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精忠报国心

卷 二

中国战略

14  少小别离，老大归

1955年4月22日。武汉汉口码头。

江轮顶托着长江浊浪，逆流往重庆而上。 聂荣臻走上甲板放眼两岸春色，感慨万千。

1919年11月下旬，聂荣臻正是从重庆登船，沿长江而下，经武汉直达上海的；12月9日，又搭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前往巴黎。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四川故乡，接着又第一次离开中国。出川至武汉途中，曾在宜昌上岸稍游。没想到小小内陆城市宜昌也有英国租界，走入租界竟被巡警凶狠训斥，逐出辖区。聂荣臻直到晚年思及此事，仍深为当时中国痛心。国耻如斯，国人毫无在自己国土上自由行事的权利。无国家的中兴富强，哪有我青年的前途幸福20岁的聂荣臻在心上铭刻此事，永远不忘。

离中国赴法国勤工俭学是那个时代青年的追求。多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的现代青年学生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聂荣臻曾说：“这一大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爱国学生，所以要留法，大多数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认为，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只有到国外学好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 在法国先从学习语言入门，逐步学习现代的数理化。聂荣臻一边学习，一边入工厂做工。法国工厂的管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法国他先后认识了蔡和森、蔡畅、陈毅、刘伯坚、熊味耕。以后又结识了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人。

在刘伯坚的介绍下，他先加入旅欧共青团支部。1923年，又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旅欧共青团比利时支部中惟一的3个共产党员之一。聂荣臻望巴山蜀水，遥思当年，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转向“政治革命救国”，相信挽救中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惨境地的惟一希望在走苏联的革命之路。同时，科学与实业对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在他留学法国和比利时的4年又9个月中已融化于心。

36年的风雨，36年的出生入死。当年旅欧留法的许多同学朋友回到中国，一起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一起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一起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北伐，又一起率黄埔学生杀上战场。南昌起义、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少生命、多少尸山血海换来新中国的大一统。毛泽东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言，对具有聂荣臻这种经历的人，更见历史分量。

聂荣臻所以历九死而无悔地跟定毛泽东，即使在““文革””中受政治迫害时亦委屈自己作“检讨”而忠贞不渝，皆因为理想之坚贞。

朝鲜战争结束已9个月，聂荣臻较之朝战期间松弛下来，总参的许多工作一般不必他操劳。中央的意思是，这些国之栋梁不能累垮了，累死了，应给他们一个休养生息时间。周恩来想到此事，毛泽东亦同意此事。以任弼时英年早逝为先导，中央开始重视已到壮年的开国元勋们的休养。1952年秋天，聂荣臻与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一同视察北京郊区的国防工程，回到居仁堂办公室，未及坐下，突然一阵天昏地暗的眩晕使他摔倒，幸得他下意识扶了一把沙发扶手，缓冲一下才躺倒在地板上。经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检查，聂荣臻患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需住院治疗。聂不住院，傅连唪只好要求他绝对在家卧床休息。

此后不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接到中央指示，一般文件电报暂不送聂代总长，重要文件非聂荣臻处理不可酌情送阅。

几天后(即1953年1月30日)，毛泽东亲自约黄克诚、张宗逊、萧华、萧向荣谈话，指示由黄克诚代理彭德怀、聂荣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后，聂荣臻先后到杭州、上海、北戴河等地疗养。1954年6月19日，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30日，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书记处宣布军委副主席分工的决定，聂荣臻分管军事工业生产。不久，总参谋长职务由粟裕担任，聂荣臻不再兼任代总长。

聂荣臻一边养病治疗，一边将精力投入到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军队武器装备的生产与研制上。

这过程中，聂荣臻考虑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后半生的工作方向。

此行目的是视察重庆、昆明、成都的若干家兵工厂。出行之前参加了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又参加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军工生产与武器储备问题。聂荣臻认为，装备储备100个师是现实的，也是稳妥的。弹药生产要列入计划，不能无限制生产。

