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夹缝中

公元1945年，是全世界人民欢欣鼓舞的一年。

4月25日，苏、美盟军在柏林以南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5月2山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签字投降，欧洲战争以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而结束，中日战场成为全世界最注目的地方。

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100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获得了最后胜利，饱受战争灾难的广大人民似乎可以在和平之树的绿荫下建设自己的家园了；然而不，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抗战结束以后，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延安飞往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但战争之神仅仅在华夏大地上昏睡了十个月，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又响起来了。

在两场战争的历史夹缝中，聂荣臻为争取和平作出了种种努力，可是战争的硝烟还在中国大地上缭绕。

往返东亚的美国人，是朋友，还是敌人？

在晋察冀时，聂荣臻就接触了一些美国人。当时，大家虽然都站在反法西斯的同一条战壕里，但美国人总是用一种特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延安以后，聂荣臻又接触了一些美国人。

一天，聂荣臻与英军观察组的同志在一起散步。一名熟悉晋察冀情况的美国朋友问：“聂将军，你对战争的前途是怎么看的？”

“胜利在望。”聂荣臻坦率地说。

美国朋友一听，感到十分惊讶，又追问了一句:“聂将军有何根据呢?”

聂荣臻沉思片刻，说:“日军侵略军漂洋过海，在异国作战，兵员补充、物资供应等等方面困难很多。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执三年了；‘七七’卢沟桥事变至今，已经有七年了。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

“可是，当前几十万日军在争夺从河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中进展还比较顺利，东北的50万精锐关东军也没有使用，这是日军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聂荣臻微微一笑，说:“希特勒眼看就要灭亡了，日本帝国主义还能支撑多久？”

当时，观察组的美国朋友对聂荣臻的话似信非信，但是形势的发展正像聂荣臻所预料的那样，时间仅仅过了一年，日本法西斯彻底垮台了，中国人民经过漫漫八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延安的夏夜，凉爽沁人，延河水在潺潺低语。1945年8月15日，中国外交部正式接获日本致中美英苏拨降电文，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那些天，中国沸腾了！华北沸腾了！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延安的群众一起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在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聂荣臻归心似箭，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立刻返回晋察冀。毛泽东看到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都请求回前线，微笑着向大家解释，要求各路将军暂时留在延安，研究一下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我军的任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大家不用着急，我们开一个短会。会后，可以用飞机送你们摽！”谁知这话成了事实。

聂荣臻人留下来了，心还是飞到了晋察冀。早在8月10日，聂荣臻就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要求，打电报给晋察冀军区，要求全区部队立即部署向北平、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阳泉、张家口、唐山、山海关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立即抽出3个主力团组成纵队，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间辽宁前进，尽可能占领最广大的地区，准备与苏联红军会师；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尽可能抽两个团向太原逼近，准备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及其附近地区。聂荣臻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正规兵团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军区尽快把38个小团扩编成大团，陆续以地方武装编成62个团参加反攻作战。当毛泽东组织各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开会，决定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多占领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时，晋察冀的工作就相对主动了。

会议期间，聂荣臻得知一路苏蒙联军将由蒙古直插张北时，立即打电报给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和耿飚，要求他们抓住这一极好的机会，迅速派部队向张家口、张北方向进攻。

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省会，北傍长城，南接平川，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清水河由北向南流经市区，把张家口市划成两块。程子华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一面派出察蒙骑兵支队北上接应南下苏军，一面派出3个多团向张家口市进攻。8月20日清晨，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开始向张家口的敌人发起攻击，经过3天作战，我军全部占领了张家口市和万全城，歼灭继续顽抗的日伪军2000多人，缴获步枪1万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炮50门、弹药库10余座，物资仓库60多座、骡马上万匹，从而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8月25日，聂荣臻听到张家口已经解放的消息，高兴极了，

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聂荣臻正要返回晋察冀，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有一架美国飞机要飞往晋察冀。聂荣臻一听，乐呵呵地说:“那好呀，我们就坐美国朋友的飞机回晋察冀。”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空军的一些飞机曾经被日军击落，幸免于难的美国飞行员散落在敌后战场的各个地区，其中也有不少飞行员被晋察冀军民营救。日军投降后，美军专门派了几架飞机到延安，准备接回幸存的美国飞行员。

