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在风云突变的时刻

正当北伐战争如火如茶、迅猛发展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风云突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出现了逆转。

这次反革命大屠杀，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偶然的。

陈独秀对蒋介石一让再让。蒋介石则逐渐摸透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脉络，随着羽翼日益丰满，势力不断增大，终于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开刀了。

发生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上海，是当时中国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就长期设在这里。直到1926年12月，随着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才迁到了汉口。这里具有很好的革命基础。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先后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两次起义都因为遭到军阀孙传芳部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了。

随着北伐军日益逼近上海，党中央又把举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北伐军，尽快把上海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次起义前，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了联席会议，作出了举行起义的决定，同时确定周恩来为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后来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呕心沥血，切实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制定起义的行动步骤，使起义一举获得成功。3月下旬，工人武装占领了大上海!

就在上海工人阶级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时，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开始了。

从4月11日深夜起，蒋介石指挥的反动军队，先后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开枪镇压示威游行的群众，疯狂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帮派势力一—上海青洪帮的头目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通电反共，提出所谓“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消灭共产党”的口号，接着诱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汪寿华等，开始了反共大屠杀。

在这万分紧迫的时刻，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等到上海，了解情况，处理善后问题。聂荣臻的任务是处理工人纠察队方面的善后事宜。

聂荣臻对蒋介石背信弃义、镇压革命的行径万分愤慨，对工人纠察队的处境心急如焚。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减少革命的损失。

骤发的事件，使武汉与南京、上海之间的联系基本中断。

受领任务后，李立三、陈延年问聂荣臻：“我们怎么走？”

“看来只有通过水路，顺江而下最快。”

“可是眼下多数轮船停航，况且九江、安庆等地传来消息，蒋介石在那些地方也已经开始行动。”

“我们总是可以想出办法的。”聂荣臻回答。

很快聂荣臻了解到，正在武汉的宋子文，也因为上海的突发事变，要赶赴南京。于是，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等决定，搭乘宋子文的船，先到南京再说。

这是一艘小型的比较豪华的轮船，专供宋子文使用。离开武汉，轮船乘风破浪，顺流而下，只一天多的时间就到了南京。

在船上，大家心事重重，谁也没有多说话，与蒋介石的亲信宋子文在一起，也不便说话。

宋子文的船到了南京，蒋介石此时正在南京，宋子文急着去找蒋介石，船就没有再向东开了，聂荣臻等一行只得上了岸。怎么往上海走，聂荣臻了解到，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苏联顾问，未及赶走，而他们正好要从南京赶往上海。聂荣臻等便搭上他们的火车，同赴上海。

到了上海，为了安全，聂荣臻与李立三、陈延年等分头行动。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的上海，此时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空气中充盈着血雨腥风。反动派猖狂一时，到处抓捕共产党人。而对反革命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却手足无措。

天幕低垂，云路铅灰，细雨蒙蒙，伴随着聂荣臻穿大街过小巷，尽量避开横冲直撞的国民党兵。

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后，聂荣臻放慢了脚步，观前察后。他在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前收住步子，见巷子里一时无人，便笃笃地敲了几下门。

门里有响动。不一会儿，传出了“什么人”的问话，接着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个佣人打扮的姑娘。

这就是上海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的家。

女佣人反复盘问这位四川口音很重的青年人，确信不是外人后，轻轻地说了声：“你等等!”

半个多小时后，女佣找来了赵世炎。

两位曾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时并肩战斗的同学、战友，此时相见，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情况究竟如何？中央很着急啊！”聂荣臻问。

“一言难尽。你等等，我设法把恩来他们也找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赵世炎说。

稍后，周恩来和陈延年、李立三(他们此时已与周恩来会合)也赴到了赵世炎家。

战友们相逢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异常激动。周恩来大声说：“对蒋介石的这次反革命政变，完全出乎我们预料，因此损失很大。这两天，我们又没有进行认真的宣传，许多市民不知道惨案的真相，我曾经发电报要宋子文把蒋介石的叛逆行为转告汪精卫。怎么，你们对上海发生的书全然不清楚？”

