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把握时机

20 白石桥作证

北京的4月春寒犹在，早晚寒气侵人。聂荣臻已恢复早起的习惯，听完新闻进早餐，尔后便往军委办公室去。这颇有些像在城南庄的作息惯例。稍有区别的是，北京没有山村野外的旷地，早上的散步改为傍晚入毗邻住家不远的北海公园——这种散步往往因为公务不能按时回家而断断续续。

这天该到晚餐时间，聂荣臻未回家。他办公室的灯火通明，钱学森、安东与他相对而坐，谈兴不止。秘书范济生已两次看过时间，提示该吃饭，聂荣臻摆摆手。

“你继续讲。”聂对钱学森说，“关于建立导弹研究院的问题很有道理，我支持你，这个问题要抓紧定下来。”

钱学森：“航委(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我认为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发展方向，检查督导科研和生产的落实，解决各类重大协作问题。航委不是科研机构，就像美国国防部和空军设立的行政协调机构，它的职责是全面领导火箭研究项目的进展。在航委下面应该建立一个专门从事导弹和相关航空技术研究的部门，这才是专门从事导弹、火箭设计的单位，可以叫研究院。当前迫切需要集中一批专门人才，建立科研机构，开展工作。人才涉及的学科很多，可以调集一些大学毕业生。我们从头做起，一边培养他们，一边进行研究。我们有这个信心，也有人才。现在哈军工的庄逢甘、任新民、梁守槊、罗时钧都在美国学习过航空专业。我们这些人可以给大学生办训练班，学生只要有大学基础就可以培养。”

他们谈到了苏联的援助问题，谈到所需数学、物理、化学：电子学诸方面人才的准备——应设法在各大学增设专业，把二年级相近的理工科学生转入新设专业，这样有两年打基础就毕业，到研究院一边工作，一边再学习。

4月17日下午，聂荣臻主持召开航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他和钱学森等专家学者交换的意见形成了决议文字，18日上报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

聂荣臻挑起发展中国导弹事业这副领导重担时，面对着的是中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人才奇缺、资金困难、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几近于零等困境。在航空学、导弹学、核物理方面仅仅有少数求学回国的精英。精英们欲完成这种尖端的研究也有困难，一方面是他们自身面临的理论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即使有能力突破理论研究，进入设计，亦缺乏他们可以领导的相当数量的助手——那不仅仅是几个实验室的助手，而是在现有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各个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个层面上，集中数以千计的青年学子，其学位应在硕士以上，或相当于这样的学历。

聂荣臻没有掌握这样数量和质量的人才资源。因为中国当时大学生“微乎其微”，各行业均有需要。即使可以调集，在航空与导弹学科方面的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中国的大学还没有涉猎到这门学科。

在领导层方面同样处于接触新兴学科技术的陌生。如同美国军方和科学人士几年前把火箭称为“威力巨大的大炮”，又进一步叫“弹道导弹”，都是从最初学习寻找适当的名词开始。中国领导层在如何组织全国科技界的相互配合方面，摸索着往前走。

聂荣臻和当时一度主管科技的陈毅元帅、李富春副总理一起，为探寻一条适宜中国科技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组织方式颇费时日。这种蹒跚学步的过程，欧洲在18世纪中叶便已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基本形成今天的科研体系。苏联则在“十月革命”之后迅速建立起国家统一的科研体制，至今已30年有余。

聂荣臻和中国却要从婴儿起步，迅速跨过少年、青年阶段，一下子干壮年人的事业。

最初的困境从轰动科技界的“两黄一张之争”略见一斑。

事情起因于1956年，解决于1957年，绵延达1年半之久。

1956年1月，全国性的知识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周恩来都到会作了报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中国模仿苏联组织国家科学院的办法，以强化中科院的国家科研主力地位。

敏感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希望从工业部门、从高等院校调入中科院。本来人才奇缺的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立感压力倍增，且地位“矮人一等”。主管工业部门的机构归属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是黄敬。这是聂荣臻领导晋察冀根据地时的得力干部之一。高等院校归属高等教育部领导，黄松龄担任副部长。这是“两黄”。“一张”则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

黄敬要求中科院有关工农业生产的科研机构及其人员划归产业部门，黄松龄则提出将中科院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调归各高等院校。各有自己的理论支持。

