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林彪的第一次共事

公元1971年9月14日，--道电波划破了北国的宁静，把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一次警告传到北京，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他反复看着驻蒙大使馆的紧急报告，两道浓黑的眉毛抽动了一下，轻轻敲打着手中那支铅笔，陷入了沉思。片刻，周恩来一把抓起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向毛泽东报告:

“主席，林彪乘坐的256号专机已于13日凌晨2时半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上人员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九一三”，中国震惊了，共产党的副主席叛国投敌，摔死在邻国的一片沙漠上。

“九一三”，世界震惊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叛逃事件。

聂荣臻是9月18日从中共中央的通知中详细知道“九一三”事件的。

当时，许多人头脑里都有两个大问号:像林彪这样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有过贡献的共和国元帅，为什么要叛逃？像林彪这样“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被九大通过的党章写入总纲的“毛译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呢？

聂荣臻也陷入了沉思。

林彪，曾经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北伐战争中的一名排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是八路军三名师长中的一名，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在推翻蒋家王朝的那场大决战中，他作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率领百万大军从东北打到西南。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林彪还有两次“登峰造极”的表现。

一次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玩弄权术，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同志，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另一次是在60年代，林彪大肆鼓吹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竭力宣扬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骗取毛泽东的信任，被毛泽东认定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时代的伟大人物，他很快识破了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的阴谋。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的阴谋，毛泽东几次表示和批示不设国家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挫败了林彪集团的阴谋。当林彪一伙秘密研究和制订反革命计划，派出林立果等死党到上诲、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串连，策划“武装起义”，提出要用“上层集会”和“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城市游击小分队”等手段，暗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及时到南方巡视，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的阴谋，终于迫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自我爆炸。

林彪，就是这么一个又红又黑，不能再红也不能再黑的人物。

当时，许多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历史真相，即使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一些老同志，对林彪的真实历史也知道得不多。

聂荣臻同林彪有缘，

战争年代，聂荣臻同林彪先后三次共事。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聂荣臻同林彪相处四年之久。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初期，俩人共事两个月左右。第三次是在平津战役的炮火中，俩人也相处了两个月。

三个历史阶段，四年四个月，

严酷的斗争考验，使聂荣臻对林彪其人看得入木三分。

全国解放以后，聂荣臻多次听说，林彪对自己的身体疑神疑鬼，长期小病大养。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聂荣臻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同林彪有原则分歧。但是，聂荣臻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林彪，但也信任重用林彪。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对这个“接班人”也就往好处想，服从中央的决定。

“九一三”事件，使聂荣臻又一次想起了与林彪的第一次共事。

聂荣臻、林彪，我军第一架飞机前的合影，

能弥合攻克漳州后激烈争吵的裂痕吗?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顾顺章这个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人投入敌人的怀抱，对我党保存在上海的核心力量形成了严重威胁，象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我党骨干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了。当时，毛译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告别夫人张瑞夫和呀呀学语的女儿，继叶剑英、周恩来、刘伯承之后，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那几年，反动派在全国各地都撒下了一张白色恐怖的黑网。从上海到江西瑞金，还必须先乘船到汕头，再通过中央特科交通局在三年前建立起来的一条秘密通道，前往中央根据地。聂荣臻既不会讲广东话，也不会讲福建话，下船以后，穿一身长袍，装扮成当地老百姓，整日跟随秘密交通站安排的向导赶路，脑子里还得思考着那套应付敌人盘问的说词。

也许因为有井冈山这片红色根据地，敌人对进出江西的人查得特别严。聂荣臻跟随向导，每天都得寻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都得寻找一个可靠的投宿地点。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有时候不得不整夜赶路。崎呕的山路，把聂荣臻的一双脚磨起了泡，磨出了血。聂荣臻忍着剧痛，紧紧跟随向导，一声不吭。

走到长汀，福建省委的同志才给聂荣臻准备了一匹马，当聂荣臻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时，不禁“春风得意马蹄疾”，人急马快，还走错了路。晚上9点多，才赶到瑞金红军总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早知道聂荣臻要来。听见马蹄声，都走了过来。叶剑英接过缰绳，上下打量了一眼聂荣臻，突然皱起眉头埋怨说:“荣臻同志，你好大的胆子!长汀到瑞金这一路，并不都是巩固区。你黑夜单骑，不怕有人劫道呀？”

朱德笑了，用浑厚的声音为他的四川老乡“辩护”，“怕啥子？我们荣臻同志是专打劫道的。”朱德又对聂荣臻说:“南昌一别，四年多了，昨天就在说你要到呢!”

聂荣臻脱下长袍，拍了拍满身尘上，嘴一撇，说:“在白区工作，总好象背后有一把敌人的刺刀，处处显得被动，有劲也使不出来。到了根据地，到了我们自己的天下，你叶剑英还不让我大摇大摆地走一走？”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谈谐地用手比划着，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1931年9月，中央红军粉碎了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率领30万反动军队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我军不仅在“围剿”中歼灭敌人17个团，3万余人，还攻占了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拔除了几百处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消灭了苏区周围的大量反动武装，使赣南、闽西两块中央苏区完全连成一片。在新占领和新收复的地区内，恢复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动员了l万多名群众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武装。聂荣臻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

红军第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军团政委肖劲光已经到职，刘伯坚担任政治部主任，第13军军长是董振堂，第14军军长是赵博生。聂荣臻到红五军团后，和赵博生等互相配合，每天都要找几个上层军官谈话，讲革命形势，讲党的方针，使他们提高认识，安心当红军。

有一次，聂荣臻同几个战士一起到河边洗衣服。聂荣臻笑眯眯地问身旁那名战士:“愿意当红军吗？”

“当然愿意。”那战士在水中摆动着衣服。

“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当红军？”

“这还不好说，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呗!”

