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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亲临晋察冀,将军情系城南庄

发布时间:2017-09-06 14:02   作者:   来源:   点击数:2960

1948年,毛泽东来到晋察冀的阜平县城南庄。江青也来了。

时间过了20年。江青突然口出狂言:晋察冀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城南庄的特务电台就设在聂荣臻的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好一支毒箭!

晋察冀,抗日战争中的模范根据地,在解放战争初期是怎样树起自己的丰碑?怎样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呢?

蒋介石玩弄笔墨把戏,调出傅作义五万兵,

聂荣臻坦然放弃两个重镇:集字、张家口。

1946年8月2日,聂荣臻刚刚同战士们一起欢渡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就从张家口赶到山西阳高,出席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联席作战会议。

蒋介石对晋察冀早已虎视耽耽。全面内战爆发前后,蒋介石调动胡宗南的第三军从兰州、西安乘车东进,占领石家庄、正定,从南面威胁晋察冀;命令阎锡山调部队抢占太原、大同地区,从西面和西南面逼近晋察冀;命令孙连仲指挥部队抢占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从东往西压向晋察冀;命令傅作义抢占绥东、绥南、察西、察北的广大地区,把矛头指向张家口。这么一来,张家口就受到敌人东西两面的夹击,一场大搏斗的序幕拉开了。

阳高会议,罗瑞卿、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和晋绥野战军的张宗逊副司令员都出席了。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了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的设想,决定先解除西顾之忧。

大同我国著名的煤都,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城西北山岳拔起,蜿蜒至城东,山岳像一把圈椅似的把大同拱卫着;城东有一条御河,四季流水。大同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把大同当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会上,一听说要举行大同、集宁战役,大家的热情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敌人在大同经营多年,工事复杂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都 筑有明暗堡垒,战役发起前,一定要把敌人的工事搞清楚。”

“别看大同及其外围有近两万敌人,都是些七拼八凑的部队,成份复杂,战斗力不强,我们不用把它想象得那么难啃。”

“两个军区联合作战,关键是要配合好。”

聂荣臻说:“这次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由晋绥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和晋察冀野战军罗瑞卿副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现在已有六个旅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集结完毕,我们准备用10天左右的时间歼灭大同外围的敌人,完成攻城准备,尔后用半个月至20天的时间攻下大同。”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大同这个城市,阎锡山和傅作义都很重视,中央军委特意来电指出,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同时要注意对傅作义部队的增援。因此,不仅杨得志的纵队要隐蔽在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还得估计到打傅作义的援敌。”

阳高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回到了张家口。攻歼大同外围的战斗进展不顺利。大同外围的敌人大部分缩踞在城关及郊区,我军虽然经过相应准备,由于部队缺乏攻坚经验,兵力、火力不集中,进展缓慢,直至9月4日,大同城郊的据点才一个一个地啃下来。

正当我军集中力量,提出“进大同、吃月饼”的口号,准备攻城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舍不得大同这个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增援,傅作义却迟迟不动,因为大同是阎锡山管辖的地域。一名幕僚见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总裁,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了。”

蒋介石听了,脸上不为所动,心里却暗暗叫好。他立刻签发一道命令,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

蒋介石这一手立竿见影。傅作义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第三十五军3万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倾巢东犯,企图经过集宁南援大同。因此,大同前线指挥部临时决定先消灭增援的敌人,然后攻取大同。

9月7日,敌人从卓资山向集宁进犯,我军以3个团守城,主力部队五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拟乘敌人进攻集宁时突击其侧背。但是,由于我军侦察不细,通讯联络不顺畅,没有发现敌暂编第十一师、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从铁路北面秘密东进,在集宁西北集结。当发现这股敌人时,指挥部急忙把主力部队的五个旅调往集宁。

塞外九月,夜晚已经结冰了。身穿单衣的战士们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10日,敌人秘密东进的三个师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发起攻击,虽然一度攻占我卧龙山、南营房等地,最终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经过一天两夜激战,敌被歼5000多人,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如果我军一鼓作气,就能全歼这股敌人。

但是,我军前线指挥部没有完全掌握集宁的敌我情况,一天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去围歼来援的敌第一0一师。这就给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及第十一师残部以喘息和整顿的机会,并于12日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

这么一来,我军就难以歼灭集宁之敌了,遂于13日晚撤出集宁。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也不宜再攻了。

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中,我军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战后,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得意忘形地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0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0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国民党的报纸、电台对这次战斗大肆喧嚣,不可一世地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

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怒火胸中烧,愤慨之极!朱德总司令曾经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这封信后来在《解放日报》上登出来了,许多同志看了这封信,激愤地流下了眼泪。

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总结这次战斗时,一方面看到了战斗失利以后的不利局面,认为“集宁战役是带有战略性质的。这个战役我们没有消灭傅作义主力,形成了目前的形势,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希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是很多的,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下来。《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聂荣臻还特别指出,“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一切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大发扬。”

在华中战场上,华中野战军以19个团的兵力在粟裕司令员和谭震林政委的指挥下,同优势敌人连续进行七次战斗,先后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被誉为“七战七捷”。中央及时总结了华中战场的经验,并“希望各区仿照办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却指挥7个师,从8月21日起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9月初,敌第十一战区也集中兵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集宁一战失利,华北的敌人就必然要向张家口进攻了。

大同撒围以后,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奉聂荣臻的命令,与随行人员分乘两部汽车,急奔张家口。一路上,杨成武看到辚辚作响的大车队伍、毛驴驮子往张家口外搬运东西,心里像压了一块铅。车进张家口城,杨成武注意到街上的群众都有一种凝重的神情,往城外运送物资的队伍虽然没有半点慌张,但精神上却有一种压抑感。杨成武对司机说:“先到聂司令员宿舍。”

聂荣臻考虑到晋察冀野战军主力经过晋北、大同、集宁战役, 部队损耗较大,需要及时补充、整顿。张家口地处要塞,敌人有非得不可的野心。东面孙连仲的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四军已经 沿平绥路向怀来进犯,西面傅作义的四个师两个旅已经集结于集 宁、大同一线,随时可能东犯;这些天,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地对张家口进行轰炸扫射。如果一味固守张家口,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 多路强攻,那时候,晋察冀军民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 对抗,就会陷入被动。因此,聂荣臻问中央军委建议,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中央军委完全赞同聂荣臻的意见,并且根据苏中的经验强调指出,晋察冀主力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但是,许多指战员舍不得放弃亲自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的张家口,舍不得放弃晋察冀解放区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连党政机关的有些同志也有不同想法。聂荣臻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做些工作。杨成武已经是他召到身边的第三员大将了。

车一停,杨成武就急步流星地奔往聂荣臻的宿舍。在一间简易的平房里,聂荣臻躺在一张帆布躺椅上,躺椅旁边摆着一个小方凳,方凳上放着一张地图和几份电报。小平房里一片静溢。西线失利,大兵压境,机关撤退……聂荣臻依然安若磐石。看到司令员稳重老练和异常沉着的场面,杨成武似乎感觉到胜券在握了。

“司令员,我来了。”杨成武敬一个礼,大步跨进屋。

聂荣臻坐起来,示意杨成武坐下,先问了问大同撤围的情况,又谈到主力转移。

有人提出,张家口不应诊放弃,要敢于与敌对垒。当年冯玉祥就固守过张家口。

“我们不能背这个包袱!”聂荣臻操着四川口音,再次强调他的决心。“战争是长期的,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这不是说轻易放弃一切城镇。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膀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决不能轻易放弃。敌人进攻张家口,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时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坚守。现在敌人几路同时围攻张家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这个包袱呢,撤离张家口,就把这个包袱丢给了敌人,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杨成武很高兴地说:“这么一来,我们还可以利用张家口作钓饵,集中主力部队歼灭敌人的一路,得手后再歼灭另一路。就像主席说的:今天歼灭你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明天歼灭你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一个一个地啃,积小胜为大胜,张家口将来还是我们的。”

聂荣臻倚着床,声音不高,侃侃而谈,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承德失守以后,冀东的大部分城镇和要点也被敌人控制。国民党军队占领集宁、承德和冀东各县城以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决心“彻底摧毁匪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垣(即张家口市),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吹嘘胜利,急于想打通平绥铁路,抢先占领张家口。于是,命令第十一战区李文兵团的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军分别从南口和怀柔地区沿平绥铁路向怀来发动进攻;命令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所属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1个骑兵师、2个骑兵总队零2个旅在集宁、大同一线待机行动,摆出了一副东西对进、会攻张家口的架势。

聂荣臻深知蒋介石和傅作义之间的矛盾很深,看到李文兵团和博作义东西对进,心中暗暗高兴。原来,蒋介石另有一张如意算盘,他知道聂荣臻不会再坚守张家口,就要其嫡系李文兵团抢先占领张家口,不让张家口落入傅作义之手。傅作义为了向华北腹地发展,也摆出了一副争夺张家口的架势,但深知聂荣臻指挥灵活,也不敢贸然东进。聂荣臻看透了敌人的“谱”,决定利用蒋、傅之间的矛盾,在撤离张家口之前抓住机会多歼灭敌人。

聂荣臻判断东线李文兵团的第十六、第五十三军可能全力西进,在东线敌人未攻下怀来之前,西线的傅作义是不会轻易东进的。因此,聂荣臻决定以八个旅的兵力隐蔽集结怀来以南地区,待机出击,还动员了附近许多民兵参战;把军区直属的第四纵队留在天镇、阳高地区,准备抗击大同、集宁方向敌人的进攻。

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平绥路作战,保证我军顺利从张家口撤退,聂荣臻让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和冀晋军区政委王平指挥6个旅的兵力,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

