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居安思危

28  23770次专列

1957年12月12日，沈阳军区司令部接到总参密电，命其自16日起戒严中苏边境的满洲里车站铁路中方一侧，并警戒东3省直至入关的铁路沿线的安全。

满洲里是中苏陆上交通的重要口岸，朝鲜战争期间这里每日军列不断，多年来已经形成警备条件。但是这次要求措施、警备级别之高显然前所未有。

12月中旬，一批来自北京的专业人员住进满洲里市军分区。这些人一方面受到严格保护，一方面行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警卫部队不知这批人从北京来满洲里的目的。这批人知道自己来此的使命，却奉命闭上嘴，不允许与同行人之外的人接触，更不准在执行任务期间通信或通电话。

18日，满洲里火车站一条最偏僻的车道被军警隔离，经过挑选通过政治审查关的铁路工作人员早早地候在站台。

警卫部队全部荷枪实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来自北京的这批人分乘几辆军车直驶入车站，分布在月台。

这批人就是属于钱学森所领导的×院的专家，以及国防部航空委员会的人员。

他们奉命在满洲里车站接收发自莫斯科的23770次列车。该列车装载的是苏联根据“10·15协定”交给中国做研究仿制的第一种地对地型号导弹，随同运载的有相关的器材和必需的设备。

23770次列车共30节车皮，远远地从北方地平线上驶来，渐渐地靠近中国国境线。

这是科技落伍的中国直接触摸当代尖端武器技术的历史性时刻。

列车缓缓进站。

苏联机车脱钩离去。

23770次列车抵达中国境内的消息立即报到北京。

这天，中央军委正举行一次高级将领会议，议题是听取聂荣臻汇报9月以来中苏达成的国防新技术援助协议，以及为完成这些协议内容工业部门和军队应该做好的工作，涉及到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生产企业、原子武器生产、火箭武器研制、航空技术装备、电子技术及为建立这一系列工程的研制及生产机构应该培养的人才。

到会的几乎全是大将、上将以上级别的军队各方面主要负责人。除了彭德怀以外，很少参加军委会议的朱德元帅也到会。陈毅元帅、黄克诚大将、粟裕大将、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萧劲光大将、王树声大将、许光达大将等30位将领正襟危坐，听聂荣臻元帅的汇报。

对于能否与苏联合作顺利，聂荣臻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以外援为辅”，始终把立足点放在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现代国防。

23770次列车的消息没有在这次会上公布。事后只有更上层和相关人员知道苏联已经开始实施“10·15协定”。

中苏两国都把此列为最高机密。

为使保密更严格周到，几天后聂荣臻专门批转了安东的一份报告，要求对凡文字涉及到文件印发、传送、承办的过程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23770次列车一路绿灯，在严密的保卫措施中直达北京。

29  初识导弹

导弹进入×院的高保密研制存储地。钱学森、任新民、梁守槊等专家细细地观看外形。根据其技术指标，钱学森等专家确认这是一种初级导弹，美苏已经淘汰此弹。

钱学森希望能使中国导弹研制起点高一些，但也清楚国家工业基础太弱，希望和现实工业实力之间存在矛盾。

由于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谈判几经周折，聂荣臻在一接手组建×院时，已经指示钱学森不要等待，应迅速确定导弹的研制方向。

导弹器材及样弹到达×院时，钱学森已经组织力量开展中国火箭的研制工作，确定下3个型号的研制任务。

导弹到来后，本应按照中苏协定从仿制开始，培养中国的火箭科技队伍和建立生产工业。

但是，爱国的热情在×院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引发出高起点的希望，这些人员提出超越该型号导弹，研制较为先进的型号。

爱国热情与尽早尽快发展先进导弹的建议本无可厚非。多方面比较，自然会得出接近中国实际的结论。

况且还有聂荣臻、钱学森这样的明白人。

那天聂荣臻听取×院及航委负责汇报研制型号时，听取了两种意见。是先走仿制之路，还是超过该型导弹，搞更先进的火箭呢?

后一种建议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时代已经来临。全国政治热情高涨，经济上出现不切实际的狂热。

创造中国特色的先进导弹，存在甩开仿制盲目蛮干的危险。

在听取汇报会上，聂荣臻说：“仿制是爬楼梯，爬上‘楼梯’才是平地，那时候再学跑步。人总是先学会走路，再学跑步。我们要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再向独立设计发展。仿制的目的是把技术吃透，这有利于今后的独立创造。”

陈赓以他惯常的幽默说：“现在别人来教造导弹，莫要坐失良机，以后再请师傅来，师傅不来了，说你这个中国学生当初不想学嘛!”

“大跃进”的政治风暴下，不断然打消不切实际的念头，会贻误大事；千方百计争取来的协定一旦因中方违约，授人撤走的口实，中国的火箭研制事业将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再度摸索。

聂荣臻说：“毛主席最近对二机部的原子工业指示‘要先写楷书，。这和导弹研制是一个道理。此事不要再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

于是，×院立即采取3项措施：

第一，暂停原来的3个型号的自行设计，集中力量仿制。

第二，对已划归国防部×院的一个航空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以加强试制力量。

第三，明确提出“以仿制为主，带动建院一切工作”的口号，要求通过仿制达到4项目标：培养一支科学技术队伍；完成基本建设工程；建立全国协作网络；摸索一套领导科技工作的经验。

这3项措施的形成来之不易。据原航天工业部的元老林爽回忆，他们在×院参加了83天的4级干部会议，大的原则是整顿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具体地结合了仿制与独立研制的问题，会议后期才形成了3项措施。