聂荣臻更加喜欢这个战士了。他伸手接过那战士的衣服，俩人一起绞起来，又问:“打土豪，分田地，又为了什么？”

“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还是你前天给我们讲的呢!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得解放。对不对呀？首长。”

聂荣臻乐了。那天，一说“打土豪分田地”，战士们就眉开眼笑。可是讲到“苏维埃”这个词，大家就皱眉头了。聂荣臻费了很大的劲，才使大家把“苏维埃”这个译音的意思搞清楚。这些战士真好，一旦懂得了，就会印在脑子里，对“苏维埃”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至于共产主义，战士们也说很好理解，有的战士干脆说，“我早就希望将来有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了。”许多战士把心目中至善至美的理想都寄托在共产主义身上。一年以后，这位同聂荣臻一起洗衣服的战士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他负了重伤，临终前拉着一位战友的手，深情地说:“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不到了……”

红五军团这支部队在以后的作战中表现一直很好，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聂荣臻到总政不久，就同参加打赣州的部队一起到前线，帮助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

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使王明等人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党内发生了第三次“左”倾错误。1932年5月9日，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表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标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具体发展。9月20日，党中央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苏区的党和红军要“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红军应该不停顿地进攻，“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这个决议，不仅在政治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而且在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问题。

12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给红军发出训令，认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两天以后，临时中央又指令中央红军“首取赣州，迫吉安”，再向北发展，这个指令，实际上是下达了夺取中心城市的预先号令。

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临时中央又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错误地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因此，中国工农红军“占领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加紧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各地红军领导人所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要求贯彻他们的一套所谓“正规原则”。进攻赣州，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赣州，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是连接赣粤内省的军事要地，也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素有“铁赣州”、“铜赣州铁上杭”之称。当时，驻守赣州的敌人有8000余人。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一带，还有蒋介石的嫡系5个师；赣州以南的南雄、韶关一带，有广东军阀的10多个团。如果赣州遭到红军的攻击，南北两面的敌人随时可能增援。

聂荣臻参加了攻打赣州的作战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目前，红军的技术装备还差，对付赣州这样的城市，很可能久攻不克。这一仗还是不打为好。如果非打不可，也只能围城打援，能把敌人吃掉多少是多少。”身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说：“硬打赣州，我不赞成。”但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多数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1月10日，中央下达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既然决定要打，聂荣臻就竭力动员部队打好这一仗。

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是攻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总是喜欢把指挥所靠近火线，便于观察战场情况。战斗一开始，聂荣臻就一直同三军团司令部一起行动。上了前线，聂荣臻看到赣州四面的地形比较开阔，水陆交通都很方便，而红军却屯兵于坚城之下，心里总觉得不舒服。他对彭德怀说:“彭总，赣州这一仗，我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得多掌握一些预备队呀！”

彭德怀抹一把脸，“预备队，有。我身后就是五军团的十五军、十四军。过几天，林彪和罗荣恒的第四军也会赶来。”

聂荣臻知道林彪担任第四军军长了，心想:一个年轻的军长。

红军的进攻，遭到赣州敌人的猛烈反扑，蒋介石也四处调动军队，解赣州之围。每次攻城，部队伤亡不小。一天，聂荣臻来到一个连队，对战士们说：“刚才听你们连长说:共产党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军的干部、党员、团员，就是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在党需要的时候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危急时刻，敢于扬臂一呼:‘同志们，跟我来!’干部和党团员的以身作则，就是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部队的战斗力。”

在攻城作战中，指战员们非常勇敢，利用坑道接近敌人以后，两次用黑色炸药炸城，虽然都炸塌了一段城墙，第二次还将东门炸开了一个20余丈的缺口，但因为敌人预有准备，很快用火力把缺口封死了，我军仍然无法攻入城内。攻打赣州，我军围城33天，久攻未克，反而遭到很大伤亡，丧失了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宝贵时间，聂荣臻感到心痛。

赣州战斗刚结束，聂荣臻就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担任政治委员。从此，聂荣臻带领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开始了长期的戎马倥偬的野战军旅生活。

与聂荣臻同时到职的第一军团军团长是林彪。三个月前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朱德被撤销了第一军团军团长的职务。

早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聂荣臻就认识了林彪。那时候，林彪只是黄埔四期的一个普通学员，学习成绩一般，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林彪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南昌起义时，林彪在叶挺独立团，以后又跟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团长。聂荣臻到达一军团后，朱德、陈毅等人曾经向他介绍，林彪这个人，军事上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独断专行，排挤同级的政工干部。年纪虽轻，但骄傲自满，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看不起团长。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林彪一度思想动摇，想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逃跑的道路，才不得不返回部队。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围剿”时，林彪作为一名中层干部，多次要求离开主力去打游击，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译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就是为了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思想而写的一封复信。每当作战的紧要关头，林彪往往不顾全大局，擅自行动，有时甚至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林彪当团长时，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林彪根本就不理会，致使何挺颖同志流血过多而牺牲。聂荣臻觉得林彪只有25岁，比自己小8岁，世故不多，虽然气盛，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自己应该支持他做好一军团的工作。

到一军团没有几天，聂荣臻就发现林彪口袋里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本子上记着历次战斗中歼敌和缴获的数字。有一天，聂荣臻还看见林彪向机要科的同志查问第三次反“围剿”歼灭敌人的统计数字，并且一一记到那个小本子上。聂荣臻想，林彪在这方面很用心呵！

中央红军从赣州撤出以后，转移到赣州以东以南的地区整训补充。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在江口圩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认为，红军应向赣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这样就可以依托武夷山、仙覆岭、天台山等有利地形，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配合上海等地的抗日反蒋民族民主运动。但是，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执行“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并且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个时期，打击福建的敌军，筹措经费。

红一军团进入福建以后，毛泽东根据闽南、闽西的敌我形势，漳州易攻难守的地形特点和人民条件，建议东路军夺取漳州。苏区中央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让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东路军进攻漳州。