9月9日，一个少有的晴天。聂荣臻惜别了杨家岭那一排排依山的窑洞，经过王家坪，绕过清凉山脚，来到延安城东的飞机场。一架美制C一46飞机威风凛凛地停在跑道上。聂荣臻同刘澜涛、萧克、罗瑞卿以及日共中央主席野板参三一起登上飞机。

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螺旋桨转动了，飞机带着美国人、中国人和一名日本人缓缓飞离了跑道。渐渐地，滔滔延河变得模糊了，巍峨的宝塔山也变得模糊了……聂荣臻俯视着机翼下的大地，心中似翻江倒海，思绪万千。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是否就能翻身得解放呢？聂荣臻的脑海里还有一连串的问号。他清楚地记得，8月10日，正当解放区战场的军民向日伪军进行大规模反攻时，蒋介石却接连发布三道命令: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蒋介石的野心难道还不清楚吗?想到这里，聂荣臻越发觉得向已责任重大了。

飞机在蓝天中飞翔，聂荣臻回想起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十四年抗战，蒋介石始终采取消极态度，却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狂妄野心，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现在抗战胜利了，介石决不会善罢甘休，让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在蒋介石同革命人民抢夺胜利果实的时候，毛泽东要求晋察冀的部队集中力量，争取向日伪军受降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承德、山海关等地，并尽可能多占领一些地方。这对晋察冀军区将是一个新的考验。

聂荣臻很清楚，晋察冀军区虽然已经有100个团，但大多数是刚从地方武装中集中整编成的，军政素质比较弱。在日军“扫荡”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渐渐缩小了，有人觉得军区部队也应该分散缩小。幸尔党中央在1944年7月1日发出指示，提出“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种任务，则我们将来的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必会受到妨碍。”此时此刻，聂荣臻更加体会到党中央、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使军区的武装力量得到不断发展。

聂荣臻还在思考，这架飞机的主人是朋友还是敌人？几年来，他们站在反对法西斯的同一条战线上。日本投降了，赫尔利到延安把毛泽东接到重庆去了，然而，美国也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美国还派出了9万余名海军陆战队进占上诲、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帮助国民党控制这些战略要地。担任远东盟军统帅的麦克阿瑟还严令侵化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在私下透露:假如美国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美国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美国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杜鲁门批准的。

聂荣臻似乎看到了，美国政府正在竭力推行扶植国民党反动派为其在华代理人、继续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其附庸。形势的发展使美国的这种政策愈来愈明显。1946年2月26日，美国成立了以克鲁斯为团长的驻华美军顾问团，“协助美国政策某些方面的实现”，其实质是企图以和平方式溶化中国共产党。1946年上半年，美国还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3亿美元的物资。

飞机“突”地一震，打断了聂荣臻的思绪，缓缓地在灵丘机场降落了。军区的汽车在机场上等着，被晋察冀军民营救的飞行员也在机场上等着。

聂荣臻走下飞机，程子华等人迎了上来，10多名美国飞行员也迎了上来，争着要同聂司令员照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们即将要返回大洋彼岸，此时此刻，他们忘不了在中国的战斗生涯，忘不了营救他们的晋察冀军民，忘不了深受他们尊敬的聂荣臻司令员。

灵丘机场，C一46飞机前，聂荣臻和美国飞行员摄下了历史的一瞬间。合影后，聂荣臻一一与这些美国朋友道别。

汽车驶近张家口，聂荣臻一眼看见了那道宏伟的长城。城墙顺山势蜿蜒而行，到两山交接处，直下数十丈，一城楼巍然立在山谷中，上写“大境门”。相传明朝洪武元年，大将徐达曾督兵修补边墙，建此关口，大境门是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通要道，素称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汉蒙民商贸易的货物集散地，门额上有“大好河山”四个字，笔力雄浑苍劲，颇为壮观，相传是清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所书。“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曾经率领抗日健儿出大境门北进，浴血作战，收复多伦、宝昌等地，把日军赶出了察哈尔省。程子华见聂荣臻注视着大境门，说:“司令员，8月24日我们的部队就是从大境门入城，解放张家口的。”

