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山重水复

38  聂说，军事领导必须改变

苟坝，旧名叫狗坝。是黔北的一座小村。小得一般地图上都无法标示。毛泽东回到苟坝那间临时借住村民的木板屋，心中怒气未消。

刚才他和遵义会议之后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吵得不欢而散。为的是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人决定批准第1军团进攻打鼓新场(即今金沙县城)的电报建议。

以“林聂”落款发来的电报提出，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①并提出了各个军团的战斗部署。聂荣臻当时因脚化脓伤口不愈，已有相当时间用担架抬着行军，当时刚回部队，所以第1军团的军事行动主要由林彪决定。

林彪签发这份电报抬头只写“朱主席”一人。

当时，中央刚刚在6天前任命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统一处置紧急作战问题②。林彪这样的写法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回避政委毛泽东。

朱德向来不单独决策，他将电报立即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传阅。

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工作之后，纠正了博古以往的独断专行。他事事讲集体决定。于是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小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

朱德同意组织第1、3、5军团攻占打鼓新场，他的意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亦支持朱德的意见。进攻打鼓新场已成定局。

只有毛泽东持反对态度。

毛泽东说：打鼓新场的敌人是设防坚固的，红军目前一般打运动之敌有把握，打固守之敌难操胜算，不能啃硬的。另外，我军现在启程，12号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那个地方与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能侧击红军。一旦攻击不顺手，我军将陷入重围。”③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坚决反对向打鼓新场进军。这位军事天才具有某种军事直觉，他似乎感觉到了危险的后果，态度非常激烈。

此时的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处于非常疲惫和极其困难的境地。

红军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至今将近5个月来，基本没有休整。不仅是与多倍于己的敌军作战，而且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在渡过湘江后仅余30，000来人。就这余下的精华也是伤痕累累的哀兵，是最后的财富，决不可以轻易硬拼。毛泽东认为事关红军的存亡，决不可以轻率进攻，但是，张闻天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决定进攻打鼓新场。

毛泽东无奈，愤怒地说道：“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也在气头上，回答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毛泽东忍无可忍，站起身拂袖离开会场。

这位军事天才走后，会议表决结果，决定进攻打鼓新场，同时撤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④。

当晚毛泽东并不知道自己被撤职，心中仍为进攻打鼓新场而忧虑。

撒手不管吗?可是如果管怎么管?少数服从多数，独木单舟扭转不了乾坤。难道就与他们和数万红军将士同赴死亡?红军不能这么断送掉!

湘江血战硝烟未散，遵义会议的情景历历在目。用数万红军的生命和江西根据地的丧失为代价纠正了错误路线，刚刚确立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不能这样草率地放弃，任由红军走上失败。

毛泽东不能忘记1月15日至18日在遵义柏辉章公馆举行的会议。那时，白天军情紧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人都要忙于处理工作，各军团领导人亦同样忙碌。

可是红军的领导指挥权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一仗接一仗，打得部队没喘息，打得人寒心。

原定去湘西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同志领导的红军会合的目标，已经放弃。中央红军到底走向何方，重新创建根据地于何处?无人可以回答。

最当务之急的是红军如何战胜敌军，摆脱敌军，突出重围。

红军极需英明的领袖。

秦邦宪(即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必须改变。

白天，军务倥偬，中央决定用晚上开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中央领导机关的驻处——柏辉章公馆召开。

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那天，博古仍然坐在主持人的位置。西式的长会议桌两侧随意散坐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邓发、何克全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代主任李富春以及第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第3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因为战事拖身后来赶来的第五军团的李卓然，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都到会。第9军团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仍未渡过乌江，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未能到会。

共产国家军事代表、德国人李德落落寡合地坐在会议室门口，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与李德坐一处。

正是贵州冬季最冷的时节，屋内生着两盆贵州城里人常用的那种炭火，屋内暖融融的。但是，没人有轻松的感觉。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为主的反对派早已憋足劲要把李德和秦邦宪轰下台。

突破湘江前后，毛泽东一路行军，一路与王稼祥、张闻天交换关于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错误指挥，分析经验教训。