漳州守敌只有两个旅的兵力，主要配置在天宝、南靖(今靖城)等漳州外围的山区，妄图依托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笔架山、榕子岭等地形凭险固守；一部分兵力在漳州市内。林彪与聂荣臻了解敌情以后，组织部队于4月19日歼灭了漳州外围之敌，20日占领了漳州。两天激战，不但歼灭了大部分敌人，还抓了1600多名俘虏，缴获了两架飞机。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漳州接连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和连以上干部会议。看到干部们胜利后的那股高兴劲，毛泽东也乐了，一上台就很有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毛泽东又说：“打下漳州，并非万事大吉。十五军要到南靖、天宝一线，三军、四军要在漳州附近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打击从广东来支援福建的敌人。当然，我们还得抓紧时间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重点是搜查反动党政军机关和地主豪绅住宅，要向地主豪绅筹款。但是，入城部队必须严格纪律，不可乱拿私人的东西；要向群众宣传，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林彪低着头，没有说什么。聂荣臻特别强调：“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侨眷很多。这次部队进城，对我们的纪律、政策观念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大家要特别注意。筹款要筹，纪律更要执行。”

第一批部队入城时，全团的司号员都集中在队伍前面，鸣号作先导，队伍十分威武雄壮。毛泽东身穿制服，头戴草帽，骑一匹黄骠大马，跟随队伍入城。一军团还统一发了入城讲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官兵，不得入城。

红军入城以后，张贴安民告示，商店照常营业。对主要工商业，红军没有没收其财产，而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当然，土豪里筹款的主要对象。

一天，毛泽东在街上和几个市民聊天，忽然看见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走过来，那人大喊大叫，很不服气。毛泽东站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名战士说：“报告首长，他是土豪。”

“我不是土豪。红军怎么乱抓人？”

毛泽东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土豪？”

那名战士说：“看他这身穿戴，不是土豪才怪呢！”

毛泽东仔细一问，原来那人是从南洋来探亲的侨民，就把他放了。

漳州一带，侨眷多，有钱的人也多，街上到处可见穿戴比较阔气的人，但红军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进城后，看见穿毛料绸缎，拿文明棍戴眼镜的人，以为是当地的土豪，纷纷把他们抓起来了。事后，毛泽东要求进城的部队都清查一遍，把误抓的土豪都放了。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当时在漳州也开了一座大商店，进城红军也派了这家商店的款，谁知商店老板拒绝交款，说店里的财产是陈先生的，交纳一分一厘都得经陈先生许可。附近几家商店看见“陈”字号的大商店不交款，也开始死皮赖脸了。一位营长去找聂荣臻。聂荣臻想了想，说：“你再到这家商店，把派款的道理再给老板讲一遍。如果他还不肯交，你们就拿走相当于所派款子的罐头、胶鞋一类的实物。记住，不能影响商店继续营业喽!”

事后，这位忠于职守的老板把红军派款的事向远在千里之外的陈嘉庚先生报告了。20多年后，当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时，陈嘉庚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说:“当年，红军在漳州很讲信用嘛！”一片爱国心的陈嘉庚对这件事很满意。

然而，不愉快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通讯员向聂荣臻报告说：“政委，有几位老乡一定要见你。”聂荣臻出去一看，这5个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的，其中一人满脸是血。聂荣臻一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被红军打的，我们也想交款，可是……”

一股怒火直往上窜。聂荣臻正想大吼一声：“胡说”。可是，当他举目一看，果然看见有战士在大街上抽打商人。聂荣臻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那战士看见聂荣臻，急忙住了手。

聂荣臻厉声喝道：“谁叫你们打人的?”

那战士偷看了聂荣臻一眼，低下了头。突然又猛地抬起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军团长……”

“谁说也不许打人。”

聂荣臻愤怒了。在红军这个武装集团里，怎么能采取这种手段呢？这可是关系到这片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呀!聂荣臻对林彪说:“林彪同志，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怎么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呢?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得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同情的。今天在漳州拷打几个人，明天漳州的铺子就会关门，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也很坏。”

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聂荣臻说：“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漳州是打下来了，如果我们把政治影响搞坏了，你筹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是毫无意义的。”

林彪不再吭声了。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过程中的第一次争吵，在互相沉默中收场了。

漳州一战，红一军团不仅拿下了福建第二大城市，还改善了部队的军需服装，活跃了文化生活。有两件事，使全军指战员高兴极了。一件事是看电影，另一件事是照相。

当时，电影艺术还处于初期阶段，一般老百姓还不知道电影是一种什么娱乐，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里，已经开始放映无声电影。当聂荣臻得知漳州市有无声电影院时，马上安排进城部队轮流看一次电影。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条件极为艰苦，吃盐都有困难，能看上一场电影，尽管只是简单的画面动作，没有声音，这在红军中是开天辟地的事情，许多指战员一辈子也没有忘记看过这场电影。

打下漳州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的两架飞机。仅管这是两架小型侦察机，但对于依靠镰刀斧头起家的工农武装，是最有意义的战利品了。战斗结束后，林彪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看看飞机去。”

进攻机场的部队派了整整一个连看护这两架飞机。缴获时，一架飞机已经损坏了，另一架飞机还能起飞。林彪绕飞机转了一圈，说：“找一个会开飞机的人，把它开到井冈山、开到瑞金去。”

一位干部捧着照相机走到聂荣臻面前。“政委，给你照张相吧？！这可是我军的第一架飞机呀。”

聂荣臻也特别高兴。“照，当然要照。噢，把军团长叫过来，我们一起照个相。”

林彪，聂荣臻，在带有国民党军徽的飞机前，摄下了第一张合影。

照完相，林彪先走了。聂荣臻又和战土们一起照了几张相。忽然，聂荣臻说:“找个地方，把部队集中起来，大家在一起照一张，好吗？”

快门闪动的一瞬间，为红一军团留下了一张有数千人参加的大照片。一张多么珍贵的照片呀!

