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在香港的秘密斗争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机关仍设在香港。省委决定聂荣臻任省委常委，同时接替已牺牲的张太雷，担任省军委书记。

对聂荣臻当时的工作，1928年广东省委的“干部分子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由俄国返，到现在都是任军事工作，粤、湘、鄂军委工作……工作能力极好，可做党及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这大概就是他担任省军委书记的由来。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我力量更加悬殊，从乡村到城市，敌入到处搜捕革命人士，充满白色恐怖。因而广大群众，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情绪低落，有的甚至脱离了革命。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李立三和后来的一些省委领导人，依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那一套，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强调斗争，使革命继续遭受损失。聂荣臻仗义执言，反对省委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做法。

起义失败了，派人去了解情况，做好善后工作，这是必要的。但是，开展什么工作，怎样开展工作，则应视情况而定。派什么人，怎样派人，也应该从实际出发。李立三等人不顾客观实际，对派入到各地开展工作提出某些不切实际的要求，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起义失败后，广州的反动派到处搜捕革命同志。在这种血雨腥风的时刻，李立三派周文雍同志到广州去，要他发动党员和群众，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搞宣传，以表示共产党的力量还存在。

周文雍长期在广州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曾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不但群众对他很熟悉，敌人对他也很熟悉，很注意。派他到广州执行前面所说的任务，无异于往虎口送肉。

聂荣臻知道此事后，找到李立三，阐述了不该派周文雍到广州的理由。最后他说：“这样派周文雍去，只会造成损失，断无成果。”

李立三仍以周文雍熟悉广州情况为由，后又奢谈什么共产党员为革命要不怕流血牺牲，拒绝了聂荣臻的意见。

聂荣臻退出李立三的办公室，又气又恨：“不能这么搞法嘛，简直‘左’得出奇，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这类人手里，如果不接受教训，革命力量非被搞光不可!”

不出所料，到广州没几天，周文雍和配合他工作的陈铁军一道被捕了。敌人为了杀一儆百，决定公开处决他们。周文雍、陈铁军英勇无畏，大义凛然。他们本来不是夫妻，陈铁军是以妻子身分掩护周文雍的。为了表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周文雍、陈铁军在牺牲前宣布举行“刑场上的婚礼”，演出了悲壮的一幕。

聂荣臻得到消息，心如针扎，捧读刊登两人牺牲消息的报纸，注目报纸同时登出的周文雍、陈铁军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的照片，泪如泉涌。对周文雍、陈铁军，聂荣臻都很熟悉。这件事使他感动不已，他把那段消息和照片剪下来，珍藏了起来。

像周文雍这样派出工作而牺牲的同志，还有张善铭、赵自选、区夏民、李硕勋等同志。从这些同志的牺牲，聂荣臻更加认请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

1929年“五·一”节前夕，在中央掌握实权的李立三，命令在香港组织“五·一”节游行活动。广东省委决定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为游行总指挥。并决定聂荣臻到现场，参与组织指挥。

聂荣臻认为，在城市搞游行示威需要看条件，具备条件时可以搞，不具备条件则不应勉强。他分析了香港的情况。在工人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广州起义幸存下来的骨干，分散在各区，有一部分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回来，刚找到工作。这些人是革命的骨干力量，应该大力保护，尤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更不可轻易暴露、损失。聂荣臻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但省委有些领导人听不进去。

“五·一”节那天上午，聂荣臻赶到了游行队伍集结的地点，一看，参加游行的人大多是党员、骨干，还有一些是区委领导人。这样多的骨干、领导集中在一起，在大街上游行，这不是给敌人创造下手的机会吗?

