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更灯火五更鸡

1911年，中国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结束，民主共和国的新思潮、新观念一天天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像阵阵春风，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因为清王朝的腐败而被帝国主义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当时，在川东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尤为活跃。

聂荣臻从稍稍懂事时起，在外公家，他与三舅唐海潭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当时，唐海潭在重庆最高学府重庆政法学堂读书，见多识广，经常在家里与同学、朋友谈论时政。聂荣臻从小就对海潭舅舅十分钦佩。从舅舅那里他听到了许多新鲜事，懂得了许多大道理。通过舅舅，聂荣臻了解了外部的世界，呼吸到了时代剧变的空气。

聂荣臻天天盼望三舅能从重庆回来，给他带来外面的新闻。只要三舅一回到家，家里就热闹起来。来家里找他的同学、朋友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有的是共和党，有的是国民党；有思想保守的，也有激进派。总之，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到三舅这儿聚会，无拘无束地发表着各自的见解，争论着各种问题。如，朝政的腐败、民主运动、妇女解放等等，还有什么广州爆发的抢米风、各地新军起义、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等等。聂荣臻虽然年纪还小，对一些问题一时难以理解，可是这样的谈话内容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他。

潜移默化的影响，渐渐使聂荣臻感觉到社会需要变革，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什么政治、革命、运动、反抗等名词概念，已印记在他的脑海中。聂荣臻开始对读私塾厌倦起来。私塾馆里的气氛使他感到压抑和乏味，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但这一情绪却与日俱增。

用聂荣臻自己的话来说，由于受三舅的影响，对读私塾他逐渐感到厌倦，“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沉闷得很。”他渴望着能上新学。

就在辛亥革命发生的这一年，聂荣臻的外婆不幸逝世了，家人们无不悲痛万分。这位慈善的老人，曾给予过聂荣臻多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疼爱，对于这一切，他难以忘怀。外婆的死，聂荣臻悲痛万分!

按照当地习俗，亲人们要为外婆守丧。当时，由于外公的心情不好，塾馆停办，聂荣臻也因此辙学了。

真是祸不单行。

这年6月的一天，地主罗玉山找到聂荣臻的父亲，硬是要收回父亲租种他家的田地。

“农家人没有田，吃啥子，咋个活?!”那些日子里，父亲聂仕先愁得坐立不安，整天念叨着。几天功夫，人一下子瘦了许多。

老实厚道的聂仕先租种罗玉山的田已整整十年。他凭着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地将十来亩薄地，改造成良田。十年来，他没有少交过一粒租粮。可是，狠心的罗玉山早就盘算好，要用高价把这块良田租给别人，从中赚取更多的钱。他逼聂仕先在三天之内交出田地。经聂仕先再三恳求，罗玉山才放宽了期限。不过他对聂仕先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不交田地，每年要加收“三成”租粮。

聂仕先心里明白，这加收的“三成”租粮，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明摆着是罗玉山把人往死路上逼!

12岁的聂荣臻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聂仕先，到底咋个说，是交还是不交哇?”

三天后，罗玉山又到家里来催父亲交田了。聂荣臻攥紧了拳头，站在父亲身后，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瞪着罗玉山。

面对满脸横肉的罗玉山，聂仕先嘴唇拿动了两下，说不出话来。

“爸，把田退给他，退给他!”

这时，聂荣臻上前一步，毫不客气地指着罗玉山愤然地说：“没有田，我们照样能过活!”

“对，就照双全说的办，这田我不种了!”父亲虽然老实，但毕竟是个硬汉，听了荣臻的话他不再犹豫，给了罗玉山一个硬梆梆的回答。

这一年的冬天，家境的变化，使聂荣臻不得不随父母一道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石院子，搬到附近一个名叫“院子”的村庄居住。

搬家那天，正值吴滩赶场的日子。周围的乡亲四邻们都来帮忙，依依不舍地送别聂荣臻全家。

聂荣臻是在石院子长大的，这里到处都留有他少年时代的身影，到处都印记着他成长的步履。一阵忙乱过后，聂荣臻独自来到他出生的右厢房前，面对厢房默默地鞠了一个躬。就这样，聂荣臻告别了生他养他的石院子。

在院子，聂仕先与亲戚伍莲芳合开了一个染坊，依靠染布挣些钱谋生。聂、伍两家合作得很好。聂荣臻掇学在家，经常帮助染坊和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受到大人们的夸奖。

就在聂荣臻等待上新学的时候，父母亲“望子成龙”心切，提出要他先继续念私塾。聂荣臻非常孝顺父母，为免使两位老人失望，他答应了。在这年秋高气爽的时节，聂荣臻来到沙土堡孔德三塾馆读书。

来到孔德三塾馆就读还不到半年，在一个连绵的阴雨天，聂荣臻为了帮助一个路上滑倒的小同学，上学迟到了。他刚一走进塾馆，脾气暴躁的塾师许先生就瞪着双眼把他叫住了。聂荣臻知道迟到是要受罚的，他想解释，但来不及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已落在了他的左脸上。许先生这一巴掌打得太重太狠，不一会儿，聂荣臻的半边脸红肿了起来，两天后，耳部也发炎化了脓。

这件事被父母亲知道了，他们又气又急，像这样的事发生在荣臻身上还是第一次，他们认为许先生做得太过分了。看着疼痛难忍的儿子，父亲实在气不过，他丢下手里的活，拉着荣臻来到了塾馆。

“娃娃有错可以摆理教导嘛，要么按规矩用戒尺打几下手掌也可以，为啥子要打他的脸呢？”父亲找到许先生，直言不讳地问。

“打人？不服教诲难以成才，就得打!”这位许先生不仅没有丝毫的悔过，反而震怒地对聂荣臻父子说：“不愿读书，可以退学!”

