髫发立志，白首不衰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场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和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破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戎马一生的聂荣臻元帅也没有能幸免“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炮轰聂荣臻”、批判“化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把聂帅纠缠得不可开交。然而，接近70高龄的聂帅髫发厉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依旧眷恋祖国的科技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仍然心系党和国家大事。张爱萍将军在《长相思·痛悼聂帅》中写道：事难忘，情难忘，白骨妖魔乱国纲，“翻案后台”我愿当，浩然正气张。

元帅“大闹怀仁堂”，“大闹京西宾馆”。

中南海，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在此工作，在此生活。中南海怀仁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的庄严场所，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授勋仪式就是在怀仁堂举行的。

京西宾馆，是军界要人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

为何出现元帅“大闹怀仁堂”、“大闹京西宾馆”？为什么毛泽东又说“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呢?

这两个所谓“大闹”，都关系到聂荣臻、也是牵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根敏感的神经。那是共和国元帅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参与的“大闹”。

事出有因。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出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取消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紧急指示发出以后，军队也开展了踢开党委、直接依靠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军队的各项工作受到很大冲击。看到这种现象，聂荣臻心里很不满意。

1月下旬，军委一些领导人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中有人说，军队相继有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不仅个人的财物被抄走，装有重要文件的保险柜也被砸开，许多文件被抢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聂荣臻到会了，叶剑英等人也到会了。将军们听到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非常气愤，叶剑英元帅气愤得拍开了桌子，拍断了手指……

另有一些入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元帅们“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当时不了解真实情况，感到生气。

中央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碰头会。很有意思，每次“碰头”时，聂荣臻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四位共和国元帅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往往很自然地坐在一边，““文革”派”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也很自然地坐到一边。聂荣臻心里想，这正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呀!

碰头会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京西宾馆的军委会议上，几位老帅对林彪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后，2月14日和16日，“四帅”、“三老”在中南海怀仁堂的碰头会上又毫不名气地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中央“文革”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当时，有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朱德元帅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元帅被“新老帐”一起算，又一次次地挨批斗，刘伯承元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贺龙元帅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只有林彪深得毛泽东信任。在这种形势下，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元帅同“三老”一起，在“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军队要不要稳定”三个原则问题上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陈毅元帅回顾了党的历史教训，尖锐地指出：“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陈毅元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林彪、康生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践踏党的原则的阴谋。

叶剑英元帅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帅还毫不客气地嘲弄陈伯达，指出革命不能没有党的领导，不能不要军队。

徐向前元帅在讲到要稳定军队时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康生自恃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争辩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徐帅怒不可遏：“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毁掉吗。”

聂荣臻元帅平日很少发火，看到康生一伙的嚣张气焰，聂帅忍不住了，他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你们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文革”派”在会上理屈词穷，就在会后做手脚。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在与江青密谋以后，到毛泽东那里告状。2月]8日晚上，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四帅”、“三老”。

从2月15日到3月18日，中央七次开会，称“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聂荣臻也以“二月逆流”的罪名错误地受到批判。炮轰、纠缠，使聂帅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一天，康生别有用心地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其实，“不教而诛“”是聂荣臻讲的。

按照康生的说法，聂荣臻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围绕“二月逆流”问题，林彪再一次搞阴谋活动，毛泽东也讲了话，这是一次很关键的讲话。

会前，林彪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精心策划，把聂荣臻编到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里。陈伯达在这个组里煽风点火，发动组里的其它成员站出来同老同志进行斗争，挑拨大家同聂荣臻的关系。但是，组里那些在不同时期同聂荣臻共过事的老部下非常了解自己的老首长，没有让陈伯达的阴谋得逞。

会上，林彪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进行“严肃地批判”，把“二月逆流”说成是“严重的反党事件”，他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二月逆流”是最典型的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它是要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康生、江青等人也借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围攻聂荣臻。聂帅对此不予理睬，他心中着实为全国当时的形势而担忧。

