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英雄共患难

18 飘泊大海上

大革命的广州。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年轻的聂荣臻从黄埔军校门口的码头上船前往广州。两岸茂林浓绿，满目春色。国共两党合作，已组建六个军，即将北伐。军中人人振奋，跃跃欲试。众人瞩目的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更另有一番热烈。

共产党人不知道，一场暗流正在涌来，一个阴谋已在实施中。

聂荣臻的船将到广州，远远地可见中山舰泊于江心。舰上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把船靠过去。

船与中山舰靠拢后，聂荣臻等人被叫上中山舰。环视周围，船上都是海军军官或军校里的共产党员。显然他们受到监押，人人绷着脸，沉默不语。

聂荣臻也被推入共产党员的人堆中。他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发生事变了?为什么向共产党下手，难道国共合作破裂了?

聂荣臻被扣押在中山舰上半天，下午释放后才知道，同一时间周恩来也被软禁在广州造币厂。蒋介石提出因为共产党员闹事，该党党员必须退出第1军，不退出第1军的共产党员必须交出名单。这件事发生在1926年3月20日。

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陈独秀的这一决定源于他反对掌握军队，反对革命的暴力。周恩来、毛泽东、陈延年、聂荣臻等人无奈，唯有执行陈独秀指示。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和黄埔军校，还有39人经不住蒋介石的压力诱惑声明退出共产党。聂荣臻被免去黄埔军校的职务，周恩来被免去第一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对周恩来和聂荣臻说：“陈独秀虽然是我父亲，但从党的角度讲，我认为他是个老糊涂，向蒋介石做出这种让步简直混蛋透顶。”

自从辞去黄埔军校军职转入广东区军委工作之后，聂荣臻开始了颠沛动荡的工作方式。先后随北伐大军进湖南、湖北，在武汉设立湖北省军委，担任湖北省军委书记。那个时期的主流力量是蒋介石派系军阀占领江南数省。汪精卫割据武汉，以两湖、河南为基地培植自己力量。而北方军阀冯玉祥、东北军阀张作霖各雄据一方。中国共产党处于无自己的军队、无根据地，在军阀军队和民众中发展力量的时期。共产党甚至为需不需要有自己的武装和自己的城市及农村根据地而争论不休，这是极为困难的时期之一。

1927年，蒋介石策划的著名的“4 12”大屠杀共产党人事件之后，聂荣臻奉命和李立三前往当时极为危险的上海。这里是蒋介石的大本营，是他对共产党人下手最狠的城市。中共中央赋予聂荣臻的任务是，协助周恩来了解上海党及工人纠察队状况，设法把一批生存下来的工人纠察队员转入地下，保存党的基础。此后，聂荣臻与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返回武汉参加五大。

朱德已到武汉，他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刘伯承因为在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失利转来武汉。陈毅则来到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党委书记。邓小平原在冯玉祥部队中做中共党代表，刚被“礼送”出西北军，来到武汉分配在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在武汉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聂荣臻、王一飞等人均在军事部工作。这些人为南昌的8月1日军事起义奠定了干部基础。 ’

但是“八一”南昌起义这个载入中共党史军史的日子，给予聂荣臻的是又一次人生坎坷的磨砺。

当他奉周恩来之命，任前敌军委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准备工作，后又成功地策动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3000余人赶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之后，8月3日随周恩来领军南下。他担任第ll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合作领导该军，从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从南昌出发的起义部队共编为3个军15个团，统称为第2方面军，贺龙任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前敌总指挥。前进目的地是广东。中央希望以广东为根据地建立革命大本营，再度北伐革命。后来反思，这种战略是孙中山建立广东大本营的简单模仿。其时，国情及广东的军事政治力量都已发生变化，此举难以成功。但是，这群年轻的热血男儿们以而立之年的胆略，以身相试，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一路斩关夺隘南下，血洒瑞金、会昌、潮汕、阳。汤坑一战第11军严重受挫。叶挺和聂荣臻身边只剩不成建制的第24师的部队。

随后他和叶挺率领余下部队在潮汕地区经揭阳到流沙镇找到周恩来及革命委员会的另几位领导成员。此时，周恩来严重高烧，脸色蜡黄。他正在主持起义军领导人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

流沙镇临海，此处成为第11军第24师等部队的最后一役。叶挺、聂荣臻到达流沙即参加会议。在场的领导人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刘伯承、郭沫若等人。周恩来首先检讨了失败的原因，提出撤退到海陆丰进行长期武装斗争，为此应立即收拢武装人员整顿队伍，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转往上海或香港。

会议开到午后两点未结束，流沙镇外山上响起枪声，部队一边仓促应战，一边往海陆丰方向撤退。两小时后，叶挺、聂荣臻和周恩来等人率部队退至流沙镇西南5里地的莲花山，被敌军第11师拦腰斩断，部队失去控制。聂荣臻和叶挺望着溃散的队伍十分痛心，他们带着几名警卫人员掩护高烧中的周恩来突围。后来有了担架，周恩来在病中昏迷着还喊：“冲啊!冲啊!冲出去!”这一段惨痛的战斗经历永远铭记于聂荣臻心上。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谈到流沙之役的突围：