几天前，他与彭德怀联名上送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队装备生产研制的书面报告。

这份报告的核心是压缩原来偏大的武器弹药生产计划，提高炮兵、海军、空军的装备生产计划。

“聂总，船要进三峡了。”秘书范济生说。

聂荣臻举目望向前方，山势险峻，峭壁如斧劈开，浩荡长江自两山峭壁间穿出，涛声隆隆。

“这就是李白吟诵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地方。”聂荣臻说：“这是36年前经过这里的，当时，我带着300块光洋离开江津老家，到上海买去法国的船票，一下用掉100块光洋，在海上走了35天才到达马赛港。36年了，三峡没变，人变老了。中国经过一代人的奋斗，终于打倒了割据的军阀，统一起来，现在要好好搞建设。”

聂荣臻此行视察西南地区8家兵工大厂，顺道回到久别的江津县(今江津区)故里。父母在他离家10余年后相继辞世。母亲在他离家时特地将一缸醇酒埋入地下，以备儿子荣归故里时取用。谁知少小别离，老大归，人物全非，双亲无存。儿时，母亲那呼唤他乳名的“双全、双全”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江津之行带给他的不仅是亲情、乡思与怀念，亦使他目睹了中国农村依旧贫困落后。建设国家科技兴国是中国的第一要务。自1950年起，聂荣臻主要精力投入与军队装备、军队兵员相关的工作上。朝战又将中国的军事装备的重要性提高到首要位置。与工业生产、与科研、与苏联援助或采购军事装备密切交往了近6年，聂荣臻深知科学技术与国防现代化乃至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十分紧密重要。

聂荣臻仰望长天：“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

他决心把后半生贡献于中国的科学事业。

此时，聂荣臻在科学事业上接触较多的尖端技术主要是与飞机制造技术相关的国防工业。在钱学森归国之前，导弹技术还没有正式的具体思考与接触。

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开始基础性起步，并取得一定成果。聂荣臻因为精力在军队，此时未曾过问。

现在，聂荣臻的航船正向中国未来的尖端科学技术研究驶来。在那里，他将与两艘中国科学之船相会。

15  钱三强归故园

1948年6月初某日，那艘从法国启航漂泊航行了月余的轮船终于在越南西贡完成下客卸货作业，启航驶向中国。

船舷凭栏而立的一对年轻夫妇引人注目。男士西服革履，青春力量四溢。女士旗袍婀娜，随风飘舞，秀美的脸庞自有知识型女性的高雅风姿。两人刚过而立之年，英气勃发照人。他们乘坐的船刚在香港靠岸，上海的报纸已经纷纷报道他们归国的消息，新闻界称他们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这就是年轻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他年轻的夫人、获德国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苏州姑娘何泽慧。这一对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先后赴德国和法国求学的青年学子，历经10余年的学业和研究工作，已经颇有成就。钱三强在法国巴黎大学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读博士，其导师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莱娜 居里和弗莱德里克 约里奥。钱三强在居里夫妇指导下获博士学位，此后他在这座人才济济的实验室里专攻核物理，探索原子裂变，并且以发现原子核新分裂法即三分裂和四分裂，享誉物理界。钱三强为此获法国科学院亨利 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7年升任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导师。这是中国人在法国科学界获得如此地位的第一人。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钱三强辞掉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职位，与夫人回归落后的祖国。此年钱三强35岁，何泽慧34岁。

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钱三强原在清华大学的老师萨本栋，受教育部长兼代理院长朱家骅之托，专程到上海迎接他们。萨本栋希望钱三强去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研究所所长是吴有训，这也是钱三强的前辈中的佼佼者。赵忠尧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时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赵忠尧此时均在美国，因种种原因未归。想来都是对国民党政府不抱希望，静观时局的托词。