聂荣臻因脚伤化脓严重由担架队抬着行军，被编在中央纵队。第一军团担任突击任务在前边行进。这使聂荣臻有时间与王稼祥等人交换意见。

聂荣臻对王稼祥说：“一、二、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打的是胜仗，越打红军越壮大。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毛泽东同志被撤职，调回政府，不再指挥军队。但是朱德和周恩来仍然按照那一套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伏击战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胜仗。第五次反围剿完全脱离红军战斗力瞎指挥，让弱小的红军硬抗强大的敌军，两军对垒实力较量。不懂避其锋芒，不讲集中优势兵力。他们根本就不懂打仗。”

聂荣臻看着身边的行军队伍，痛心地说：“应该恢复毛泽东同志的职务，让他指挥红军，不然红军前途堪忧。”

王稼祥非常赞同聂荣臻意见：“到时候我们一致推举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指挥红军，把李德和博古轰下来。”⑤

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何克全是团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那天他走进聂荣臻的住处，聂荣臻刚刚换完脚部伤口的药。

何克全又名恺丰，是博古的坚定支持者。他关切地询问：“你脚伤恢复怎么样?”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要多久就可以自己走路了。”聂荣臻说。

“希望你早些好，早日回一军团指挥部队，前边需要你们这样的优秀指挥员。”

聂荣臻想，平时与何克全同志往来极少，今天忽然来关心我的脚伤，一定有什么事要和我谈吧。 ‘

何克全确实有事而来，他也许受博古委托，也许自己来寻求支持，这一点无资料可考。

他来找聂荣臻是事实，并且不止一次。他希望聂荣臻能够支持博古继续主持中央，继续主管军事权力。 聂荣臻说：“我和林彪同志在前线带兵，我不知道其他同志如，何想，但是我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是反对的，丢失了根据地，牺牲那么多好同志，必须改变现在的军事领导。”

何克全第一次来没有生气，只是劝聂荣臻冷静思考。

遵义会议开始的第一个晚上，博古代表中央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历史上称之为“主报告”。红军近半年来的失败是客观事实，不承认指挥错误不行。博古检讨了军事方面的错误。同时，强调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极力辩护。

周恩来作为中央苏区“三人团”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副报告”。周恩来虽然是中央主管军事的负责人之一，但是，他无决策权，必须服从博古和李德的路线。对他们的瞎指挥周恩来早已有满腹意见，只是数月来战事不断，军情紧急，一直顾全大局，隐忍不发，在进入贵州黎平时举行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周恩来已表示了不同意见，反对博古等人继续往湘西前进的决定，他的意见对红军改道黔北，进军遵义以摆脱国民党主力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时，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一方面他主动承担责任，一方面也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即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⑥。

伍修权记得非常清楚，第三个发言的，也就是第一个激烈批判博古的是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张闻天毫不留情地批评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而提出博古在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⑦。

毛泽东的发言很系统，很有说服力。他言简意赅地阐述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不在于博古强调的敌军太强，红军太弱。根本的错误是博古不相信红军创建中央根据地以来丰富的实战经验，抛弃红军的优势，把李德捧为“太上皇”，一切硬搬教条，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红军的损失。李德、博古的路线同红军一向制胜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湖南乡音回荡在会议室内。他讲了1个多小时，在发言的人中时间最长。全场听得屏息凝神。随着毛泽东的讲话，聂荣臻在心中把几年来的战斗经历回顾一遍，深为赞同。

王稼祥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讲话，比毛泽东更严厉地批判李德、博古，并且提出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李德根本不接受批评，博古开始也不服。会上形成两派意见。第一天聂荣臻未及轮上发言。

第二天白天休会。聂荣臻在住处一边休息，一边阅读有关电报文件。警卫员报告何克全又来看他。

何克全还是当说客，劝聂荣臻支持博古继续主持中央工作。理由是博古精通马列主义，又在苏联学习，得到国际方面支持。毛泽东只是懂一点军事，指挥红军不行。

聂荣臻严厉地回答说：“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昨晚上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完全赞成，我在一军团打仗，我分得清什么样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路线是错误的，你不必操心了。”

