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艰苦斗争中的爱情

恋爱、婚姻，无疑是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这是文学家、艺术家、诗人艺术创造中的永恒的主题。他们在这方面创作了不少感人肺腑的不朽名著。每个对待生活态度严肃的人，当然都希望从恋爱、婚姻中获得理想的幸福，和给予对方以幸福。正因为如此，从恋爱到结婚，一般都有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少到一年半载，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藉此考验对方，为自己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而聂荣臻与张瑞华所经历的婚恋，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他们虽然没有较长时间的恋爱过程，但双方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急风暴雨的斗争中，在最能考验人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聂荣臻和张瑞华都发现了对方最为宝贵的感情，那就是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终于由相识到相互爱慕，直到结为终身伴侣，从中获得了婚恋方面最值得珍贵的幸福。结婚以后，在整整64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始终互敬互爱，相互鼓励、支持和帮助对方，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

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张瑞华，就留下了坚强的中国新女性的印象。到了晚年，聂荣臻在一次谈到张瑞华时说：“在封建主义影响还相当普遍的大革命时期，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别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此外，聂荣臻当时对张瑞华还留下了充满革命热情和端庄秀气的印象。

南昌起义中，他们没有在一起。

广州起义中，聂荣臻见到过张瑞华，加深了对她的美好印象。但三天的革命斗争，实在太紧张了，他无暇顾及谈情说爱。

张瑞华对聂荣臻，在到香港以前，她把他看作是领导和同志，只有尊敬的感情而已。

聂荣臻、张瑞华之间的爱情，是从1928年初在香港开始的。聂荣臻首先采取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

1927年12月中旬，张瑞华在一位海员工人的尽心帮助下，到达香港，被组织分配在广东省委机关做秘密机要交通工作，负责向在香港、九龙、广州党的秘密机关传送文件。

差不多与张瑞华同期到达香港的聂荣臻，工作任务当然比张瑞华要复杂得多。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聂荣臻在留学欧洲、执教黄埔、经历了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风风雨雨之后，如今已，快到“而立之年”，他也在认真思考为自己物色一位合适的终身伴侣问题。恰在这时，张瑞华进入了他的生活。

聂荣臻很快了解了张瑞华的情况。

张瑞华1909年12月出生在河南信阳农村一户破产地主家庭。家境破落，张瑞华的童年是在艰辛苦涩中度过的。张瑞华刚强坚毅、聪颖好学，在本村附近一所小学读完了高小，后来考进了信阳女子师范学校。

张瑞华有个表叔父叫高敬予，是共产党员。他见张瑞华好学上进，便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后来，与另一位共产党员饶辉南一起，帮她与学校几个进步同学秘密组织了“耀芒社”。“五卅惨案”后，“耀芒社”不顾政府和校方的干涉，组织女师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张瑞华手举小旗带头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坚决抵制日货，使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坚决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等口号。她还向参加游行的群众发表演讲。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了武汉。张瑞华在共产党员饶辉南、金正宏的带领下，与同学危拱之、杨染香等人来到武汉，11月一同考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在这里她学习了革命的理论，聆听了邓演达、吴玉章等人激奋人心的革命演讲，倍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张瑞华在女生队中，表现突出，担任了班长，并且经饶辉南、金正宏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公开叛变，乘北伐军主力北上、兵力空虚之机，率部妄图袭击武汉。张瑞华积极参加平叛战斗。她和女生队的同学随军做救护工作，及时抢救、抬送了大批伤员。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决定武装起义。张瑞华和其他十几名表现进步的女生，被选派到张发奎部教导团军医处学习护士07月下旬，她们乘船南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船驶到九江，由于部队太多，引起交通堵塞，延迟了时间，赶到南昌时，已是8月5日。后来，她们组成卫生队，由共产党员柯麟任队长，随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叶剑英当时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团长)，南下到了广州，广州起义失败后，来到了香港。

聂荣臻认为，张瑞华是一位理想的伴侣。

有一天，张瑞华去省军委送文件，聂荣臻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在广州起义中坚持要求当肃反队员，眉清目秀，意志坚强，河南口音很重的姑娘。聂荣臻以后又多次见到张瑞华，逐渐为他们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一天，张瑞华到干部训练班送文件，聂荣臻刚讲完军事课，走出教室在走廊上见到了张瑞华。

一见面，聂荣臻就说：“瑞华同志，什么时候有空，我想找你谈谈。”