钱三强在海外已了解国共两党情况，尤其在巴黎与共产党的邓发将军、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刘宁一相识，临别他们特别嘱咐：回国后，先在北方找一所大学蹲下来，埋头教学，培养人才。国内谁好谁坏，你一时也不易闹明白，慢慢看看时局发展……这些话一直在他耳边响着。他和何泽慧决心按原计划赴清华大学任教。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天津被解放军攻下之后，南京政府派来专机到北平接一批文化、教育和科学界名人南去沪宁。清华有梅贻琦、叶企孙等一串名单，其中包括钱三强。当来人开车来通知他时，钱三强以母病重为由拒绝去南京。

1949年3月25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要人由河北西柏坡进入北平在西苑机场阅兵，钱三强和北平各界1000余名代表欢迎共产党领袖们。

仲秋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被任命为中科院计划局副局长。原来北平原子学研究所更名为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已从美国归来担任所长，钱三强则任副所长。

中国核科学的研究第一次有条件集中全国专门人才投入。这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核物理研究在国家支持下的第一个步子。

近代物理所在成立之初虽然将原南京的吴有训、赵忠尧(在美国待归)和北京的钱三强夫妇集于一处，亦不过10余名科研人员。钱三强深感人才匮乏。他相继邀请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来所担任副所长。同时，广为延聘人才，组建机构。

赵忠尧以原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名义赴美迟迟不归。到国民党政府山崩瓦解之后，他于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美仍通航期间，设法把在美国购买和加工完毕的静电加速器部件和一批核物理实验器材托运回国。他随后于1950年8月离美回国，途经日本时遭扣押，历尽坎坷，在各方人士声援下终于11月底回到北京。

新中国的寻才求才的呼声传遍散布于西方诸国的华人学子们。1950年海外学子纷纷归国。

一条一条来自西方的轮船带回了炎黄子孙的海外儿女们。其中在1950年先后归国的专家有：

核物理学家赵忠尧；

理论化学家郭挺章；

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金星南；

实验物理学家肖健。

1950年之后早期陆续回国的专家有：

核物理学家杨澄中、陈奕爱、戴传曾、梅镇岳、李整武、郑林生、丁渝、张家骅；

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

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王承书；

物理学家汪德昭；

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肖伦、冯锡璋；

加速器专家谢家麟；

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范新弼。

除了这些人才之外，国内还有一批40年代末归国的物理学家，如陈开甲、李寿蚺、忻贤杰、陈能宽等等。

同时国内大学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大学生，如于敏、黄祖冶、陆祖荫、叶铭汉、徐建铭等。

钱三强是个有心于中国核能发展的科学家。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刚入北京未满1个月，毛泽东还在香山双清寺别墅办公，考虑新中国成立大事。时值1949年4月初，钱三强递上一份报告，建议在他随中国代表团去欧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采购一批原子物理研究所需的回旋加速器的必要设备。他想自己的老师约里奥一居里会帮助的。想到国家的困难，他仅提出20万美元的费用。出发前3天，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他面谈，告诉他清点北平国库尚有一部分美金，可以予以支持。考虑到一次用不了全部款项，可先拨5万美元供使用。

钱三强这次小小的引进，加上赵忠尧次年初从美国发运的部分设备，及国内的薄家底，构成了近代物理所的基本研究条件。

钱三强组织的这艘中国核能研究的航船，在先辈老师的指导下，在同辈学长学友的精诚合作下，在国家新兴力量的需求推动下，正驶向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与聂荣臻元帅组织的国防科研大军汇融。

16 学森回来了

这艘船的名字叫“克利夫兰总统号”。它抵达香港九龙港的时间是：1955年10月8日。

这是一个吉利的喜庆日子。这艘来自美国的船刚靠岸，30多名中国留美的归国学子便被记者围住了。他们之中有一位新闻人物，叫钱学森。

钱学森1935年赴美入读麻省理工学院，第二年即通过硕士考试，戴上了硕士学位的方尖帽。再入加州理工学院，拜世界著名的航空力学大师冯 卡门为师，历3年苦读获博士学位。随即留院任教，成为冯．卡门的亲密助手和同事。能称得上冯 卡门的同事，这本身就极为难得。冯 卡门不仅仅是世界级的一流科学家，还是航空学的前沿学科带头人，走在当时的火箭理论前列。钱学森28岁获博士，仅仅8年之后就成为美国航空界的佼佼者。