这场争论一直不断。聂荣臻曾派人协调三方关系。他那时担任国家科学小组组长，代表周恩来总理处理相关事宜。争执没有平息。3位孙悟空后来把官司打到毛泽东办公桌上。毛泽东在一次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见面时，说：“你们两个有意见，不要吵了，划一个‘三八线’吧!”聂荣臻听说主席过问此事，深感责任重大，便请示周恩来是否召开一个三方会议，作一了结。

6月上旬，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专门会议。这几位从硝烟弹雨中滚出来的战将竟以沉默不语临会。周恩来望望“二黄”，又望“一张”，笑说：“到主席那里都敢讲出一堆道理，今天又不做声啦?我今天专门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聂总你是分管科学的，你先讲讲。”

聂荣臻说：“你们的争论不是没道理，搞科学办教育，世界上有成功的经验。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他们办工业，办教育，科学技术寓于各自的部门，研制出了飞机、汽车、坦克和多种武器，也搞出了原子弹和导弹。后来，苏联科研和他们不一样，走了一条成立国家科学院的路。本来苏联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领域，今天赶上来了。这是国家集中力量搞科学的优势。两方面比较，根据中国情况，我们科技人才有限，各处都要用人，相对集中人才，学习苏联经验是可取的。中国科学院这个‘火车头，不能削弱。”聂荣臻停了停，又说：“但是，科学院要为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着想，现在调很多科学家进来，不大可能，只能逐步加强。工业部门和高教部也不要去挖科学院的墙脚。现在归根到底一句话，中国缺人才，缺科学家，大家不要搞本位主义，互相支援，互相调剂，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为好。对国家有利，对部门有利。”

“两黄一张之争”，必然的结果是握手言和。这是中国知识界在现代科研体制组合路上的许多探索之一。磕磕碰碰，弯道九曲，终归入海。1956年春天开始关于中国科学院地位及与产业部门、教育部门的关系的争论，到了1958年10月，聂荣臻历经两年多的躬身实践，提出了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一个机构，统管全国科技规划与指导、监督科研工作的设想。关于此机构名称，聂荣臻提出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即后来简称国家科委。此一机构耸立中国内阁达30年之久，至1998年春，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再度加强其权力，改称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至此，中国科研体制仍在激烈的变革之中，以适应进入新世纪的需要。

聂荣臻当年适时作出举荐，对中国科技发展功不可没。他在近3年的时间里兼任了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航委逐步演化为国防部×部，又改为国防科委时，他兼任国防科委主任。这些机构名称之多、变化之快，正解说着中国科学研究体制的进化速度。

在国家宏观科研体制进化过程中，聂荣臻念念不忘具体的国防尖端科研机构的组建。建立导弹研究院是他跨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步。

航委成立不到一星期，他向军委和中共中央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两项重要的人事建议：

建立导弹管理局，调钟夫翔任局长。

建立导弹研究院，调钱学森任院长。

导弹管理局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这个局在航委未配置系统的办公机构之前发挥了管理协调作用；后来，其功能与航委重复日增，聂遂建议撤销并入航委。

导弹研究院却以迅猛的速度发展，成为中国火箭发展的主力军。

1956年5月26日上午，在军委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周恩来、彭德怀代表中央和军委批准设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及其局长、院长的人事安排。副院长、副局长由原总政治部、总干部部负责解决。行政和科研人员及机构由聂荣臻负责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此次会议包括人事安排在内共作出四项决定。

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航委委员兼秘书长安东和薛子正说：“你们3个负责协助聂总解决设置机构、抽调人员，还有导弹研究院的用房。和各单位多商量，讲明困难，讲明这是国防尖端研究的需要，请大家支持。要钱、要人，军队要起带头作用先拿出来。”

那是中国军事化效率的时代，处处讲兵贵神速，事事充满开国时的自信。天下没有可以阻挡中国人前进的力量。毛泽东带给中国已经久违至少近百年的廉洁和自信，其力之大不可以物力计。

当日上午结束会议，周、彭等人离去。聂荣臻和萧向荣、安东、薛子正在机关食堂吃过午饭，聂便把大家召到一起简单分工，安东奉命找军队各大单位商量要房，落实导弹研究院的工作地盘。

听说军委要搞导弹研究，为科学家们找房，总后勤部拨出某疗养院，北京军区也拿出1个疗养院，空军腾出1家医院。几天之间房子有了着落，虽然简陋总是算有了安营扎寨的地方。

人员却难了。俗语讲“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科学家、专家是一年一年读书培育出来的，不比盖房造路，加班加点便能抢出来。

