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一)

到香港没几天，聂荣臻很快被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主持省委军委工作。省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军委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

张太雷认识聂荣臻。南昌起义前夕，聂荣臻上庐山向鲍罗廷汇报起义准备工作情况，就是由张太雷当的翻译。

张太雷对聂荣臻说：“省军委书记我是挂名的，本来就顾不过来，你来了好，军委就由你负责，以后省委开全会时，再补选你为军委书记。”

聂荣臻表示，刚刚到军委，情况不熟，有事还得向张太雷请示。

11月中旬，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利用粤、桂系军阀对广东的争夺，要“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并急速使这些暴动汇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从此，广东省委积极准备举行广州起义，多次讨论这个问题。

11月28日，张太雷代表省委，写信向中央报告，正式提出：“决定了夺取广州政权的问题。”并且说明，这个决定是在第三国际代表罗曼参与下作出的。

12月5日，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这样，举行广州起义的问题，就正式决定下来了。

聂荣臻到省军委工作后，11月下旬，曾多次参与省委会议，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发言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他不同意举行这次起义。他与黄锦辉一起，一再表明不同意起义的观点。

聂荣臻、黄锦辉等的意见是正确的。广州原来有很好的革命形势、革命基础，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 一五”事变。盘踞在这里的反动军阀完全抛弃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残酷镇压革命，屠杀人民。革命的力量遭到了严重摧残，杀害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多人。其中包括像肖楚女、熊雄、邓培等著名共产党人，其残酷程度不亚于上海的大屠杀。就武装力量而言，仅有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附近的少数农民赤卫队；就工会力量而言，大批省港罢工工人被迫由广州回到了香港。共产党仅能领导汽车司机工会、印刷工会、人力车工会等为数不多的工会，其他工会大多蜕变成了黄色工会。而当时在广州及其附近，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都驻在广州附近。广东、广西的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混战，但一遇起义，他们便会停止混战，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聂荣臻认为，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从总体上说，起义不可能成功。

但是，起义是省委建议、中央同意的，不可改变。

12月上旬，起义领导人张太雷、恽代英、杨殷、周文雍等陆续赶到广州。

聂荣臻、黄锦辉、杨剑英也于此从香港赶到广州，参加讨论起义具体行动的筹备会议。会议一开始，又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

在广州开会时，共产国际已经派了顾问诺伊曼来指导起义。

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听诺伊曼的。诺伊曼是德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也不懂得军事，生搬硬套外国，尤其是苏联的那一套。

在起义的方式上，聂荣臻等主张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暴动，夺取政权，使敌人措手不及。

诺伊曼则主张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先组织工人罢工，上街游行，造成一定的声势后再武装起义。

在具体时间上，聂荣臻等主张夜间开始，这样便于隐蔽和来得突然；诺伊曼则坚持白天搞。

经历了南昌起义的聂荣臻，怀着对起义高度负责的精神，几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可是，他的话不是被打断，就是不被理睬。

起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完全按照诺伊曼的意见，定下来了。

会议结束，聂荣臻忧心仲仲地退出会场。

按照分工，聂荣臻和黄锦辉担负了联络和筹划军火的工作。

聂荣臻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作为军委的联络点，指派杨剑英留在那里，专门负责接头工作。他和黄锦辉则争分夺秒，到各个单位了解情况，布署任务。

原定的起义时间是12月13日，一桩偶发的事件，使起义被迫提前了。

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城郊乡下手工制造的，制好后用米袋装好，和大米一道运到大北街的一家米店，待起义时启用。一天，运送手榴弹的大车经过一道岗哨时，敌人哨兵发觉了袋中装有手榴弹。哨兵不动声色，尾随大车，找到了存放手榴弹的大北街米店。然后，包围米店，缴获了全部手榴弹。第二天，敌人在报上公布了破获米店的消息。

而制造和运送军火，正是军委负责的。

拿着登载这一消息的报纸，聂荣臻急得在屋里踱来踱去。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

米店是武器转运站，又是聂荣臻租用作军委联络点房子的铺保。

有人“笃笃”敲响了门。房东找来了：“先生，这事怎么办？”

聂荣臻十分冷静。他边给房东让坐，边想对策：军委联络点没暴露，起义迫在眉睫，这个点不能放弃。

聂荣臻不紧不慢地说：“我是外乡人，经朋友介绍找了本地的铺保，没想到他们出事了，我能怎么办呢？”

房东提出，另找一个铺保。

聂荣臻说：“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新的铺保。”

房东乘机说：“没有新的铺保就先交50个大洋(银元)作押金吧!”

见聂荣臻没吱声，房东又说：“我这是为先生考虑呀!”