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24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4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3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里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19  32岁担大任

聂荣臻和叶挺领导的第11军两个师并没有毁灭。他们到达香港后得到报告，第24师余部在董朗和颜昌颐率领下已撤到海丰。后来，与当地农民革命运动融为一体，开辟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25师与军部失去联系之后，退到武平再次与敌人第18师激战，部队余下1500来人，在不少师团干部离队的状况下，朱德坚定地站出来，说：“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在朱德的坚定领导下，部队重新编为4个支队，艰苦转战，由闽西、赣南到达湘南。朱德率领这支部队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红军的重要主力部队之一。

不过，此时距离朱毛井冈山会师还有半年。其间朱德率部由粤东转战到粤北，经韶关撤往湘南。在韶关，朱德遇到云南军阀范石生。韶关地区在范石生军队控制下，朱德化名王楷带了几名贴身人员去拜访范石生。早年朱德由云南讲武堂毕业，在云南军中带兵，既有名气，又与范石生是旧友。两人一见，范石生以朋友相待。那时的中国谁带有兵谁为王者，行伍人讲的仗义，谁又知谁日后如何呢?范石生接济了朱德部队一些物资，劝他往湘南去。聂荣臻曾奉广东省委命令从香港赶往韶关向朱德传达不要去广州、广州起义已经失败的指示。那时，朱德已从范石生处得知广州情况，率部往湘南去。这是后话。

聂荣臻和叶挺掩护着病中的周恩来摆脱广东军阀的追杀，来到香港是10月中旬。不到60天，中共中央便指示在香港的广东省委于12月上旬在广州举行起义。广州仅有1个教导团是叶剑英带过的队伍，尽管训练有素，共产党的影响也大，毕竟势单力薄，完全不可以与南昌起义的军事实力相提并论。南昌尚且失败，广州何言成功呢?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幼稚和盲目行动的少年时代。领袖和军政骨干在年龄上多为25岁到35岁的青年知识分子，热血和冒险精神多于智慧和经验。对苏联革命成功的崇拜演进为模仿，不断地幻想，如同“十月革命”一样在城市暴动，一举打入“冬宫”，占领大城市，把红旗插上“克里姆林宫”，宣布人民的政府诞生。这种幼稚而急于求成的战略，至少其主流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和30年代初。这种不合中国国情、脱离实际的行为，危害的程度又因为自命不凡的共产国际代表坐镇中国指挥，强令按他们的意志行动，使血的代价更浓，损失更烈。

聂荣臻如同一叶扁舟在这大潮之中被不断地拨转着方向东奔西突，常常面临灭顶之灾。

12月11日凌晨举行的广州起义仅仅坚持了两天，便以失败告终。12日那个黄昏，聂荣臻与叶挺率部激战一天之后，登上市财政厅的屋顶观察各处战况，他们意识到第三国际代表诺伊曼脱离实际的指挥及广州起义的先天不足至此已为实践证明。失败时刻已来到，或撤退或被消灭，需立即决断。叶挺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撤出战斗。那时总指挥部已经没有助手或通信员可以代为传达命令，聂荣臻与黄锦辉商量，两人亲自去下达撤退命令。聂荣臻负责通知教导团，黄锦辉负责通知工人赤卫队。守卫总指挥部的卫队由黄埔军校中的朝鲜学员和中山大学朝鲜学生组成，崔庸健这位在20多年后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委员长的勇敢战士是这支卫队的领导人。卫队打得十分顽强，坚持顶住了敌军的进攻，为起义军的撤离指挥赢得了时间。

聂荣臻通知教导团团长李云鹏率部队往花县撤退。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行动迅疾，有序地安全撤出广州。聂荣臻与教导团分手后，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已陷落。黑夜中军阀部队正在到处搜查共产党人，民团也出动检查路口。聂荣臻租住的房子在八旗会馆附近，他决定先留在广州。回住处的路上，一伙商团的家伙挡住他搜身盘问。聂荣臻不会讲粤语，索性不讲话。商团众人搜走聂荣臻身上一支钢笔，这在当时算值点钱的文化人用品，他们以为他是胆小的文化人便放了他。

聂荣臻回到住处，深夜房东一家熟睡着，他想半夜叫醒房东开门，问起原因解释不清楚，便在楼梯口席地坐候天明。

这是终身难忘的一个夜晚，他孤独地坐在黑暗中，心中翻腾着刚刚落幕的血雨腥风——省委主要领导人、起义的第一负责人张太雷牺牲了。起义军总指挥叶挺现在何处?黄锦辉这位黄埔一期生、周恩来的军事秘书现在何处?