攻克漳州，是聂荣臻统军博杀、踏上野战军征程的第一仗。在漳州一个多月，红一军团筹集了100多万款子和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这些钱和物资大部分都运送到了长汀和瑞金，缓解了中央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在财政和物资上的困难。我军在漳州地区还组织了400多人的游击队，成立了3000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向贫苦群众发放了4万多石粮食和其它物资，吸收了近千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红一军团的胜利，激发了漳州地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

野战军旅第一功，功不可没，

正当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湖南、广东、江西边境却遇到了不不的困难。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销了驻江西的“绥靖”公署，新成立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调集六个师的兵力围攻彭德怀、滕代远的三军团。

这个何应饮，乃是蒋介石的心腹，中国战场上的“风云人物”。早在1924年，他就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当参谋。黄埔军校创建后，何应钦是引人注目的少将总教官，组建并担任教导团团长，率军平定广州的“商团叛乱”。黄埔军第一次东征时，何应钦指挥教导一团在棉湖战役中独挡十倍于己的敌人，几次挺身督队冲锋，与敌人白刃格斗，终于反败为胜，击败了陈炯明的部队。战后，蒋介石欣喜若狂，带着廖仲恺和黄埔军校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亲赴前线慰问，加伦将军还当场解下身上的佩剑，赠送给何应钦团长。“中山舰事件”以后，何应钦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秉承校长之命处理校务。”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何应钦亦步亦趋，在浙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更被蒋介石视为心腹。然而近几年，这位反共干将连遭挫折，先是率领20万兵马的第二次“围剿”遭到惨败，总司令责任难逃；再是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这位前线总指挥带罪没有立功。正当何应钦怨天尤人时，蒋介石又给了他一个机会。何应钦又热血沸腾，想在彭德怀身上捞一根“救命稻草”，就把所辖部队划分为九路，企图合围彭德怀。

在强敌进攻面前，红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何应钦的两个师很快侵占了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另一个师侵占了信丰地区。这么一来，我赣南根据地就受到了敌人的巨大威胁。

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要求红军“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

闽南的6月，炎热难耐，太阳早早就探出身子，把大地烤得冒烟。公路上焦干、滚烫，一脚踏下去，就会冒出一串串白烟，偶然有一阵狂暴的风，卷起一股热浪，把战士们的脸烤得火辣辣的痛。中署、疾病，像一个个恶神，趁机袭扰这支行军队伍，使人格外疲劳。但是，当战士们得知自己的部队要去保卫赣南根据地时，互相之间有说有笑，脚步更快了。

从闽南到赣南，一路上遇到了许多由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这些反动地主武装，兵力不多，有的几百人，有的只有几十人，但都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遇到军队，就凭险据守，施放冷枪。红军围攻这种土围子时，兵力用多了就施展不开，兵力用少了又攻不下来。有时候，一个土围子就会影响一整天的行军，十分麻烦。

6月13日，聂荣臻随一军团第四军到达武平县西北的大禾村时，忽然传来“叭、叭”几声清脆的枪声，聂荣臻一听，觉得这枪声不同寻常，就对警卫员说：“又是一个土围子，让部队先停下，我们上去看看。”

右边那片山丘上，有一座古老的宅院。宅院是用砖石砌成的，经过几百年风雨的淋洒，门窗糟朽了，砖石还很结实。墙山很厚，零零散散地布着一个一个黑洞，有几处还爬满了丝瓜、豆荚藤子。墙后是一片繁茂的阔叶树，让人看不见宅主的房舍。二扇大门斜对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像猫头鹰的眼睛，日夜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聂荣臻躬着腰，走到一丛树下，正想看个仔细，突然觉得有一束热风从耳边擦边，下意识地一歪头，轻轻喊了一声:“小心！”

“叭！”一颗子弹从聂荣臻的耳根旁擦过。

“叭!叭！”接连两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四野的宁静。警卫员急忙拨出枪，瞄准了宅院。

聂荣臻拉了警卫员一把，走到一个安全地方，说：“这个围子很有威胁，告诉部队，不要再侦察了，我们绕道过去，别让这些土围子影响部队行军。”

聂荣臻没走多远，突然又听到“叭、叭”几声枪响。一位参谋喘着粗气，跑来报告，四军军长王良被土围子的冷枪击中，牺牲了。原来，王良军长不知道聂荣臻政委已经侦察过，只身又去侦察，不幸中了冷枪。聂荣臻心痛极了。王良，这位从秋收起义的战火中杀出来的四川人，待人热情，作战非常勇敢。红军的一名战将，想不到会倒在地主武装的冷枪之下。他在心里埋怨自己，真想调部队把土围子打个稀巴烂……

何应钦发现红军主力回师赣南，就以一部分部队继续扼守赣州、信丰，牵制我军；同时命令第一师6个团由南康向大庚地区集中，企图乘红军三个军团没有会合之际各个击破。谁知立足未稳，就有4个团被彭德怀、滕代远的部队击溃了。7月3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进攻梅岭关，击溃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岭关要隘。

何应钦初战失利，急忙调两个师由上犹地区向大庚急进。副总司令陈济棠也拿出他的看家本领，调粤军独立第三师和第五师由韶关日夜兼程，赶往南雄，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我军。

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恢复了第一方面军的建制，朱德兼任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行动。毛泽东用兵很有自己的特点，向来喜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决定集中3个军团消灭由南雄出动和进抵乌迳的粤军。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红一、红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歼灭从南雄出犯的敌人。

世间万事，大概要算战争最为神秘莫测，分秒之间，万里晴空就可能乌云密布。当陈济棠的部队发现我军的作战意图以后，从乌迳沿浈水南岸西窜，退守水口圩及其附近高地时，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团先是误报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窜，后来又错把敌人的九个团当成三个闭打，致使双方激烈拼杀，红五军团遭受了很大的伤亡，处境艰难。幸尔由陈毅总指挥率领的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7月9日，林彪、聂荣臻接到命令，要一军团与十二军紧急赶往水□，增援五军团。