汽车停在火车站附近宣化大道上的一处院落内，这里原来是日本蒙疆派遣军根本博的司令部，现在成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环顾四周，预感到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了。

林彪又出一个题目，攻击聂荣臻。

1968年3月24晚，身穿绿军装、佩带红领章红帽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的高级军官陆陆续续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会场上的气氛很严肃，平日有说有笑的将军此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谁也不说话。聂荣臻同共和国的其它几位元帅没有出席，但有一位元帅来了，他就是林彪。

9时30分，林彪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林彪拉开湖北腔，看一眼坐在他身旁的毛泽东，神气活现地说:“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新矛盾，虽然没有刘、邓、陶影响那样大，但也比别的一般问题大，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空军中发生的，这就是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和博崇碧勾结打倒谢富治，……还想打倒黄永胜、许世友、韩先楚以及和他地位相同的一些人。最近中央在主席邢里已经接连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的职务，决定把余立金逮捕法办，决定由黄永胜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25日凌晨1时50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杨、余、傅”事件。

3月25日，军委办事组改组，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从而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所谓“杨、余、傅事件”是个错案，党中央已于1979年3月28日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林彪当时制造“杨、余、傅事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攻击聂荣臻。

聂荣臻一生光明磊落，德高望重。林彪费尽心机，蓄意制造“杨、余、傅事件”，对聂荣臻攻得很厉害。

林彪在那天的会上攻击聂荣臻，说什么晋察冀搞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邱会作也在一旁帮腔。其实不然。

和平，是全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两种力量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聂荣臻坚信，蒋介石是一定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但聂荣臻也看到了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有许多困难。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不赞成中国很快发生内战。在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极其需要休养生息，迫切希望国家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就连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也反对打内战。当时，蒋介石的440万军队有一半还处在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蒋介石要打内战，但尚未做好准备，他这个老奸巨猾的人要利用和平作幌子进行内战准备。他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译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因此，经过斗争，实现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即使不能实现全国和平，亦有可能把内战限制在局部地区，或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

聂荣臻回到晋察冀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把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任务提出来。聂荣臻在延安的时候就看到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宣言，全国各个地区都传达了，聂荣臻在传达这个宣言时，特别强调了晋察冀面临的形势，决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聂荣臻回到张家口以后，很快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察看了一些地方和部队，看到了笼罩全国的内战阴云。

当时，美国的军舰、飞机把蒋介石的6个军、17个师、15万军队运到了华北，抢占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主要城市；阎锡山的军队抢占了大同、太原等地；傅作义的部队抢占了归绥和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在晋察冀周围，国民党集中了43万军队。这些军队以大中城市为基地，不断向周围地区进犯。晋察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

聂荣臻了解情况以后，于10月初在张家口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干部会议。身为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正确认识形势，做了许多动员工作，会议的气氛非同以往，聂荣臻有许多精彩的发言。

有人极其气愤地说:“聂司令，日本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又一脚踏进来了，中国什么时候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们为什么不把在塘沽、秦皇岛登陆的美军赶出去？”

聂荣臻说:“美军在塘沽、秦皇岛等地登陆，是干涉中国内政，但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应暂时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我们的方针是，在政治上批评美国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如果美军向我进攻，我们就应该迅速将经过情形向全世界宣布，使它在政治上输理。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他们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对于这件事，新华社已有评论，我们应该多看看这些评论。”

有人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曾经设想夺占一些大城市，为什么后来又转而接管中小城市了呢？”对于这种急躁情绪，聂荣臻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日本投降以后，朱总司令曾经发市命令要我们向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举行全面反攻，这种处置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蒋介石、何应钦垄断受降，以致日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向我投降，使我们不能进占平津等大城市。这时候，我军迅速转移兵力，夺取中小城市，壮大自己的力量，这种措置也是对的。国民党反动派依靠其合法地位，垄断中国人民八年来以无数牺牲的代价换来的抗战胜利果实，大家感到愤愤不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因此而悲观失望。”

