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更迭的岁月

卷 三

烟雨苍茫

30  周恩来南宁挨批

1958年伴随着新中国的多事之秋的到来，开始了长达18年的动荡岁月。

这在历史的车轮辗过之后我们才得以看清。

新年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

居仁堂这座小巧玲珑的宫殿已很陈旧。自从原总参谋部搬往新的大院之后，居仁堂改为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邓小平总书记在这里处理党的日常工作。

居仁堂如今已不复存在，1961年拆除时，本拟重建，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一直未盖。后来修了202号楼，成为毛泽东晚年的居所。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主要是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递给吴冷西一张条子，是毛泽东亲笔手书的南宁会议通知。

会议名单上毛泽东列了27位中央和省市负责人。第一人是吴冷西，以下才是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等。

吴冷西看过很吃惊，自己名字为何在第一名，列于国家二、三号人物之前呢?他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亦不知道。但是，胡乔木流露出忧虑，担心南宁会议上会发生什么事。

毛泽东在27人名单之后写道：

      一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至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国务院。①

吴冷西到了南宁。

1958年1月12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开门见山说，新中国成立8年来他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他斥责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他严厉批评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指责《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在摘要印发的该社论上加批语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②

      ①   见《毛泽东的历程》下册，第134页。

      ②   见《毛泽东的历程》下册，第134页。

吴冷西回忆道：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

      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了我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弓l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周恩来因为外事活动迟一天赶到南宁，从13日起参加会议。毛泽东的批评首当其冲是国务院，斥责国务院主张稳妥的经济政策是右倾错误。周恩来于19日在会议作了发言，对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冒进进行检查，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急于迅速发展经济，建设富强的新中国的思想起于50年代中期。由于脱离中国国情，而又不允许不同意见，在政治上造成极大危害和压力。南宁会议是倡导不顾实际，盲目冒进，违犯经济规律和所谓“大跃进”的冲锋号。

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国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严重受损，直至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和迫害——

1958年的大跃进。

1959年的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所谓“反党集团”，使国内矛盾加剧，政局动荡。

紧接着是中国3年粮食大饥荒，经济极端困难。

1962年，中国经济开始好转，基本生活用品供应困难的状况得到缓解。这使中国有了4年恢复元气的时期，直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国家陷入动乱之前。

历史老人给予聂荣臻8年的时间，以完成他主持签订的中苏“10 15协定”规定的国防武备的开发与研制。

他必须创造奇迹。

在南宁会议召开期间，他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组织军队、核工业部门和×院的负责人商讨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及原子弹试验靶场事宜。按照聂荣臻的指示，一机部部长赵尔陆、×院副院长王诤、航委秘书长安东，以及钱志道协商统一安排导弹的仿制研究与生产试制。

原子武器此时提上议事日程的，一是核武器试验场的选址和建设；二是核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第三，也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项，是尽快在某地建立核武器研究基地，以便将在北京郊区的第×研究所迁往该基地——这就是后来的最神秘、最保密的第×研究院。

第一、第二两项，聂荣臻决定由军队找适当的人选负责勘察选址、工程设计、施工和竣工后的管理。宋任穷、刘杰全力以赴地抓核武器的研制生产。

31  聂荣臻再讲“大步与小步”

南宁会议后，全国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与大跃进联系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压制。

5月22日，军委三总部开始整风，竞延绵到7月27日，共83天。

周恩来感觉到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和种种压力。6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讨论到国务院周恩来等人的工作问题时，周恩来主动提出，请中央考虑他继续担任总理是否适合。周恩来已萌生辞职之念。会议虽然决定他应该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在党内由于如何认识经济政策、执行经济政策引发的高层领导危机已是事实。①

周恩来的受斥得以平缓解决，但党内的正确意见不会就此隐忍消失，1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仗义执言而蒙难的原因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的“冒进”与“反冒进”的斗争。

军委整风83天，聂荣臻元帅亦未幸免挨批评。

6月23日和24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整风的一批与国防科研有工作关系的将领们(萧劲光、许光达、刘亚楼、陈锡联、傅秋涛、赖传珠、张令彬、苏静、王尚荣、谭家述、汤平、安东等15人)开座谈会，评价聂荣臻任代理总参谋长以来的工作，帮助聂荣臻“整风”。

大家对聂荣臻的长处评价颇好，也提出不足之处：过于严肃和急躁，交代问题有时简单。

聂荣臻在激烈的政治风暴中，在连周恩来都挨严厉批评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他认定的原则。他在会上总结自己8年来的工作时说：

一、当时我是负责的，因为这是政治问题。(聂这话是指主持总参工作期间抓军队建设。)

二、工作没做好，对中央不愿下倾盆大雨，毛毛雨又下得太少，尤其是军队建设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少。

三、在作战方面没有受教条主义影响。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47页。 

四、编制横宽纵短的原则是对的。现在有的太宽了，要纠正。

五、不骂人，但不耐心，又民主又不民主。①

面对全国大跃进的狂热，聂荣臻在工作仍保持着难得的冷静，这是中国“两弹”事业的幸运。

6月16日，王诤、钱学森等×院领导向聂荣臻汇报：为了以大跃进的精神抓好导弹研制，×院拟同时安排×种型号的生产试制，另外还安排自行设计×种导弹型号。

几位副院长、副政委讲得干劲十足，钱学森院长似乎话语较少，较沉闷。

聂荣臻默默听毕，说：“一次上×种型号，还是自行设计，这值得研究。鼓足干劲是对的，没有这种干劲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就一事无成。也谈不上突破技术关，掌握先进技术。但是，干劲总须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我看了你们自行设计的导弹型号和模型，觉得当前的重点还是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已有的导弹样品和资料，边干边学，培养壮大技术队伍，掌握科学技术。型号不宜一下子安排过多，步子一下子跨得太大了易走弯路。我看，还是少走弯路好。”

又谈到苏联的援助，说：“国家花那么多钱请来苏联专家，应抓紧时机尽量把他们的东西学到手，不然是个很大的浪费和损失。这样做，当前看来步子似乎是小了点，但科学技术学到手了，步子肯定是会快的。”

聂荣臻此前已听钱学森反映，院长行政事务太多，影响他全身心地从事导弹技术研究。后来，聂专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改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院院长，副司令员王秉璋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钱学森担任副院长，专心主抓全面科研问题。

此时，虽然钱学森是院长，聂荣臻却明白上多种型号的决定来自于何处。他目光转向几位院党委领导说：“×院党委要冷静，要向大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不能泼冷水，把大家的干劲引导到实实在在的方面来。”②

×院原来上报的计划是在1959年秋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即用1年半左右实现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的发射。由于大跃进的冲击，力量未能全部集中形成优势‘‘拳头”。1958年飞逝而去，直到1959年秋也未能实现既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