6月2日，聂荣臻邀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部长黄敬、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共33人聚于军委办公厅会议室。临开会周恩来因急事不能来，聂荣臻代替主持会议。议题只一个：请各单位支持中国发展尖端武器的计划；中央已经下决心干，急需各部门支持专门人才。

聂荣臻开门见山讲明意图，讲清楚了所需要的专门学科，即使学科相近也是可以培养转换的。

真没料到会场一片沉默。

难堪的沉默持续着。

瞧这阵势，元帅坐镇，又是中央的决心，哪个单位也必得调几个人出来，只是需要盘算可调的人选。

豪爽的陈赓大将是导弹事业的发起人之一。他以对军队的感情、对国防的关切、对导弹在国防装备中所占分量的了解，第一个起来表示态度：“我陈赓就管着一个哈尔滨那个学院，我表个态度，哈军工准备抽出6个教授支援航委。”
 
      讲完陈赓不再多话，落座。哈军工成立于3年前，如此短的时间师资自是不多。当年陈赓创办的哈军工，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设立了海军、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系。前3个系的课程专业在中国是填补空白的学科。哈军工由此而名声大噪，正是广揽人才、青云而上的时期。陈赓忍痛割爱，一下子拿出6名教授，并且拟调的正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的精英台柱。

会场打破沉默，议论开来。有不知导弹研究在中央及军委议程上分量的人冒出一段略带调侃的真心话：“搞尖端武器重要性我们知道，可是，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恨不得一个当3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这话引来一阵笑。聂荣臻未笑，想到人未落实心中很是不快。

笑声刚息，陈赓即起身说：“聂总，选调技术干部这事，我想了想，哈军工准备再增加3人至4人。”

一下调出10名教授、副教授，对于一个学院可不是小数。谁都知道陈赓戎马生涯30多载，军中无戏言，一时大家不再笑。稍歇，一一表态支持航委调人。

中国在这个世界的新兴领域实在人才匮乏，调来的不过几十名专家教授，真正起到学科领头人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显露出具有实力的几位学者专家大多出自陈赓领导的哈军工。

暑期临近，一批大学毕业生分来即将成立的导弹研究院。院址选择在北京西郊某医院。那时这是西郊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周围住有少数农家，散布着不少荒冢。医院迁走速度完全是军事行动，说走即迁，余下的是一片简陋的平房。那些房子作为野战医院用房尚可，用于科研的尖端实验室无疑相差天与地之间。

钱学森这期间并没有放下筹办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借用了华罗庚主持的数学所一间平房，一边筹办力学所寻找同仁学者，一边参与导弹研究院的筹办。聂荣臻已经告诉他，先把力学所的人带过来加入导弹研究的工作。这样连同分来的大学生，人数达到了150余人。

聂荣臻对钱学森说，先在现有条件下干起来，房子我们马上规划报总理批，总是会很快改观的。你也听总理讲过，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我们的方针是先进入研究，突破一点。所需条件一边干，一边创造。

聂荣臻以元帅之尊为中国导弹操心。想到国家经济的困难，他规划审批投资仔细到1元钱为单位，读着元帅亲笔署名上报的导弹研究规划投资资料，让人感慨良多，不能不掩卷思今。

9月15日，聂荣臻给国务院总理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关于导弹管理局及导弹研究院所需房子，已经习仲勋同志批准今年在西郊先建25000平方米宿舍(明年再建实验室、办公室、宿舍50000平方米，尔后按照需要逐年建筑)……房屋造价连同移民、移坟、赔偿、管理、勘探设计等费用，共计需款3440550元。”

这段报告提到的尾数是人民币550元。紧接着又写道：“管理局及研究院已开始办公，目前除积极进行组织准备工作外，主要是组织调来的大专学生进行有关导弹基本理论的学习。为便于教学和进行工作的准备，急需购置一部教学器材、技术图书和一部开办费，初步计算约需271541元。……以上总计需款3712091元。”