对于大家十分关心的国共两党和谈问题，聂荣臻向大家解释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团结新中国成立大计。当时，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注目于国共两党，我们虽然在政治上有许多优势，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要处于被动地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如果毛主席不去，就会脱离群众；去了，则我们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去，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因此毛主席毅然决然而去，以去来争取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形式。我们决不能认为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了，从此天下就太平了。要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和团结，必须依靠我们的斗争和发展；我们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争取谈判的有利条件。”

聂荣臻在会上还批评对于实现和平的盲日乐观思想，他说:“我们的任务，是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一切盲目乐观的思想，认为天下从此就可以太平的思想，都是不对的。”

通过这次干部大会，使各级干部统一了认识，坚信党中央在当时采取的方针和策略都是正确的，提高了必胜的信心，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挑衅，明确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党中央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各个根据地都传达了，晋察冀根据地当然不能例外。但是，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气氛很快就被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枪声炮声掩盖了。在晋察冀，聂荣臻还要求新解放区的城镇和乡村开展减租减息，控诉日军、汉奸、恶霸的罪行的民主运动，充分发动了群众，增加了物资储备，为应付内战进行了准备。可见，林彪一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攻击。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挑衅，聂荣臻主张给予坚决还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晋察冀军民进行的绥远战役，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沉重打击。

聂荣臻从延安回到晋察冀以后，得知傅作义联合绥蒙伪军，进占归绥、陶林、集宁等城镇后，集中了6万多兵力，企图夺占张家口，控制平绥路。聂荣臻很快把这些情况向党中央报告。9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要求由他和贺龙指挥，集中主要兵力组织绥远战役，在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电文还指出:这一战役对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和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关系极为重大。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为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聂荣臻看了这份电报，感到向绥远之敌发起进攻有些仓促。塞外秋冬交替之际，往往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当时已是农历8月，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基层干部和战士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战术、技术训练，服装、给养没有充分准备，部队如果仓促进入绥远作战，一旦遇上天寒地冻马蹄僵的气候，就很不利了。但是，这一仗不仅仅是粉碎傅作义的进攻，同时也是一场政治仗。聂荣臻站在地图前思考良久，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冀察、冀晋、冀中3个中队，会同晋绥军区的5个旅，共14个旅5.3万余人遂行绥远战役。当时，冀中纵队的指战员头上还蒙着一条羊肚毛巾，身上还穿着便衣。为了争取时间，聂荣臻要求各纵队一边开进，一边进行思想动员。冀中纵队在途中还换了装，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

10月18日，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灭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兵第一旅各一部。经过这场战斗，我军不仅占领了一些城镇，还切断了傅作义同阎锡山之间的联系，孤立了大同。

10月22日，中央军委来电指出:“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博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速进，可能速占归绥。”

聂荣臻得知敌人在集宁只留下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一0一师，就命令冀察、冀中两个纵队乘势推进，扩大战果，并干24日占领集宁、丰镇，迫使敌人全线西撤。26日，敌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队2.4万余人猬集归绥，整修工事，准备凭坚固守。

为了便于指挥，聂荣臻将前线指挥所从三水岭向隆盛庄转移。聂荣臻到隆盛庄时，贺龙已经先到了。两位将军决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攻城；同时派出部分兵力打包头，孤立归绥，并将决心报告中央。中央军委来电指出:“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10月31日，晋察冀与晋绥军区集中兵力围攻归绥，很快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

归绥之敌遭我围攻以后，突然采用“以攻为守”的战术，用两三个师的兵力连续向我军阵地进行反扑，反扑不成，又凭借固守。归绥有新旧两城，城防设施坚固，城周围又有许多碉堡，城内粮食、弹药储备丰厚，加之我军缺乏攻城经验和攻城火力。围困归绥半个多月，未能攻克。