“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使林彪成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满以为他攻击“四帅”、“三老”的那番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但毛泽东终究是历史中的伟人，会前，尽管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不断在他面前告状，造谣诬蔑，捏造出许多所谓“事实”，但毛泽东就是不说聂荣臻可以打倒，就是不说“四帅”、“三老”可以打倒。毛泽东心里明白，他不表态，林彪、江青一伙就不能把“四帅”打倒。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那位亲密战友对“二月逆流”的批判，毛泽东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以前我不大了解，现在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后来，毛泽东还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老帅们有气，发点牢骚，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是为“二月逆流”平反，聂荣臻心中的疙瘩解开了。但是，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编造谎言，把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诬蔑聂荣臻在进行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活动。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掌握了党和国家相当一部分权力，他们迫害老帅的阴谋对聂荣臻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阻止聂荣臻同叶剑英接触。

十二中全会结束不久，聂荣臻患肺炎，整天高烧不退，不得不住进解放军301医院。他心里明白，这次发病，同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关。八届十二中全会，实际上是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他心中像塞了一团棉花，十分苦恼。当时，刘伯承也在301医院住院。有一天，两位老帅在院子里相遇，刘帅关切地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聂帅听了顿时觉得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紧紧握住刘帅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叶剑英得知聂荣臻患病住院的消息后特地到医院看望老战友，却不允许他去探视。在林彪眼里，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一起，就会“进行反党活动，就会揭露他林彪的阴谋活动，这是林彪和江青都不能容忍的。但是，林彪一伙也许想不到，聂帅和叶帅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不是林彪的魔爪所能干预的。叶剑英给聂荣臻的夫人打电话说：“请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第二件事是借传达毛泽东的批示之机警告聂荣臻。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这条保护老同志的批示很恼火，但又不敢不传达。1月5日晚上，黄永胜和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向聂荣臻元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同时也传达，林彪的话：希望把身体搞好，法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什么“新的障碍”?这是明目张胆的警告。元帅心里很清楚。

患难识朋友。聂荣臻和叶剑英这两位元帅在战乱和忧患中结成的友谊，绝不是林彪之流所能破坏的。在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两位老帅互相支持，合力抗争。特别是在那场惊心动魄的粉碎“四人帮”的战斗中，聂荣臻和叶剑英互相配合，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新的功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邓小平也在震惊中外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之后被黜，毛泽东的病情日益严重，而“四人帮”更加横行肆虐。那些日子，聂荣臻寝食不安，每当想到天安门事件遭到残酷镇压，想到邓小平的困难处境时，聂师更加痛心疾首。夏天，聂帅来到西山，选择靠近叶剑英元帅的一号楼“避暑”。

一号楼依山傍水，隐蔽在林荫深处。聂荣臻到西山，名义上是避暑，实际上是要同多年来生死与共的叶剑英元帅聚会，是要与叶帅商讨与“四人帮”斗争的“国之大事”。

如何对付“四人帮”？这是聂荣臻萦绕于怀的一块心病。那些天，他同叶帅朝夕相处，虽然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但谈论最多的是当时犯忌的那个题目。

“那几个人闹腾得越来越凶了，一定要想个办法，解决他们。”聂荣臻几乎是贴着叶剑英的耳朵小声说。

“是呀，我也在考虑。现在主席还在，主席多次说要解决他们”。

“主席的病越来越重，顾不到了。那几个人‘挟天子以令诸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干出来的。”

“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台了，还有许多老干部，包括我们俩，都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我们个人的事小，关键是军队，军队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控制。我们也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为了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祸国殃民了。”

叶帅想起了“投鼠忌器”的典故，主席还在，为了照顾主席的健康，对那几个“宠臣”暂时还不好办啊!

