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庐山风雷

36  上山两餐饭

1959年，聂荣臻两次心脏病复发。一次是元月14日在广州视察工作时，一次在参加当年著名的庐山会议期间。

这年聂荣臻已届60周岁，老年性疾病难以避免地缠身，再则工作压力和政治斗争不断造成的紧张，亦加重身体负担。这都是造成聂荣臻劳累致病的原因。

6月22日，聂荣臻在合肥市听取安徽省农业局长汇报该省的农业状况，听起来都是一片喜讯，处处捷报。聂荣臻此次以副总理的身份来安徽考察长达月余，几乎跑遍全省主要地区，亲眼见到人民生活艰难，农业连续歉收，一些地方农民已饿肚子，闹饥荒。官场偏偏到处宣传大丰收，创高产。这是自欺欺人。

他5月23日到安徽以来，多次了解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状况，今天是第三次找农业局长谈农业，问得那位局长满头大汗。

晚上，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看望聂副总理，转达了中共中央要他出席庐山会议的通知。

第二天，省军区转来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嘱聂副总理7月1日务必赶到，2日开幕。

7月1日，聂荣臻在安庆上船，顺流而下直往九江市。安庆是历史上的长江要塞军事重镇。曾国藩破太平天国起义军，在安庆发生激战，是役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所谓“夺安庆，而得南京”，可见安庆之险要。

安庆至九江一路风光无限。聂荣臻此时却无心观赏。他的心情近来日渐沉重。国内工农业生产在大跃进的口号下，隐伏着虚假的增产数字，只要认真到基层走一走，就会发现处处隐患。经济危机的兆头似已可见。不怕在经济上犯错误，就怕不知错，产生怕知错不改。

国际问题上，与印度的边界产生纠纷，殖民主义者遗留下的麦克马洪线是造成边界争执的原因。中印之争却在中苏关系上带来分裂的信号。赫鲁晓夫以苏联领袖的身份严厉斥责中国，是“好斗的公鸡”。并且日益增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

中国认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苏联日渐增多的对中国利益的过分要求。有些要求已涉及国家主权。赫鲁晓夫1958年7月31日访华4天，他提议中苏建立联合舰队，要求中方同意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以供苏联南下的潜艇用于基地联络。中国不能答应涉及主权的行为要求，这触怒了赫鲁晓夫。

6月26日，苏联驻华参赞苏达利柯夫在周恩来接见时，递交了苏联共产党中央6月20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封信函。

此信实际表明了苏联决定停止援建中国原子武器研制技术的态度。苏联的借口是他们正与美英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美苏两国首脑会议准备近期召开。苏联担心“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从而“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鉴于这些理由，苏联决定目前先不把苏联原子弹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待两年以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再作决定。

周恩来将信转国防科委研究，并于27日到医院看望住院的陈毅副总理及同时住院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当日即赴武汉。聂荣臻当时在合肥，两人未能谋面交换意见。

聂荣臻以自己对“两弹”研制进展与困难的了解，知道苏联“6·20函”对中国的“两弹”研制意味着什么。他决定到庐山好好和总理、彭总谈谈这事。

聂荣臻在甲板上望着东流的长江尽头，心中顿生感慨：任何外援都是有保留的，给予的都不可能是先进的技术，即使这种次等技术也可能随时中断。要靠自己，一定要靠自己。

7月1日下午船到九江，上到庐山已是夜里。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先看了彭德怀，在军委方面彭是聂的直接领导。然后，他去看望在国务院方面的直接领导周恩来，汇报了在安徽月余的考察，提出了普遍存在高指标的问题。

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现在有些同志脑子有点发热，这次会议要冷一冷，放松一下。经济综合平衡问题，指标过高问题，都在主席列出来的18个要讨论的问题之中。

一直谈到午饭，周恩来留聂荣臻一起进餐。

聂荣臻又向周恩来谈到“两弹”的研制工作向深处发展，遇到原材料和器件等问题。

聂荣臻说：“我国的国防工业目前已经初具规模，无论从发展速度和技术水平来看，在中国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过。由于搞的是世界尖端水平的先进武器技术，原材料在数量上、品种上、规格上我国都不具备，常规武器生产在这方面遇到了问题，新技术装备和国防科研遇到的问题更严重。总理啊，不是我叫难，我看原材料问题已经成为国防工业能否继续迅速发展的关键。”

