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惊心动魄的斗争

1930年5月，聂荣臻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当时的决策人是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由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很长一段时间，是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敌人利用各种手段，破坏党的组织，搜捕党的各级领导人。几年间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被敌人搜捕而牺牲。面对这样险恶的形势，把聂荣臻调入特科，以便加强特科的领导。

另外，当时调聂荣臻到特科，也是为了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顾顺章这个人，过去耍过魔术，开过魔术店，是个流氓无产者。他到特科后，把工作的掩护手段用来为个人享受服务，吃喝嫖赌，样样都干。既在要害部门，又身居高位，还这样干下去，难免出问题。中央希望聂荣臻能够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

顾顺章对于自己的不良行为毫无认识，更谈不上改正。因此，他对聂荣臻的到来，心怀不满。第一次见面，顾顺章谈话时就阴阳怪气。聂荣臻为了工作，不作计较。

顾顺章说：“荣臻同志，欢迎你来特科。你留过学，吃过洋面包，是个知识分子。我呢是个老粗，只会耍耍魔术，今后还请多多帮助关照。”

话里有话，聂荣臻听出来了，因为是初次见面，还是客气了几句。

顾顺章话锋一转：“不过干特科这一行嘛，怎么说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心狠手辣’吧。太书生气了，怕是不行的。”停了一会儿，他又故意拉长了嗓音说：“这与你在广州、香港、天津做地下工作不一样，那是敌人在人群里找你，容易躲；干特科是要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抓叛徒、特务，没有胆量不行，没有两下子也不行。”说完，他紧盯着聂荣臻的脸，观察他的表情。

顾顺章是上海人，地方口音很重。但他谈话的意思聂荣臻都听清楚了，他仍然不动声色，只是淡淡地说：“是啊，特科工作是艰苦危险的，但只要忠于革命，大家团结一心，高度警，惕，我想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聂荣臻不卑不亢，始终如一的态度，使顾顺章收敛了一些。

谈话以后，顾顺章想考验一下这个知识分子。于是，就专门分派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让聂荣臻去完成。聂荣臻初来上海，工作没经验，人生地不熟，连上海话也不会说，但他以大局为重，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顾顺章的不良行为，聂荣臻以对革命、对顾顺章本人负责的态度，多次耐心地提出了批评。顾顺章心里不满，嘴上却不好多讲什么。

当时在特科搞具体领导工作的，除了聂荣臻外，还有陈康、李强等。另外，还派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进敌人的要害部门。聂荣臻深深感到，这些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在斗争非常尖锐、激烈、紧张的情况下，聂荣臻和战友们团结一致，完成了各项任务。

聂荣臻以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着咸菜吃点泡饭就出去。晚上，经常过了12点甚至一两点钟才能回来。他们既要时刻警惕被敌人抓捕，还要抓住每一个时机，处决特务、叛徒。不处决特务、叛徒，就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而叛徒、特务，都是受到严密保护的，有时敌人还以此为诱饵，引诱特科的同志上当。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聂荣臻既十分谨慎片又随时作好牺牲准备。

张瑞华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荣臻从事特科工作，是我没生聂力以前。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有时是一两点钟，甚至3点钟才回来。我5点钟以前就要做好吃的，当然，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夜里多晚回来我都不能睡，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到脚步声停了，按约定的暗号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再开门让他进来。天天如此，提心吊胆。”

“这确实是件极其危险的工作。”张瑞华补充说，“所以每次出去，他总是对我说，如果到黎明时分还不回来，事前也没有说明，那就意味着我出事了，你得赶紧搬家。他在特科的三四个月，我们就是过着这样紧张的日子。”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7月13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紧接着组织武汉暴动，以争取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省的首先胜利。

会后，李立三叫聂荣臻去镇江组织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与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

聂荣臻带了两个人，赶到镇江。这两个人一个叫伍云甫，一个叫涂作潮，都是搞无线电通信的。到了镇江，为了减小目标，三人分头住。

找到镇江市委书记，说明来意后，聂荣臻便问：“马上组织起义，能掌握多少力量？”

市委书记想了想，回答：“可以组织两股力量，一是镇江兵营里有一点人，二是镇江附近有一小股民间武装。”