“行，聂军委有什么指示，随时找我。”张瑞华说完，没怎么在意，就送信去了。

过了几天，聂荣臻来到离得不远的张瑞华的住处。

聂荣臻问：“今天你有时间吗?我们谈谈。”

“今天不行，我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那好，明天我再来。”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转身走了。

此时，张瑞华仍未意识到聂荣臻的用意，以为是有什么任务要交代，因为是上级，不便间要谈些什么。

第二天下午，聂荣臻又来了。

“今天有时间吗？”

“今天有时间。”张瑞华回答。

“瑞华同志，我在武汉时就认识你，以后又在广州起义中碰到你。给我的印象是，你热情、坚定、勇敢。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聂荣臻以热切的目光看着张瑞华。

聂荣臻当年29岁，张瑞华刚满19岁，都是单身青年。一听这话，张瑞华意识到不是在谈工作问题。虽然她没有多少封建思想，但因为事情来得很突然，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好，低下了头。

“瑞华同志，我对你印象不错，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能不能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

见张瑞华没有回答，聂荣臻停了一会说：“你考虑考虑，过几天回答我也可以。”

“那好。”张瑞华仍低着头回答。

张瑞华虽然平时对聂荣臻也有好感，但这毕竟是终身大事，需要认真考虑，才能决定。

聂荣臻走后，张瑞华的思想开了锅，问题来得这么突然。于是像过电影一般，聂荣臻的形象一幕幕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张瑞华第一次见到聂荣臻，是1926年12月在武汉中和里军委机关。她是去那里进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宣誓仪式的。

张瑞华说，她对聂荣臻的第一眼印象是：“细高个，长方脸，双目炯炯有神，穿着整洁的国民革命军服装，一看就是位有文化的儒雅军人，由于过分忙碌而神态略显疲倦，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以后在反对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在打败夏斗寅回师以后，在反对许克祥等反共阴谋的斗争中，张瑞华几次到中和里都见到过聂荣臻，印象是工作热情而严肃，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但待人亲切。

南昌起义中，聂荣臻成功地组织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参加了起义，张瑞华听说后甚为钦佩。

广州起义中，张瑞华在指挥部受领任务时，感到聂荣臻处事果断，有条不紊。尤其是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她正往指挥部押送反革命，听到指挥部北面枪声密集，看到聂荣臻双手掐着腰，站在由米袋堆成的沙包后面，正在指挥大家抗击由观音山上反扑下来的敌人，在他旁边是一挺机枪，由他指挥，不断向敌人扫射。敌人一批批应声倒下地，无法前进。而聂荣臻却一动不动，神态威严，终于在别的起义部队配合下，重又夺回了观音山阵地。这种英勇作战的精神，给张瑞华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回忆这些过程，张瑞华得出的结论是，聂荣臻对革命忠诚，是位值得信赖的同志，可以委以终身。

两天后，聂荣臻再次问张瑞华时，她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同意，只要组织上批准。”

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他们的革命工作任务都很重，没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

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在互相信赖对万，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的基础上，经过组织批准以后，结为了夫妻。

这种结合，没有婚礼，从经党组织批准之日起，张瑞华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搬进了聂荣臻的住处，就一起生活了。原来与聂荣臻同住的省军委成员杨剑英(1931年牺牲)搬到隔壁的另一间房子居住。

与聂荣臻结婚以后，张瑞华的一切活动，几乎都与聂荣臻密切相连。

3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广州起义问题重新做出了正确的结论，纠正了李立三大批处罚干部的错误做法。会议开完后，得知聂荣臻结婚，周恩来赶到位于香港皇后道聂荣臻、张瑞华的住处，向他们表示祝贺。

周恩来与聂荣臻很熟。从留法勤工俭学起，到黄埔军校、北伐战争、中央军事部、南昌起义，周恩来一直是聂荣臻的领导人。

张瑞华则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她回忆说：“一见到总理(指周恩来)，印象就非常深刻。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是个毛孩子，但总理不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的印象一直是这样。”

张瑞华准备了一些饭菜，三个人边吃边谈。

聂荣臻说：“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同志到香港主持省委的工作。他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严重得很啊!要不是这次你来纠正他的错误，广东的党组织，不知要受多大的损失。”

“他思想不通，但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说。

“黄锦辉同志被他派去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方向撤退，结果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本来他要我去，我说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行动嘛。因为我在广州暴动失败的当天，就与叶挺同志商量后确定，由我去通知教导团，要他们向海陆丰撤退，他们也已经这样做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通知嘛!结果李立三要黄锦辉同志去，酿成了这幕悲剧。”

周恩来感叹地摇摇头说：“锦辉可是个好同志，还给我当过一段时间秘书，就这样无谓地牺牲了，太可惜!”