聂荣臻也觉得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难度比较大，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解决她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要考虑到毛泽东及各方面的影响和后果。但是，难办也总得办呀!中国历史上后妃作乱的事太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决不能让封建帝王的历史重演。想到这里，他对叶剑英说：“解决这件事情是有些棘手，恐怕用正常手段解决是不行了，总得尽快想个妥善的办法。”

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更加猖狂。聂荣臻忧心忡忡，深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9月的一天，杨成武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见到这位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部下，感到分外亲切。两人从军队和全国面临的严重形势谈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埋在腹中的话匣子打开了，就像雨后的山涧溪水，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愤怒。临别前，聂帅对杨成武说：“成武同志，你马上到剑英那儿去转告一声，‘四人帮’这一伙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他多费点心，要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这一伙人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蛮不讲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深知这是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立即就去找叶剑英元帅。叶剑英觉得聂老总想得周到，马上找华国锋、李先念等人商量，采取了相应措施。

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后，杨成武又来到聂荣臻的住处，说：“聂总，叶帅要我来告诉你，他那里已经商量好了，请你放心。”

聂荣臻微微点头，有叶帅这句话，他放心了。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0月7日。这是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一天。

火球般的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射出一道道强烈的金光，像是在欢笑，也像是在藐视那层淡雾的不堪一击。蔚蓝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越发显得深邃无边。渴望安定团结的人们终于送走了黑夜，迎来了黎明。聂荣臻感到万分喜悦，情不自禁地向中央写信：“四人帮”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康生要找杨成武的“黑后台”，毛泽东说：

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是聂荣臻。

1968年春，聂荣臻住在京西30里外的西山，住在中央军委开辟出的一块军事“禁区”中的1号楼。

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宽敞大院，大院四周，有一道用青灰石砌起的齐身围墙。院里有生长多年的柏树和榆树，也有一些苹果树梨树。初春时节，院子里花朵盛开，满园芬芳，已是一个绿色的世界。平日，聂帅经常在院子里散步，瞭望四周的远山层林，倾听山间的流水鸟鸣。3月8日聂帅忽然觉得左胸压抑、胀痛，心脏病折磨了他三天三夜。

3月22日夜，聂荣臻的病情稍稍好转。秘书来告诉他，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严吏错误，他们都被撤消了职务。抓杨成武的那天晚上，连他的邻居、徐向前元帅家里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哨兵都事先换掉了。气氛很紧张。

聂帅听了，好半天才问：“那么，总参谋长呢？”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秘书走了。聂荣臻心里翻江倒海。他身为军委副主席，对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事前竟然毫无所闻。他想到这支人民的军队，想起了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战友……

3月24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会前，林彪一伙连续三次打电话给聂荣臻，要求聂荣臻到会。聂荣臻的心脏病还没有完全恢复，无法到会，不得不请假。会议一直开到25日凌晨一点五十分，“二月逆流”的成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今天又变成“杨、余、傅”的黑后台了，他们虽然都是政治局委员，却一律坐在台下，不准上主席台，其它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坐在主席台上。这样安排，真费了林彪的一番“苦心”。

第二天，叶剑英元帅来访。叶帅问候聂帅的病情之后说：“林彪昨天晚上那个讲话我听得清楚，他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意讲到了晋察冀，似乎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

“那是对着我来的。”聂帅说。

叶帅想了想，又说：“康生别有用心，他在会上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聂荣臻说：“他们一唱一和，是要借机打倒一批老同志，好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也是在这一天，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吴法宪担任了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是以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军委的很大一部分权力被林彪一伙控制。

4月，聂帅办公室没有收到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发送都有严格的规定，同职务、地位密切相关。传阅文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待遇。文件也被看作是一根十分敏感的政治“神经”。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林彪曾经要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停发给聂荣臻、叶剑英、陈毅等人的文件，杨成武请示周恩来以后，文件照送。这件事使林彪对杨成武十分不满。现在，有关文件和电报都停发了，聂帅感到林彪一伙已经对他们采取行动了。秘书感到咽不下这口气，聂荣臻却说：“管他呢，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明白谁是‘黑后台’!”想起叶剑英那天讲到的“晋察冀山头主义”，聂帅又感到这件事情非同一般。