何克全后来向博古报告说：“聂荣臻的态度真顽固，我劝说不动他。”⑧

聂荣臻因为走不了，每天仍用担架抬到会场。那晚上他的发言给与会同志留下极深印象，许多人数十年后仍不忘怀。

伍修权因为必须将聂荣臻等人的发言翻译给李德听，他印象最深的发言除了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领导外，就是李富春和聂荣臻。

聂荣臻想到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血战等战斗，难耐怒火，讲话十分激动也更具体。

他历数了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认为毛泽东同志和王稼祥同志讲得很好。聂荣臻说：“李德的指挥在军事上完全是教条主义，死搬硬套，那种僵化的瞎指挥，死了好多红军战士。部队打仗没有主动权，指挥员没有临机处置权，一门迫击炮放什么位置，一个军事哨放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一级指挥员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作具体规定，只能执行，不执行，就给你扣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李德的指挥是只看地图，不看真实地形。他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不问行军中的山川河流，规定一个时间必须赶到。这哪里是打仗。讲起这些愚蠢的指挥，我痛心得很，红军不能再让他们指挥，不然我们没有出路。”⑨

何克全气急败坏地站起来说：“毛泽东就能指挥好吗?你毛泽东懂什么马列主义，苏联没去过，没见过真正的马列主义，顶多读过一点《孙子兵法》，光靠《孙子兵法》指挥不了红军打胜仗。”

遵义会议的争论是党内少有的针锋相对。3天的会议，中心内容是把博古、李德的错误限定在“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⑩。

毛泽东考虑到时间紧迫，红军仍处于行军打仗，不宜深入全面地讨论苏区反“围剿”失败深刻的政治路线错误，力争解决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

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3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为此“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作出决定：1．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撤消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⑾

朱德一向老成持重，敦厚待人。可是在遵义会议上谈到李德、博古的错误造成红军的惨重损失时，声色俱厉痛心不已。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想的是大局，关心的是红军的生存，只要实行正确军事战略战术就好。

此时毛泽东的威望和资历还不足以号令全党全军。来自上海党中央的不少人其地位都相当高。后来毛泽东有过著名的论点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这是遵义会议后党内领导集体逐渐聚合在毛泽东周围的实践总结。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未下台，但军事指挥权已不在他手，而改为集体领导决定。

此时此刻，毛泽东在苟坝的夜空下，望着小镇外黑魃魃的荒野山峦，寒风怒卷着林涛像要掀翻这幢木板屋。脑海中急速地闪现着遵义会议的情景。党对毛泽东寄以重任厚望。希望他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能把红军领出绝境。

遵义当时四面重兵拥来，南有滇军逼来，西北有川军，东面是贵阳的黔军，呈包围之势。而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督导中央军进攻遵义。

遵义会议讨论到红军前往何处开辟根据地时，真有举目无亲，四望茫然的感觉。

贵州地贫民穷，少数民族众多，加以对红军闻所未闻，群众基础差，红军难以建立根据地。

聂荣臻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在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往川西北发展根据地。四川人口较多，是西南地区首富之省，考虑到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的群众基础，以及四川交通不便自成王国，蒋介石难以调中央军入川等因素，可以往川西北打出一片天地来。

总参谋长刘伯承与聂荣臻意见不谋而合。经过讨论，中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1月19日是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红军分3路分别从桐梓、松坎、遵义出发，往川南进军。

聂荣臻这天随中央纵队撤离遵义到达泗渡站。

自19日离开遵义，至3月10日，其间48天，红军经历了军史上最险恶最困难的一段战斗。

这支疲惫之师在入川的路上受到川军重兵的层层阻击。

1月26日，红军到达土城，川军两个旅于红军之先占领赤水城阻击红军北上四川。28日，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与川军郭勋稹部激战于土城。战斗持续一整天，红军无法取胜，川军又有两个旅增援上来，土城战斗以红军的失利，撤出战场。

毛泽东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撤出战斗。第二天，第一次渡过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会北渡长江。