9月29日,李文兵团的四个师在370多架次飞机和数百辆坦克的掩护下,趾高气扬地向怀来发起进攻。当地面部队遭到我军阻击时,敌人的飞机对我军阵地、交通线及后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10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晋察冀军区,提出“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据此,聂荣臻又相应调整了部署,使蒋介石的嫡系李文兵团遭受重大伤亡,才进至东、西花园等地。

对于这个进攻速度,蒋介石很不满意。为了避免在国民代表大会上丢丑,蒋介石又派出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到南□,部署新的进攻。陈诚别出心裁,调敌第94师主力从北平附近经横岭向怀来迂回。对于这一招,聂荣臻早有准备,很快调杨得志、苏振华指挥五个旅零一个团在敌行进途中两次设伏,痛痛快快地歼灭了1600多敌人。

蒋介石眼看着让李文兵团抢先占领张家口的愿望要落空,又故伎重演,手写一纸命令,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傅作义管辖。

在西线按兵不动的傅作义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我军激战,受到重大伤亡,无法接近张家口,正暗暗得意时,接到蒋介石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命令,不由得冷笑一声,迅速调集两万多部队,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第二天就占领了张北。

这时候,聂荣臻才从容不迫地指挥我军全部撤出张家口。命令一下,担任掩护任务的军区教导旅询问要不要在市发电厂放置炸药?聂荣臻连忙摇摇手,说:“发电厂不能破坏,飞机场也不要炸毁,张家口及其附近的城市设施都不要破坏。部队撤出以后,群众还要在张家口过日子。撤离张家口是暂时的,不用多久,张家口还将回到人民手中;这些设施暂时留给敌人,也免得再解放这座城市时重修。”交待完这蕾话,聂荣臻才缓缓离开指挥所。

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市内闪耀着点点灯火。聂荣臻走上街头,随着往外疏散物资的胶轮车和驴驮子,随着稀稀疏疏的行人,离开了塞外山城,回到根据地去。

月亮很圆,像有送别之情。出了这座要塞古城,聂荣臻眼前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耸入高空的太平山,那古老的城堞,那缓缓流淌的大洋河……

中秋节那天,聂荣臻和刘澜涛到达西陵。夜晚,月亮亮得像一盏巨大的天灯。聂荣臻和刘澜涛一起观赏了月夜的西陵景色,十分开心、欢快。

傅作义的部队进入张家口以后,蒋介石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对国民党军队进入张家口大吹大擂,胡说什么“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反动气焰越发嚣张。为此,延安《解放日报》曾于10月13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集宁、菏泽、淮

阴以及一切失地,而蒋介石今天的一切罪恶必将自食其果。”

撤退途中,聂荣臻偶然听到有的机关干部对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上过不去,常常三三两两的议论。部队进驻涞源的那天傍晚,聂荣臻看到两名战士为张家口的弃守问题争吵起来。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说:“十四年抗战,钻了八年山沟,好不容易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张家口,为什么又要让给国民党?为什么还要去钻山沟?”有人在一旁帮腔说:“如果要我指挥,我就像冯玉祥那样,决不离开张家口”。

聂荣臻本来觉得在撤退以前已经向有关人员讲清了张家口失与得的关系,真的离开了张家口,思想疙瘩还不少,战士有看法,干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由此而缺乏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这就很不应该了。为了认清这些问题,1946年10月22日,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扩大会议。

会上,大家重温了毛泽东撰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三个月总结》等文章,聂荣臻再次谈了对放弃张家口的想法。他说:

“这场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审时度势,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是,我们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撤离张家口看得太重。”

“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处于劣势,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难以守住。如果我们把主要兵力都拖在张家口这一个城市,想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就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心撤离张家口,把这个包袱丢给敌人,回到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根据地回旋余地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嘛!”

“撤离张家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树立必胜的信心……”

涞源会议以后,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战斗序列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动员了三四万群众补充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聂荣臻真神了!正太路打出五百日本降兵,

清风店抓住三个黄埔学生,石家庄俘虏一名敌军将官。

1947年4月,刘少奇和朱德来到晋察冀唐县上碑镇。

上碑镇是一个只有数百户人家的小镇子。撤离张家口以后,晋察冀军区的领导机关就设在上碑镇。刘少奇和朱德是以中央工委的名义到晋察冀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当这两位领导人一路颠簸、到达上碑镇时,却没有见到晋察冀军区同令员兼政委聂荣臻。聂荣臻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不来迎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呢?

聂荣臻在激烈进行的正太战役的前线。

正太铁路东迄正定,西抵太原,虽然只有249公里,却在崇山峻岭间蜿蜿蜒蜒,把巍巍太行山劈成两部分。铁路沿线虽有阳泉、井陉煤矿和天险娘子关,国民党军队除在太原、石家庄两个城市部署较多的兵力以外,其它地方主要是地方保安团队,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其部队分属两个指挥系统,娘子关以东属于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指挥;娘子关以西属于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指挥。

聂荣臻深知国民党军阀之间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千方百计保存自己的实力。如果我军向石家庄发动进攻,阎锡山决不会支援孙连仲。年初在保定南北地区作战中,我军已破坏了保定至石家庄的平汉铁路,若我军进攻石家庄,北面敌人也难以顺顺当当地南下增援。聂荣臻经过慎重考虑,于1947年3月3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我即举行正太战役,目的在歼灭正太线及石门(即石家庄)外围之敌,并彻底破坏铁路,战役拟分两期完成:第一期重点于东段,以三个纵队歼石门外围之敌;第二期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在第一期完成后,如平汉北段之敌南援,可打时则先歼援敌,然后向西破击。……全战役约一个月左右完成。”为了夺取正太战役的胜利,聂荣臻要求部队开展有针对性的战术、技术训练,还亲自组织了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进行现地勘察。

4月3日,聂荣臻一声号令,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第二纵队,杨成武指挥第三纵队,向石家庄北面开进;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四纵队,向石家庄南面开进。4月9日,我军三个纵队南北配合,向石家庄外围之敌发动进攻,经过三昼夜激战,肃清了90多个敌人据点,破袭了石家庄至获鹿的铁路,歼敌第三军一个团和地方团队共1万多人。

首战告捷,聂荣臻毫不犹豫地挥师西进。第二、三纵队主力沿滹沱河两岸前进,一举攻克了井陉、获鹿等地,继续沿正太铁路两侧向西挺进,顺利攻克天险娘子关,直逼阳泉。毛泽东得知这一战况后,发电称赞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我军沿正太路不断西进,对阎锡山构成了严重威胁。阳泉是山西的重工业原料基地,是阎锡山心中的一块“肉”。阎锡山惟恐阳泉失守,命令第三十三军主力分别从太原、祁县等地乘车东援;命令独立第八、第十总队主力也急奔阳泉。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命令我军采用迂回包围、猛插分割、断敌退路的战术,以第二、第三纵队从正面抓住敌人,第四纵队从井陉地区西进,逐步压缩包围敌人。

5月2、3日,我军经过两天奋战,将阳泉、寿阳、狼峪等地的大部分敌人歼灭,只剩下狮脑山上的一支部队在负隅顽抗了。

狮脑山距阳泉4公里,是个工事坚固、地形险要的制高点。5月1日,第三纵队第八旅第二十三团就把狮脑山包围了,但一直未能攻下这个制高点。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感到有些意外,这股敌人怎么如此顽强?若是往常,他可能命令部队绕过这个据点但这时正太战役已经接近尾声,聂荣臻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他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进一步摸清敌情。

没有多久,杨成武来电话说:“司令员,固守狮脑山的是日本人。”

“什么?是日本人?”聂荣臻追问了一句。若是两年前,晋察冀到处都有日本人,聂荣臻毫不怀疑,可现在是解放战争,是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作战,怎么冒出一支日本军队?

“是日本军人。”杨成武语气坚定。“是日本保安第五大队在山上固守。”

聂荣臻沉思片刻,说:“日本军队也好,国民党军队也好,都要坚决攻下这个据点,但方法要灵活,对于日本军队,不一定强攻,向他们讲清战争情况嘛!”

抗日战争结束近两年了,狮脑山上的确有500多日本兵。阎锡山真鬼,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深知日军有战斗力,悄悄把这个保安第五大队收编到自己部下,放在抗击解放军的第一线。围攻狮脑山的部队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暂时停止了射击,却把这股敌人的电源和水源切断了。

第三天,一名日军挑着一杆白旗,从狮脑山上走下来,把一封用中文和日文写的信交给解放军。信的大意是: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本来不应该再留在战场,不应该再与“八路”对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只得听命于阎长官。现在他们愿意和“八路”谈判,希望能保全皇军和妻女的安全等等。

第二十三团张英辉团长看完信,又气又恼,厉声对送信的日本兵说:“告诉你们长官,我们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来不滥杀无辜。如果你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但保证你们人身安全,你们以后的生活我们也会妥为安排的。”

这个日本兵懂汉语,听了张团长的话,连连鞠躬,但他要求张团长派一名代表到狮脑山上与日军大队长直接谈判。张团长就让前沿阵地的马营长担任代表,与日军谈判。

马营长与通信员来到狮脑山顶,日军大队长藤田信雄上身往前一倾,“咔”的一个敬礼,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可以投降,但希望贵军能保证第五大队官兵及其家眷的安全,保全官兵的私人财产。”

看见这伙日本人,马营长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两个老人,真恨不得给他一枪,但他忍着气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你们的条件我军能做到,你们必须立刻放下武器。”

藤田信雄大队长一声吼,数百名日军争先恐后地从工事里砧出来把枪架好,把装备整整齐齐地堆放好,列队站在一旁等候发落。当马营长的眼光盯在那部用胶布粘着仪表玻璃的电台时,一名日本军械官连忙解释说:“请别误会,那个地方早就坏了,不是我们故意损坏的。”

马营长没有在意,却问:“你们不是说有眷属吗?眷属在哪里?”