4月6日，聂荣臻给叶群打电话。叶群当时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军队的许多事情都要通过叶群才能到林彪那里。毛泽东曾经反对自己的老婆担任办公室主任，林彪这个口头上最忠于毛泽东的人还是这样做了。慑于叶群的淫威，林彪把许多权力都“下放”给老婆了。聂荣臻很少同叶群联系，这次打电话，是由“杨余傅事件”引起的。聂帅责问叶群：“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是指谁？”

叶群这个女人动不动就耍无赖，凭着“林副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她把黄永胜、吴法宪一伙人玩得团团转，但对于德高望重的聂帅，她深感畏惧，她知道自己肚里有多少货。她在电话里怯生生地说：“聂老总，这件事并没有点名嘛!”她不敢说杨余傅的“黑后台”就是聂荣臻，也没有说聂帅不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聂荣臻感到问题严重，聂帅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最反感什么“山头”啦、“宗派”啦，当年在长征路上，他就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军队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现在，林彪一伙不但要打倒杨成武，还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要批判“晋察冀山头主义”。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他想找毛泽东，毛泽东了解晋察冀，也了解他。这时候，只有找毛泽东，才能辨明是非。

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回顾了以往他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也说明了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他要求见见毛泽东，当面谈一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觉得应该这样做。

毛泽东看了聂荣臻写的信，沉思良氏批下十六个字：”荣臻同

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毛泽东把林彪一伙叫嚷的“晋察冀山头主义”看作是谣言。

聂荣臻心里有数了，林彪搞的那一套，并不代表毛泽东。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不能代表毛泽东。

但是，林彪并不罢休，他们一伙利用当时的群众运动，一次又一次地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挑动“红卫兵”和军内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炮轰聂荣臻”。批判杨成武时，矛头也直指聂荣臻。

聂荣臻觉得有必要直接找林彪。平津战役以后，他同林彪的接触渐渐少了。全国解放，林彪长期小病大养，没有怎么工作，但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却特别积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959年8月以后，军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林彪主持。他同林彪虽然三次共事，长达四年半，但平日来往很少。4月16日，聂荣臻去找林彪。他问林彪：“为什么要把杨成武打倒?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

林彪阴阳怪气，半晌才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

聂荣臻一听，心中觉得可笑，又说：“你是副主席嘛，杨成武不到你这里来，你打个电话他会不来？”聂荣臻在想：杨成武不听你林彪的话，这也成了把他打倒的罪状?

江青同林彪一唱一和，早就想找个理由整整聂荣臻，只是苦于无从下手。这次，林彪在整杨成武的“晋察冀山头主义”，江青也趁机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整郑维山的“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这个人，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露一露“峥嵘”，她靠着毛泽东这棵大树，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肆无忌惮地说：“聂荣臻这个人在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华北的山头主义是有历史的，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华北山头’的这些人以聂荣臻为‘黑后台’，反对林副统帅。”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林彪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死党离职反省，交待问题。江青竟然别有用心地说：“聂荣臻那个‘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

聂荣臻哭笑不得，毛泽东身边有这么一个女人，使这位老帅深感担忧。

毛泽东不信江青那一套。有一次，毛泽东当着聂荣臻的面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后来。毛泽东也承认“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个事件是林彪搞的。毛泽东还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并先后恢复工作。到这时候，杨成武、余立金、博崇碧三人已被拘留监禁了六年多，杨成武一家还被整死3个人。

随着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垮台，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问题也澄清了。1979年12月，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聂荣臻元帅心中的那个疑团完全消散了。

由于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聂帅的身体渐渐虚弱下去。他终究是从战争的磨难中走过来、为党为祖国奋斗了70多个春秋呀！

林彪对曾经长期与自己共事的聂荣臻元帅的迫害，是不择手段的。

1969年10月18日，黑龙江、乌苏里江那边的枪炮声已经消失，聂荣臻突然接到“疏散”到郑州的紧急通知，并且要求在两天以内离开北京。聂荣臻有些纳闷，他要秘书问清楚“疏散”的理由，元帅还是当年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那种作风，凡事都要心中有数。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秘书转告这句话的时候，面有难色。聂荣臻想到，既然是战备，就不如“疏散”到河北去。郑州那个地方，他不太熟悉，晋察冀那块地方他转战多年，如果真的打仗，可以多为国家出一把力。