镇江是个交通极为便利的中等城市，离南京很近，依靠这样一点力量，怎么能举行起义。

聂荣臻马上意识到不具备起义的基本条件。

聂荣臻和他谈完话，上街买了一张地图，想研究一下南京地区的地形。返回后，便看到他住的旅馆房间里有两个陌生人看住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神色慌张。

聂荣臻意识到有问题，转身便走。他徘徊街头，决心取消这次起义。

此时，天色逐渐暗下来了，再在街上徘徊，遇到敌人，可就危险了。怎么办呢?聂荣臻忽然想到了洗澡堂。

那时，镇江的澡堂都是通宵开放的。聂荣臻到了第一家澡党，洗了澡，找个地方，躺了一会儿。他怕时间待长了引起别人注意，又换了另一个澡堂。这样，一个晚上换了3个澡堂，洗了3次澡。好在时令己入夏，晚上不冷，在澡堂里可以过得去。

天刚亮，细雨蒙蒙，聂荣臻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急匆匆买了车票，上了火车。

回到上海，一打听，伍云甫他们还没回来。聂荣臻急忙重返镇江。

刚下车走出站口，就听到报贩子在咳喝：“快看报哟，共党镇江市委被破获了！”

聂荣臻买了报纸一看，头版上赫然登着上述的消息。

他急忙赶到伍云甫他们住的旅馆，两人正在那里等他的消息。“镇江市委被破获，市委书记被捕了!”聂荣臻说着，递过了报纸。

两人看完，不知该怎么办。

“回去，马上回上海!”聂荣臻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回到上海，聂荣臻向李立三汇报了情况，明确地提出：“镇江现在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

李立三食指按着额头，没吱声。

聂荣臻他们退出后，李立三即叫顾顺章派入到镇江核实情况。后来，证实镇江市委确已被破获，书记被捕，这件事才算了结。

1931年4月的一天，安插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急如星火地赶到上海，找到聂荣臻、陈康、李强。

“顾顺章叛变了!”一见面，钱壮飞就急匆匆地说。

“顾顺章叛变向”大家一听，心里无不咯瞪了一下。

原来，中央决定叫顾顺章送张国煮、陈昌浩到鄂豫皖工作。他由鄂豫皖返回武汉，竟登台表演魔术，4月24日被叛徒发现遭逮捕。顾顺章随即叛变了。

顾顺章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的日常工作，熟悉党内情况，知道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清楚党的各种联络暗号。他还恶毒地向敌人献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刻不容缓!必须抢在他的前面行动!

按照分工，聂荣臻马上赶到周恩来住处。但周恩来外出了。

聂荣臻告诉邓颖超：“顾顺章叛变了，赶快搬家!”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领导陈云、聂荣臻、陈康、李克农、李强等，分头连夜行动。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销毁了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领导人转移，并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让与顾顺章熟悉的同志全部搬家，把与顾顺章的联系全部切断，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聂荣臻他们还在被动中采取主动行动，搜查了顾顺章的家。结果，搜出了一封顾顺章写给蒋介石但还没发出的信，说明顾顺章早有叛变打算。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

顾顺章叛变后，表现得十分凶狠、残忍。他刚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亲自到南京监狱，指认了恽代英。恽代英1930年被捕后，由于化了名，敌人一直未认出来。这一来，恽代英第二天就被杀害了。

顾顺章还带着特务，按他向敌人提供的阴谋计划，搜查了他所知道的我们党的所有机关和联络点，然而，由于我方早有准备，结果一扑空。

在这期间，聂荣臻回了一次家，对张瑞华说：

“顾顺章叛变了，情况严重，你要立即搬家。去哪里，由组织安排。我这几天回不来，以后会去找你们的。”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完，就匆匆出门走了。

听了聂荣臻的话以后，张瑞华立即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不到半天，有位同志来了，她立即跟他下楼，他雇的两辆人力车已经在外面等候。张瑞华抱着聂力，来的那位同志帮她提东西，两辆车一前一后飞快地奔跑。车不断向北，过了苏州河，就来到虹口区提篮桥，那位同志把张瑞华领到一个小阁楼上住下。这种小阁楼上海人叫“亭子间”，面积很小，但不引人注目。

提篮桥监狱，是有名的英租界关犯人的地方。聂荣臻他们的住处离这所监狱不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去处。

两天后，聂荣臻回家了。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中央和军委都停止了活动。聂荣臻有好几天没有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