这时候，贺龙的部队在进攻包头时也遇到了麻烦。于是，聂荣臻从陶卜齐绕到归绥城西，再次与贺龙商量，决定由赞龙、李井泉率领晋绥部队增援包头，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由于我军兵力不占绝对优势，要攻克归绥、包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1月23日，中央军委接到聂荣臻、贺龙的报告后，回电报说:“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咒，相机再定今后计划。”12月初，傅作义开始集中兵力准备进攻张家口，中央军委电告聂荣臻，正式结束绥远战役。

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进行的绥远战役，不仅歼灭了1.2万敌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敌人控制平绥线的企图，饱受战争风霜的绥远地区人民把聂荣臻的部队称作“菩萨军”，更重要的是使我党在重庆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绥远战役开始不久，毛泽东曾经给聂荣臻发电报说: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在这里越安全；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谈判越主动。绥远战役开始后的第六天，毛泽东还向山东、华中我军通报说:“聂荣臻、贺龙集中五万野战军，正在歼灭绥东顽军五万之大部或全部。”鼓励山东、华中我军打几个好歼灭战，推动整个局势的变化。

由于我党我军通过政治上的不懈努力，在军事上对国民党进犯军以有力的打击，终于使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1月10日正式公布。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了“停战令”。1月10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1月31日通过了包括军事问题、宪法问题、和平新中国成立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决议的达成，是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和民主要求，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尽管蒋介石并不准备真正停战，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调动不在“一律停止”之列，在下达停战令以后，蒋介石还命令他的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形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彻底撕毁了“停战令”，但是，《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决议的达成，表明了我们争取和平的诚意，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舆论的支持，赢得了人心。

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民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林彪别有用心地制造“杨、余、傅事件”，恶意攻击聂荣臻在晋察冀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晋察冀执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最积极，将部队大批地复员，”等等，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用意。

罗荣桓诉说真情:支援东北，你聂荣臻出了很大力。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解放区已经发展到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西倚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北连东北，地形险要、沃野千里，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一块重要解放区。晋察冀东与山东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西与晋绥解放区相毗连，是华北各解放区的枢纽；北与辽宁相连，对于发展和控制东北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自从日本宣布投降到1945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遵照蒋介石准备全面内战的命令，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展到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城市，并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推进。我华中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而东北地区则是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苏军在东北仅仅占领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许多地方仍然被土匪和伪满军警控制，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无法大量到达；我军为对日军反攻而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汉的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已控制了若干地区。

东北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各根据地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5年9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先后调派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吕正操、肖劲光等领导人去东北工作；还抽调了2万干部和11万部队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

聂荣臻认为，晋察冀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工作基础都比较好，区域大，人口多，有发展的余地；东北地区正处于初创时期，各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如果我们能控制东北，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因此，聂荣臻主动向中央建议，选调程子华、吕正操等优秀干部到东北工作，还把大片地区和众多部队划归东北，其中支援东北的较大行动就有三次。

第一次支援东北的重大行动是出兵，这是1945年8月。当时，苏联红军已对日宣战，为配合苏、美等盟国军队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央要求八路军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向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进攻，聂荣臻在延安打电报给晋察冀分局和军区领导，要求冀东立即抽出3个主力团组成纵队，加上由朝鲜同志组成的义勇军，共1.3万多人，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向辽宁前进，相机对日伪军发动进攻，尽可能占领最广大的地区，准备与苏联红军会师。

跟随李运昌一起出关的还有4名地委书记，2000多名地方干部；从冀中抽调的三个团4000多人和200多名地方干部也一起挺进东北，协同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在东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晋察冀抽调到东北的部队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里就由1万多人猛增至10万人，扩建成十个步兵旅、两个炮兵旅和若干个独立团。这10万大军成为东北我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次支援东北的重大行动，是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划归给东北军区，1945年底，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率领5个纵队在冀热辽、察哈尔东北部和冀东广大地区活动，多次攻城破路，吸引和钳制了大量敌人，直接支援了东北的斗争。1946年8月至10月间，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承德、张家口等地以后，冀热察与冀热辽军区与晋察冀在地理上的联系已被隔断。聂荣臻想到东北地区多年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地广人稀，兵员补充极为困难，而冀热辽和冀热察军区背靠东北更为有利，就主动向中央建议，把段苏权、刘道生领导的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副司令员李运昌也一起去东北工作。

