日，这是苏联正式撕毁中苏全部援助协定的前13天，聂荣臻以战略家的思考，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总结性的报告。全面地提出了中苏关系在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新的方针和办法。

报告完成两天后，聂荣臻启程赴北戴河参加7月5日至8月lO日著名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会议进行到第11天，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及合同。

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国领袖们为之震动。中国虽曾一再力图挽救中苏友好关系，然而终未幸免两国关系恶化至如此地步。

毛泽东在18日的中央会议上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②

苏联政府不等中国政府答复，紧接着发出第二个通知，规定苏联在华专家自7月28日起，至9月1日全部撤走。

在原子能工业领域苏联实际从7月6日起已以种种理由陆续撤走专家。照会正式下达后，在核工业领域的233名专家迅速撤走。抛下未完成的图纸，正施工到一半或刚刚起步的工程，安装了一部分的设备，都停下来了。

在×院等单位指导导弹工作的专家亦在8月底全部撤光。

凡涉及苏联援助的项目，从民用到军用的各种图纸资料都被带走，正在供应的各种设备停止供应，全部在建的中苏合作项目被迫中断。赫鲁晓夫说：“让中国人看着那些钢铁家伙一天天生锈吧!”

      ①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4页。

      ②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566页。

43   钱学森：苏联压不倒我们

秦皇岛外海面白浪滔天，打鱼捕蟹的小船漂漂摇摇地归港。晚霞中叫卖海产的海岸上喧闹着。聂荣臻往日漫步，目睹此情此景心旷神怡，然而今天望着汪洋之上翻翻滚滚的浪涛海涌却是沉重的寒意。

新中国走得多么艰难。没有哪个超级大国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中国人真正站起来。许多援助、贷款都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世界的本质是互利则互助。原本亦明白此理，但深深的体验却在近年来的中苏关系。

苏联政府“7 16照会”真让聂荣臻有切肤之痛。

聂荣臻眺望大海，久久无言。他已听说有少数不友好的苏联专家传出话——“我们如果走了，不出两年你们这些设备会锈成破铜烂铁。”

照他们说法，离开外国人，这四五年的奋斗，这许多的投资就白白扔掉了?不行!聂荣臻早已指示，寻找自立之路，寻找东欧、西欧、乃至北欧的采购设备渠道。当然整套的设备买不来，关键的技术和机器也买不来。争取购买普通工业设备，用这些普通设备再以自己双手制造所需的新材料、新元器件。这样绕弯子，费时间，先慢一点不怕。一旦跨出第一步，后来的步子就快了。

聂荣臻将他这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并提议召开国防工业会议。中央立即通知8月5日至8日在北戴河举行此会，与中央工作会议同步。

在此次国防工业会议上，聂荣臻谈了他面对大海时的思考。他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尖端，保证重点，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谈及这20个字，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打掉一切依赖思想，下最大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国防科委、国防工委要开联合办公会议，就尖端武器研究和试制项目排队，技术干部集中分配使用，仿制的地地导弹移交×部，生产与自行设计的地地、地空导弹试制安排等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安排。”

数日后，聂荣臻再一次找来国防科委和×院的同志，提出要采取毛泽东讲的“打堡垒”的办法，确保×××公里、××××公里、××××公里射程的地对地导弹的研制，确保这项战略任务的完成。

在北京、上海等地，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专业技术指导，中国方面尽力与苏联专家商讨，争取友好的专家们在最后一刻的合作。

×院副院长王诤听刘从军、钱振业两位同志汇报说，希望能从苏联专家那里了解一下航天技术发展的途径，并了解火箭采用多级组合时是串联或并联等一些问题。

这是8月下旬，×院的最后一批专家将在第二天撤走。王诤带着刘从军、钱振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去请教苏联人。他们聊啊，聊啊，眼看已是深夜，天明苏联人便启程。钱振业唯恐苏联人不明白，便直奔主题请教。苏联人最终回避了技术问题，闭口不谈。直到第二天上飞机，钱振业等人送行，仍未得到哪怕是对任何一个技术问题的点拨。