聂荣臻见许先生如此蛮不讲理，不但不问明原委，承认错误，竟然还威胁他，让他退出塾馆。愤怒、委屈、伤心在胸中互相交织着，翻腾着，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眶。

聂仕先没有料到许先生来这么一招，看着许先生表情冷漠的脸，他真是气上加气：“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不易，你不能不讲道理!”

“爸，别说了，退学就退学，我不读了!”聂荣凑终于压住心头的火气，使自己冷静了下来，他抹干了眼泪对父亲说道。父亲还想与许先生评理，争个公道，聂荣臻却拉着父亲，催他快些离开这里。当父子俩走出塾馆的大门，聂荣臻对父亲说：“爸，我去找三舅，上新学!我早就不想读私塾了。”

就这样，聂荣臻退学了，结束了他4年多的私塾生活。

离开私塾以后，在三舅唐海潭的帮助支持下，聂荣臻于1913年转入吴滩插旗寺小学就读。第二年，他考入了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

陈食离聂荣臻家有30里路。辛亥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在陈食老街街尾高坡处利用一座庙宇改建成了这所能容纳近300名学生的学校。这所学校不同以往的旧学堂，学校所授科目除国文外，还有修身、算术、史地、音乐、体育、美术、手工等等。学校还选授新编国文、古文、时文。学校校长赵学仕和国文老师刘继修，是当地名流。在这里任教的其他教师，大多受过新学教育。

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思想，使聂荣臻倍感新奇，激动不已。凭着自己考分被录取入学的聂荣臻，对搞好学习充满信心。他珍惜时光，珍惜这里的一切。

入校后，聂荣臻被分配在第三班。这时，已逐渐成熟起来的聂荣臻，为使自己在新的环境里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以获得更多更深的知识，他在自己课桌的有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名句，作为座有铭。

聂荣臻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那时，在班上、在校园，同学们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到聂荣臻独自坐在一盏小油灯下彻夜攻读的情景。他那琅琅的读书声，时常在同学们进入梦乡以后，仍在教室里回响。进学校不久，聂荣臻的各门学科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聂荣臻不仅学习好，为人也很正派，在班级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三班共有30多名同学，对聂荣臻都非常敬佩。

1983年6月12日，一位当年曾与聂荣臻同窗的学友余凤翔老人撰文回忆说：

聂于案头，自题铭言，藉以自励，每于夜读都到深夜，因而成绩优异，超越朋辈。他平时闲静少言，惟有与同学研讨学问时，则侃侃而谈，理通词达，娓娓不倦。似为朋辈所敬畏，实则同学们视他为良师益友。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感慨激昂、义愤填腐，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笔尖有刀、锋芒毕露。老师曾评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聂素性倔强，见义勇为，对人则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尤其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素抱不平，挺身相助。自奉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朋辈，则慷慨异常，毫不吝啬。

由于聂荣臻的家离陈食较远，还要爬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每天往返很费时间。经和父母商量，聂荣臻在陈食就读期间，一直住在陈食场上父亲的朋友家里。

聂荣臻读书的兴趣很高，获取知识的面也很广。他从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学习机会。

一个夜晚，聂荣臻和往常一样，正在油灯下伏案读书，国文教师刘继修来到他身边。当刘老师发现聂荣臻正在阅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时，感慨地连连点着头说：“作为青年学生，博览群书，知道古今，大有裨益，如此甚好。”

一次，校长赵学仕在走廊上遇到了边走边背诵屈原《国殇》的聂荣臻。赵校长叫住聂荣臻，拍着他的肩头，满意地称赞道：“屈原先辈的诗文应当熟读，好，好!”

1917年，聂荣臻以顽强的毅力，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历时两年半的陈食高等小学的学业，并于同年春天转到江津县九如镇立高等小学学习。这年夏天，同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考入江津县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

“容仪——衣服朴素；

动作——活泼，上课专心；

言语——不欺，温和；

品质——天性温和；

智力——记忆力强；

感情——进取；

意志——坚固。”

这是聂荣臻在江津县立中学学习时，学校操行考查簿上记载的关于聂荣臻的操行评语。

江津中学创办于1906年4月，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这所学校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而创办的一所4年制中学。学校校门，为中国传统庭院式风格。校舍全部是土木结构式的平房，朴实而庄重。当时校园内植满了柳树、樱桃树、梧桐树和桑树。茂盛的紫藤箩，曲曲弯弯攀结成一条绿色的长廊，一丛丛花草散发着特有的清香……浓荫与碧绿给人以恬静，给人以生机。