这时候,藤田大队长才把上百名日本女人和孩子从一个岗楼里叫出来。岗楼小,里面污秽不堪,这些妇女孩子挤在里面简直是活受罪。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这些日本人暂时安置在阳泉以后,聂荣臻曾经让杨成武代表他去看望他们。藤田信雄见到杨成武,伸出大拇指十分激动地说:“贵军枪打得准,纪律严明,了不起!了不起!”

正太战役一结束,聂荣臻连夜赶回唐县上碑镇,急步走进刘少奇和朱德的宿舍,说:“刘副主席,朱总司令,我来迟了,欢迎你们对晋察冀的工作多作指导!”

刘少奇和朱德一个人拉着聂荣臻的一只手,高兴极了。一个人说:“聂老总,你们又歼灭了三万五千敌人!”另一个人说:“这么一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石家庄更孤立了。”

这天晚上,聂荣臻和刘少奇、朱德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谈到东方发白。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蒋军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以后,为了继续将战争引向解放区,不断把内线的兵力拉到前线,不惜冒后方空虚的风险,加强对山东和陕北两地的重点进攻,在山东投入了60个旅约45万人,在陕北投入了34个旅约23万人。蒋介石相继发布了“全国总动员方案”和所谓《动员勘乱完成实施纲要》,决定采用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毛泽东统筹全局,不是按惯例向山东和陕北西战场增派兵力,以固守内线作战的形式去削弱敌人的进攻力量,也不是贸然组织战略进攻,而是针对敌人后方空虚,前方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战略布局,以敌进我进的方式,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飞兵千里,直捣敌人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战略纵深要地大别山地区,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的外线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在9月初发起大清河北战役,粉碎了敌之“清剿”。东北野战军9月中旬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迫使敌人先后从晋察冀战场抽调5个师(旅)出关增援,从而减少了晋察冀战场的兵力。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炮兵旅和冀中军区第七旅等部队,首先围攻徐水,开辟新战场。

10月11日,进攻徐水的外围战斗开始。我军原想把敌第九十四军分割开来予以歼灭,谁知敌人五个师猬集一团,我第三纵队虽然拔除了北河店至徐水间的敌军据点,第二纵队攻占徐水南、北两关,敌我双方仍然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对峙,激战六天,未能攻下徐水,前线我军决定改变战术,一部分部队继续围攻徐水,另一部分部队向铁路以西转移,诱敌西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在阜平史家寨参加边区土地会议的聂荣臻得到一个重要情报:蒋介石飞到了北平。聂荣臻暗暗高兴,他已经摸透了蒋介石的秉性,只要蒋介石到哪里,哪里的国民党军队就要乱一阵子,我军就能打胜仗。果然,当蒋介石得知徐水的战况后,严令保定绥靖公署的孙连仲主任派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亲自率领主力赶赴保北战场,南北夹击我军。聂荣臻看到有了一个好战机,迅速把罗历戎北上这个重要情报告诉在前线指挥的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要他们抓住战机,重新部署兵力。

黄昏,河北大平原阵雨初霁,清风送爽,空气含着浓重的秋露,湿润了缓缓西进的行军队伍。战士们迈着齐刷刷的步伐奔赴杀敌的新战场。走出十多里路,突然间一阵急促马蹄声打破了行军队伍的寂静,一匹快马跑到杨得志和杨成武的面前,递上了聂荣臻刚刚拍出的那份敌情通报和作战要求。

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得知石家庄的罗历戎率领第三军已经出动,喜出望外,连忙下马,在路旁打开地图,研究了敌军的北上路线,决心以第二纵队陈正湘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统一指挥该纵队的第五旅、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伪装成晋察冀野战军主国,继续围攻徐水,抗击北面的援军;以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及当地民兵尾随敌第三军,钳制和迟滞罗历戎的前进速度,必要时阻止敌人后撤;在保定以北地区的第四纵队、第二纵队第四、第六旅以及第三纵队第九旅共6个旅的兵力,立即强行军,星夜兼程秘密南下,一定要在19日拂晓前赶到方顺桥、阳城镇附近地区,歼灭北进的敌人。

在阜平史家寨的聂荣臻接到杨得志、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喜上眉梢。他心里想,我们有六个旅的兵力,再加上地方部队和民兵,完全有把握歼灭敌第三军。只要罗历戎继续北上,这个胜仗就打定了。当他把前线指挥部制定的作战方案拿给大家看时,有人忽然说:“司令员,打阻击要用四个旅干什么?孙连仲没有那么多部队可增援,有一个旅就足够了。”

聂荣臻摇摇头说:“一个旅不行,二个旅也不行。为了歼灭由石家庄北进的敌人,必须坚决堵住由保北南下的敌人。这个地方是平原地区,不是守山口子,到处部要用兵;到了紧迫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来个反包围,只有堵住北面的敌人,才能保证野战军主力歼灭敌第三军。四个旅打阻击,应该。”

为了不让罗历戎的第三军缩回石家庄,聂荣臻还发布命令,令独立第八旅和冀中、冀晋的部队和广大民兵配合野战军主力行动,既要迟滞其前进,让我野战军主力能及时赶到预定地域;又要阻止其后退,不使敌撤回石家庄。同时又打电报给杨得志、杨成武,指出:“南下打敌如时间仓促,可先派一个团急进至望都以南阻击,主力亦须急进,勿失良机。已令冀晋、冀中用一切努力滞阻该敌。”

黎明时分,杨得志、杨成武率领野战军主力向清风店急进。由于情况变得太突然,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动员,千里无垠的大平原上,传颂着“不怕疲劳,坚决消灭第三军!”“不叫苦,不怠慢,爬着滚着往前追”的鼓动口号,一夜行军百十里,战士们依旧精神抖擞,情绪高昂。

太阳升起来了,行军队伍进入了老解放区。村边路边,站满了欢迎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人挎一只柳条编织的挎篮,挎篮里盛着冒出热气、散发着油香的葱油饼和茶鸡蛋,硬是往战士们手里塞;有的端着陶质小盆,细瓷大碗,里面装满了红皮沙瓤的白薯,香喷喷的包子,非要让战士们吃一顿饱餐;有的挑着一对箩筐,筐里装满了红枣、核桃、花生等平原干果,非要战士们带走。部队过村子,尽管脚步不停,但一会儿大娘塞过来几个包子,一会儿大爷递过来几块烙饼,姑娘们还剥去鸡蛋皮,羞答答地递给年轻的战士,弄得战士们怪不好意思的。

伴随行军队伍的,是连绵百里的民工大军,是络绎不绝的大车队、担架队。一路上,车磷磷,马萧萧,奔赴杀敌的战场。

敌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领1.4万多人刚刚渡过滹沱河,就遭到了零零散散的民兵武装的袭击,早一声冷枪,晚一个地雷,使他们走一路,惊一路。一进村子,往往是人粮皆空,甚至连水井也被填死。一天行军,连一口水也喝不上。当我军到达方顺桥以南地域时,罗历戎率领的第三军像蜗牛似的刚刚越过定县县城。

10月19日下午,我军到达清风店附近,就遇上了一群群慌慌忙忙逃难的老百姓,又加快了行军速度,在当地民兵的指引下,把敌人全部包围在清风店东北的几个村子里。敌军长罗历戎发现晋察冀的部队,多少有些感到突然,但他还是很自信地把部队收缩到西南合村为中心的几个村子里,形成了梅花形的防御部署,一面命令部队依托村庄顽抗,一面发电报向孙连仲求援。

20日拂晓,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一步一步地向敌人的指挥所逼近。激战至21日傍晚,周围的村庄接连被我军攻占,万余敌人被压缩在不到400户人家的西南合村里。在我军铜墙铁壁的围攻面前,敌人狼奔豕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向北平发出求救电报。

聂荣臻不仅关心清风店的战况,特别注意保北和石家庄可能出现的援敌,他还特地打电报给冀晋军区,指出敌第三军已由石家庄北窜,“我野战军主力于今拂晓开始围歼该敌,争取速决。保北我主力一部前昨两日已在徐水东北击退敌两次进攻,为防止万一不能速决”,晋绥军区要主动配合主力行动,阻滞或钳制石家庄之敌。

敌第三军被围以后,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急忙命令李文带领五个师,冲过徐水、保定,向南救援,孙连仲还亲自坐飞机到上空督战。但是,由于聂荣臻对这一情况早有准备,南援之敌被我阻击部队死死堵住,虽然伤亡4000多人,也无法接近罗历戎。

清风店的夜晚并不宁静,西南合村上空,闪光忽明忽灭,炮弹和手榴弹不时地忽闪忽闪,炸出一朵朵火花,撕破了朦胧的夜色。22日3时40分,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排炮齐鸣,暴风雨般的炮弹落到平坦的原野上,落到若隐若现的西南合村。仅仅半分钟,西南合村完全被浓烟吞没了只有灼热的云团在扩散、在升腾……

中午时分,聂荣臻接到杨得志的电报,说是前线有他的两名黄埔的学生,要见聂老师。聂荣臻说:“我正要去北祝村呢!”说完,立刻拉起萧克和罗瑞卿,乘车赶往前线指挥部——北祝村。

聂荣臻的一个黄埔学生就是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

上午,罗历戎的指挥所已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这位军长觉得求援无望,决定分三路突围,刚出指挥所,就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罗历戎急忙换上国民党士兵的服装,带领300人向西南逃窜,最后还是落入了独八旅之手。

西南合村的敌人无一漏网,清查俘虏时,却唯独没有敌军长。杨成武多了一个心眼,要求各部队重新查一遍,特别要注意做俘虏的工作。独八旅把抓来的俘虏关押在一个院子里,徐德操旅长远远盯着,让俘虏一个一个往外走。忽然,徐德操看见有一名俘虏在别人背后悄悄丢下一粒石子,再定神一看,心里明白了八分。

“罗军长,你不认识我啦?”徐德操走到那人面前,声音铿锵有力。

那俘虏抬起头,心惊胆战地说:“我、我是罗历戎,啊……是徐代表?!”