军人嘛，说走就走。聂荣臻带着铺盖卷，同一名随员一起“疏散”到邯郸，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后来，聂荣臻才知道，这是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使全军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第一个号令”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二月逆流”成员和老帅们大多被“疏散”离京。朱德和李富春“疏散”到广州从化，叶剑英“疏散”到长沙，陈毅“疏散”到石家庄，徐向前“疏散”到开封，刘伯承“疏散”到汉□，彭德怀元帅和贺龙元帅被关在监狱里，共和国健在的9名元帅有8人被“硫散”和关押，只剩林彪一人在北京。这就便于林彪进行阴谋篡权活动了。

“疏散”到各地的老帅的接待原则被内定为“不冷不热，偏重于冷”。这一“冷”，实际上等于是让他们过半囚禁的生活。朱德在从化，住处周围风景很好，但朱老总却不能越过楼前的那座桥，无缘欣赏从化风景。徐向前在开封，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哪里也不让去，身边也没有可以随便说说话的亲人。聂荣臻却“得天独厚”，邯郸的许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他们同聂司令员一起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现在见到聂帅，都比较客气。聂帅住所的隔壁就是公园，每天早晨，聂帅还可以到公园里去散散步。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了。

第二年初春，聂荣臻患了皮肤病，全身奇痒，坐不安，睡不着。聂帅找人从北京弄去一些药，简简单单地进行治疗，效果也不好。患难之时，聂荣臻想到了周恩来，他不得不把病情如实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知道后，心里很难过，亲自给聂荣臻打电话：“聂老总，你回来吧，到北京后抓紧治疗。”

“五一”劳动节那天夜晚，聂荣臻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广大劳动人民共度佳节。毛泽东走过来，亲切地问聂荣臻：“荣臻同志，身体还好吗？”

聂荣臻回答，“皮肤病，顽固呀，经过治疗，好多了。谢谢主席关心。”

毛泽东说：“荣臻同志，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聂荣臻注意到了，林彪就在毛泽东身后。毛泽东说这段话时，林彪的脸色阴沉沉的，像是被人重重地抽了一鞭。

元帅关注珍宝岛。办公室改成蘑菇培育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聂帅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外出活动少了。但是，戎马一生的元帅仍然心系党的事业，念念不忘国家大事。1987年主动请退以后，聂帅在遭受时好时坏的疾病折磨中，还念念不忘国家改革开放的大业，天心澳星发射和警卫战士的成长，关心安徽的水灾和北方的旱情……

1969年初，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联边防军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事件，那些天，聂荣臻最关心的就是珍宝岛。

珍宝岛是一个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1951年以前，这个岛的北端是与中国大陆相连的，由于滔滔江水长期冲刷，才形成小岛。现在，枯水季节小岛仍与中国江岸相连，边防的村民还可以徒步上岛。这个岛两头尖，中间宽，很像中国古代的元宝，因而称为珍宝岛。由于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人在岛上建房、捕鱼和种菜，当地也称作“张盖岛”和“翁岛”。岛上的小湖与乌苏里江相连，是鱼类的天然繁殖场所。多年来，珍宝岛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从1967年开始，苏联边防军多次入侵珍宝岛，进行挑衅活动。1969年，苏军的挑衅愈演愈烈。聂荣臻注意到，头两个月苏军的挑衅就达8次之多。

1月4日，中国登岛巡逻的小分队遭到30多名苏联边防军人的干涉和拦阻，强迫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离开该岛。

1月6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入侵该岛，抓走两名捕鱼的中国公民。

1月23日，76名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人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上执巡的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围攻、毒打中国边防军人，20多名中国边防军人被打伤，其中有9人被打成重伤。