江津中学校规极严，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准随便走出校门，更不允许学生随意逛街。自修室每间6至8人，很少受到干扰。聂荣臻充分利用学校的一切，以他最大的努力吸吮着宝贵的文化知识，探索着科学领域的奥秘。

自从上了中学，聂荣臻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很清楚，只要稍有松懈和怠惰，便会落伍。

江津中学开设了很多科目，其中对中文、英文、数学这三门学科最为重视。校方规定，学生中凡三门学科有两门不及格者，都要留级。聂荣臻很注意学习方法，不单纯追求分数的高低，务求弄通弄懂。他对自己学过的课文、阅读过的书，都要写出心得体会，对需要加深理解的地方，都认真地加以批注。做作业，他更是一丝不苟，图解清晰，字迹工整。

那时，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有一堂作文课。作文由老师命题，当场完成。聂荣臻的文笔很好，他的作文内容丰富，条理性强，立意清楚，寓意深刻，常常受到国文教师杜文运的表扬。

有一次放学了，同学们都相继离开教室，而聂荣臻却独自留了下来。在静静的教室里，他面对墙壁，放声诵读着当天学习的新课文。这时，国文教师杜文运正好抱着一叠学生作业本路过这里。他听到教室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当看到面璧而读的聂荣臻时，杜老师忍不住走进了教室。

“荣臻，休息一会儿吧。你每天都如此吗?”

“是的，老师。”聂荣漾很有礼貌地站起身来，回答。

“那是为什么?”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如不下功夫就不能凿穿它。”

“呵，如此有志气!”

杜老师笑了。他从那叠刚刚批阅完的作业中，找出两篇题为《评内忧外患》和《评楚霸王》的作文，递给了聂荣臻：“你的这两篇文章写得很好！道出了我们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文章切中时弊，有说服力，思想新，有见地。”

杜老师接着说：“这两篇文章文笔酣畅，辞意通达，我打了满分。明天，我要把它贴在中堂，让同学们看看。”

听了杜老师的话，聂荣臻显得有些激动，他的眼里不时闪动着异样的光芒，两颊绯红。当杜老师又问聂荣臻从哪里学到这么多新名词、新道理时，聂荣臻指了指堆放在课桌上的《天演论》、《物种起源》、《新青年》等书刊，并告诉杜老师他还用自己平日节俭下来的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预订了一套《百科小丛书》。望着聂荣臻，这位曾是前清秀才的杜老师，满意地笑了。

吴著之老人，曾是当年聂荣臻在江津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位与聂荣臻同窗时间最长的人。国文老师杜文运就是吴著之的舅舅。1988年，吴著之老人在回忆当年与聂荣臻同窗苦读的情景时，满怀深情地说：

“我和聂荣臻元帅同读两年书，对他的品德、为人、学习可以用三句话12个字来概述，‘乐于助人，和蔼可亲，勤奋好学’。”

“聂荣臻善于读书，又广于读书，他的作文不仅内容丰富，篇幅也多，我舅父(指国文教师杜文运)非常喜欢他，常将他的作文带到班上念读，边读边赞赏。评议后再缮写，和其他优秀作文一起张贴在中堂墙上，使其他同学观摩阅读，我从中也受到很大启发。”

聂荣臻对英文也很感兴趣。这对他来说是一门新课，因此，很下功夫。他和同学们为了把英文学好，坚持每天早上读英文，常常三三两两在一起听写、默写和纠正发音。

一次上数学课，一位同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室中男女杂坐，男子目中所见，男女相等，女子目中所见，男倍于女，问男女各多少人?”数学老师听到这一问题后，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让同学们自己来解答。一时间，众说纷纸，找不出确切的解题方案。

突然，聂荣臻站了起来，他对教师和全班同学们说，解题应在“目中”二字上作文章，目中能看见他人，不能看见自己。

在聂荣臻的提示下，同学们很快列出了解题的方程式。

上生物课时，同学们经常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的祖先是猿，猿的祖先又是谁？现在的猿猴还能不能进化为人类？”等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一次，聂荣臻又听到同学们在争论这一问题，就走上前不慌不忙地说：“大家讲得都有道理，但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认为生物是在不断演变进化的，例如，鸡的祖先是野鸡，野鸡又是从鸟类进化而来的，如果仅仅局限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矛盾争论，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听聂荣臻这么一说，争论的双方都认为有道理，于是大家放弃争论，从生物进化论的根本规律上寻求答案。

由于聂荣臻一贯勤奋好学，无论读私塾，还是上小学、中学，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而且养成了做任何事情总是严肃认真，勤于思考，务求弄清事物全部详情的好习惯。

时过境迁。聂荣臻元帅对当年的母校，始终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1986年在江津中学建校80周年校庆时，聂荣臻元帅亲自为母校题词，并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代他给母校回了信：

“……望全校同志集中精力，锐意革新，扎扎实实地把教育质量搞得更好，把学校管理得更加科学有秩序。为四化建设培养出大量的品学兼优的合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