冀热察和冀热辽地区是经过我党我军多年建设的根据地，人力物力资源丰富，这两个军区划归东北以后，对支援东北我军的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支援东北的重大行动是把冀东地区划归东北。1947年，东北我军开展夏季攻势。为了支援东北我军作战，晋察冀组成了詹才芳纵队，聂荣臻命令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和李中权同志一起率领部队开赴东北。聂荣臻还建议中央把整个冀东地区划归东北，冀东地区范围大，人力物力都很雄厚，对东北是一个很好的支援。晋察冀先后划归东北的有三个纵队、六个独立旅和一些地方武装、地方干部共十几万人。

晋察冀的这三次大支援，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东北我军的主要领导人林彪不知出于何种意图，给李运昌制造了一些“麻烦”。

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李运昌率领部队出关以后，为了适应东北地区的工作需要，吸取了许多成分比较好的、其中有许多产业工人和日本从关内抓去的劳工入伍。这些人苦大仇深，感情纯朴，到部队以后经过教育，军政素质提高很快，在骨干的带领下打了许多胜仗，苏联红军对他们很满意。当李运昌率领部队进入沈阳时，苏军把缴获的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李运昌看管。

原日本关东军这些仓库的武器不但质量好，数量也多，能装备几十万人。晋察冀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曾经从仓库中取出一部分武器，发给扩编的部队使用。当曾克林偕同苏联红军代表乘飞机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讲到了接收武器仓库这件事。党中央为此曾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原地，到东北后重新领取。

谁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由于同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要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苏军驻东北的大城市、交通线移交给国民党军队。驻沈阳的苏联红军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李运昌的部队住在沈阳了。当各解放区的部队到达东北以后，就领不到武器了。

林彪作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对这件事的内幕十分清楚。谁知林彪在出关部队领不到武器时，不仅不说明真情，还散布舆论，制造隔阂。林彪到辽西以后，还专门成立了清查小组，清查晋察冀出关部队的仓库。当仓库里没有发现武器时，才无话可说。

1945年11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援下，派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攻占了山海关、锦州等地。占领锦州以后，国民党军队为了切断华北我军与东北的联系，把主要攻击方向转向热河。为此，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林彪配合热河地区作战，阻止敌人向热河进攻。12月，林彪在阜新召开军事会议，李运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林彪对中央军委的指示置若罔闻，却对李运昌说:“我的方计已定，不再改变。要配合热河作战，李运昌去配合吧!”会后，林彪把部队带到了西满地区。

李运昌返回热河的时候，只带了三个步兵旅和一个野炮团，其余晋察冀的老部队和新扩编的部队共五万多人都交给了东北民主联军。

但是，晋察冀把众多部队和大片地区划归东北，得到了中央和军内外许多同志的赞同。平津战役时，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恒见到聂荣臻，十分高兴地说：支援东北，你聂荣臻出了很大的力。没有华北的支援，东北要取得这样快、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军队想占集宁，反被聂荣臻戏弄

冷板凳上的军事调停官。

1946年1月，国共两党代表协议，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和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会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有关受降事宜和军队整编问题。三人小组通过的协议，交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军事调处执行部于1月10同设立，简称军调部，主要任务是实行“停战协定”和三人小组协议。军调部内设立执行小组，负责处理军调部内部的具体事务和实地监察诸协议的执行情况。后来根据需要陆续向各地派出了36个执行小组。

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政策，蓄意破坏“停战协定”，美国又偏袒国民党，因此。军调部无法公正而有效地对各个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在蒋介石命令其反动军队疯狂抢占我华北地区的战略要点时，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民“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智斗军事调停官，使我军收复了集宁。

国共双方颁发的《停止军事冲突命令》，规定1946年1月13日24时生效。在停战令生效之前，蒋介石派参谋总长何应钦飞到北平，指挥国民党军抢占华北各地的战略要点，企图分割晋察冀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晋绥解放区的联系，从东西两面对张家口构成进攻态势。1月10日，敌人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晋察冀解放区大举进攻。