第二天，当林彪和聂荣臻赶到水口战场时，五军团和陈毅指挥的两个师正在和敌人勇猛冲杀。敌人的增援部队先一步到了水口。尽管林彪、聂荣臻的部队即刻就杀向战场，但由于彭德怀的三军团没有及时赶到，敌我兵力基本相等。

水口战场，杀声震天。哒哒哒哒!机枪疯狂地扫射着。呯!啪!手榴弹爆炸开的黑色烟柱子，像旋风一样向空中卷去。进攻的人浪散开了，翻滚着，像水花一样从弹坑旁爬啊，爬啊!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密集地从进攻的人们中发出来。

哒哒哒!机枪火力紧贴着地面，残忍地扫射着，不许进攻的人靠近自己。好几个地方，敌我之间的战线已经分不清了，枪在刺着，大刀劈个不停。突然之间，又有几声手榴弹响了，一块块血糊糊的东西往身上脸上飞来。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在刀光的闪耀中，敌人像一片被砍伐的树木似的纷纷倒下了，与此同时，红军战士也在默默地、庄严而勇敢地倒下。

太阳不知什么时候躲进山里了，四周黑糊糊的，夜空中看不见指路的大熊星。敌人已经退逃列南雄去了。红军战士这时候才感到口渴，摸到河沟里去喝水。几口水下肚，觉得有一股血腥味。一听说在阵地上露营，战士们倒头就睡。他们太疲劳了，刚才这一阵拼杀，仿佛把全身的精力都消耗尽了。

第二天拂晓，许多战士觉得身旁凉凉的，睁开眼一看，半个身子压在尸体上。那条小河沟里的水，泛起团团红色，分不清是敌人的血还是战友的血。

水口这样的恶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罕见的。这场恶战，中央红军先后击溃粤军15个团，有力地打击了入赣粤军的嚣张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是，由于兵力不集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四年以后，毛泽东在陕北回顾这次战斗时，深有体会地说，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就是“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当时，我军参战的兵力并不少，主观上也想集中起来歼灭敌人。但是，由于情报一误再误，部队没有把敌情摸准，指挥员决心一再变更，自己乱了步骤，兵力就难以真正集中起来。水口圩这一仗，先后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足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一个月以后，林彪、聂荣臻的部队在进攻乐安、宜黄时，就纠正了兵力不集中的问题。

乐安、宜黄地区的守敌是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带领6个团。兵力不算多，离中央根据地又近，是一股比较好打的敌人。当时，毛泽东已经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进攻乐安时，毛泽东让林彪担任攻城总指挥，聂荣臻担任政委，统一指挥攻城作战。

8月17日凌晨，红军已将乐安县城团团围住。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利用云梯前仆后继，很快突入城中。守敌第二十七师的一个旅，从旅长、团长到勤杂人员，全部彼歼，光俘虏就抓了3000多人。聂荣臻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红军击落了一架敌机。敌总司令何应钦为了使这个为旅守住乐安，特地派了一架飞机来袭扰，没有想到被红军战士的机枪打下来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掉在中央根据，大家感到又新鲜又痛快。

宜黄一战，是彭德怀的三军团担任主攻，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在西北方向担任助攻。8月20日，三军团进攻一天，没有攻进城去。当天夜里，林彪、聂荣臻指挥第三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同时攻进西南和东南门，全歼守敌3个团，还抓了2000多名俘虏。

不到一个星期，红一军团连打两个大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俘虏了5000多敌人，实现不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受欢迎的胜仗。战后，林彪高兴地对聂荣臻说：“乐安一战，宜黄一战，都是很漂亮的进攻战，打仗就是要打这样的仗。”

黄陂伏击战，聂荣臻冲进敌群。仗打胜后部队

要找错把“吗啡”当“奎宁”的“AB团”。

聂荣臻到达瑞金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当时，在福建主要是肃清“社会战主党”，在江西主要是肃清“A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蒋介石反动派为了屠杀共产党员，剿灭革命武装，曾经挖空心思地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潜伏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特务组织，即“AB团”。

聂荣臻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以后，直接领导在军团内肃清反革命的工作。那个时期，领导肃反是鉴定革命与反革命、并且操有生杀大权的千斤重担，聂荣臻对这项工作特别慎重。干部有错误，可以批评帮助，但决不随随便便扣一顶“敌人”的帽子，冤枉满腔热情参加革命的同志。

然而，天有阴睛，月有圆缺，一军团的肃反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一军团发生了一起全军罕见的“AB团”投毒谋害事件。

蒋介石亲自督阵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他觉得参加“围剿”部队的编制不尽人意，武器不够先进。于是，蒋又气急败坏地将所辖部队整编为甲乙丙三种所谓的“整编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师直辖一个团，一个师共有5个团，觉得这样编制的军队适合于在江西“围剿”红军。同时，蒋介石还派入到外国高价购买大批轻机关枪。30年代初期，轻机关枪属于陆军的一种先进装备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只要井冈山上那杆革命的红旗还在飘，蒋介石总是要屡败屡战的。1932年底，蒋介石又命令成立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让何应钦担任总司令，调集50万兵力，分为三路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中：