这种算盘打到1元钱的报告贯彻导弹研制的全过程。

10月8日，聂荣臻驱车来到简陋的导弹研究院所在地。人马总算在9月底调来，算初具一个机构的班底。航委商定今天这个日子宣布成立导弹研究院。

聂荣臻专门为此而来。当他登上主席讲台，望着台下200来人的专家、行政干部和刚来报到的大学生，他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触摸到了中国即将诞生的导弹。这个会场的人数无法与当年统率干军万马比较声势，也没有军号的嘹亮、战马的嘶鸣和士兵的口号。他现在将领导的是儒雅的文化人，而不是将军和士兵。但是台下的人同样可以在科学项目上斩关夺隘。聂荣臻有这种自信，他将目光扫过台下，就可以背出那些学科的领头人的简历。

任新民，祖籍湖北谷城，1915年生于安徽宁国。1934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转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0年毕业后先后做过兵工厂技术员、大学讲师。1945年正是而立之年赴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来考入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此后执教于布法罗大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欣闻南京解放返回祖国。调来导弹研究院之前，曾任哈军工教务处副处长、火箭武器教研室主任等职。后来成为中国导弹与航天工程的大专家，尤其熟知火箭发动机技术。

梁守檠，小任新民1岁，福州市人。读书世家。祖父在清朝为官，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秘书。自幼在北京读书，立志“工程救国”学习航空制造技术。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系航空专业。1937年毕业分往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学习，这是中国最早的航空技术训练班。1938年他自费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1年后取得硕士学位。本可以留学读博士学位的梁守槊决心返回战火中的祖国，加入抗日的队伍。1940年他进西南联合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在抗战的大本营昆明培育学生。梁守架时刻不忘发展中国航空专业。1942年，听到原南昌航空发动机修理制造厂搬入贵州省大定县，即辞去西南联大副教授职，离开都市前往大定山里。在毫无自信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大定飞机发动机厂一事无成。梁守槊心灰意冷，抗战结束后受聘浙江大学航空系教授。1949年8月，担任浙大航空系系主任时建成风洞和发动机试车台，成为中国最早的航空用风洞设计者的代表人物。1952年，陈赓要调梁守槊去哈军工时，曾惊动了陈建功和苏步青两位学者，误以为调梁守椠去军事工程学院挖工程土方，浪费人才，一纸状告到陈毅处。为此陈赓专门派人去沪杭解释疏通。陈赓放梁守架也是割了哈军工航空发动机实验室的“弘股”。那时梁守椠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历经4年苦干，已在航空实验方面做出成绩。

台下与梁守槊毗邻而坐的庄逢甘刚过而立之年，比梁小9岁。是上海交通大学迁往重庆避日本战火时期的学生。1942年12月入校，1946年毕业。第二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获硕士、博士学位。他与钱学森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一段时间，很为钱学森看重。1950年他返回上海，先后在上海交大任教授，再调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哈军工成立时，被陈赓要去出任空军工程系教授。他是钱学森力主调来的力学专家。

聂荣臻以军事将领战前动员颇有震撼力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讲话。40多年过去，当时在场的专家、学生谁都说，好多事已经忘记，好多话已经淡忘，但是都记得聂帅在台上的动员。那时，条件很差，大家坐着木头凳子，有的没凳子，坐一种叫“马扎”的折叠矮凳。老人们谈起往事，十分动情：元帅都这样朴素，钱学森这样在美国有成就的教授也能安心于这项事业，我们更没讲条件的。我们一心要为中国造出自己的火箭，造出自己的导弹。我们的信心就来自技术上有钱学森、任新民这样的专家；在财力物力人力上，有聂帅做后盾。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讲到国家有难，我们恨不得以身相捐，为国分忧。一位老人说：“当时，聂帅一句话，我的泪水都模糊了。他说，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啦。就这

一句话让人下泪。聂帅又说，眼前困难都是暂时的，毛主席支持我们，全国人民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刻苦钻研，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事业前景辉煌得很。”

2l “求人”之难

夜色笼罩四野，寒气从旷野腾起，冻得人发抖。参加中国导弹研究院初创时期的人都记得，1956年的冬天，全体科研人员是在无白天无黑夜之分的苦读苦学中度过的。夜深人静，人人都在伏案整理笔记，或读书。读的是老师的讲稿记录，没有现成的书。老师何在?非大学时的尊师，更非中学的师长，而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那批海外归国的学子。任新民、庄逢甘、梁守椠等教授均以学科专业划分，紧张地为分配来的新大学生或者调自各单位的技术人员授课。