3天之后，聂荣臻回到香港。黄锦辉亦脱险归来。不久，李立三命令聂荣臻去花县方向追赶教导团，通知李云鹏往海陆丰转移。聂荣臻指明这是不必要的，一则已经在当时通知过教导团经花县往海陆丰转移，二则此时正是敌人在这一路严加防守盘查的时期，外地人去无异送入虎口。固执的李立三改派黄锦辉去，黄是广西人，此一去，如聂荣臻所料——这位优秀的革命志士在花县惨遭敌人杀害。

叶挺经历广州起义之后，反思半年多来的军事起义，以他的军事才学度量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人的幼稚，加以第三国际代表对他的军事起义部署不采纳，反而大加批评，使他深为失望。特别是李立三在香港主持省委会议，严厉批评了广州起义军事领导犯了投机、盲动主义，指挥不力。总之“左”得不够。这一总结令人啼笑皆非。叶挺拂袖而去，东渡前往日本。聂荣臻与叶挺的最后一见，便是起义中在市财政厅屋顶的硝烟中。

1931年12月中旬某日，上海轮船码头两个灰布长衫的先生挤在登船的旅客中，检过票登上开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轮船沿浦江出海，外滩渐渐远去。那洋场的繁华却无法拂去这两位先生心中的沉重压抑。他们一位名叫陈寿昌，一位就是聂荣臻。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江西瑞金——当时有红色根据地首都之称。
 
      上海去江西本来行程不远，为安全计却要绕半个南中国。到汕头转潮州，再乘小汽轮沿韩江北上至大埔，转陆路经福建省境内的永定、上杭、长汀进入江西境内的瑞金。这是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的一条秘密交通线。聂荣臻此次离开上海，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完结了在城市中的地下斗争生活，真正拥有自己的政权和土地，领着自己的革命军队大展雄才。不久，便开始了他与林彪的统兵合作，鏖战疆场。

眺望大海，回首南昌武装起义至今的4年间，先后在广州、东江、香港组织地下工作，策动城市武装起义或政治宣传，至1930年初奉调天津，担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6月调往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担负着党的情报收集和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由周恩来直接掌握，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具体工作人员有陈赓、李强及聂荣臻等人。

聂荣臻到达上海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一项党的战略工作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种模仿苏联革命模式的做法完全是李立三等人坐在家里突然想出来的，离中国的实际相差远之又远。但是，他权力在握，命令你去行动却不得不去。聂荣臻曾被李立三派往江苏镇江组织暴动。聂荣臻问有什么可以使用的部队，回答是医院里有一批伤兵已经争取过来，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作借用力量。他赶到镇江发现县委书记联系不上。所住的旅馆房间也被人查抄。他当时机智地避开。已是夜晚，他决定不再住店，利用镇江通宵开的澡堂，一家呆上两三小时，混了一夜。事后证实，镇江县委机关已被敌人破获。现在想来，李立三竟然要他在镇江组织起义，尔后占领镇江，再出发攻南京、打长沙，与派去武汉组织起义的刘伯承、刘云会合，并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这真像白日梦呓一般可笑可恼。

聂荣臻回忆说：“我在白区工作了整整4年。这4年期间，无论是在香港、顺直省委和上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处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时期，先是瞿秋白同志搞了一段短时间，接着是李立三同志，然后是王明。这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次比一次厉害，受的损失也一次比一次大，以致最后造成了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严重恶果。这里面有许多惨痛的教训……”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给党中央带来极大的威胁，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紧接着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和叛变。上海已经无法再继续工作。周恩来迅速转移到江西瑞金。聂荣臻出发之前静候中央指示，已经不在上海街上露面。那种生命的压抑几乎让人不堪忍受。聂荣臻以难以想象的意志要求着自己。没有组织的指示，他决不擅自离开上海，哪怕再危险。现在终于奉命南行脱离险地了。

上海远了，汕头远了。聂荣臻一路顺风进入福建经永定县到长汀。这是福建省委所在地，他遇到了熟人欧阳钦。欧阳钦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是聂荣臻留学法国时的同学，二人曾共同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过。这天是1932年的第一天，新年见到老朋友，开怀畅谈。好长时间聂荣臻没这样痛快过了。

从长汀到瑞金约30余公里，欧阳钦为聂荣臻找来一匹快马。既是自己的天下，聂荣臻便单人独骑直奔瑞金。

那是自从北伐革命失败4年来，从未有过的愉快日子。不必担心警察，不必隐瞒身份，更不会为生命担忧。方圆数百里山区是共产党的天下，是毛泽东、朱德等人创建的根据地。当夜约9时到了瑞金，遍地是老朋友。他先见到周恩来、叶剑英。叶剑英听说他单骑奔来，说：“这段路还不是巩固区，黑夜里单人独骑赶路，你也冒险啦，以后要小心。”

随后聂荣臻又去见了毛泽东和朱德。

1个多月前，毛泽东担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毛泽东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则担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央军委主席。

周恩来比聂荣臻早到瑞金约半月，他以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来到瑞金，兼任红军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自毛泽东、朱德于1929年1月率军下井冈山西行征战，经过3年的苦战和群众工作，中央苏区刚刚打开局面。从1930年11月蒋介石组织大军“围剿”苏区开始，至次年9月，红军粉碎了敌军的三次“围剿”。聂荣臻到瑞金时正值苏区最兴盛时期。当月，他先受命去宁都起义中新组建的第5军团帮助工作，未过1月便被任命担任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年32岁。

聂荣臻从此开始18载驰骋疆场的军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