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时,独八旅旅长徐德操曾经担任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同敌军长罗历戎有数次接触,这位军长想不到两年之后在我方代表面前是如此尴尬。罗历戌看到窗户纸已经被捅破,就直言不讳地说,他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学生,希望能见见聂老师。

聂荣臻到北祝村清风临战役前线指挥部以后,先后见到了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挣、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很有意思,这些国民党军官见到聂荣臻,都争着与晋察冀司令员攀师生关系,攀老乡关系。

罗历戎和杨光钰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见到聂荣臻,一口一个“聂老师”,临走前,罗历戎还说了一句:“聂老师,我是四川渠县人,聂老师是江津人吧?!”

吴铁铮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还听过聂荣臻讲的课,他见到聂荣臻时,羞愧万分,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原来,吴铁铮在黄埔时是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以后,他投敌叛变了,现在被解放军俘虏,自知罪责难逃,更觉得无脸面见聂老师。

柯民生团长一见聂荣臻,连声说:“聂司令员,我也是江津人,是你真正的老乡呀!聂司令员……”

聂荣臻“嗯”了一声,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蒋介石逼迫我们打的,你们为蒋介石卖命,这是毫无意义的。清风店这一仗结束了,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愿意留下,我们会提供学习的机会;你们想回家,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无论留下还是回家,都应该认识过去的罪恶,重新做人。”

柯民生一听,赶紧说:“聂司令员,我想回石家庄去,我的家眷还在石家庄呢!”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柯民生回石家庄以后,做了许多瓦解敌军的工作。我军解放石家庄时,柯民生又一次当了俘虏。

罗历戎向聂荣臻和杨成武讲了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的部署情况,他提供的情况对我军解放石家庄很有价值。罗历戎后来被我国政府特赦后担任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杨成武曾经专门去看望他。

清风店一战,我军歼敌1.7万人,“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得到党中央的祝贺和嘉奖,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写了一首《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诗,赞美说:“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敌第三军一歼灭,大大削弱了石家庄敌人的防御力量。聂荣臻感到乘胜夺取石家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石家庄位于石德、平汉、正太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战略地位重要。当时由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负责全面防务,虽说有两万多人,但除了三十二师一支主力部队外,,其余都是周围各地退缩到石家庄的地主土匪武装,兵力显得相当空虚。但国民党军队利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的旧工事,连年加修,虽无城垣,却构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外市沟、内市沟和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设置了铁丝网、电网、鹿砦、地雷、碉堡和纵横交错的地道、交通壕,用钢筋水泥构筑了大小碉堡6000多个,环市修有20多公里铁路,装甲列车昼夜在铁路上巡逻。敌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曾经扬言:“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清风店战役以后,蒋介石别有用心地亲自给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打电报,说什么“共军若敢进攻石家庄,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

在聂荣臻看来,石家庄已经成了一个陆上孤岛,周围都是解放区,蒋介石的一派胡言,只是为他的部下打气而已。经过清风店战役,我军无论在兵力对比上还是在攻坚能力上,都有把握打下石家庄。于是,聂荣臻在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就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希望“太行准许以有力部队抓住元氏敌人,以减弱石门防御力量。”聂荣臻还向军委报告说,他要“乘大会空隙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毛泽东接到聂荣臻的电报后,亲自拟电说:“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即石家庄),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10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大会,研究战役准备问题。聂荣臻还特别邀请了朱德总司令参加会议。朱德对大家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打石家庄要“勇敢加技术”,要精心计划,认真钻研战术、技术。会上,确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以坑道作业接近敌碉堡,用炸药爆破、大炮轰击以后,迅速用步兵夺取敌阵地。

石家庄是解放战争中我军进攻的第一个大城市,聂荣臻恨拥根据当年打进漳州的经验教训,特别提出了进城纪律和保护市内工商业生产设施问题,亲自审定了政治训令约法九章,明确提出:

“这次攻打石家庄,除全军一致努力完成军事任务外,入城纪律与入城工作关系亦极为重大。……力争解放石家庄与保证入城纪律优良,此为各参战部队的两大中心任务。”

“严禁破坏机器、工厂、医院、电灯、自来水、电话电线、玻璃及一切城市建筑和设备(除军事行动必须)。……不许自行动用与搬运一切物资资财及房舍用具,对仓库、贮藏室只有爱护的任务,报告的责任,没有动用的权利……不侵犯城市工商业,不侵占学校,不私入教堂。尤应保护城市贫民的生命财产。……严禁个别人员徘徊闲游茶楼酒馆,尤其娼寮地区,不许大吃大喝,注意军风纪与军装整齐。”

这个约法九章公布以后,在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民族资本家私下说:当年项羽成霸业火烧阿房宫终取灭亡,刘邦占咸阳约法三章有汉室。如今晋察冀部队公布约法九章,石家庄不攻自破。

会后,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虏来的大批敌军军官经过教育后,释放回石家庄,使守城敌军军心动摇,士气沮丧。

11月6日拂晓,我军对石家庄发起攻击,第二天就占领了机场,使市内守敌得不到空中增援。十旅政治委员傅崇碧还指挥配属该旅的野战军炮兵群,攻占了被敌人吹嘘为“铁打的”云盘山制高点,还把大炮架到云盘山上,击毁了敌人的发电设备,敌人用以阻挡我军进攻的电网不起作用了。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聂荣臻忽然接到杨成武的报告,第四纵队已经活捉了石家庄城防总指挥,敌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和数名校级军官。聂荣臻详细询问了活捉刘英的情况。

原来,当我军攻占云盘山以后,四纵队的侦察兵越过敌人的防线,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了敌人的师指挥所,一把冰凉的手枪顶住了在慌乱中发号施令的敌师长刘英,把他带到傅崇碧面前。傅崇碧扫一眼这个中等个头、军装笔挺、佩戴将军军衔的俘虏,厉声说:“刘师长,我军已经把大石桥、正太饭店和车站都包围了,为了减少城市的损失,减少你的部属的伤亡,你马上下命令,让你的部队放下武器!”

刘英心中实在不服气就这样把石家庄送出去,身为阶下囚,嘴却挺硬,说:“现在,他们不会听我的命令了,他们接不到我的命令了。”

傅崇碧让一名参谋接通了阵地前沿的广播线,把电话机递给刘英。刘英不肯接,傅崇碧拨出手枪,哗啦一声顶上子弹,吓得刘英连忙拿起话筒,命令守城部队放下武器。刘英还把命令写在纸上,让一名被俘的校官传送到各个阵地上。

进攻石家庄仅仅六天,我军歼敌2.4万余人,解放了石家庄,

拔除了敌人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从此以后,晋察冀和晋冀鲁

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也为我军尔后继续攻占敌大、中城市

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宝贵的夺城经验。党中央特地发电报给聂荣

臻,祝贺晋察冀野战军的重大胜利。朱德总司令见到聂荣臻时,赞

誉解放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并写诗庆贺。诗日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聂帅心脏病复发,江青歪曲事实,诬陷他

谋害毛泽东。陈毅毛发悚然,心都冷了。

1968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闭幕,聂荣臻就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心脏这个器官上的顽疾再度复发时,肺部又遭到细菌的侵袭,连日高烧,把接近70岁的老帅折磨得浑身乏力。聂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让吊针内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体内输入,脑海里又想起刚刚结束的十多天会议……

这次会议太不正常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由于受到种种诬陷,被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原来的97名中央委员只有40入到会,不足半数。原来的90多名候补委员只有19人出席,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负责人,却有74人之多,这些人同样有表决权,党的组织原则到哪里去了呢?!

康生、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又一次围攻他,围攻共和国元帅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另一位元帅林彪却坐在主席台上说:“现在的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他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声嘶力竭地诬蔑“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对于这些,聂荣臻有些不可思议……

下午,聂荣臻觉得精神稍稍好一些,顺手翻开一本书,忽然听到几声熟悉的脚步声,转头一看,是陈毅来了。

陈毅也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这位老帅见周围没有别人,十分愤慨地对聂荣臻说:“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心都冷了,真为你捏一把冷汗哟!”

聂荣臻想来觉得陈毅这位四川老乡说话爽快,今天怎么了?几句话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追问了一句:“陈老总,又发生什么事啦?”

陈毅说:“会议刚刚结束,他们又发了一份简报,登了江青的发言,江青诬陷说,1948年毛泽东到晋察冀,你蓄意谋害毛泽东。这个罪名可不小啊!”陈毅元帅想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用伪证写成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会议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又说了一句,“聂老总,你可要小心,这些人啥子事干不出来?”