聂荣臻急忙把邓发拉进附近一家茶馆，装成喝茶的样子商量对策。

聂荣臻说：“老邓，今天来的大多数是党员、骨干，一游行，全都暴露了，敌人可能会把我们一网打尽，英帝国主义再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

邓发说：“我也感到有问题，这次游行弊多利少。”

聂荣臻接着说：“如果再损失一批骨干，以后香港的工作就更难做了。我的意见是立即停止这次示威游行，让大家回去。”

邓发思索片刻，点头同意。停了一会JL，邓发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代呢？”

聂荣臻放下手中的茶杯，说：“你是总指挥，应该由你去报告。”

邓发说：“这是你的意见，还是由你去报告好。”

聂荣臻不再推脱：“好，我去报告，只要做得对，谁去报告都行。”

在这关键时刻，为了战友，为了革命，聂荣臻又一次表现出敢于负责的无畏气概。

邓发当即宣布游行取消，并让参加游行的人解散，赶快分散回去。这样一来，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损失。

后来，聂荣臻专程赶到上海，向当时任总书记的向忠发汇报。

一见面，向忠发就大发脾气，说取消“五·一”游行是“临阵脱逃”。

聂荣臻据理力争：“什么叫临阵脱逃?!像打仗一样有进攻，也有退却，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办。只讲进攻不讲退却的指挥员，就不是好指挥员。目前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组织这样的示威，很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这样做，对党无利，对敌人有利，为什么偏要这样做？”

向忠发理论和文化水平都低，讲不出多少道理，他与聂荣臻吵了几句，这事也就这样搁下来了。

在那段时间里，聂荣臻他们既要与敌人作斗争，还要时刻警惕自己队伍里出叛徒。

一次，聂荣臻、恽代英、叶剑英研究完工作，分头回各自的住处。

快到住地时，聂荣臻发现，他雇请的阿姨，正在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

“这是怎么回事评聂荣臻马上警觉起来，收住步子，退到路边拐角处。

不一会儿，那个阿姨乘人不注意，向他使了个眼色。

聂荣臻知道有情况，急忙转身离去。

事后一打听，聂荣臻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写了一张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上面有聂荣臻的住址，以便有事好联系。谁知，有个农民党员到香港来找省委，被敌人盯上了。敌人借机把省委机关破获了。在搜查省委机关时，敌人得到那个小纸条，找来要抓聂荣臻。聂荣臻回去时，敌人已经把和聂荣臻住一起的杨剑英抓住，正等在房里。要不是阿姨，聂荣臻就有可能被捕。幸好纸条上没写杨剑英的名字，他又会说广东话，敌人找不到什么证据，只好把杨剑英放了。

还有一次，聂荣臻要去参加青年团开的一个会，正要上楼，看见敌人押着几个团员正往下走。

怎么办:聂荣臻知道，稍一慌张，就会引起敌人的警觉。

在这关键时刻，聂荣臻沉住气，大摇大摆地往楼上走去。这一来，敌人反倒没注意他了。

在白区，最难对付的还是叛徒。恃务不认识你，只要机警一点，能随机应变，就可以摆脱；而叛徒认识你，不采取特殊手段，就很难摆脱。

一次，聂荣臻乘电车外出办事。在车上，碰到了一个叛徒。叛徒也认出了他，还冲着他点头打招呼。

叛徒了解我方许多情况，卖身投敌后格外凶残，怎么办?

聂荣臻不动声色，仔细观察有无特务配合行动。

那个叛徒东张西望，神色紧张。看来，他是孤身一人，担心动起来后，对付不了聂荣臻。

尽管如此，也必须赶快离开!聂荣臻乘叛徒回转头的当几，几步跨到电车门口，还没有到站，就纵身跳下了电丰。那时的电车，是有轨的，行驶起来速度比较慢，也不关门，这就为聂荣臻提供了方便。

等叛徒发现时，车已经向前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而聂荣臻早已转身跑远了。

作为军委书记，在香港的两年里，聂荣臻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指导两广各地的军事斗争，为各地培养和输送开展革嘴斗争需要的干部。

省委在香港开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聂荣臻经常到这个班去讲军革课。他学过军事，又在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积累了许多军事方面的实际经验，所以他讲起课来切合实际，形象生动，很受学员们欢迎。

1929年10月，聂荣臻代表省委，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平顺县山区，巡视东江特委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给特委成员讲形势，鼓斗志，部署秋收斗争，调整组织，改变军审斗争方针，使东江地区党的工作有了转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使东江红军的力量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始终坚持了东江地区的斗争。

聂荣臻在这次巡视中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到：“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积极斗争，只有在这积极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汇合起来。否则，东江的工作将不实际而走到失败的途上，这是目前极大的关键。”

他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