2月3日，军委纵队到达叙永县石厢子，各部队在三岔河、叙永等地遭到川军堵截。

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处的扎西、水田寨等地区集结。

只要翻开地图，可看到红军已被蒋介石逼到中国西南3省交界处最贫穷最偏僻的地区。

红军太疲乏，太弱小，再不能与川军重兵硬顶。

博古已不能成为团结全党的核心负责人。党需要新的领导。这位总负责人起码应与军委团结在一起积极支持红军新的战略战术。

2月5日，中央纵队离开石厢子，到达鸡鸣三省村。此处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所谓雄鸡报晓，3省可闻的荒僻之地。

毛泽东露营后找到军事领导总负责人周恩来说：“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和我谈了，博古已经不适宜做总负责人，他提出变换领导。这个问题应该决定下来。”

周恩来说：“应该你来担这个职务，我们愿意听你的。”

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随后，中央政治局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代主任⑿。

这以后红军在川滇黔3省求渡长江不成，于7日致电各军团：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⒀

但凡曾经身历其境的红军将士尤其是军团以上领导都知道红军已经面临绝境。是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已降到次要地位，第一重要的是如何冲出重围，打出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地。

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原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持军事的领导在实践上采取绕圈子的战术，一切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摆脱敌军。他们提出：“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⒁

这样的绕圈子行军，部队一时难以理解。即使道理上明白，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又糊涂了。

2月18日在二渡赤水时红军走回头路时，不理解甚至埋怨的情绪与日俱增。

10天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重新攻占遵义，5天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1000多支，打了撤离江西根据地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毛泽东、朱德直接到第一线指挥各军团作战，先于周恩来等中央纵队同志一天到达遵义。周恩来等人于3月2日到达遵义城内。

正是鉴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及前线指挥的重要性，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代表中革军委于3月4日在遵义发布命令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⒂。

5日清晨6时30分，毛泽东和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前往鸭溪。拟在遵义至仁怀之间选择有利地形袭击敌军周浑元部。

谁知几天之间，敌情发生许多变化的迹象，毛泽东从敌军蛛丝马迹的行动中，几乎是直觉到红军面对的是强敌，不能冒险进攻。

就在苟坝这座小村，就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毛泽东和警卫员提着马灯走出木屋，前往周恩来的住处。他决心劝周恩来出面阻止进攻打鼓新场，绝不能让遵义会议得来的红军的胜利再遭失败的打击。

毛泽东进屋时，周在阅批电报，正反复思索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恩来同志，我今天在会上说不干前敌政委是冲动了一些。但是我冷静地想过，打鼓新场确实是块硬骨头，打不得，这一仗打下去红军被滇军和黔军包围的可能性很大。

你是军事方面的最后决定人，我建议暂缓发作战命令，明天早晨再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你看如何?”

“泽东同志，不是明天早上开会，要马上开会，你看，这是一局刚送来的情报，黔军刘旅由西安塞退泮水，向打鼓新场赶来。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鲁旅也在往这个方向推进。同进的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部队。”

毛泽东接过情报边看边说：“不出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

当晚重开政治局负责人会议，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⒃

当夜21时，军委电告各军团不进攻打鼓新场，改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后提议中央成立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作战，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军情。这一提议在本月下旬强渡乌江前夕得到中央批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负责军事的三人团⒄。

聂荣臻回到第一军团与林彪共同指挥部队，对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军事路线的认识上，他与林彪的裂痕日渐明显。

①   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第157页。

②   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50页。

③   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51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5》第277页。

④   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第158~159页。

⑤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46页。

⑥   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72页。

⑦   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第141页。

⑧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147页。

⑨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48页。

⑩ 《周恩来年谱1898~1949》272页。

⑾   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2页。

⑿   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46页。

⒀   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46页。

⒁   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48页。

⒂  《毛泽东年谱》上第450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6页。

⒃   见《毛泽东回忆录》上第451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7页。

⒄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58页。

39  谁要造反办不到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一个回马枪大胆直逼贵州省城贵阳。却虚晃一枪，长驱南下威胁昆明，再转往西出其不意抢渡金沙江，进抵四川会理县城外。这一路行军高山大河，急流险峰不知多少，红军自己疲乏，敌军追兵更被拖得狼狈不堪。毛泽东这种违反常规，几近没有章法的战略，使蒋介石无从捉摸，无规律可寻，蒋军被他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的调动弄得晕头转向，及至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时，蒋介石的追兵被抛在千里之外，红军终于得休整数日，不必虑及追兵攻击。