聂荣臻心里想,江青这个人真是阴险毒辣,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一手,随之又微笑,十分坦然地说:“陈老总,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

毛泽东的确在晋察冀与聂荣臻隔墙居住。

1948年春季,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和军委副主席朱德关于“以主力展开于平绥路大同、北平线,大举破击该路,并准备向路北及冀东机动;以一部在三角地区机动。只有实施宽大机动,迫敌分散而歼灭之”的指示,发起察南绥东战役,至4月7日,共歼敌1.8万余人,截断了平绥铁路。聂荣臻刚刚布置完部队的休整工作,就接到晋绥军区发来的急电,电文说:晋西北土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随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请派人及时到五台迎接。

聂荣臻看完电报以后,心花怒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来到晋察冀,是对晋察冀军区的很大鼓舞。聂荣臻立刻把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叫到跟前,兴奋地说:“荣鑫同志,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要到阜平来,我决定让你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迎接。”

周荣鑫微微一笑,难以相信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

“到五台的路,你熟悉吧?”

周荣鑫心想:司令员今天怎么啦?自从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十多年了,不就是围着阜平和五台转吗?他很认真地说:“司令员,请你放心,这一带,有几个路弯我心里都有数。”

聂荣臻思考片刻,又说:“你现在就去把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叫到一起,商量一下路上的行动。明天一早就出发,路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保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到达阜平。记住了吗?你准备去吧!”

周荣鑫答应一声,转身走了。聂荣臻开始打量军区司令部的住房。

说是军区司令部,这里的住房很简单。刚到城南庄,聂荣臻和军区机关的同志们都分散挤住在群众腾出的民房里。去年秋天,聂荣臻接受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同意在城南庄村一侧的山脚旁新盖了五栋简陋房子。为了预防敌人飞机空袭,还特意在山后根挖了几个防空洞。这五栋房子自成一个小院,聂荣臻和军区的另外几位领导人住进了这个小院,司令部作战科也在小院。十多年了,聂荣臻总是和作战科住在一起。现在,他决定把作战科搬出这个小院,搬到原来的那几间民房里去,把这些房子安排给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毛泽东呢,他左思右想,决定把自己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居住。他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这个小院,是军区机关最好的房子了,也是城南庄最好的房子了。这么一想,他立刻叫来通信员,把他的被褥和办公用具搬到隔壁,自己和警卫人员一起认认真真地打扫为毛泽东准备的这栋房子。

安排好住房,聂荣臻又在院内院外察看了警戒的位置,对警卫人员专门提出了要求。一切布置停当,才到路上去迎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

4月初,山西还下了一场雪。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被子,雪冻结了,像漆一样地发光。这场雪还使路面变厚了,变软了,变美了,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世界变得雄浑、静穆、高洁,充满了活鲜鲜的生气。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一上山顶,风疾云驰,道路已无法分辨,山沟、山坡和道路全都被填平了,步行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汽车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从晋绥军区出发后,途中被这场雪耽搁了两天,才上了五台山,住在台怀镇的一家寺院里。这家寺院十分宽敞,是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改造成日本式住房的。由于下雪无法行走,毛泽东在中台山游览了一整天,在山下的贮藏室,毛泽东仔细看了经卷和各种贡品,一再叮咛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下了五台山,很快进入河北。数辆中古普缓缓地在崎呕的山路上行走。路面上结冰了,车轮常常打滑。车到山腰,毛泽东招呼司机停车,下了吉普车,徒步在山路上行走。随后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了车,同毛泽东一起翻山越岭,一边行走一边谈天,不知不觉过了龙泉关。

红日西沉,天地间变成了银灰色。城南庄周围,乳白色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像是给墙头、屋脊、树顶和街口都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玻璃纸,使它们变得若隐若现,飘飘荡荡,很有几分奇妙的气氛。聂荣臻在村口等候了一会,远远看见中吉普扬起的尘土,心里踏实了。

“荣臻同志,我和恩来、弼时来打扰你啦!”毛泽东下了车,微笑着和聂荣臻握手。

“刚刚下了雪,这一路,不好走吧!”聂荣臻说。

“下了雪,好风景呀!鸿门岩一片洁白,整个世界都一片洁白,多惬意呀!荣臻呀,严冬已经过去,这春天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我心里蛮舒服喽!”

毛泽东谈笑风声,健步往村里走。聂荣臻却从眉宇间看出这位指挥千军万马与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进行搏杀中的那一丝疲劳。重庆谈判结束后,聂荣臻就听说毛泽东的身体不太好。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我军三战三捷,身体也没有得到恢复,这次到城南庄,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恢复健康。聂荣臻心里想。

聂荣臻领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走进小院时,公务员把茶水都倒好了。毛泽东一眼看到了聂荣臻为他准备的那个简易书架,很满意地说:“荣臻呀,看来你是要让我好好读书呀!你这个城南庄,环境优美,空气新鲜,难得!难得!”毛泽东点上一支烟,两眼望着窗外,一口接一口地抽起来。

聂荣臻说:“主席,你先休息,我去看看江青同志。”

毛泽东回过头,说:“荣臻呀,你忙你的,不用管她,她会照顾自己嗬!”

江青坐的车晚了几分钟,车到小院门口,江青就问:“你们司令员呢?聂荣臻同志呢?”看见聂荣臻从毛泽东这边走出来,江青连声不迭地问:“荣臻同志,主席的住处安排好了吗?主席是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你得安排一间清静的房子呀!这院子周围有洗衣服的地方吗?厨房离这里远不远……?”江青没头没脑地提了一大堆问题,聂荣臻耐心地作了答复,还再三告诉公务人员,要多给江青同志提供方便。

晚饭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都来到毛泽东的房子前聊天。江青早早地休息了,她觉得这一天翻山过岭的,很累了。

1947年春,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太行山东麓、距石家庄90余公里的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央机关也逐步搬到了西柏坡。第二天,周恩来正在拟写一份发给刘少奇和朱德的电报,聂荣臻笑盈盈地走进来,说:“恩来同志,你看谁来了?”

周恩来一抬头,看见了邓颖超,连忙搁下笔走过去。邓颖超当时正在阜平参加土地改革和整党试点工作,她和周恩来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聂荣臻昨天就派人告诉邓颖超,邓颖超有事走不开,今天上午才匆匆忙忙地来看周恩来,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听到邓颖超的声音,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握住邓颖超的手说:“你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取得了成绩,又有了经验,很好啊。可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嗬。一年多了,你连到前线来慰问也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

邓颖超笑着说:“恩来的身体很好,有警卫员照顾,又有你主席的关心,我不去,心里也放心得很。”

毛泽东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那怎么行,我、弼时、荣臻,都代替不了你这个后勤部长啊!”

“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嘛!”周恩来满面春光。

当时,任弼时正在城南庄主持召开有部分县、区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座谈土地改革和整党试点的经验。邓颖超一来,这个会议开得更活跃了。周恩来还到会讲了话,希望大家把会开好,把经验总结好,以便推动其它地区的工作。

4月21日,我西北野战军取得了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收复被敌侵占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当聂荣臻兴冲冲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时,站在毛泽东身旁的师哲以为毛泽东一定会发贺电,拿出纸和笔在一旁等候。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发贺电的表示。当时,我军已经解放了石家庄、洛阳、运城这些大中城市,毛泽东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光复延安发一个贺电了。

自从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以后,聂荣臻天天都同毛泽东接触,有时是毛泽东有事要找他,有时是聂荣臻主动请示工作,有时则是两人随随便便的谈天。一天晚饭后,毛泽东正在小院里散步,看见聂荣臻,说:“荣臻,进来坐一坐!”

俩人走进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有感触地说:“荣臻啊,我这趟来到晋察冀,感受颇深。那天我们的车队一过龙泉关,沿途群众都很热情,就像觉得回到了江西兴国,吃上了红米饭、南瓜汤!”

聂荣臻谦逊地笑了笑,说:“晋察冀按照主席的要求,已经建设十多年了嘛!”

毛泽东狠吸了一口烟,又缓缓地吐出来,烟雾在小屋里缭绕。“八路军三个师出师抗战以后,我就想试一试,我们的军队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呢,你聂荣臻创建了一块模范根据地。”毛泽东忽然站起来,若有所思,说:“那一年,白求恩要来五台山,我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鲁智深醉打山门,你聂荣臻却打出一个晋察冀,好嗬好嗬!”

聂荣臻说:“同一一五师‘分家’时,我们还不到三千人,能在敌后站住脚,最主要的是有党的政策。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把晋察冀的抗日力量都团结起来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有了群众的支持,就不怕日伪军‘扫荡’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是呀是呀!政策很重要。在江西那几年,王明搞的那些鬼名堂,伤了多少人的心?他断定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怎样呢?根据地和白区是严重的赤白对立,我们向外跨一步都很困难,这不是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孤立了自己了吗?根据地越建越小,人越打越少,不得不离开井冈山。”

“创建晋察冀时,我们吸取了这些教训,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我们都团结过来,五台山的和尚都愿意参加边区政府的工作。那时候,尽管日寇‘围剿’很疯狂,但我们可以到处走,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受到群众的支援。有一个时期,我晚上出去做工作,常常是一个人,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有群众的支持,工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毛泽东谈兴正浓,丢下一个烟头,神秘地一笑,说:“荣臻呀,给我搞点酒来!”聂荣臻连忙站起身,向警卫员交待了几句。

一会儿,警卫员送来大半瓶酒,一个牛肉罐头和一碟咸辣椒。毛泽东很快把一个辣椒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聂荣臻也夹起一个辣椒,咬下来一小半,说:“主席,这是我自己腌的,行吗?”毛泽东喜欢吃辣椒,聂荣臻也喜欢吃辣椒。今天晚上,聂荣臻把自己的“珍品”都献出来了。

“嗯!好呀!好!就是辣劲不够!”毛泽东又点燃一根烟,拿起那瓶牛肉罐头,左看右看,问:“荣臻,你这是打浮财打的吧?!”