导弹研究院自当年9月起，已经把调集来的技术人员分班授课。钱学森讲授《导弹概论》，梁守椠讲授《火箭发动机》，庄逢甘讲授《空气动力学》，朱正教授讲授《制导理论》……

中国的导弹研究拉开了序幕。

导弹研究院对外名称为国防部第×研究院，分别设立10个研究室。这些研究室的学科涵盖面之广泛，涉及当时理工科的大部分学科。凭一个导弹研究院欲在中国这样的科技基础上完成中国进入火箭时代，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聂荣臻的视野从具体的研究项目移向前方的深邃之处，移向更为宏大的力量组合上。

苏联如果能够给予合作，提供技术援助，那将大大缩短中国导弹与火箭的研制路途。

在导弹研究院成立两个月之前，聂荣臻接到通知，赴北戴河参加会议，讨论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时值7月，北京酷热难耐，军委办公处亦无空调。聂荣臻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仍在专注地写那份给周恩来和李富春的信函。李富春副总理即将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中有赵尔陆，赵时任二机部部长，是晋察冀军区时聂的主要助手之一。听赵尔陆说要随李富春出访，聂想到要为二机部申请一些援助项目。

二机部当时除未管核武器外，主管几乎一切常规兵器的研制生产。

聂荣臻对赵尔陆说：“项目问题，我的意见也就这些。我还有个想法，想请富春同志与苏联谈一谈……”聂停住话头，望着窗外，没再讲。

赵尔陆眼前一亮：“聂总，是尖端的‘两弹’吧?”赵尔陆的两弹指原子弹和导弹。“你想让代表团这次向苏联提出援助?”

聂荣臻：“你看如何?”

赵尔陆：“难说啊，不是我说苏联老大哥不好。一般的武器是可以谈的，他们也给。反正花钱吧。涉及到尖端方面就讲不好了。”

聂荣臻：“试一试吧，给不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提人家也不知道你要不要这方面援助。”

聂荣臻这封信函正式向周恩来提出建议，请李富春赴苏时，向苏联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可不可以援助中国研制导弹，向中国提供导弹制造技术。

数日后，聂荣臻搭上北去的火车赴北戴河中央疗养地。

毛泽东已经在北戴河。从史料看，聂荣臻此行，似乎没有单独见毛泽东。

会议于7月下旬召开，先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心是要加快农业合作化，迅速走向集体所有制形式。可以讲，这时已经开始孕育着后来的农业大跃进。

聂荣臻分管军队工作，后期参加会议，讨论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大海给聂荣臻带来轻松，海风吹走酷热，聂荣臻离开喧嚣的城市顿觉神清气爽。他心中挂念着李富春在莫斯科的谈判进展。

8月1日，聂荣臻接到钟夫翔的一份报告，谈到钱学森已于7月23日访问苏联回京，钱学森为中国导弹事业着急，催促加快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员调进工作等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钱学森在访问苏联后的紧迫感。

聂荣臻在调人方面也遇到诸多困难。他在报告上写道：“送总理、彭总、黄秘书长阅后退聂。”黄秘书长指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

周恩来第二天批复此份报告时，除了就报告作出答复外，又嘱：“关于导弹等问题，富春正在准备进行商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 亚 布尔加宁，请求苏联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中国以全面援助。随信附上中国《关于请求苏联政府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提供援助的计划》。

李富春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间相当长，几乎8月整整1个月全在谈判。周恩来几番电报催促，要其尽快回国，参加筹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最后是没有商量余地，要求李富春和王鹤寿、赵尔陆必须在8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

李富春没有给聂荣臻带回苏联的答复。

8月过去了。9月又一天一天翻过日历。眼看北京已换上秋色，导弹研究院不能再等苏联的答复，决定即行组建。

9月13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夫终于转来苏联政府就导弹研制援助的复电：

 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在中国建立导弹事业，最好是首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在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进行组织导弹人才的培养工作。将派专家去中国学校中组织导弹技术专业的教学工作，并且进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关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

 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此外，我们正在同中国同志一道考虑在建设和装备一个制造普通飞弹的工厂方面，给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这个工厂同样将有助于积累经验和培养工人干部。

聂荣臻看完电文得出结论：苏联意见从培养干部起步，即从大学的教育入手。苏联可以派教师来，同时也可以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第二才是用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建立导弹研究机构，如第×研究院应在那时建立。第三可着手先建一个普通飞弹厂取得基本经验。