对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聂荣臻早有高度警惕，在兵力部署上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当时，聂荣臻把冀中纵队的两个旅、热辽纵队的四个旅、冀晋纵队的三个旅和冀东军区的部分部队部署在东面的承德、古北□、叶柏寿一线，以保卫热河地区，保障晋察冀与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把冀中纵队的三个旅、冀晋纵队的两个旅部署在西面的康庄、怀来、阳高一线，以反击傅作义、阎锡山的骚扰。当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面向晋察冀进攻时，聂荣臻一直住在作战值班室旁边，随时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1月12日，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和新编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分别侵占了陶林与和林，在停战令生效的第二天，傅作义还命令新编骑兵第四师抢占了我绥东重镇集宁。集宁被敌占领，就威胁到张家口和绥东地区的安全。

聂荣臻接到报告以后，决心从敌人手中收复集宁。他命令姚喆率领晋绥军区第二十七团，马龙、傅崇碧率领冀晋纵队第三旅，分别从卓资山、丰镇向集宁急进；命令冀晋纵队第四旅第六团从遇架山方向接近集宁。经过一夜激战，我军占领了集宁外围的阵地。16日拂晓，聂荣臻命令我军向集宁发起总攻。

我军进攻集宁的枪声打响不久，集宁守敌急忙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告急，妄图以抢占集宁的既成事实得到美蒋代表的庇护，阻止我军收复集宁。

军调部本来就偏袒国民党军队，他们接到集宁军队的紧急报告以后，立即指派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国民党中校，从北平乘飞机赶到张家口，要求同聂荣臻司令员会晤。

聂荣臻让一名参谋陪同军调小组的人休息一会，两小时以后，聂荣臻很有礼貌地来会见军调小组的执行官。

“聂司令员，贵军围攻集宁一事你一定知道吧?《停止军事冲突命令》已于13口生效，贵军的行动如何解释呢？”美军上校摆出一副不可冒犯的架势。

聂荣臻听了冷笑一声，说:“上校先生也一定知道，《停战令》生效前，集宁是由我方控制的，傅作义的新编骑兵第四师为什么要抢占集宁呢？”

“是吗？”美军上校故作惊讶地把头转向国民党中校，那个中校的双眉跳动了一下，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美军上校突然露出一丝微笑，说:“聂司令员，集宁的情况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既然已经这样，请贵军派一人同我们一起飞往集宁，共同视察集宁的停战情况。”

聂荣臻想到我军尚未收复集宁，现在还不便派人去视察集宁的停战情况，就欠了欠身，说:“共同视察集宁，当然可以。但集宁是绥蒙军区所在地，由晋绥军区管辖，我们晋察冀军区不能直接管那里的部队。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和晋绥军区联系，他们同意，晋察冀可以派人陪同你们视察。不然，你们途中也不方便呀!”

“这个……”国民党中校一听这话，立即表示反对，却被美军上校制止了。上校说:“聂司令，那就请你们赶快同晋绥军区联系。”

国民党的中校要在张家口坐等，美军上校看到天色已晚，只好先回北平，商定第二天再来张家口，由聂荣臻派人前往集宁视察停战情况。

军调部的飞机刚起飞，聂荣臻立刻命令围攻集宁的部队发起强攻，务必在第二天8时前歼灭集宁守敌，收复集宁。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很快突入集宁城内，歼敌1200多人。

第二天，当军调部的飞机降落在集宁时，我军早已打扫完战场，集宁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国民党反动派不想抢占集宁这个战略要点，造成既成事实，谁知“赔了夫人又折兵”，美蒋代表也无可奈何，只得扫兴而归。

不久，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曾经要求各大军区的负责入到北平集中，商讨有关停战事宜。聂荣臻深知这些人打着“军事调处”的招牌，利用“执行小组”的合法身份，乘机对我军进行监视和搜集情报，干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就找个理由推辞了。那次会议，陈毅也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