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艰苦曲折的南进

南昌起义胜利后，3万多起义军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3个军。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原总政治部主任。贺龙任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廖乾吾为二十军党代表。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为十一军党代表。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朱克靖为九军党代表。

十一军是起义军的主力，下辖3个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铭，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

南昌起义后的第三天，即8月3日，部队按照中央的预定方案，陆续开出南昌城，向广东进发。

作为参加南昌起义的高级负责人之一，聂荣臻也跟随部队南进。

关于这次南进，50多年后聂荣臻提及此事，仍感慨良多。

他认为，“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伟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

“我们起义后，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呢?我看不会这样。事实上，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敌人也没有那么厉害。”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然而，50多年前，由于当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又都很年轻，不可能有现在这样正确的认识。起义的部队南下了——走上一条艰难坎坷、危机四伏的道路。

临出发前，聂荣臻问周恩来关于起义军的下一步去向。

周恩来说：“前敌委员会开会时，对去向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是南下，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有的同志提出向西，进入湖南去，与湖南农军会合，占领一些地方，再图发展。最后，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南下。”

聂荣臻认为，向西可能是个好主意。但他一向组织纪律观念坚强，听说是中央和大多数同志的决定，就没有再说什么。

聂荣臻被确定与叶挺共同领导起义军主力第十一军，他很高兴。叶挺是北伐名将。他耳闻目睹叶挺忠于党的事业，指挥果断。能与这样的同志共事，自然会获益匪浅。

临出发前，叶挺告诉聂荣臻：“十一军出发的部署是，第十师作为起义军前导先走，二十五师作为后卫，保障起义军没有后顾之忧。”

聂荣臻表示：“对蔡廷锴的态度不摸底，他不是党员，作先导是否合适?二十五师作后卫没有问题。”

叶挺说：“蔡廷锴是我的同乡袍泽，他对打回广东是热心的，估计不会有问题。”

“那是不是对干部作些调整，把他的亲信调出一些来，调进一些政治上强的干部，对他进行牵制，以防万一。”

“这样恐怕不好，会使他感到我们不信任他，反而会出问题。”

聂荣臻听后，不再说什么了。

8月初，正是当地酷暑时节，骄阳似火。不要说带着武器辎重，就是人稍微活动活动，就大汗淋漓。起义军冒着酷暑烈日，向南进发了。行军途中，不得不一再休息。即便如此，许多重武器也不得不沿途抛弃，病号越来越多。完全靠着革命热情，支撑着部队前进。一直到了临川(抚州)，下了一场雨，才稍稍缓解了这种困难处境。

蔡廷锴的第十师，作为南下部队的前卫在左翼行进。8月4日到达进贤后，即脱离起义，转向浙江，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一走，拉走了十一军的三分之一的兵力。

聂荣臻从南昌出发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叶挺也直叹息，后悔不已。

十师，是一支很有希望的部队。其中，三十团团长范荩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聂荣臻曾在九江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另外，还有一些在营、连两级工作的共产党员。只要在起义后及时整顿、调整干部，就有可能掌握住这支部队。

聂荣臻停住步子，注目南方，深为失掉十师而痛心。

一路上，起义军在壬田、会昌等地接连打了好几仗，击溃了钱大钧、黄绍竑部。作战中，起义军官兵表现得十分英勇，猛打猛冲，毫不畏惧。然而，由于不大讲究战略战术，打的都是遭遇战，打跑了敌人，自己的损失也很大。

在汤坑附近，发生了起义军南下途中最惨烈的战斗。在这之前，进入广东省境内，起义军占领大埔县三河坝后，起义领导人竟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监视梅县一带的钱大钧部，掩护侧翼安全。这样分兵，使一路上大为减员的起义军南下力量，大大分散了。占领潮汕地区以后，起义军又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留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驻守潮安。这样，到汤坑战斗时，起义军只有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第二十军的一、二师，实际兵力不足6000人，而汤坑附近的敌人，是粤军陈济棠的两个师另4个团，总兵力两万多人，是起义军的三倍多。

汤坑，是平顺县的一个小镇，并不起眼。但在这里发生了起义军南进以来最激烈的战斗。9月28日，战斗打响后，聂荣臻和贺龙、叶挺站在一个小山头上指挥战斗。双方在一个山谷中猛烈对打，敌人时攻时退，我军时退时攻，打了一整天。汤坑战斗，起义军打得极为英勇，以劣势装备和劣势兵力，不断向敌人阵地猛攻，攻占了几处阵地，共歼敌3000多人。起义军也伤亡了2000多人。

汤坑战斗，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汤坑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双方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我记得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就这样，经过激战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我们精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我们撒了，敌人慑于我军的勇威，不敢追击我们，也撤了。”

汤坑战斗结束后，部队怎么办?按原定方案，是到海陆平去。然而，第二十五师被隔在三河坝，如果二十四师到海陆丰，离二十五师就更远了。此时，叶挺提出到福建闽南去，那里的敌人只有一个师，战斗力弱，而且还可以与二十五师联系上，一起走。闽南地处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容易在那里立足，待站稳脚跟，再图良策。

对于叶挺的意见，聂荣臻认为是正确的。叶挺跟随孙中山时曾到过福建，对那里的情况是了解的。但是，到福建，就与去海陆丰的部队分开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接到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作为党代表，聂荣臻说，部队不能擅自行动。因而，当时未能按叶挺的意见办。

聂荣臻与叶挺商定，部队掉头向潮汕进发，找到周恩来再说。

连续作战，部队损失很大。在开往潮汕的路上，听说潮汕已失，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聂荣臻、叶挺心情十分沉重。

部队再次向西南行进，目的还是要找到周恩来。经过揭阳后，10月3日，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叶挺、聂荣臻率部赶到了普宁县流沙镇。

革命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聂荣臻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面容消瘦，脸色泛青，双眼依旧炯炯有神。原来，周恩来身染恶性虐疾，只顾行军打仗，未能治疗。

周恩来见到叶挺、聂荣臻后，吩咐部队原地待命。

聂荣臻站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正发着高烧，他吃力地对聂荣臻说：“起义队伍到了危急关头了，必须好好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当天，大家在这里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决定部队的去向。参加的人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

会上，叶挺发言不主张部队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起义军到海陆丰后，会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那里是一块不大的地方，又背靠大海，一旦打仗，只能背水作战，地形对我们很不利。”

周恩来忍着病痛作了总结性发言。

他说：“根据张太雷同志前不久传达的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今后，我们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进行土地革命。”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瑞金、会昌打了大胜仗，却在汤坑打了败仗，主要是犯了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思想上过于轻视敌人。从会昌打到筠门岭以后，应该乘胜穷追敌人，由蕉岭、梅县打出来，不让溃败的黄绍竑、钱大钧部有整顿喘息的机会。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去绕道福建进入潮汕，结果不得不把作战力量最强的两个师分开来，留下二十五师驻守三河坝，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强大的力量，对我军实施各个击破。”

周恩来最后讲了今后的行动方针是：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仍然向海陆丰撤退，因为二十军的部队已经向那里进发，到那里帮助农民开展斗争，做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由海口撤退，转往香港或上海。

聂荣臻回忆几年的经历，认为周恩来作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处境十分险恶，但他觉得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心里亮堂了。他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在周恩来发言后，大家接着发言，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会议开到下午两点钟左右，镇外传来了枪声，只好匆匆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