按这样的步子，中国导弹研究工作至少在3～4年后才有可能展开。至于研制成功导弹，乐观估计也应该是7年到8年，甚至更长。所谓更长，以美苏培养人才从起步到博士生毕业，再搞研究，那需要一代人即15～20年。

中国决不可能这么等待。

苏联根本不相信中国现有的人才具有研制尖端武器的实力。

聂荣臻深切体验了“求人”之难。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中国的处境时说：“形势非常明显，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苏联的限制。我们怎么办?当时大家是这样分析的，我国虽然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争取回国的留学生、科技人员也还有相当的数量，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只要我们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是可以独立进行研究的。”

聂荣臻原来对苏联援助寄以希望。李富春也同样相信苏联会提供像飞机制造技术一样的援助。因此他从莫斯科即电告聂荣臻：考虑到技术问题很多，需要派专家组团赴苏谈判，应尽早准备。聂荣臻在8月20日便拟定出代表团的专家名单。不料等来苏联这么一个答复。派专家代表团赴苏已无必要。一切应立足自己，辅以外援；有外援则好，无外援也要独立研制。这是聂荣臻日渐明确的原则。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争取苏联援助的机会。

1956年10月导弹研究院成立之后约半个月，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本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群众游行示威，1年前被开除党籍的前总理纳吉 伊姆雷重新成为联合政府首脑。匈牙利随即宣布脱离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发生在苏联的大门口，形成严重威胁。11月4日，苏联军队的坦克隆隆地开入匈牙利，占领首都布达佩斯，用武力将纳吉 伊姆雷赶下台，建立了新的政府。不久，又诱捕了纳吉 伊姆雷，随即处决。苏联虽然镇压了匈牙利的背叛行为，但仍感觉到东欧各国的不安与潜伏的挑战。苏联日益感到中国的支持非常重要。

进入1957年春天，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日渐升温。

22 此一时，彼一时

1957年6月18日，晚餐已毕。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驱车前往东交民巷苏联驻华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官邸。‘

刚下过雨的街面冲洗得清爽鲜亮，聂荣臻心情很好。他一直希望找机会争取苏联援助研制导弹的事终于得到中央的批准。今天他约好拜会阿尔希波夫。电话上中方没讲明拜会目的，对方也没问。不过无事不登三宝殿，互相都明白。阿尔希波夫很热情地接待了中国这位主管科技与军事工业的元帅。从聂荣臻的管辖工作范围，苏联总顾问或许已想到聂的大致来意。

聂荣臻说：“总顾问同志，去年9月苏联政府答应帮助我们培养研制导弹的人才，我们很感谢。中国已经做好准备，今年派出50名学生赴苏留学。我们希望导弹方面的研制不必等这些学生毕业，那样太晚了。中国准备在现有技术力量基础上立即开展研制工作。共产党人一向讲，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人间奇迹。如果苏联政府能够提供这方面帮助，我们会非常感谢。”

阿尔希波夫专心地听着。

其时，苏联驻华机构已经得到指示，要多做有利于中苏团结的工作，加强兄弟般的友谊。这一背景使阿尔希波夫一改过去的僵硬态度，热情地说：“元帅同志，我非常认真地记住了你的要求，对你提出的援助问题，我本人表示热情的支持，正式的答复待请示我国政府后再作出。”

回来的路上，聂荣臻对李强说：“没有拒绝就是好兆头。”

李强说：“我原来想，总顾问会把去年苏方的复电搬出来，现在看来有希望增加援助。”

聂荣臻说：“此一时，彼一时；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不过增加援助范围也不会太大，不可能全部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也只有自己搞好了，别人才会帮你。这是几年来谈外援的经验。”聂的这个观点是他最近多次强调的。在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时他也讲到“只有自己搞好，别人才会帮你”。

就在这天上午，聂荣臻在给周恩来、彭德怀的报告中，就导弹研究院的科技人才问题算了一笔账。在细数了主要的研究课题后，他写道：“这些研究课题一部分可与有关单位协作，一部分和总体设计必须由×院自己承担。但×院现有科学技术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迄今为止，除经总理去年批准由各部(包括军内)调集了36名科学技术人员(其中相当于副研究员以上者仅20人，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及7级以下的工程师16人)外，就只有从部队中调的34名初级技术干部和1956年度毕业的143名大专学生了。现有20名副研究员以上的干部分别在总设计师室、空气动力、结构、发动机、推进剂、控制系统等10个室工作，半数的室仅有1人，无法展开研究工作，对完成上述任务是极端困难的，钱学森等对此种情况甚感焦虑。”