接着，聂荣臻又讲述了周文雍、陈铁军在广州遇难的情况。

张瑞华插话说：“前些日子我到广州去送文件，住在东山熊天春大姐(熊与张是武汉军校的同学)那里，她也详细地对我说过这件事。我们两人还为此哭了一阵子。听说广州的报纸上详细刊登了这件事。”

周恩来直摇头叹惜。

聂荣臻越说越激动，眼含热泪，从一本书中翻出一张报道此事的剪报，递给周恩来。

“你还真有心，我还不知道你留下了这张剪报。”张瑞华在旁边说。

周恩来看完剪报也很激动。

三个人相对默然，有几分钟没有说话。这是对战友最真诚的默哀与思念!

周恩来告别走了。

聂荣臻对着那页剪报，仍在沉思。直到1979年春，已经80高龄的聂荣臻，在回忆此事时，在3月30日的《参考消息》上，用哆哆嗦嗦的手写下了“寓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活动中”，嘱咐转告拍摄《刑场上的婚礼》电影剧组。可见他对此事的印象之深。

张瑞华、聂荣臻在香港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每月的生活费聂荣臻15元，张瑞华7元，另有3元交通费，房租、水电费由组织上负担。这么一点钱，日子自然过得很桔据。

张瑞华感叹地回忆刚与聂荣臻结婚时的情景：“他以记者的身份掩护进行工作，需要穿得像样些，但实际上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衫。香港这地方天气热，每天一回来总是浑身大汗，我赶紧给他洗，好晾干了出去时再穿。在家里，他就只得穿一件背心，几乎没有替换衣服。那时的日子，够艰苦的。”

实际上，张瑞华的情况也差不多。为了安全，她以阔太太的身份为掩护，去各地送文件，就需要穿得更像样些。但也只有两件合体的旗袍轮换着穿。在家的时候，穿着上也是捉襟见肘，相当困难。

吃的方面，虽然三餐不愁，但他们也只能粗茶淡饭，吃饱算数。为了使聂荣臻吃得好些，有利健康，张瑞华千方百计学习做饭，调剂伙食。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每当张瑞华面有歉意时，聂荣臻总是安慰说：“没关系，你做的饭菜很可口嘛，比我自己做饭吃要强多了。”

经常遇到危险，是地下工作的特点之一。

一天聂荣臻回家，张瑞华见他走路一拐一拐的，就问：“是不是在哪里摔跤了?”

聂荣臻讲了那天在电车上碰到叛徒时的情况。说跳车时脚扭伤了一下，问题不大。他若无其事地回答着张瑞华的关心。

“唉，现在是革命低潮，叛徒、特务横行，可得小心些呀。”张瑞华在安慰丈夫，也是告诫自己。

“最可恨的是叛徒。碰到特务，只要机警些就可以摆脱。至于警察，他们穿的大皮靴与一般人走路的声音不一样，听脚步声就可以预防，或走或停止活动，有警惕就行。叛徒不一样，他认识你，机警也好，警惕也好，不采取特殊措施是跑不掉的。”聂荣臻像是在总结地下工作经验似地说。

张瑞华点头同意。

在香港两年多，凭着机警、勇敢与警惕，聂荣臻、张瑞华多次躲过或摆脱了敌人，化险为夷。

1929年“五·一”劳动节后不几天，聂荣臻说：“我要到上海去一下，几天就回来。”

关于1929年取消“五·一”游行的事，聂荣臻由上海回来后，向张瑞华说了事情的经过，和在上海为此与向忠发吵嘴的情况。张瑞华钦佩丈夫实事求是和勇于负责的精神。

1930年春节刚过，聂荣臻奉命调动工作，又匆匆来到上海。

不久，张瑞华也接到了省委的通知，要她到上海与聂荣臻会合，接受新的任务。

于是，她告别了在这里生活斗争了两年多时间的香港，仍然装扮成阔太太买轮船头等仓，起程去上海。一到上海，聂荣臻就在码头上迎接她。

接过张瑞华手中的一个提包和一个藤箱(这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走出码头，聂荣臻雇了两辆人力车，赶赴他下塌的旅馆。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他们又乘船向天津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