中路军由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担任总指挥，率领其嫡系12个师担任主攻；

左路军由参加南昌起义后又投入蒋介石怀抱的蔡廷锴担任总指挥，率领6个师又一个旅担任助攻；

右路军由余汉谋指挥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6个师，担任就地“剿办”，策应陈诚。蒋介石还亲自到南昌组织这次“围剿”，并派遣两个航空队到南昌，支援“围剿”，妄图把中央红军歼灭在黎川、建宁地区。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厉兵秣马，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党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责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是“纯粹的防御路线”和“游击主义”。在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批评毛泽东在1932年春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从前线赶回宁都，坚持要毛译东负主持战争责任，但是没有被接受，反而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实际上是剥夺了毛泽东的指挥权。10月26日，中央任命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为了减少指挥层次，充实基层的战斗力，红军也进行了整编。林彪、聂荣臻领导的一军团撤销了第三军和第四军的潘号，下辖第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第三军军长徐彦刚担任军团参谋长，第四军政委罗瑞卿担任军团保卫局长，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身边有了罗瑞卿这位保卫局长，对肃反工作就放心多了。

1932年10月，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来到红一方面军，担任总参谋长，协助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指挥作战。 刘伯承是中国有名的一员战将，早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就威震四 川。沪顺大暴动中，刘伯承困守孤城40天，壮举使全国人惊骇。 南昌起义后，又留学苏联，毕业于伏龙艺军事学院，人称“常胜将 军”。敌人开始“围剿”时，中央曾经指示红一方面军“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刘伯承当时就对这个方案有不同看法，但是，中央 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 执行的具体部署。”刘伯承就不便再说了。

红军强攻南丰，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敌据城坚守，一面急调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一所地主宅院里，红军总指挥部灯火通明。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敌情后，果断提出了我军主力由南丰附近地区主动撤退的建议。刘伯承拿着放大镜，凝神注视着八仙桌上的地图。忽然，刘伯承抬起头，说：“东坡、河口一线有一片好地形，在这里伏击由乐安出犯的敌人怎么样?总司令。”朱德一听，急忙俯身去看地图。

初春的江西，连日阴雨，山野昏暗。偶尔收住雨帘，浓雾依然侵没了远远近近的山头。夜幕一落，分辨不清哪是道路，哪是河川。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在泥泞的道路上连夜转移。27日拂晓，部队全部进入预定伏击阵地。

眼前是一条长长的道路，一边绕着山脚，一边则临着深涧。路上到处是泥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趁太阳尚未露脸，林彪和聂荣臻来到十一师的指挥阵地。师长刘海云和政委刘亚楼急忙迎了过来。

刘亚楼压低声音说：“军团长、政委，部队都部署好了。我们判断，西北面可能是主要战场，所以加强了那里的兵力兵器。”

林彪拿起望远镜，朝刘亚楼手指的方向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聂荣臻说：“海云、亚楼同志，今天我们是要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你们加强西北面是对的。我看了你们的部署方案，北面三十三团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敌人来时，要敢于放他们往前走。我们的东南面还有彭德怀的三军团，敌人只要进来，就逃不掉。战斗打响以后，三十二团从右翼往北打，动作要猛一点，把敌人截住。三十一团要准备机动，控制有利地形，防止敌人夺路逃跑。”

一语刚了，林彪突然问：“海云同志，侦察员派出去了吗？”

刘师长连忙报告：“首长，按照你的要求，我们进入阵地后就派出了侦察员。”

从大清早起，灰白色的雾气就遮住了天空。太阳却不迟疑，从山坡后面露出一张圆圆的脸。林彪又到阵地上转了转，临走前，对师长、政委说：“我的指挥所离你这里并不远，有新情况，及时报告我。”

这一天，敌人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兵分两路，向黄陂前进。两个师之间有一座摩罗峰大山相隔，联络协同比较困难。行军途中，不时地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由于我游击队袭扰，敌军行动缓慢。这两个师根据陈诚的通报，以为我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一路上大摇大摆，对于隐蔽在行进道路南侧高地上的红军主力毫无觉察。

9点多钟，聂荣臻隐隐约约地听到人喊马嘶声。不一会儿，十一师的一名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敌人已经向我们的伏击阵地走来了。林彪和聂荣臻都向大路上望去。

泥泞的道路上，敌人呐喊着，横背着枪械，一队一队地走过来了。隔一段路，就有士兵们抬着轿子，上面坐着他们的指挥官。有一匹马受惊，不听牵马人的指挥，癫痫似地挣扎着。一群士兵狂怒了，破口大骂起来……

一个团走过去了。

又有两个团走过去了。敌人毫无戒备，在大路上耀武扬威，有意要在老百姓面前显显自己的威风。林彪一直举着望远镜，看得仔细极了。电话铃响了。林彪挥挥手，让徐彦刚参谋长去接。

聂荣臻在想，四个团的敌人走过去了，怎么不见敌人的辎重部队呢？敌人进根据地来“围剿”，怎么会不带辎重？正疑惑间，公路上出现了几十辆汽车，缓缓地驶进伏击圈。后面一定还有一个团，聂荣绦想。就在这时，林彪放下了望远镜，发出一个铿锵的声音:“命令，全线总攻击。”

刹那间，天崩地裂一声，数千发各种口径的炮弹在敌群中爆炸，子弹在尖叫声中像扇面一样向敌人射击，雨点似的手榴弹落在敌群中，炸开了花，

当敌人明白自己遭到红军伏击时，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敌五十二师李明师长命令二个团立即收缩，以一个团掩护，亲自指挥一个团向西北面的红军阵地猛冲，企图突围逃跑。聂荣臻见了，急忙向32团的指挥阵地赶去。

师政委刘亚楼也赶到32团阵地了。一踏上阵地，聂荣竣就看到几股敌人不顾一切地向32团驻守谷口的那个山头冲过来。这群敌人的后头是几股挥舞短枪的人。聂荣臻又抓起望远镜望了一望，对身边的团政委杨成武说：“成武同志，看样子敌人想从这边突出去，这是紧要关头呀！”