“当然喽,这是打得国民党军队的浮财,打得蒋介石的浮财。”一语刚了,聂荣臻放下筷子又说:“主席,关于晋察冀的土地改革问题,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先平分土地,再逐步复查,发现有不合理的情况,就采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也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

毛泽东不时地点头,说:“是呵!土地改革嘛,关键是要改革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

“我们对地主、富农也分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土地改革开始时,个别地方曾经出现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被我制止了,我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央的土地政策,不能那样搞。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样做,还批评我是右倾。”

“什么右倾?!”毛泽东打断聂荣臻的话,“那是想搞王明那一套,王明就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想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甚至还侵犯中农的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斯大林也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教训。”

聂荣臻说:“一搞土地改革,有人还主张挖浮财。”

“荣臻,你说呢?”毛泽东毫无倦意。

“我认为不能强调挖浮财。晋察冀同其它地方一样,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还有中农。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就会损害这些工商业者的利益,就会把这条渠道堵死了。”

“你们做得对,做得对!晋察冀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也很好嘛!”毛泽东呷了一口酒,滔滔不绝地讲起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遵义会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和聂荣臻边谈边饮,雄鸡报晓时,酒瓶已经见底了。

在城南庄,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经过商量以后,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直机关全体人员到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等人会合;毛泽东同江青、师哲、汪东兴、米大夫等人暂时留在城南庄,准备到苏联去。周恩来要江东兴等人一边为毛泽东去苏联作准备,一边发电报给斯大林,询问斯大林是否同意毛泽东去莫斯科商议大事。周恩来还要求聂荣臻安排好护送毛泽东出国的工作。

聂荣臻把这项任务交给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杨成武,发电报要杨成武赶到城南庄军区司令部。杨成武刚到城南庄,赵尔陆参谋长就悄悄对他说:“毛主席在城南庄,他有事找你呢!”杨成武一听,兴奋极了。那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入到城南庄,许多野战军的领导人都不知道。

杨成武跟着聂荣臻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时,毛泽东半坐半躺,说:“成武,你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我刚到。”

“你坐下,成武。部队怎么样?”

杨成武看了聂荣臻一眼,说:“干部战士的求战情绪都很高,训练也很认真。”

“清风店一仗,你们打得漂亮。俘虏了罗历戎,石家庄就难保。罗历戎本不想出石家庄这个窝,是蒋介石逼他出来的。出来好呀,在清风店就被你们‘吃’掉了。我就知道,蒋介石走到哪里,哪里的国民党军队就要打败仗。”毛泽东站起来,握紧拳头说:“现在,刘邓大军已经渡过了黄河,陈谢大军也要过黄河,陈粟大军转入鲁西黄河南岸,还要打过长江去。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成武,我有事叫你来嗬!”

杨成武两眼一亮,精神高度集中。聂荣臻说:“主席准备让你带一个你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护送主席到东北去。”杨成武听了,连忙说:“请主席和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这天晚上,聂荣臻、赵尔陆、杨成武连夜商量,决定选调第二纵队第四旅执行护送任务,还选择了最稳妥的行动路线。第二天吃过早饭,三个人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人率领中直机关有关人员,前往西柏坡。

一天,陈粟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来到城南庄,聂荣臻一见粟裕,喜出望外,说:“我们的常胜将军怎么有时间到晋察冀来呀?!”

粟裕脸上颇有几分难色,说:“关于部队打过长江的问题,我们觉得现在还有些困难,想找机会跟主席说一说。聂司令员,你觉得呢?”聂荣臻恍然大悟,想了想,说:“这件事得你自己问主席去说。”

由于战争进展快,粟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毛泽东曾经对聂荣臻说: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一样。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打日本,是持久战;解放战争是打蒋介石,战争进行得越快越好,拖久了对我们不利。当时,毛泽东曾经设想,战争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让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再打到西北、西南去。华北的部队除抽调一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搞两三个兵团。待东北解放以后,再解决华北的敌人。聂荣臻听了毛泽东对解放战争的设想,只考虑了华北我军的建设问题,没有细细分析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粟裕一来,聂荣臻脑诲里也打了几个转。他知道粟裕无事不登三宝殿。

一天晚上,聂荣臻见毛泽东情绪很好,就说:“主席,粟裕同志感到部队现在打过长江有困难,那么,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嘛!陈粟大军在黄河以南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

毛泽东一听,久久地凝神静思,手上的那支烟几乎要烧到手指了,才使劲吸了一口,丢下烟带,点了点头。毛泽东接受了聂荣臻的建议。

聂荣臻想到毛泽东总是彻夜办公,就不想多打扰他。聂荣臻刚想走,毛泽东招招手,“荣臻,你坐下,坐呀!我有事同你商量呢!”他又点了一支烟,习惯地吸了一□,说:“荣臻呀,你说我是去苏联休养呢还是不去?”

聂荣臻的心抽动了一下,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当初他就不主张毛泽东去苏联,只是不便向毛泽东说。现在毛泽东问到这件事,他很坦率地说:“主席,如果是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他们的一番好意。主席决定要去,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不去为好。”

“懊!何以见得?荣臻,把你的想法都讲出来啊!”

“我主要是从主席的安全和健康这两个方面考虑。根据现在的战争形势,让杨成武带第四纵队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来没有问题,但现在处于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再说,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从晋察冀到东北、到苏联,长途跋涉,就更不利了。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这件事,再考虑吧!”

由于工作繁忙,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这是聂荣臻最操心的一件事。在城南庄,聂荣臻总是想方设法让主席休息好,减少主席的一些日常琐事。然而,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日理万机。这年“五一”节,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要聂荣臻用电话口述给远在西柏坡的周恩来。

聂荣臻代替毛泽东转达的这个通知通电全国以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纷纷从蒋管区、从国外来到解放区,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力量。

一枚炸弹在毛泽东的小院里爆炸。聂荣臻气得开了杀戒。

天刚蒙蒙亮,聂荣臻就起床了。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到野外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这是聂荣臻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不是战斗迫在眉睫,他都是如此。

城南庄的早晨是一个美妙苍茫的时刻。微白的天空,还散布着几颗星星。野花在微微颤动,四处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得特别起劲,似乎在迎接它们的第一个客人。暖丝丝的春风迎面拂来,聂荣臻感到格外惟惬意。聂荣臻沿着村边转了一圈,走到小院门口时,看见毛泽东屋子里的灯还亮着,知道主席又工作了一整夜,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意。

吃早饭的时候,一名值班参谋过来对聂荣臻说:“司令员,刚才接到冀晋军区的报告,说是有国民党的飞机在沙河一线活动。”聂荣臻一听,“啪”地放下筷子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说:“什么飞机?是侦察机还是轰炸机?快问问去,问清楚了告诉我。”聂荣臻说完,再也无心吃饭,走出小院去察看动静。这段时间,聂荣臻思想上特别警惕,毛泽东住在城南庄,他必须对毛泽东的安全绝对负责。

没有多久,聂荣臻就觉得耳边有一种嗡嗡嗡的声音,他断定这是轰炸机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他太熟悉了,他在战场上多次听到过这种声音。轰炸机来了,他在心里说。他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急忙向小院里走去。

隆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聂荣臻循声望去,一架飞机正向城南庄临近,在城南庄上空盘旋。聂荣臻看明白了,是一架侦察机。他好生奇怪,十多年了,连日本鬼子的飞机都不到这里来,今天怎么啦?他来不及细想,疾步向毛泽东住的房间奔去……

这时,聂荣臻忽然听见一阵很沉重的轰鸣声。是轰炸机?抬头一看,果然是一架B-25轰炸机。聂荣臻的心收紧了,几步走进毛泽东的宿舍,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请你赶快到防空洞去!”聂荣臻的声音虽轻,却有些急切。

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刚刚换上蓝布毛巾睡衣,要上床休息,听了聂荣臻那一句话,依然像平日那样镇静、有风趣,说:“飞机来了有什么要紧呀,投炸弹也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送来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哩!我呀,照样睡我的觉。”

轰炸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好像除了这种声音,世界变得一片空白。聂荣臻见毛泽东不想进防空洞,越发急了,连声说:“主席,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国民党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军区赵尔陆参谋长也跑进来了,说:“毛主席,快进防空洞吧?!”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坐在床上,没有走的表示。

“警卫员,快取担架来!”聂荣臻着实担心,语气也重了。警卫员扛来担架,聂荣臻向赵尔陆递个眼色,俩人硬是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来就走。秘书过来了,警卫人员都过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抬着担架,向山脚旁的防空洞跑去。

没有跑出几步,聂荣臻忽然想起了江青,叫住警卫员说:“你快去看看江青,把江青同志也接到防空洞里来。”当大伙儿抬着毛泽东走进防空洞时,看见江青已经在防空洞里了,大家才放心了。江青胆子小,听到飞机声,急急忙忙地跑进防空洞来了。

担架刚刚放下,就听见轰隆隆几声巨响,山动地裂,炸弹接二连三地爆炸了,城南庄升起一团团浓烟……

数分钟之后,敌机离远了轰轰轰的声音消失了。聂荣臻走出防空洞,看到一枚杀伤弹正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小院里,那两间房子的门窗玻璃全震碎了,弹片飞进屋里,放在桌子上的热水瓶被打破了,十几个鸡蛋也被打得稀巴烂。聂荣臻拣起一块炸弹碎片,默默地站在院子里,心里着实有几分后怕。若不是刚才当机立断,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回想起刚才敌机对城南庄的侦察和轰炸,聂荣臻深深为毛泽东的安全而担心,他觉得应该让毛泽东转移到更安全可靠的地方去办公。可是,哪里可靠呢?他忽然想起了花山,一个离城南庄十多里路的小山村。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司令部就设在花山。花山已经是深山区了,住房不是很好,却很隐蔽,村子周围也挖了防空洞,那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空袭,可是日本飞机没有到这个方向来。花山比城南庄安全。