1947年2月的一天，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作他著名的演说《飞向太空》。这天听众吸引了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国内不少航空界名流，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五角大楼派来了代表。同是在这天，麻省理工学院宣布钱学森成为该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只要了解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乃至世界理工学界的一流地位，便可得知钱学森所获殊荣何其高耸。

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界的地位，是在他与冯 卡门创立了一个公式后确定的。那个公式即“卡门～钱公式”，又称“卡门一钱学森法”。

这一公式在世界首次发现，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和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换言之，当飞机的飞行速度接近每秒340米的音速时，空气的可压缩对机翼和机身的升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卡门一钱公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公式命题由冯 卡门提出，由钱学森做出结果。

钱学森还和冯 卡门合作发表过多篇论文。年轻的钱学森向航空科学领域突飞猛进，研究直抵当时最先进的尖端火箭技术。

钱学森在40年代初期的研究已超越美国空军的希望，他与马林纳探索的是发明超越地球引力的火箭发动机，至少以每小时11000公里速度飞行。

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持阶段，1942年盟军获得德国军方在佩内明德的一处秘密基地研制一种新型“大炮”，其炮弹重达2 2吨，最远射程可达370公里，飞行时速为600公里。这一情报使盟军震惊不已。已参加美军秘密导弹研究的冯 卡门知道德军在造一种新型火箭，即后来人们称之为导弹的武器。本来作为侨民不参与军方秘密武器研究的钱学森再次受邀参加，这使钱与马林纳再度合作，他们成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美国军方极为重视钱学森，请他担任美国机密且重要的“通用航空喷射公司”顾问。公司主席先是冯 卡门，后由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担任。钱学森以后又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罕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1950年，钱学森决意携全家回归祖国。他购买了8月15日美国至香港的飞机票，准备从香港转口签证入境，但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

从此，钱学森夫妇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软禁生活。美国的所谓人权在政治和种族歧视面前变成空谈。

美国军方认为他掌握先进的火箭技术，决不放他出境。钱学森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间外交争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专家。

今天，他终于踏上自己的土地，那种亲切感来自血液的深处，激动难以自制。

在简略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后，他散发了一份书面谈话。一位香港中文报纸的记者不甘心，又用英文提问。

钱学森一句话将他挡回去：“对不起先生，我现在要讲中国话了。”

这就是钱学森的性格。他鲜明的个性在工作中日益显出。

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由上海乘火车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华罗庚、赵忠尧、钱伟长等20多入到前门车站迎接。这些人或是师长、学长，或是在美国求学时的友人、同学，他们在新中国相见分外亲。

当晚，中国科学院举行欢迎钱学森宴会。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座。副院长吴有训告诉钱学森，国家决定组建力学研究所，由他来负责这个所的筹建工作。

为让钱学森这位在美国已经住了20年的游子了解新中国，主管国家科学工作的陈毅副总理于11月5日专门和他长谈。副总理的话给他深刻印象。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各行各业求才若渴。知识人才大有用武之地。

当月，钱学森即赴东北参观访问新中国的新兴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

不想，一次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使他与中国的导弹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钱学森自沈阳、长春而哈尔滨，沿途受到省市政府热情接待。11月23日到哈尔滨，钱学森看过一周访问日程后提出：“我有两个朋友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执教，一个叫庄逢甘，一个是罗时钧，我希望能见到他们。”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系著名将领陈赓。该院由苏联援建，实际开课设系全是军队武器专业，分海、空、装甲兵、炮兵、工程兵五大系，以后又在50年代末增设导弹系和原子工程专业。这是高度保密单位。其级别是兵团级，省市一般无权安排参观。钱学森之行经省政府通报哈军工，哈军工又请示当时正参加辽东湾演习的陈赓院长，不仅得到批准，而且陈赓大将当天飞往哈尔滨，第二天在学校迎接钱学森。这使钱学森深为共产党将领热心科学的精神感动。