杨成武立刻挺起身，驳壳枪一扬，边跑边喊：“同志们，跟我冲呀！聂政委讲了，现在已是紧要关头，冲呀！”刘亚楼也带领部队，迅速把一股敌人压到谷底。

山谷口，杀声震天。不一会儿，敌人又组织力又冲上来了。这时候，聂荣臻身边只有特务连的上百人了。面对凶恶的敌人，聂荣臻手一挥，带领特务连向敌群中冲去。

正在和敌人拼杀的军团参谋长徐彦刚看见聂荣臻冲过来，连声大喊：“聂政委，你不要过来。聂政委，这里危险，千万别……语末了，聂荣臻已经冲到眼前，和敌人展开了拼杀。敌人嗷嗷乱叫，纷纷丢下武器，跪在地上求饶。

不到三个小时，五十二师这路被全歼了。敌师长李明受伤以后被活捉。然而，北线遭到我五军团伏击的敌五十九师却散布在大路两边的山上顽强抵抗，互相掩护着，向乐安溃逃。敌师长陈时骥在战斗打响后，亲自率领一个旅的主力向前增援。黄昏，敌我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夜间，我军调整部署，于次日凌晨向敌五十九师发动全线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和反复争夺，红军相继攻占了云峰山、军山，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敌师长陈时骥见败局已定，急忙率率领兵败将向蛟湖方向逃窜，途中又遇到一军团七师的堵击，纷纷向摩罗嶂东麓的山谷中溃逃。

摩罗嶂，这座海拔两千多米的山脉，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敌人的溃兵。在红军战士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缴枪不杀”声中，许多溃兵乖乖地把武器举过头顶投降了，有的还三五成群，自觉地把武器架起来，请红军派人去收缴。有的敌人成排成连地当了俘虏。

但是，清查俘虏时，却没有发现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聂荣臻知道后，对大家说：“陈时骥，满脸大麻子，我就不信他能上天入地。组织部队，再搜查。”

军团部电台班架设天线的一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政委，我们也抓到了一个俘虏，还是当官的。”

聂荣臻问：“一个俘虏？脸上有麻子吗？”

那战士想笑，没有敢笑出声说：“有，有麻子。”

聂荣臻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敌师长陈时骥。

黄陂一战，红军歼敌两个师，俘虏了一万多敌人，缴获数百箱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之类的指挥器材，有的武器还没有开箱就落到红军手里。附近的农民纷纷赶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战利品整整搬了一星期。这一万多俘虏大部分都释放了。

庆功那天，军团部机要科黄科长突然一阵冷一阵热，发起疟疾来，医生给他服用了奎宁。

不到半小时，黄科长突然口吐白沫，双手乱抓自己的心窝，像发疯似地在山上山下乱跑。

医生们都赶来了，一眼看出黄科长是中毒了，却不知道中了什么毒。有人悄悄议论：“这是AB团搞的鬼。”

保卫局长罗瑞卿来了。难道真是敌人投的毒?他在心里问。军团部的人都把疑点集中到医务部门。

军团部的医生游胜华，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的毕业生，是红军自己培养的一名“土”医生，家庭是贫农，自己是党员。他?会谋害自己的同志吗？

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戴济民，这个外号戴胡子的人曾经在吉安城内开过私人诊所，他是红军打下吉安时被动员来参军的，难道他是AB团?

军团卫生部姜齐贤部长，他是被红军俘虏的，原来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可疑？可疑!

聂荣臻知道这件事以后，亲自查问了这三个人：“这种奎宁是从哪里弄来的？”游胜华说是从军团卫生部领取的。姜齐贤说，这批药是刚刚从战场上缴获的。近来部队发疟疾的病号很多，急需奎宁，就发下去了。聂荣臻拿起一瓶奎宁，看了看，药瓶上没有标签。他对保卫局长罗瑞卿说：“是AB团也好，不AB团也好，这件事人命关天，等打完这一仗再处理。”

红军取得黄陂伏击战的重大胜利以后，陈诚仍不死心，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又将其所属部队组成两个纵队，采用交叉掩护的方式向我根据地纵深徐徐前进，企图在广昌地区寻歼我军主力。朱德、刘伯承得悉敌人的意图以后，连连称好。他们一面命令第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前纵队的敌人加快前进；一面命令主力秘密北移，准备袭击敌人的后纵队。陈诚果然中了刘伯承的圈套，以为肖劲光的第十一军就是红军主力，就得意忘形地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前进。这时，敌人前后两个纵队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间隙。

3月19日夜，红军总指挥部的灯火彻夜通明。刘伯承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看过来看过去，建议朱德在草台冈准备战场。朱德当即叫张云逸起草命令。这时，一位参谋送来情报局刚刚收到的敌情报告，敌后纵队第十一师的前卫部队与我侦察部队在草台冈遭遇，已经停止前进，并有回缩的迹象。刘伯承听了，示意张云逸继续派人侦察，暂不下发命令。

夜深了。风刮得屋里阴冷阴冷的。警卫员把炭火盆拨旺，炒了几把黄豆，倒在桌子上，又给朱德和刘伯承送上一杯浓茶。鸡叫头遍，情报局长曾希圣自己来报告说：敌第十一师没有北撤，后续部队和辎重行李在天黑前全部到达草台冈，正在连夜构筑工事。刘伯承听了哈哈大笑，幽默地说：“真是天助我也。总司令，下命令吧。”

按要求，林彪和聂荣臻的部队必须在3月21日拂晓前分别到达指定的攻击位置，“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林彪看完命令，就和聂荣臻一起来到十师驻地，督促十师按时出发。

拂晓，雾渐渐退尽，空气格外新鲜、洁净。山坡上的野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悄悄地装扮着旷野。十师已经向被敌人占领的黄柏岭前进了。黄柏岭虽然只有五六百米，却是草台冈南面的一个制高点，不拿下黄柏岭就拿不下草台冈。十一师也跟上来了，七师和九师却迟迟不到。