当聂荣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傍晚,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搬到花山去了。

第三天清晨,十多架敌机又向城南庄飞来,炸弹接二连三地在城南庄周围爆炸。第一批敌机刚刚离去,第二批敌机又临空了。有人提出把机枪架到山顶上去打飞机,但是聂荣臻没有同意。机枪一开火,敌机又知道这个地方有部队,有指挥所,轰炸就会更猛烈;现在采取被动防空,也许能迷惑敌人,以为城南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聂荣臻觉得击落一二架敌机事小,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是最最要紧的。他不同意打。

整整一天,敌机都在轮番轰炸城南庄。这次空袭,敌人不仅出动架次多,攻击的目标也很集中,炸弹都落在城南庄周围。毛泽东当时隐蔽在花山的一个山头上,对敌机的轰炸看得真真切切。

敌机连续两次轰炸城南庄,引起了聂荣臻的深深思考。毛泽东来到城南庄是绝对保密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是不是已经走漏消息了呢?这两次敌机轰炸,显然有很强的针对性,难道敌人已经知道了毛泽东到达晋察冀、到了城南庄?毛泽东居住的小院是经过严格控制的,一般人不可能知道这个位置,就连毛泽东身边的服务、警卫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呀!想来想去,聂荣臻怀疑军区机关内部可能有奸细。

为了解开敌机两次轰炸这个谜,聂荣臻给保卫部门布置了调查这件事的任务。保卫部长和几名干事经过反复查证,只查出了几名怀疑对象。聂荣臻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这几个怀疑对象都缺乏真凭实据,没有同意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这以后,敌机没有再轰炸城南庄,聂荣臻就把这件事暂时搁下了。

数天以后,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斯大林说:“我们欢迎你来访。但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很迅猛,进展很顺利,中国的解放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战争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你离开指挥岗位,恐怕对全局产生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中国听取你的意见。总之,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战争还很激烈的关键时刻,你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是不适宜的,望再三考虑。”

毛泽东本来也没有最后决定是否去苏联,只是做了某些准备工作,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以后,毛泽东对聂荣臻说:“荣臻呀!我决定不去苏联了,上次同成武谈的那项任务撤销。”5月27日下午,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乘车离开花山村,前往平山县境内的西柏坡。

毛泽东离开晋察冀军区以后,聂荣臻还在为敌机轰炸城南庄的事苦苦思索,但是迟迟找不到解开这个谜团的真凭实据。总有一天,要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聂荣臻心里想。

为了把整个华北地区建设成支援全国各战场的战略基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决定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华北解放区,设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华北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担任第三书记。华北军区由聂荣臻担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膝代远、萧克担任副司令员,赵尔陆担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下辖两个野战兵团和六个二级军区。在这次编制调整中,聂荣臻特别强调要编一个炮兵旅,要加强炮兵的技术力量。聂荣臻总是念念不忘提高我军的军事技术水平。

整编不久,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指挥华北军区的部队进行了冀热察战役、保北战役、晋中战役,先后歼灭了10多万敌人,迫使傅作义集团的主力来回奔波于华北、冀东地区,陷入被动地位;使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陷入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在战斗中,华北军区的部队不断发展,主力部队已发展到三个兵团。第一兵团由徐向前兼任司令贸和政治委员;第二兵团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耿飚任参谋长,这就是毛泽东多次提到的杨、罗、耿兵团。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二级军区已有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晋中、太岳、冀南等七个。

当时,华北军区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40多万人,完全有能力攻取大中城市,组织重大战役。然而,聂荣臻始终把华北看作是全国解放战争的一个局部,一切服从全局的斗争需要,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部署。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蒋军的兵力部署大体形成五个战略集团。东北卫立煌集团55万人分布于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地区,华北傅作义集团55万人分布于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地区,华东刘峙集团65万人分布于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华中白崇禧集团30万人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五个战略集团形成五个“核桃”,相互间很难在战役上配合支援。1948年8月3日至6日,国民党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作出了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决议。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过放弃长春、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东北主力撤至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如果这一方案实现,敌将增加华北华中的兵力,对我不利。东北敌军兵分三处,地区狭小,互相孤立,补给困难。我东北百万大军对卫立煌集团形成强大压力,是全国五大战场中我军数量超过敌军的一个战场。毛泽东抓住东北敌军将退末退、犹豫徘徊,或守或撤举棋不定之际,果断发起了辽沈战役。这是毛泽东全局在胸,照顾整个战略计划投下的一着妙棋。

在这个战略计划下,华北野战军则置于战略配合的地位。为了首先歼灭东北境内的敌人,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华北野战军必须全力钳制关内敌军,不使其出关。辽沈战役前夕,中央军委要聂荣臻和杨成武亲自到西柏坡去接受有关任务。

8月2日,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骑马来到平山县烟堡村,聂荣臻和华北军区司令部就在这个村子里办公。杨成武把马一拴,直奔聂荣臻的办公室。

“哟,成武,你来得好快嘛!”聂荣臻站起来,握住杨成武的手说:“今天就在烟堡休息,明天我们一起去西柏坡。主席找我们,一起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东北作战问题。”

第二天,聂荣臻和杨成武各骑一匹马,沿滹沱河北上,前往西柏坡。雨过天晴,群峰叠翠,空气清新湿润。炎夏刚过,凉风嗖嗖。聂荣臻骑在马上,纵目远望,眼前到处是挂着水珠的葱绿,令人心旷神怡。中午时分,他们就来到太行山麓的柏树岭下。

西柏坡背枕高山,面对平原,是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去年春天,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西柏坡以后,这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就载入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册。聂荣臻和杨成武刚到村□,周恩来就迎了出来。“荣臻同志,你和成武都是第一次来?怎么样?西柏坡的风景不错吧!噢,刚才主席还说到你们呢!”

聂荣臻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主席。”周恩来一听,连连摇手说:“不必这么急,你们路上辛苦了,先休息吧,先休息!”

下午,聂荣臻带着杨成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住在一个前后院相连的农家小院里,聂荣臻进屋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几个人早一步到了。毛泽东让聂荣臻和杨成武围着八仙桌坐定,又用瓷盘装了一盘枣子请大家吃,好一会儿,才拿出几份电报,说:“荣臻呀!你们先看看这些电报。”

这是中央军委发给林彪、罗荣恒、刘亚楼并转告东北局的电报,实际上是毛泽东确定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中央的意图是先解放东北,回头再解放华北。”毛泽东吸着烟,炯炯有神的眼神望着聂荣臻。“因此,你们华北军区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就是要抓住傅作义,让他们不能增援东北。你们的杨罗耿兵叫已经在冀东钳住了敌人,现在我们想要杨成武同志率领三兵团西出绥远,开辟新战场。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你们到绥远,就能把傅作义的主力引到平绥线上,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徐向前的一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这是我们考虑的配合解放东北的一个重大行动。成武同志,有没有困难呀?”

杨成武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这项任务。”

毛泽东笑了,说:“好一个杨成武,很有勇气嘛!红军长征,在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我也要你们这个团作为先遣,给你交待任务,你也是说:‘没有困难’。现在要你出绥远,去牵傅作义的‘牛鼻子’,你又说‘没有困难’。绥远这个地方,你们都去进,地瘠民贫,没得粮食吃。傅作义在绥远经营了二十多年,国民党也搞了许多赤色宣传,他们也懂得‘坚壁清野’呵!毛儿盖过草地,你带一个团,也只不过两千来人嘛!现在要你出绥远,你就要带好几万人噢!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比如吃饭,就不容易,你们要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

刘少奇说:“你杨成武就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

毛泽东又说:“饿了肚子,还要保证取得胜利,要站住脚。绥远那个地方不好站呀!过去一纵队、六纵队到绥远,就被人家赶出来了,你杨成武会不会被赶出来呀?”

杨成武连忙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不会被赶出来的。”

聂荣臻说:“我们回去以后,先开个团以上干部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下去,告诉大家充分执行党的政,充分发动群众。”

毛泽东点点头,“荣臻说得对,先开个干部会,由荣臻同志先给大家动员动员,进军绥远,困难讲他十条,有利条件最多只讲五条。若是谁个不愿去,在动员会上提出来。”毛泽东吸了一口姻,看了看手中的烟头,又吸了一口烟,转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呀,你让薄一波同志准备10万块现大洋,给成武他们带走。到了绥远,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现大洋买点粮食。在绥远这个地方,现大洋顶用呀!”

周恩来说:“我马上通知薄一波,要他们筹划这笔款子。”杨成武一听,忙说:“10万现洋?我们怎么带得动啊!”朱德笑了,说:“给你大洋,你杨成武还要诉苦啊?你们可以采用红军时期的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背大洋,也要发动群众嘛!”