2月6日至25日，苏联边防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人员。

聂帅感到非常愤慨，中国的神圣领土岂容他人侵犯？国威何在？军威何在？

就在国内局势混乱、边疆苏军压境的严峻时刻，聂荣臻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他考虑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问题。

好，极好。聂帅不仅感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对他的无限信任，更为有机会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出力而无比兴奋。

这一天，聂荣臻满怀激情来到中南海。陈毅元帅、叶剑英元帅和徐向前元帅也先后来了，党中央把他们四位老帅请到一起，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由陈毅元帅牵头，研究国际形势，向党中央提出我国国防战略的建议。聂荣臻同所谓“二月逆流”的伙伴们虽然已经蒙冤受屈，但对于研究国际形势，特别是对苏军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极为关心。他们每周都在中南海开会座谈，主要建议由熊向辉整理后，上报党中央。

对于珍宝岛问题，聂荣臻与其他几位老帅一起研究讨论以后，整理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就作战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3月2日，当中国边防部队冒着零下27摄氏度的严寒，按惯例分成两个小组在珍宝岛上巡逻时，苏联边防军70余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带篷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珍宝岛上游急速驶入珍宝岛、突然向中国边防军的巡逻分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扫伤我军战士6人。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激战一个多小时，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

3月15日凌晨，苏联边防军60多名步兵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入侵，以后又连续出动坦克和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扑向珍宝岛南端，窜入中国江叉。中国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军激战近9个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忠诚保卫者。

世界森林中的那棵“珍宝树”神圣不可侵犯。

后来，聂荣臻又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一起，深入全面地研究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向党中央提出了缓和中美关系，开创外交新局面的建议。这一建设性建议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被中央采纳。

于是，基辛格博士多次秘密来华，他的公开身份是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总统踏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同周恩来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

1978年，聂帅已经接近80高龄了。

一个春秋接着一个春秋，60年代过去了，十年浩劫也过去了。时光流转，阴霾扫尽，祖国大地又是鸟语雁鸣，百花盛开，又是春回人间。

8月4日上午，聂帅神采奕奕，步入人民大会堂。今天，聂帅代表中央军委将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民兵，作为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它要执行军事任务，需要按照军队序列编成班、排、连、营、团等军事组织，但它又是不穿军装、不吃公粮的群众组织。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民兵建设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聂帅难以忘记，那几年，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在反党乱军的同时，大搞“第二武装”，“全面改造民兵”，组织什么“民兵指挥部”，妄图把民兵和解放军对立起来，分裂我国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两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四人帮”直接指挥部分民兵，带着木棍，对广场上的革命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当然，广大民兵对“四人帮”企图全面控制和“改造”民兵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斗争，同全国人民一起把“四人帮”押上了历史审判台。历史事实表明，对民兵武装绝不能掉以轻心。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召开全国民兵工作会议，聂帅觉得这个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思想。

庄严的大会堂里，回响着聂帅铿锵有力的声音：“我国民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创建的，是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哺育下，在同国内外强大敌人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一贯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星星之火能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就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战争。”

聂帅回想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看到了毛译尔在井冈山播下的武装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种；看到了赤卫队、少先队、工农暴动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同地主武装和反动军队之间进行的殊死搏斗；看到了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在日寇残酷的“三光”政策面前，配合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反“蚕食”、反“封锁”、反“扫荡”的人民游击战争；看到了解放战争中550万民兵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跋山涉水，奋勇支前的那股滚滚洪流。几十年革命战争，中国的民兵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在未来战争中，民兵还有没有用呢？聂帅响亮地说：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这是我们最直接、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我们要战胜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人民战争。”

在讲到军队与民兵的关系时，聂帅远见卓识，他说：“未来反侵略战争，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民兵的战略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民兵的作用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更加依赖于人民群众，更加依赖于民兵。离开了民兵，军队就成了‘独臂将军’，成了无源之水，就失去了进行人民战争的基础。重视民兵建设，这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民族存亡的大问题。”