周恩来：“你再讲具体一些。”

聂荣臻：“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在大的方面看，是国家工业基础弱，底子薄。小的方面看，目前已有的生产能力如何既重视产量，又重视品种和规格很重要。现在金属材料产量增加快，而品种发展慢。非金属材料比金属材料在数量和品种两方面都发展慢。我建议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挪出一部分力量，积极发展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提高质量。很多品种空白要填补起来。靠进口不是办法，一是外汇紧，再说，有些东西我们出钱也买不来。”

“聂总，你讲的不光对国防工业有意义，对整个国家的工业的原材料发展都有意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总体水平上去了，国防工业也好办了，反过来国防工业的需要也将促进民用工业的发展。你就原材料和国防工业的需求代表军委写个报告，和彭总商量一下，报给中央。”

这就是后来几天，聂荣臻在庐山会议期间代表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的报告内容，专谈“国防工业发展中遇到原材料数量、品种、规格难于保证的问题”。

下午，聂荣臻先去看望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晚饭前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毛泽东住的1号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此时庐山会议刚开幕，毛泽东准备反“左”倾，让大家冷一冷脑子，心情很好。他听聂荣臻谈工作，又留聂一起吃晚饭。

9日会议休息时，贺龙对聂荣臻说：“聂总，我们约好去含鄱口参观，你去不去?”

“好啊，我还没去过含鄱口。”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和两位元帅驱车直奔庐山著名风景区含鄱口。

鄱阳湖遥遥在望于山麓之侧的远方，似隐似现，浩瀚的中国第二大淡水湖从庐山之巅望去，宛若西子湖，却又别有浩渺烟波。

此处山风尤为猛烈，吹得人几乎站立不住。那风在聂荣臻受来却为之神爽，心情大为舒展。

回到住处，聂荣臻收到×院党委8日报送的关于某型导弹仿制中采用代用材料的请示。原因是进口材料极难买到，外方又拖着不供应。×院建议采用国产材料代用。

聂批示：“我意，外料未到应用国料试制，不要专赖外援。在试验过程中，可能遇到失败决不可怕，只有在不断试验过程中，才能取得经验。材料也可能在试验过程中找到出路。……”

同时收到海军副司令员、原子动力潜艇4人小组组长罗舜初的报告，谈及核动力潜艇研制的种种问题。

在众多报告中，让聂荣臻心中不安的是第二天宋任穷从北京写来的报告。内容是对苏联6月20日来函的分析和应取的对策。聂荣臻读过报告，没立即作指示。他叫来秘书：“你马上通知宋任穷同志，请他和刘杰、万毅同志14日到庐山来谈工作。”

按照预定的会期，应该是半个月，那时宋任穷等人来了正可以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汇报。聂荣臻想到事关中苏关系，又是原子武器技术的事，必须向最高领导请示。

37  彭德怀：“只能毁灭自己”

宋任穷、刘杰和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到达庐山是7月14日。非常巧合，彭德怀正是这天交给了毛泽东那份受到严厉批判的“万言书”。

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领导人，被指责搞反党“军事俱乐部”，正是由这封致毛泽东的信引起的。

17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时，大家并未将此事看得有多么严重。后来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毛泽东秘书李锐问周恩来对此信的看法时，周恩来说：“那没什么吧。”①

      除了毛泽东本人，可能还没有别的人把彭德怀的“万言书”这么一封信当作反党行为。事件的发展是后半个月的事。

7月中旬庐山政治气氛尚温和，聂荣臻、周恩来还有时间平静地听取宋任穷等人的汇报。

宋任穷、刘杰、万毅3人对苏联方面的来信的看法是，苏联不想援助我国核技术。

宋任穷说：“原来苏联答应1958年11月给我们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按照苏方通知，去年11月我们两次派专家去满洲火车站接车，都是空等。那时，我们已经怀疑苏联不想给我们。每次和苏联顾问谈到这件事，都支支吾吾，找借口推诿。现在他们是干脆摆明了，单方面撕毁了协定。我们反复研究过6月20日这封信，可以讲，苏联是靠不住了。只有靠自己干。但是，必须指出他们单方毁约的责任。刘杰同志执笔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请中央审查。”