正是在哈军工，钱学森与陈赓第一次具体谈到中国火箭的发展方向问题。

那时，陈赓陪同钱学森在空军工程系参观一枚苏制教练导弹的解剖。钱学森对这枚导弹的不合理结构部分提出异议。解剖的讲师说，这是苏联“老大哥”的产品设计，我们可不能随意改动。

钱学森颇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陈赓见状问道：“钱先生，依你的估计，我国目前有没有能力研制导弹?”

钱学森脱口而出：“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一定可以干。只要国家下决心，我们就能造出中国的导弹。”

陈赓哈哈大笑，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中国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把国防现代化搞上去。”

他们一路参观，一路讨论，导弹成为陈赓最热心关注的主题。陈赓这位黄埔军校的首期学生，与军阀打仗，与国民党军队打仗，与日本军队打仗，后又上朝鲜战场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代司令员，体验过美军现代武器的猛烈。如今他以副总参谋长兼任哈军工院长已两年多，与苏联武器专家打交道，深知武器现代化之中，以导弹、原子弹最为尖端。中国国防安全受这“两弹”威胁最甚。

哈军工宴请钱学森。钱学森执教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学生罗时钧、庄逢甘同席，是作陪，也是相会。庄逢甘1947年赴美加州理工学院，受著名流体力学教授H．w．李普曼指导，1948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学者。在校期间曾受到当时担任左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钱学森的业务指导。在加州时，他们又同在加州的罗时钧常共同探讨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设想，只恨报国无门，国家战乱不宁。如今新中国对科技研究的重视引发他们的激情热望。

回到北京，陈赓一直念念不忘钱学森这位火箭专家与发展中国导弹的机遇。

12月26日下午，陈赓邀请钱学森同往医院探望住院的彭德怀元9巾。当时彭德怀为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国防科研项目获得他的支持十分重要。

彭德怀元帅开门见山地说：“钱先生，以你的看法，我国是否可以马上着手研究生产导弹，譬如说能打击×××至×××公里以内目标的短程导弹，我们依靠自己可不可以造出来，需要的物力、人力、财力如何?”

彭德怀支持把这项研究尽快干起来。钱学森当天又参加了陈赓的一个小宴请，陈赓把王震将军和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请来相聚。

陈赓说：“王震同志和万毅同志都是导弹迷，对钱先生研究的导弹技术十分关心，今天认识认识，以后打交道共事日子长啦。”

陈赓又出面邀请钱学森给在京的解放军高级军官作关于导弹方面的科普报告，题目叫作“导弹概论”。

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行动，应该是在三座门与周恩来的见面。时间距离探望彭德怀约两天或3天，其时新年将至，北京城已充溢节日气氛。陈赓大将受叶剑英元帅之托，邀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同去赴叶的宴请。

在这次叶剑英的宴请中，导弹的发展和中国国防的关系成为中心议题。钱学森谈到导弹技术是卫星发展的基础，未来用于空间探索，也用于军事打击手段。细细听来真是拒敌于千里之外，灭敌于无形之中。并且美国已经在发展原子弹与导弹的结合，这种运载核弹头的导弹将轻易地摧毁一座城市，打击战略目标。

谈飞机与导弹的关系时，钱学森认为导弹与飞机比较，研究的技术更为尖端，但生产较飞机简单，更具打击力。以中国工业基础论及研制，似应优先发展导弹，更少投入，更少时间，而更具威慑力。

3人谈兴浓浓，直到掌灯许久。

叶剑英沉思说：“这件事应该尽早向周总理报告才好。”

陈赓说：“叶帅，说干就干，今晚总理在三座门，那里有个舞会，我看直接找总理汇报一下。”

钱学森没想到他们如此火速行动，心中慨叹：中国有这样一批朴实真诚为国的军人，何愁国家不兴，何忧科技不振?