1985年，聂帅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行动也不十分方便了，但他心中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也非常关心身边的警卫战士。

一天，聂帅在院子里散步，偶尔同警卫战士聊聊天。当聂帅得知有位警卫战士的家乡依靠培育蘑菇致富时，心想，养蘑菇成本低，见效快，也不难学。警卫班的战士们长年累月在这个院子里值勤，应该让他们学一门技术，以后复员回家乡，也有一技之长，也可减少后顾之忧。就对那个战士说：“下次你回家，带些蘑菇菌种来，大伙儿都学学蘑菇栽培，好吗？”

那战士听了，深深为聂帅的一片深情所感动，马上写信，要家里捎来几十袋蘑菇菌种和培育蘑菇用的棉籽皮。

当战士们喜滋滋地把棉籽皮和麸皮搅匀，准备育苗时，却为没有合适的地方而犯难了。聂帅知道后，马上要办公室的同志腾出一间房子，作为警卫战士的蘑菇培育室。战士们高兴极了，都说：“这下好啦，帅园中也有一块育才基地啦!”

第一批菌种撒下去了。数天以后，那黄色的小蘑菇终于抬起了“脑袋”。可惜，这些“小脑袋”太少了。生长也特别慢。战士们难免有些失望。

聂帅却说：“第一次就育出了蘑菇，这就是成绩。不要灰心，接着试验。”聂帅还让办公室的同志去购买《食用菌栽培技术》、《棉籽皮培育白平菇技术问答》等书刊和资料，还把平时浇花用的喷水壶也送给警卫战士。

欣喜之中，战士们又把蘑菇菌种播下了，聂帅还不时地让秘书和警卫参谋询问温度是否适宜，水洒得多不多。每当此时，战士们心里都有一股说不完的感激之情。

一个多月过去了，战士们培育的蘑菇生长得又大又嫩。收获那一天，大家采撷了一捧最大最好的蘑菇送到聂帅跟前，异口同声地说：“首长，您一定要尝尝我们自己栽培的蘑菇呀!”

聂帅听了，慈祥地笑了。

聂帅晚年，年高多病，很少外出，但他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心连心。

1991年上半年，安徽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水灾。聂帅知道后，每天都要秘书给他念国家防洪指挥部的灾情通报，要询问受灾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一天，他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年事已高，难以到灾区慰问了。你们把我的那些新衣服和新被褥找出来，捐献给灾区人民，让他们御御寒。再捐2000元钱，表表我的一点心愿。”

当聂帅得知灾区人民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心下，生活安定，生产热情高涨时，元帅放心了。

那些天，聂帅特别注意窗外纷纷扬扬的雨幕，他对秘书说：“这几年北方一直干旱，不知道现在旱情有没有缓和？”

“北方广大地区已经普降春雨，小麦和其它农作物长势良好。”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聂帅长舒了一口气。

邓小平巡视南方以后，聂帅一遍又一遍地要秘书朗读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没有听清楚的字句，聂帅都逐一询问。有时候，聂帅边听边说：“小平同志了不起!了不起!”

工作人员告诉聂帅，澳大利亚的卫星已经运到发射基地，将由中国发射。聂帅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有利于发展我国的航天技术。临近发射的日子，聂帅天天询问。澳星发射受挫后，聂帅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把国防科工委的同志请来，鼓励他们说：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严格把关，再接再厉。

在病重时刻，聂帅还关心北京市民的衣食住行，询问北京的城市建设，关心党史、军史的研究工作。有一天临睡前，他还问到军事文选的编辑工作，问到有关我军创建的几篇文章是否收进文选，那是他参与创建人民军队的经验总结。

当秘书告诉他，文选正在印刷，很快能出版时，聂帅高兴地点点头，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聂荣臻军事文选》，这是聂帅留给党和人民的重要财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元帅说出了自己的遗愿。

“我已经93岁了，入党70年，从没脱离过党的岗位，为党奋斗终生。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正确，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正确。我很想多看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衷心地希望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地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衷心地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更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