接着写道：“为保证展开上述研究工作并带动已调来和即将调来的研究实习员工作，经数次研究，必须于今年调集正、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156名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其中正、副研究员47名需由政府各部抽调。助理研究员109名拟先设法从军内抽调36名，其余73名请由政府各部抽调。”

这份报告是钱学森再三精简之后提出的最低要求。钱焦虑地对聂荣臻说：“聂帅，这是起码的开展研究工作的人员，没有这样一批人，我国的导弹研究计划就会全盘落空，我请求中央和军委下定决心，抓紧调集人员。”

钱学森的心情之急迫，以他的刚烈和对时光流逝的紧迫感，他会莫名地发火。他在聂荣臻面前控制了自己，而在钟夫翔面前却忍不住了。

“导弹研究到底还干不干?这个研究搞不搞?要搞，就应该很快调人，不能再拖。”钱学森几乎是在质问这位导弹管理局长。

为了培养人才问题，聂荣臻已经费尽心思。去年，高教部拟派400名高中程度学生赴苏联留学，已谈妥其中280人毕业后归航委，因此这280人是准备全入航空或导弹专业的。不料苏联在这个专业方面只同意收50名留学生，而且是一年后的1957年秋才入学。

1年的等待，在中国看来何其漫长。聂荣臻即与陈赓商量，为不致使这批精选出来的优秀高中生耽误学业，先让他们入哈军工学习。聂荣臻与钱学森商讨时，钱学森说：“好，这个想法好，这比出国学习来得更快。培养基础的教学，我国有这个水平。将来如果需要出国，待他们毕业，可以从中抽派研究生。”

但是，这些措施是远水，难解燃眉之急。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捷径是调集国内现有的人才，立足自己独立研制，争取实物仿制。

18日这天所办的两件事可以窥见聂荣臻所实施方针的浓缩，一手抓国内人力资源，一手抓外援，力争走米格飞机的仿制道路。

苏联政府这次的答复异乎寻常的快。

7月22日，阿尔希波夫约见聂荣臻，代表苏联政府正式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关于中国要求提供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

这次重要约见的地点是苏联驻华使馆，在座的还有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代办奉命转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致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应中国的要求，已于本月17日委托苏联有关部门和科学家对《中国1956～196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供意见。这里指的是中国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

在冷静的外交辞令中，聂荣臻能感觉到苏方的热情和真诚。

久经生死大难的磨砺，聂荣臻早已养成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风度。辞别苏联使节，上车后聂只讲了一句：“去总理办公室。”仅仅几个字，秘书感觉到首长今天特别高兴。

当然应该高兴。就为这么一个答复，聂荣臻已和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等人与苏联“周旋”了两年半。那应该起自1955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宣布“中国也要搞原子弹”之后便开始努力与苏联沟通此事。

聂荣臻的座车直驶中南海。跨入总理办公室，他便不再掩饰自己的喜悦。他们之间是多少年的友情，多少次的生死与共。从黄埔军校至上海特科，他一直是周恩来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周恩来笑吟吟地迎着他说：“看来有好消息呀!”

“总理知道了?”

“我从你的脸上知道了。”

“他们同意谈‘两弹，啦J用他们的话叫作‘国防新技术’。阿尔希波夫说，苏联政府等待中国在合适的时候派代表团去谈判。”

“是个好消息。”

“总理，此事宜早不宜迟，我们应该尽快派出谈判代表团。”

“我马上报告主席，我看你回去就考虑着手组织代表团吧。涉及两弹的专家要充分考虑参加，想周密些，不要遗漏项目。”

“是啊，好不容易松了口，能谈成的，这次都谈成。”

周恩来和聂荣臻之所以重视这次机会，那是他们明白此次苏联松动援助范围，背后有一个大的背景。除了纳吉 伊姆雷引起匈牙利政局动荡之外，苏联国内的政局也是波澜起伏。

1个月前，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职务。这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最高领导层的首次剧烈变更。赫鲁晓夫在权力更迭中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大国，其政治态度尤为苏联重视。

在国际关系中互利合作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家如果无发现机会的眼光和敏感，那就不宜再据其位。周恩来、聂荣臻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一样，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苏联怀着深深的敬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政治家敏锐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