聂荣臻在1957年底和1958年春夏之交，考虑较多的是国家科研与工业体制的部署，由此又涉及到国防尖端技术的投资问题。

这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性眼光，需要为周恩来，进而为毛泽东对国家工业体制调整和布局提供符合国情的国策建议。

还是在1957年11月，聂荣臻便与相关国防工业的部门讨论过如何处理民品生产与军品生产的关系，尤其是工业企业与承担尖端科研生产的关系问题。

11月28日傍晚，北海湖面寒风凛冽，聂荣臻仍旧沿湖散步。因为已入冬，秘书提醒聂早些回去。聂此刻的心思一定还沉浸在白天的会议上。

这天为机械工业体制问题，聂荣臻邀请黄克诚、黄敬、赵尔陆座谈。他们谈得很具体，中心是国防工业企业与一般工业企业如何协作军品生产任务。

黄敬的意见倾向于把第一、第二机械两个工业部合二为一，除了导弹、飞机、无线电工业之外的工厂，打乱现有体制，军品民品混编，统一安排生产。

赵尔陆则主张维持现状，不搞合并。但是国防工业企业必须在国家机械工业统一规划下，积极组织民用品生产，首先是保证军品任务。

两种意见的共同点都强调“统一规划军民品生产”，不同处在于合并现有体制下的企业或不合并，维持现状。

聂荣臻未当场表态。

这一问题的提出，除了国家工业体制自身面临是否调整的讨论之外，重要的压力来自即将实施的中苏“10·15协定”，其投资之大、涉及工业部门之广、技术要求之尖端，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扎实的工业基础，此项协定极可能付之东流，无所收获。

中苏“10·15协定”的核心是瞄准当今世界最尖端的“两弹”技术，由于技术复杂和投资浩大，已经引起计划部门的忧虑。此忧虑已反映到周恩来等最高领导层那里。

聂荣臻本人亦并非没想到这些忧虑，并非不了解此协定对于国民经济的压力和分量。

他深知中国家底太薄。此时此刻，拿出巨大的款项投资于几乎是中国工业难以登攀的“两弹”技术，何其不易。

所有的压力和对国力、对工业基础困难、对科研队伍弱小的困难等等的估计，都未动摇聂荣臻的信心。他对这些困难的迎战便是每一步的谨慎。

关于“仿制，‘爬楼梯’，先学走，再学跑”，正是来源于此种谨慎的背景。

5天之后，聂荣臻完成了呈交国务院的那份《关于机械工业体制问题的报告》。今天读来，不少精辟的远见依然熠熠生辉。

谈到机械工业体制问题的两种意见，聂荣臻明确表示“对上述两种意见，我同意第二种。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第一、第二两个机械工业部从上到下维持现状，不作变动。但赵尔陆同志必须在机械工业统一安排的方针下，对黄敬同志所提出的民用产品的生产，要亲自掌握规划，尽最大努力挖掘潜力组织生产，计划既定之后，除了特殊任务——例如导弹的试制需要之外，不要轻易变动。这样做可能较稳妥些。”

聂荣臻分析说：“两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是对于中央有关时局形势估计的看法问题。我认为应该把10年、15年不打仗和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这两者统一起来。10年、15年不打仗，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这种争取也应包括我们可能的国防安全上必须准备在内。如果强调前者一面，忽视或放松了后者一面，把我们的决定押在不打仗这一‘宝’上，就可能犯错误。因为最根本问题是战争的发生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因此，我们应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对待。当然，可能有那么一天，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强大，和平、民主运动在世界上更深入人心，大战的危险在世界范围内解除了警报。当那一天出现了，可能有人回过头来认为我们今天这些军事上防止战争的许多建设和装备是一种愚蠢，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但这也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是由于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没有这些物质准备，就不可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解除战争危险的局面，为了争取和平，这种准备在不危害国家经济建设的条件下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这个理解出发，就可以正确统一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上必须的准备这两个矛盾问题。”

聂荣臻这一段预言式的见解体现出他是一位大战略家，是一位难得的有真知灼见和政治胆略的军事领袖。

他预见到了“两弹”的拥有之日，也就是中国享有和平、不受威胁之时。12年后，中苏边境争端加剧，苏联数次准备向中国动“核手术”，摧毁中国的核武库和导弹基地，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具有核报复能力，而打消给中国“动手术”的想法。

聂荣臻的预言性、远见性，到他报告完成的40年后得到进一步确认。人们较为普遍地想到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历尽艰辛完成“两弹”，其国际地位将如何。

聂荣臻在报告中还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现有工业生产水平。他认为，不打乱混编全国机械行业，而维持现状，是因为我国各工厂和军工厂的生产技术水平都不高，都是刚刚站起来，站得并不稳固。“同时，从即将组织生产的导弹的一般结构来看，许多部件、散件肯定将要由现在生产常规武器的工厂来担负生产。把这许多情况综合起来看，过早的采取打乱混编的办法，是不适宜的。”

打乱混编或叫重新调整，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全国各行业的大趋势，包括教育系统都在搞“院校调整”，许多院校专业调整，系与系合并，动荡较大。

聂荣臻制订的机械行业的稳定方针使中国发展尖端武器获得了时间。

“仿制”成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关键。

      1958年来临之际，中国除了面临导弹技术仿制之外，还把如下工作提上日程：

      导弹试验基地的筹建；

      导弹试制工厂和装配工厂的组建；

      原子能工业的必需企业和试验基地的建设都紧锣密鼓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