此后数十年，钱振业、刘从军于此事一直梗然在心，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领导的技术队伍——为不在别人后面“乞讨”和“爬行”，必须励精图治钻研技术。

苏联专家们在×院与中国人相处已有感情，不少人对突然通知他们扔下半途而废的项目，撤离中国十分困惑。

吴之真和俄语翻译老邱陪专家施涅金去沈阳出差，是在传达撤离中国指示之后。施涅金为人正直，学者味浓厚，技术上是领头人，即使苏联专家同行也服他。在沈阳数日，施涅金始终闷闷不乐。吴之真和老邱那天请他吃饭喝点酒散散心。席间，施涅金不解地说：“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我想不通。我们的仿制工作接近完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撤走呢?我是苏共党员，组织上我必须服从。但是，在心里边我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撤退的。”说着说着，施涅金流泪了。苏联人撤走时，×院给每个专家都送了礼物。送给施涅金的是一个9层转动的象牙雕刻球。他倍加珍视，说是他一生中至今得到的最贵重礼品。

离开×院的前天夜里，几乎与王诤等人与苏联人聊天送别的同时，吴之真与老邱一起去看望施涅金。施涅金话别时感慨不已，他找出一本自己关于液体发动机设计的专著，签上名赠给吴之真留念。施涅金说：“将来中苏关系恢复了，我还要到中国来，看看老朋友。”

时隔33年之后的1993年，施涅金真的自费来华看朋友。他在90岁高龄时，在北京见到了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原国防科工委政委刘有光等许多×院的朋友。看到中国已成为世界航天领域的大国，他由衷的高兴。

如施涅金这样真诚地帮助中国的专家，应是专家中的主流。只是政治上的分裂使他们无奈。这是后话，不提。

聂荣臻回到北京已是9月上旬。他心中惦念科学家们，知道中国以“两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任务落在他们身上。国庆节前夕，他约钱学森、梁守架、屠守锷、任新民等×院的导弹专家们到家一坐。谈及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造成的压力，钱学森坦荡直言：“现在国家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困难，国外压我们，国内经济困难，反右斗争一些科技人员也受委屈，有的人自然有想法，有点怨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决不会动摇对祖国、对党的信心，我们×院的同志，一定会在撤走专家的压力面前挺直腰杆，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请聂帅转告中央放心，苏联压不倒我们。”

聂荣臻听了高兴地说：“毛主席在北戴河讲过，赫鲁晓夫不给我尖端技术极好，不然这笔账是很难还的。这个指示你们听过传达了。主席还说，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主席讲得有道理，他们一逼，我们早一点站起来，早一点独立干。党和国家相信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相信你们会成功。”

随后，聂荣臻请几位科学家在他家中便餐，听到聂荣臻的肺腑之言，人人心头发热，举杯相碰，发誓为发展中国导弹鞠躬尽瘁。

中央为鼓励中国科技队伍的自信奋发精神，国庆节刚过便邀请在京的6级以上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们，齐聚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聂荣臻两位副总理宴请大家。

聂荣臻致词最后几句说到：“我们中国科技人员不比别人笨。现在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卧薪尝胆，奋发自强的悲壮气氛弥漫在人民大会堂。元帅和科学家中不少人的泪珠已在眼眶内打转。这些新中国的精英深知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毛泽东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便让他们泪水跌落，况且此时已置身于困难之中。为国分忧，向为中国志士的高风亮节。

钱学森昂扬地说：“聂帅说，中国科技人员不比别人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客气。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具有聪明智慧，我们还特别能艰苦奋斗。国家有难，我们科技人员寝食难安，我们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损害健康，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具有这种精神的中国不怕困难大，不畏惧暂时的落后。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去。”

宴会后，元帅和科技人员同观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胆剑篇》。

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开始了独立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