聂荣臻知道这是在乘机敲竹杠，为了起义，还是点头同意了。

与此同时，汪精卫从另外的渠道得到共产党正在组织广州暴动的情报。

12月9日，他接连给张发奎发了四次密电：令张“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广州宣布特别戒严，日夜搜查户口。”“部队立即向市区移动。”“认真肃清共产党。”“苏俄领事馆为共产党活动机关，请派兵围捕，将俄领(事)驱逐，共产党一律拘拿，此为目前要着。”

米店的暴露，汪精卫的密电，促使敌人行动起来了。张发奎命令黄琪翔的部队火速从前线撤回，命令其他部队向广州集中。同时，他还下了戒严令，准备收缴教导团的枪支。

聂荣臻将情况向指挥部作了报告，指挥部决定: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

12月10日，张太雷、周文雍、杨殷、叶剑英、聂荣臻、黄锦辉等人在广州紧急召开四军教导团、警卫团革命官兵代表、广州工人赤卫队指挥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武装起义计划。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一个敢死队，分区集中待命。

同一天，张太雷令叶挺火速赶来广州。

武装起义本来就准备得很仓促，这一提前，就显得更仓促了。队伍没有组织好，枪支弹药没有完全到位。甚至连起义的总指挥叶挺，也是起义前几小时，才从香港赶到广州的。

但这也有个好处，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诺伊曼不再坚持己见了，使起义达成了突然在夜间举行的要求。

聂荣臻作为省军委的负责人，起义开始后，一直在指挥部里组织指挥。

12月11日凌晨，广州城里响起了枪声。由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领导的，有工人、士兵、农民2万余人参加的广州武装起义开始了。

教导团起义的士兵，包围了张发奎派来监视教导团行动的代理团长朱勉芳的住处，捉住后将他枪毙了，还枪毙了15个军官。这样，教导团成建制地参加了起义。教导团官兵一个个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带，这是起义军的标志。他们作为起义军的主力，与工人赤卫队、警卫团的士兵联合起来，兵分几路，向敌人重要据点发起了进攻。

教导团一营在营长叶镛指挥下，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进攻公安局守敌。这是敌人的主要据点之一，防守的保安队顽强抵抗。几次进攻受挫后，一营调整了部署，集中火力，又一次发起攻击。恰在这时，坐镇公安局指挥的保安总队长被一颗子弹击中，倒地毙命。保安队员们一看这阵势，无心再战，一个个举手交了枪。一营和工人赤卫队迅速占领了公安局。这时，天色已微明。

接到起义军己攻占公安局的报告，聂荣臻与恽代英、杨殷等起义领导人来到这里，与指挥攻打公安局的张太雷、叶剑英、周文雍等汇合。这里是预定的起义军总指挥部。

聂荣臻看到，公安局周围的铁栅栏有的被撞塌，有的东倒西歪。院子里停着一辆铁甲车，是敌人顽抗时用的。房屋的大门上弹痕累累，许多玻璃窗被打碎。不少敌人的尸体，正被清理抬走，火药味仍在空气中弥漫。进入室内，遍地狼藉，聂荣臻赶紧找人清理。

他把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又宽大又亮堂的大房间，电话设施齐全，便于指挥，作指挥部非常合适。

广州起义过程中，聂荣臻就一直坚持在这里。

不多一会，叶挺与新任教导团团长李云鹏等一起，也来到了公安局。

聂荣臻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这位老战友了，叶挺是起义军总司令，军事上的行家，见到他很高兴。

几位广州起义的领导人，欢聚一堂，热烈握手。

进攻长堤四军军部的起义部队一开始就打得很猛，但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打了一天也没能攻下来。这是一座濒临珠江的高层建筑，周围有铁栅栏，有几辆铁甲车守护，还有别的障碍物，又有停泊在珠江的敌人军舰炮火的支援，起义军难以得手，形成对峙局面。

敌人的部队中，有一个炮兵团。这在当时装备一个炮兵团，还为数不多。叶挺考虑到炮兵的重要性，起义一开始，他亲自率教导团一部进攻炮兵团。这个团的士兵大多是北伐时俘虏的山东、河南人。他们无心恋战。起义部队一打来，士兵们只做十多分钟的抵抗，就交炮投降了。

到11日中午，广州市区珠江以北的主要据点，都被起义部队攻占了。只有李济深公馆、长堤四军军部等四个据点，还控制在敌人手中。珠江南岸，还完全为李福林的第五军控制。

聂荣臻他们进了公安局，很快释放了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其中“四 一五”事变后被关押的就有100多人。这些人经过半年多的折磨，身体瘦弱，有的连路都走不稳了。聂荣臻看到这情况，心里很难过。但这些人精神很好，求战心切，集队来到指挥部，要求参战。聂荣臻让人发给他们枪支。这些人在后来的战斗中很勇敢，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则因为身体太虚弱，在紧张的战斗中累死了。

张瑞华也参加了这次广州起义。她在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贺诚、卫生队长柯麟的带领下，与其他女护士一起，在处决了死心塌地紧跟张发奎的医务处处长以后，来到起义总指挥部报到。