天黑了,宿舍里点起了油灯。西柏坡的夜像冀西山村一样,一片宁静。乡亲们都酣然入梦了,聂荣臻还在灯下思考三兵团的作战任务。这次来西柏坡,聂荣臻本想找机会同周恩来讲讲敌机轰炸城南庄的事,可现在怎么讲呢?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这一夜,聂荣臻想得很多很多。

第二天早晨,聂荣臻和杨成武挽缰并辔,离开了中央驻地,踏上了平川大道。傍晚时分,俩人回到军区驻地烟堡村。杨成武按照聂荣臻的要求,把到西柏坡受领任务的情况向膝代远、萧克、赵尔陆等人汇报后,就取道石家庄,急急忙忙返回狼牙山东麓的远台村。

四天以后,聂荣臻专程从军区赶到远台,参加三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聂荣臻说:“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二兵团打到冀东去就是为了配合东北,现在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到敌人的线上作战的问题。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回来,狼狐不堪。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现在傅作义的老巢空虚,根拥军委指示,你们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的威胁。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我们要有全国胜利的充分信心。同时也要有克服争取全国胜利中的一切困难的决心。我们估计到会有困唯,就要准备去克服困难,有了克服困难的准备,那么困难即不成其为困难了。要争取全国胜利,我们就要拿出力量来,把战争引到蒋占区去,要坚决打出去。”远台会议开了一整天,三兵团的干部们听到要去执行配合辽沈战役的战略作战任务,一个个摩拳擦掌,非常激动。

9月4日,三兵团全体将士背着粮食、弹药、银元,逢山跋山,遇水涉水,从朔县向绥远进军。一路上,他们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跨过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迎着塞外高原的秋风斜雨,相继攻占了隆盛庄、丰镇、集宁和绥南的新堂、凉城等地,主力直逼归绥城下。毛泽东布下的这着妙“棋”不仅使傅作义十分震恐,蒋介石也十分吃惊,蒋介石身边的美国顾问感到势态严重,美联社的记者连声惊呼:聂荣臻和杨成武的进攻是一种“绞杀性的进攻”。

在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中,他最珍爱两个师,一个是三十五军所属的第一0一师,他把该师叫作“一块金子”;另一个是暂编第四军的新编第三十二师,他把该师叫作“一块银子”,别号“虎头师”。杨成武兵临归绥城下,急得傅作义急忙把他的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四军和新编骑兵第四师等十个师向西驰援,使其没有力量出关出战,保证东北我军全歼敌人,解放了东北全境。我军也在察绥地区歼灭了两万多敌人,解放了绥远和察北的广大地区。

正当聂荣臻在翻阅杨成武连战连捷的战报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蒋介石和傅作义为了挽救危局,鼓舞士气,决定以第九十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新编第二军所属暂编第三十二师为偷袭梯队,向石家庄实施快速奔袭;以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两个师和第九十二军所属第一四二师在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进行策应活动。

聂荣臻得到这个情报以片,大吃一惊。他立刻想到了毛泽东的安全,想到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安全,想到了离石家庄仅仅90余公里的西柏坡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当时,华北军区的主力离石家庄比较远,石家庄实际上是一座空城,一旦傅作义的数个师向石家庄袭来,不仅石家庄人民的生命财产要受到损失,也直接威胁到党中央的安全呀!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向毛泽东报告?向党中央报告?要不要在石家庄进行公开动员,掀起一个守城热潮?

聂荣臻的心田激起了一场电闪雷鸣,似乎有一股强烈的热流在胸膛激荡……但这只是短短的一刹那,这位久经战场的司令员很快平静下来了。为了破坏敌人的偷袭计划,他决定立刻向党中央报告这个重要敌情,向毛泽东报告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企图。与此同时,迅速调整军事部署。

10月25日,聂荣臻给所属部队发出电报,通报了傅作义部队“进抵保定后以汽车四百辆,载运炸药,袭击破坏石家庄之企图。”为了破坏敌人的偷袭计划,聂荣臻决定:“三纵队兼程向保定满城地区前进”;“七纵队主力今晚立即转至保定东南地区,以一个旅在河南岸构筑阵地,准备背靠西面建立纵深防御”;“二十一旅明(二十六日)阻击敌人一天后”协同民工破坏保定至高阳、保定至望都、至温仁公路,“准备于敌人进至保定后,在正面及铁路两侧阻滞敌人”;“冀中应即派干部负责指导,准备破坏高阳至安国、望都、定县公路”;三分区独立团,五、八、九、十分区的部队及民兵“继续以地雷战、游击战阻滞敌人。”

电报发出以后,聂荣臻又进一步搜集情况,判断敌情,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偷袭企图,确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聂荣臻又于10月26日发电报给有关部队,进一步指出,偷袭石家庄的行动“是蒋贼在各战场连续遭受严觅失败后,妄图挽救其不堪收拾的沮丧士气和直接破坏我经济建设的一大阴谋。为坚决粉碎蒋贼这一阴谋,并予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我们必须动员党政军民的一切力量,直接参加这一斗争,克服一切麻痹疲塌的心理”。在军事准备上,进一步明确“七纵队应以方顺桥及定县两点为中心,构成面的防御地带,主力构筑坚强的抵抗阵地并纵深配备,以机动防御有力地反突击反冲锋手段完成阻敌任务,直至三纵队到达合力歼敌。”“各独立团、独立营及各县民兵组织村村联防,村村阻击,以地雷战与村落游击战,使敌入到处遭受杀伤,不能无顾虑地前进一步,以配合主力阻击敌人。”三纵队“须克服一切疲劳,以五天时间到达指定地区。”聂荣臻还特别指出:“破路是迟滞敌人汽车前进的关键”,“只要我们把村村联防与破坏公路认真做好,我们就可以打退敌人的骑兵与汽车,使之无法通过,我们依托村落,不要怕被骑兵包围,要充分发挥民兵作用,就能达成我们争取时间的防御任务。”

在我军主力远离石家庄、敌人偷袭部队兵力多的情况下,聂荣臻还特别重视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10月27日,聂荣臻又发电报指出:“我冀中、北岳两区人民都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民兵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因此,我们相信是能够胜利完成粉碎敌人此次进攻之任务的。”“此次我们能在事前发觉敌人的进攻阴谋,提高了警惕性,还必须加之以负责干部亲自组织领导,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我们决定各县县长和县委书记分任县的民兵总指挥和政委,武装部长任副职……地委书记任政委,均须亲赴破路地区指挥掌握检查。”

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收到聂荣臻的敌情报告后,经过全面分析,以大谋略家的气魄写了一条《紧急动员一切,准备迎击匪军进扰》的470字的新闻,在10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用醒目的标题公开发表。傅作义看到这条新闻以后,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精心策划的作战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大白于天下了,甚至连偷袭行动的部队番号、动用兵力、武器装备、出动时间和指挥官的姓名,都被我军掌握得一清二楚,毫无疑问,石家庄地区的军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当这位华北“剿匪”总司令孤注一掷,命令其偷袭部队出保定南下时,遭到聂荣臻预设各路兵马的有力阻击,到达唐河北岸就难以前进了。第二天,傅作义得知我三纵队主力奇迹般地在完县出现,连忙命令其先头部队向保定撤退。在毛泽东和聂荣臻的巧妙运筹下,蒋介石和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聂荣臻感到累了,仿佛有一种大战后的疲劳在袭扰着他,他靠在椅子上,想甜甜地睡上一觉。忽然,他又想到了三纵队,三纵队为了及时赶到满城以南地区阻击敌人,连续数天强行军,太辛苦了。他立刻拟了一份电报,让参谋马上发给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要郑维山组织部队在新乐好好休整几天,暂不安排新的任务。

电报发出去了,聂荣臻才离开指挥所。那天晚上,他骤然发现天空透蓝得不同往常,一轮明月镶嵌在万里无云的碧空中,也倍觉晶莹夺目。

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华北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一部同晋中的地方部队一起,举行了太原战役,经过两个阶段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12.4万余人,俘虏了敌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太原防守司令五靖国及日本军官、太原绥署中将炮兵团长公村和少将炮兵顾问岩出等数名高级军官,解放了太泉,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

太原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孤悬晋北大同之敌第二七五师及5个保安团1万多人突围未成,接受我军改编,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当保卫局长在查阅敌伪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有关敌机轰炸城南庄的材料。这位局长感到事关重大,连夜向聂荣臻汇报说:“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是国民党的上尉谍报员。”

聂荣臻的表情十分严肃,“查,继续查,你尽快查清楚,一定要查清楚。”

原来,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被国民党特务孟宪德用金钱收买了。军区机关转移到城南庄以后,司令部管理处为了提高机关人员的生活水平,在王快镇开了一个烟厂,这个烟厂的经理孟宪德是国民党特务。当时,刘从文经常到烟厂去买烟,孟完德见刘从文好贪小便宜,又是司令部机关的司务长,是一条难得的“大鱼”,就抛出大把的票子和白花花的跟元,把刘从文拉进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孟宪德交给刘从文的第一个任务,是毒杀聂荣臻。他要刘从文利用经常在锅台转的机会,把毒药放在聂荣臻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的饭菜里。有一个星期天,当刘从文鬼鬼祟祟解开小纸包,正准备把毒药往菜里倒时,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转头一看,是一名保卫干事,他吓得脸都白了。从此以后,刘从文害怕投毒时被人发现,不敢下手。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以后,聂荣臻指派专人为毛泽东单独做饭,连刘从文这样的人都没有机会接触,从而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

孟宪德交给刘从文的第二个任务,是搜集军区机关的重要情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城南庄时,刘从文开始并不知道,半个多月以后,他才得意洋洋地把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告诉孟宪德,这才出现敌机接连两次轰炸城南庄。幸而聂荣臻采取了断然措施,城南庄没有炸死一个人,敌人的恶毒阴谋没有得逞。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孟宪德、刘从文两名罪犯供认不讳。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组织了一个临时法庭,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孟宪德、刘从文死刑。

卷宗送到聂荣臻的办公桌上,聂荣臻仔仔细细地翻阅了该案的调查经过、罪犯口供、审判记录,看到量刑准确,一切符合法律手续,就用红笔一勾:杀!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聂荣臻司令员用这支神圣的笔,开了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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