彭德怀、聂荣臻先一天听宋任穷等人汇报，彭德怀因为受批判心情极苦闷，只是听着，没发表意见。聂荣臻的意见是，苏联不给，咱们自己搞。

第二天，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接见宋任穷等人。谈到是否给苏联回信时，周恩来说：“这件事聂总已经向中央汇报，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中国，中国就自己动手。我们从头摸起，中央意见准备用8年的时间研制出原子弹。你们根据中央这个安排开展工作。”

但核武器的研制无论多么重要，在政治斗争成为毛泽东最关心的头等大事时，宋任穷等人也不能不放下立即赶回北京安排原子武器技术研制的事，身不由己地卷入庐山的政治斗争风暴中。

毛泽东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彭德怀是23日。

宋任穷、刘杰、万毅向彭、聂汇报工作是25日上午。

26日，聂荣臻再度和贺龙元帅相邀游庐山黄龙寺。 

       ①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第243页。

聂荣臻此时哪里有闲心游山观景呢。面对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受到反党指责，聂荣臻心情可想而知。他心里虽然知道彭德怀讲的是实话，但是如果彭不认错，再有一部分同志支持他，将会形成什么局面呢?已经有领导人说，这样将造成党的分裂。为了不分裂，惟有让彭德怀等人承认错误。

聂荣臻担当了劝说彭德怀认错的人之一。

27日，聂荣臻参加完小组会议，晚饭后和黄克诚一起去看望彭德怀。聂荣臻推心置腹地劝说彭德怀为大局认错。到夜里22时后又赶到周恩来住处开会到深夜1点钟。

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会议一方面批判彭德怀，一方面又纠正着彭德怀希望纠正的浮夸风，要求各部委把生产的高指标降下来。

29日，聂荣臻由于连日劳累，心脏病复发。那是发生在夜里，医生抢救十分及时。

休息一天，7月31日，聂荣臻和叶剑英元帅同往彭德怀住处。他俩是受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委托劝导彭德怀认错。

3人相对，心中有说不出的复杂滋味。曾是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彭德怀，几天之间被划为右派分子。聂荣臻不知从何说起。毛泽东的权威不容挑战。当时在中共党内正在形成毛泽东等同于党的逻辑。因此，彭德怀惟有认错，才能保证毛泽东的威望即党的威望。

聂荣臻和叶剑英共同劝彭德怀：“你就着重反省自己吧，即使有些批评不合乎事实，也检讨自己的一面。事实有出入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但是任劳容易任怨难嘛。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需要能够表现出任劳任怨的精神。请德怀同志三思。”

毛泽东已经在大会宣布称呼什么“老总”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做法，一律称同志。从那以后在庐山上彭德怀就变成了“老彭”，过去的战友、同事、下属，遇到彭德怀敢称“同志”已很有胆气，多叫“老彭”。彭德怀深感世事莫测，人情冷暖多变。

3人坦诚相谈，情真意切。数年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到类似于这次的战友劝慰：“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

“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①

战友们的劝告，促使内心不服的彭德怀决心从全局着想。“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②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遭遇使聂荣臻在政治上的思考更多、更深。纵观聂荣臻后来的几十年人生，他在政治上讲话不多，忠实、勤勉地投入到分管的军队工作中，具体地抓国防科研和全国的科技工作。

他服从党的总的大政方针，不予非议，但是在做人的品德上光明磊落，极讲原则。在党和国家的关键时刻，他敢于挺身而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军队稳定问题当面质问不可一世的林彪；后来毛泽东逝世，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及陈毅、贺龙、彭德怀均作古，邓小平等领袖又身陷囚禁之中，此时他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功臣们密切配合擒捕江青、张春桥等人，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此是后话。

      ①    见《彭德怀自述》第278页。

      ②    见《彭德怀自述》第278页。

1959年8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宣布林彪接替彭德怀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

8月18日，聂荣臻与周恩来等人同机飞往北京。大家的心情都不平静。飞行途中天气恶化，一行人在济南降落，第二天回到北京。

月余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组成人员，9月26日《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宣布：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委员有17人，包括朱德、刘伯承等6位元帅。

1959年的下半年，中国踏进了惊涛骇浪的湍流。聂荣臻领导的国防尖端科研往前推进中越来越感到艰难，国家工业基础之弱，几乎可能造成“两弹”和航空、舰船现代化的研制停步。

这就是新型材料和仪器仪表、无线电元件器件等工业产品问题。

与这些困难发生的同时，引进外援的渠道日渐变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