她见到叶挺、恽代英、聂荣臻等感到无比亲切，因为这几个人都领导过她的学习和斗争，她极其尊敬他们。在与指挥部领导人见面握手间候时，张瑞华在每人名字后面响亮地加上“同志”两个宇。这是发自心底的声音。大革命失败5个多月了，“同志”两个字她只能在心里想，或者在秘密场合轻声地叫，没能像现在这样亲切地大声说出来。幸福而激动的感情隘于她的言表。

在分配任务时，张瑞华要求参加肃反抓捕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得到贺诚、恽代英、聂荣臻等支持后，她在指挥部领了一支驳壳枪，压上子弹，坐上汽车，到各处去捉拿反革命。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两天中，她与其他肃反队员一起共抓了300多名反革命分子，都关在了起义总指挥部院内的一栋小房子里。可惜，当时只顾捉，没有审讯处理，起义失败后，这批反革命分子都被反动派放了出来，疯狂地屠杀革命者和人民群众。

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党组织的掩护下，张瑞华到了香港，从事秘密工作。

11日下午，约有一个团的敌人反扑，攻占了观音山。之后，又有部分敌人进攻公安局，打到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

形势十分危急!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参加了战斗。他们人人拿起枪，把米袋杠来做掩体，阻击敌人。聂荣臻也参加了战斗。他和一位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朝鲜同志配合，使用一挺机枪打击敌人。

战场上，呈现出暂时的平静。聂荣臻他们给机枪装好子弹，伏在米袋上仔细观察着。

忽然，前面拐弯处有人在闪动。聂荣臻意识到，敌人可能会从这里猛冲过来，便提醒朝鲜同志注意。果不然，不大一会儿工夫，十几个敌人冲过来了。

聂荣臻一声令下“打”，朝鲜同志扣动扳机，机枪喷射出火舌，把敌人撂倒了七八个。后面的敌人一看这阵势，有的卧倒，有的吓得往后就跑。冲到公安局附近的敌人被打退下去了。

接着，教导团在工人赤卫队的配合下，重新夺回了观音山，控制了全市的主要制高点。

入夜，爆响了一天的枪炮声逐渐稀疏了。天空黑沉沉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聂荣臻和叶挺站在地图前，分析战斗发展的情况。

叶挺说：“明天，敌人缓过劲来了，反扑会更疯狂！”

聂荣臻说：“我们应预先估计到敌人的企图，要早有准备。”

他们找到张太雷，提议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然而，直到深夜12点，起义指挥部才召开会议。

叶挺首先发言。他说，敌人有几个军的兵力就部署在广州附近，可以很快组织起来，反扑过来。而我们力量弱小，必定抵挡不住。叶挺接着说：暴动几小时内攻下了几十个据点，俘虏敌人2000多，成立了工农兵政府，树起了苏维埃旗帜，已经取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胜利。当前，由于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逃跑了，他们必定会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组织武装，从西江、东江、北江、河南几个方向一起来反扑。为了避免四面受敌的危险，应该趁敌人没有到来之前，把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武装参加暴动的工人，尽快扩大队伍，明天一早就撤出广州，撤得越快越好。部队不要在广州坚持下去，或向北与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会合，或赶快拉到海陆丰去，与红二师会合。

聂荣臻接着发言：“我完全赞同叶挺的意见撤离广州，避开敌人的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聂荣臻又补充说：“据军委掌握的情报，张发奎等逃到河南后，与李福林一起策划镇压广州起义。由李福林负责调韶关两个团、江门一个团、佛山两个营，加上他的第五军，向广州进攻；黄琪翔负责调回在西江前线的军队，进攻广州。驻黄埔、虎门的军队也在紧急调动中。英国、日本、法国驻广州领事在沙面开紧急会议，决定想各种办法帮助张发奎等调动军队，并且他们在广州的军队可能直接参战。根据这些情况看，叶挺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是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的好办法。”

黄锦辉发言，补充了一些敌情后，也表示支持叶挺的意见。

26岁的诺伊曼听完上面几个人的发言，坐不住了，不等其他同志发表意见，就态度生硬地说：“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退却就等于投降!”

诺伊曼转过身，声色俱厉地对叶挺说：“你想撤出广州转入农村，这是军事上的无能，就是想去当土匪、流寇!”

张太雷站起身来，表示赞同诺伊曼的意见。

叶挺咬着嘴唇，一言不发。聂荣臻努力克制着自己。

一个极好的主张被否定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丢失了!

如果这个正确的意见被采纳，广州起义的历史可能会重写。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诺伊曼下达了重新组织进攻的命令。要求部队一个小时后行动，先肃清长堤附近的敌人，然后向四军军械处和河南进攻。

此时情况乱，时间紧，不要说无法组织部队，甚至连通知也下达不到部队。再说，经过一天激战，大家十分疲乏，即使得到命令，也无法进攻。诺伊曼的命令，无法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