乍看地图，红军确实走的是绕圈子的路。明明可以从遵义往西直进四川，却回头往东经贵阳，过云南，再北上四川。林彪指着地图忧心忡忡地说：“这是什么指挥，走的全是弓背路，为什么不走弓弦路，再这样部队就被拖垮了，还打什么仗。这样领导军队不行，我要向中央反映意见，应该走捷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①

聂荣臻很讲原则，不隐瞒立场，当即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②

1935年5月8日，红军到达会理城下攻城未克。敌军死守城不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避免伤亡，不再攻城，部队就在会理城外休整扩军，红军增加到4万人。

第1军团休整期间，林彪闷闷不乐。原因是他对红军这段时间的战略战术极为不满意。这天他要通第3军团彭德怀的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正在屋里研究军团工作。听到林彪在电话上对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的。你出来当前敌司令员，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③

从电话对话听来，彭德怀回绝了林彪。

聂荣臻在一侧听到林彪要改变遵义会议决议，把毛泽东、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夺走，一股怒火涌起，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讲到此聂荣臻言犹未尽：“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④

林彪这种做法预示着红军分裂的危险，一旦各自下达相反的命令，部队各自为政分为两派，“石达开第二”的下场难以避免。

两位军政首长闹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三人劝林聂冷静下来，按组织程序反映意见，眼下还应执行中央和军委命令搞部队休整和扩军。

林彪说：“好，我来给三人团写封信，把我们一军团的意见反映上去。”

他根本不征求聂荣臻同意与否，即亲自起草一封信致中央军事全权领导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他的中心内容是要朱毛让出前敌指挥权。但他说得很中听，“请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4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惨遭迫害时，奉命写历史交待，他刚直不阿，尊重历史史实地留下了《彭德怀自述》，其中写到这样一段史实：

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截、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2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刘少奇到3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正是蒋介石在贵阳城指挥他数十万军队欲消灭我军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 大概是5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日“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4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1、3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1军团指挥3军团，有时3军团指挥1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1、3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此事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我记得刘少奇未参加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边区。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⑤。

林彪此信的核心是要毛泽东下台。他写完信要聂荣臻签名，以林聂两人名义代表一军团发给中央。

聂荣臻坦率地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

林彪说：“我这样做是对革命负责任，是为了挽救红军，不能让不懂打仗的人指挥。”

聂荣臻说：“毛泽东会不会打仗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我不明白你现在怎么讲他和朱总司令不懂打仗。况且你跟毛泽东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打胜仗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找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

林彪沉默一会儿说：“你不签我也要送给中央。就以一军团林彪名义交上去。”

聂荣臻怒气上涌，站起身来说：“我今天没有说服你，你可以上送，但是这封信的后果你自己负责。”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郊的一处叫铁厂的地方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林彪把信给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传阅了林彪的信。而在此会之前，刘少奇和杨尚昆也给中央发了一份联名电报。

刘少奇当时在第3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到任时与彭德怀有过交谈，了解到部队将士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脱离队伍；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应。彭德怀认为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大家都高兴，但是讨论传达不深入。彭德怀的这些意见，刘少奇综合了别的意见，形成那份电报。彭德怀认为与他意见不符合，未签字，这才形成刘、杨的签名电报。⑦

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将林彪的信和刘、杨电报联系看，错认为是彭德怀在其间幕后活动，因此他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说：彭德怀在幕后鼓动林彪写信，推举彭出来指挥军队，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⑧。

这年林彪28岁，因为年轻，毛泽东认为他“是个娃娃”，没记他的账，把账记到彭德怀头上。

聂荣臻时年36岁，他在会理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这样原谅林彪，心想林彪可没这么简单，他是有自己完整的想法的。林彪在会上虽然不再坚持他的意见，但心中对朱毛的指挥未必服。

在与第4方面军会师后，林彪的不满情绪再次表现出来。

①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58页。

②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58~259。

③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58~259。

④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58~259。

⑤   见《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

⑥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59页。

⑦   见《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

⑧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