3人当夜移步三座门。小小的礼堂，座位可容300余人，跳舞至多100对已显拥挤。陈赓找到周恩来，将来意讲明。周听罢，即与钱学森见面。

周恩来将钱学森让到休息室一张长沙发上，俩人相对坐下。周恩来静静地听钱学森的说明，然后说：“你可以写一个书面的设想吗?我看，这个设想可以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研究目标的规划，提供给中央讨论。我看，还要请你来给我们讲一堂导弹课。”

钱学森于1956年2月27日完成《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此份报告就建立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的组织领导、科研、设计、生产规划、机构建设等问题较系统地提出了建议。

28日，周恩来阅后批示：“此件可即印发军委委员和黄克诚等同志。”

钱学森的回国是中国导弹研制的催化剂，使中国军队的将军们紧急行动起来。在钱学森“意见书”完成之前，已有一连串的幕后工作。

哈军工教授任新民等3人在钱学森离开哈尔滨之后几天，HP起草了一份开展中国火箭武器和火箭技术研制工作的建议。

任新民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后留美国布法罗大学任教。1949年8月回到已解放的上海，成为陈毅将军麾下的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研究员，以后转调入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是一位火箭迷。他与庄逢甘、罗时钧是哈军工火箭武器研究室的主要教授。他在后来中国的火箭技术发展中成为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中央军委接到任新民等3人的建议后，彭德怀及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专门指派万毅部长与钱学森详细分析研制中国导弹武器问题。

就在钱学森探望住院的彭德怀数日后，彭德怀与陈赓会见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表示希望苏联提供制造火箭的图纸等资料。总顾问答复向国内汇报中国的要求。

彭德怀在1月20日的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要解决火箭防空、海上发射火箭等问题。目前即使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别人帮助，我们就去学习。”军委决定向中共中央呈送研制导弹的报告。

国务院系统的重工业部领导赵尔陆也向国务院提出了研制导弹的建议。

钱学森的“意见书”可以说是一份出自内行专家的总结性报告，与近几个月的导弹热流汇为一处涌往最高权力中枢。

此时，中共中央需要物色一位主抓军事工业生产和军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适宜的权威人物。

此项工作横跨军队和地方，人选的威望、能力及本人的热情都不可少。毛泽东、周恩来将目光转向了半休养中的聂荣臻元帅。

17 毛泽东：现在到时候了

钱学森到达北京时，聂荣臻正忙于召集黄克诚、万毅等人开会研究1956年的军工生产计划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军费概算。

钱学森访问东北3省归来，聂荣臻已随朱德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东欧访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

聂荣臻归国是新年之后。国内正由陈毅、李富春两位副总理主持集中国家相关科学家代表制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这是中央和政府当时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这个规划将制定出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使国家科技工作有章可循。今天看来，它为奠定以后半个世纪的国家科学和工业基础指明了道路。

3月1日，聂荣臻读到周恩来批转的钱学森的书面报告，立即被报告内容和建议吸引住。他非常支持开展导弹研制。回首刚刚辞别的1955年，是中国国防工业实现两项重大科研决策的重要年份。除了导弹的研制正式提上日程之外，核工业的建立已经形成正式决定，并开始投入力量组建机构，全面开展工作。

与原子弹研制相关的核工业较导弹早几月决策于年初。

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有钱三强、中科院副院长李四光(兼地质部部长)、副总理薄一波、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人参加的一个小会。议题是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核原料的矿山勘探。

中国的铀矿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是地质勘探家张定钊用光谱分析法鉴定出江西的钨、锡、钼等矿中含有铀元素。这是1934年的发现。1938年，地质勘探专家张更生在广西某地的冲积砂内采到独居石、钍石等含铀矿石。这些点点滴滴的发现未引起重视。到1943年5月，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的南延宗与资源委员会的田遇奇等人，在广西发现铀矿物。这是中国第一例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铀矿产地及铀矿物。