李立三说：“我们是搭宋子文的船到的南京，一到南京，他急于去找蒋介石，怎么会支持我们！”

周恩来接着又进行了分析：蒋介石的力量并不大，只要有5万精兵，就可以把他在上海的势力削平。现在武汉方面的重点，不是北伐，而是应该先解决蒋介石，然后才能顺利北伐。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以后，又很快研究，确定了保存力量的方针。

临了，周恩来对聂荣臻说：“你是来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的，从保存力量的角度看，这非常必要。下一步我们要开会研究对付当前局势的对策。但不管怎么样，保存工人赤卫队的力量，是当务之急。你就集中力量办好这件事。”

聂荣臻点头称是，又问了一些有关工人赤卫队的情况。周恩来要他去找颜昌颐。

会后，聂荣臻住到了颜昌颐家里，他们在苏联学习时就认识。在颜昌颐的协助下，聂荣臻有时装扮成工人，有时装扮成商人，到纠察队比较集中的单位，了解情况，做好善后工作。他们将留下的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起来；救济经济上有困难的工人纠察队员；设法营救了一批被捕的人员；安排了江浙一带的武装斗争。

上海的善后工作刚处理完，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五大”。周恩来、聂荣臻都是“五大”代表，他们便急忙往武汉赶。一路上反动军队加岗设卡，严密封锁，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聂荣臻、周恩来都化了装，装扮成学生，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武汉的班轮，溯江而上，处处小心，一个多星期后，终于赶到了武汉。等赶到武汉时，已是5月下旬，这座闻名全国的“火炉”城市，已进入暑气蒸腾的时节，“五大”则已经开完。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武汉的形势较前段时间更为紧张了。外部，蒋介石利用宁、沪地区的有利条件，从军事上、经济上封锁武汉。内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事变；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等先后回师武汉；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宣布驱逐共产党员。尤其是打着“左”派旗号的汪精卫，公开煽动“分共”。整个形势一触即发。

周恩来、聂荣臻深知掌握武装的重要。在报经中央批准后，他们在湖北省军委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共中央军事部(对外也称中央军委)。军事部由周恩来任部长，下面有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不到10个人。军事部要保持与部队的密切联系。聂荣臻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经常深入到各个部队，一方面传达党的指示，一方面了解部队情况，掌握部队动态。更多的，还是做派遣工作，把党员派到各部队去，当干部、当士兵。这是项扩大共产党在北伐军中影响力的主要措施。聂荣臻深知其重要性，更多地关心派遣工作。军委工作多，人手少，常常工作到深夜。

这段时间的派遣工作，为我们党在以后掌握和创建武装上，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当时的派遣工作，既考虑到了工作需要，也注重利用各种关系，使之能派得进去，立得住脚，发挥作用。

后来，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人手少，事情多……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去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也是成天络绎不绝。每天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好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能顶得住。”

朱德从莫斯科回国后，党把他派到了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朱德与杨森认识，而杨森也想与共产党拉关系，便接收了朱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森也跟着反共。朱德只好从四川回到了武汉。

让朱德同志到哪里去呢?朱德自我介绍，他与南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学堂的同班同学。聂荣臻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朱德被分配到朱培德任军长的第三军。朱培德先让他任南昌市公安局长，以后又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利用这些条件，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队伍，掌握了这部分力量，在以后的南昌起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邓小平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奉命派到冯玉祥部队的，被分配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蒋介石公开反共后，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以集训为名，下令其部队的全部政治处长到开封报到，准备将这些人囚禁起来“洗脑筋”。邓小平知道冯玉祥搞开封“受训”的用意后，迅速离开西安赶到武汉，找到了聂荣臻将他分配到了中央机关工作。

刘伯承在四川组织沪州起义失败后，也转移到了武汉，在武汉停留了没几天，就参加了南昌起义。

陈毅从四川到武汉后，先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就让他到叶挺的部队去当兵。有次偶然的机会，在街上碰到了聂荣臻。陈毅说明情况后，聂荣臻就把他分配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共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