这些发现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埋没于纸堆之中。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得以恢复开展和平经济建设。1954年秋，地质部广西勘探队在综合找矿中发现了广西某地的铀矿资源苗头。这不仅是中国关注的事，也为当时友邦苏联关心。苏联希望能与中国联合开采，取得铀矿产品卖给苏联。

会上，李四光和刘杰详细地汇报了铀矿资源苗头的勘探进展。钱三强从现代核物理应用角度评价介绍这一发现的价值。当时，继美国成功将原子弹应用于二次大战的尾声战场后，苏联于1949年进行了第一次核爆试验。3年后，英国核试验的烟云再度震动世界。法国的研究已在紧张进行中。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接二连三进入核武库大门或即将进入此门。国际外交中暗含的实力外交笼罩上原子弹的强力。似乎没这个东西人家就不把你的尊严、你的主权当一回事。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件事。

周恩来听完汇报告诉他们，做好准备，明天向毛主席汇报。特别嘱咐李四光带铀矿石、钱三强带简便的仪器来做直观的演示。

1月15日，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如约再度入中南海，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中央要人几乎全部到会，其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

这是所有写中国核研究发展史的著作必提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在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的话就是决定。这次会议集体决定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中国的原子弹。

7月4日，中共中央采取组织措施。为加强中国核能的研制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中央3人小组，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并在国务院设立第×办公室统筹规划核科技、核工业的全面工作，薄一波、刘杰分别任办公室正副主任。

聂荣臻此时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军工生产上，核工业由于有第×办公室具体抓落实，他只参与大的原则性会议。

光阴如梭，自访问东欧归来，聂荣臻希望从事科技工作管理，使国家早日进入现代化的意愿更为明确。

3月上旬的某天，周恩来找来聂荣臻，商讨建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便加强导弹和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聂荣臻认为此事很好。周恩来说：“这个机构请你来主持，还归属彭总，放在国防部领导下，我看近几天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此事。”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专门会议研究成立航委。聂荣臻、钱学森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委员会名单由聂荣臻于本周内提出来，报中央批准。航委设办公机构，下设科研、设计、生产机构。

聂荣臻如期完成委员会组成报告后，心中已放不下导弹这件事。已经记不清楚他和钱学森、万毅讨论过多少次关于导弹科研问题。5月，聂荣臻在三座门写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那些日子，聂荣臻似乎忘了自己的病，又回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回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下。

钱三强所主持的核物理——原子弹研究，钱学森所主持的火箭——导弹研究，提出了一个共同问题——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工业。

聂荣臻几乎面临在手工业的基础上一步跨越半个多世纪，将中国推入航空和原子时代。精神的自信固然重要，如何走过那一片漫长的工业技术空白地带却是十分具体的。工厂必须建立，技术必须具备，原材料必须研制或购买。在这之前是钱学森、钱三强这批专家所领导的基础理论与工程研究、实验等等。

聂荣臻的案头上放着一份资料，它详尽地勾勒出新中国国防工业的现有基础。它太薄弱了。而且这些军工企业，除苏联援建的飞机制造厂等工业以外，几乎大多与导弹、原子弹的研制生产风马牛不相及。中国没有选择，只能创造条件搞科研，建新厂。

好在中国的兵工领导体制在此前已基本确立。其最高机构是1951年建立的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兼任，副主任为聂荣臻、李富春。国务院分设重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由何长工任代部长，二机部由赵尔陆任部长。不久又建立王诤任局长的电信工业局，程望任局长的船泊工业局，何长工兼任局长的航空工业局。

这些是聂荣臻将主持的国防科研以及国防制造业的基本工业。聂荣臻细细地阅读着这些资料，心中构想着振兴中国国防工业的蓝图。当时，他正主持研讨12年科学远景规划中的国防科研项目的规划报告。

4月12日，这份题为《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经聂审改后发给军委委员、三总部和各军兵种。

      聂荣臻慨叹：能获得今天的国家统一，获得战火平息的环境，以相对集中的精力从事国防科研，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