一轮绝大的旭日从东方天边蒙蒙地升了起来，阳光晒得大地镀上了金色。田野中的青苗好象顿然长了几寸。林彪已经骂了一通了，七师和九师还没有到。聂荣臻也十分焦急，三军团方面枪声越来越密了，如果让按时到达的十师十一师单独投入战斗，就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怎么办呢？战场不等人呀!想到这里，聂荣臻告诉号兵，要号兵用军号声命令十师迅速向黄柏岭攻击前进，十一师在其右侧展开。

中午时分，九师和七师的师长、政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林彪一见，没头没脑地一顿臭骂。聂荣臻责问：“你们两个师都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延误了攻击时间。这是为什么？”

一位师长说：“玉华山那一段，树木都被群众砍倒了，横在路上，部队难以行走。”

林彪一听，火气又上来了：“那是根据地群众防范敌人的。谁让你们自作聪明从玉华山走的？”

聂荣臻说：“改变道路，事先必须摸清情况。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快回去组织部队行动。”

黄柏岭的战斗十分激烈，敌人居高临下，防御得很顽强。十师、十一师连续组织了几次冲锋，都没有攻下来。陈诚把飞机也派出来了，不停地往红军阵地上扔炸弹。聂荣臻到达七师的前沿指挥所时，林彪正蹲在一旁写作战命令。突然听到一阵飞机的怪叫，“轰”的一声，几枚炸弹在指挥所前爆炸了，气浪把林彪推出去好几米远，聂荣臻和彭雄师长也被吹倒了。

聂荣臻站起身，赶紧去扶林彪。林彪揉了揉大腿，又拍拍身上的尘土，没有伤着，又蹲下来写作战命令。一句话没有写完，就抬头对七师师长说：“彭雄同志，你自己带领一支突击队，同九师会攻黄柏岭，两个小时，一定要攻下。”

一会儿，七师九师如同猛虎扑食，采用中央突破的办法猛攻敌人，很快把黄柏岭的敌人冲垮了。尽管部队伤亡较大，九师又向东陂的敌人追去。黄昏，东陂的敌人大部被歼，小部分残敌乘夜暗逃跑了。

草台冈战斗，消灭了陈诚靠它起家、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该师师长肖乾和参谋长、三十二旅旅长被击伤，三个团长都被红军击毙。其中一个旅长是用担架抬着逃出根据地的。战后，蒋介石在给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又打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大胜仗，先后击毙敌人两千多人，俘虏近两千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审查俘虏时，聂荣臻发现每个俘虏身上部带了一根绳索，感到有些奇怪。再三追问，俘虏才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出发前上级发给的准备打胜仗后捆绑红军回去领赏的。

战后总结，刘伯承参谋长特地赶到一军团，看见林彪和聂荣臻，第一句话就说：“大兵团伏击歼敌，红军是前所未有的。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

聂荣臻想到黄陂和草台冈两次战斗缴获了许多机关枪，就要求各部队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专门学习机关枪使用技术。后来，一军团涌现出了大批优等射击手。

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硝烟渐渐散去了。聂荣臻想起了口袋里那瓶奎宁。草台冈战斗，一军团也缴了一些西药，聂荣臻要卫生部的同志再找几瓶奎宁。不一会儿，罗瑞卿自己来了，拿着一瓶贴有标签的奎宁说：“聂政委，在黄陂缴获的‘奎宁’其实是吗啡。你看，这两种药外形和气味都很相象，由于没有贴标签，医生误把吗啡当作奎宁给黄科长服用。黄科长当时是吗啡中毒，我看不是坏人谋害。”

聂荣臻思考良久，说：“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这样吧，你明确告诉卫生部，今后凡是缴到没有贴标签的药，要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再给狗吃，证明没有毒性，才能给病号服用。那几个被怀疑的人，也要接受教训，安心工作。”

事后，林彪又询问黄科长中毒事件，聂荣臻说：“那是因为误用了药，不是蓄意搞破坏，更不是AB团。”

红军被迫“用牙齿去咬”敌人的堡垒，林彪却在学

奥托·布劳恩的阵地战，在“论短促突击”。

正当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接连取得胜利时，上海临时中央的处境却日益险恶。1933年1月17日，临时中央决定迁往苏区。二三月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人先后到达瑞金。第三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于9月份到达瑞金。

博古一到瑞金，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不久，他们错误地批判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指责罗明犯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在苏区各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及其邻近根据地得以进一步贯彻，使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

随着陈诚的惨败，蒋介石于1933年5月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集100万兵马，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

这一回，蒋介石似乎认识到了单用现代化的枪炮已无法“剿灭”红军，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思想，在新占领区加强特务活动，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采用血腥镇压与欺骗利诱相结合的反革命手段。夏秋之交，蒋介石又向美、英、德、意大利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火炮，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制订了“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败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妄图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

战场风云，真是难以预测。蒋介石煞费苦心，没有想到第一仗就栽倒在彭德怀彭大将军手里。10月6日，三军团在向硝石前进的途中，与敌人吴奇伟的第六师第十八旅不期而遇。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战士先敌开火，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很快把敌人冲垮了。短短一个多小时，消灭敌人两个多团，俘虏敌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连这位旅长到前方视察的小汽车都被缴获了。

这个反“围剿”的序曲多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正确总结，可以从这一件好事中悟出打破敌人“围剿”的战术。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夸大了它的普遍意义，更坚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正确性，命令红军主力向白区出击，向敌人有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进攻，结果都遭到失败，使红军蒙受重人伤亡。

10月初，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奉命从永丰地区赶到南丰，钳制东进的敌人。一个胜仗未打，中革军委又命令他们赶到黎川附近配合三军团作战。前后一个多月，中央总是要求他们插到敌人的堡垒与重兵之间去消灭敌人。谁知敌人吸取了张辉瓒被活捉的教训，不肯轻易离开堡垒地带。红军在敌人的堡垒地带死拼死打，不仅难以歼灭敌人，反而消耗了自己兵力。

11月中旬，红一军团奉命从贤桥至棠阴之间敌堡垒封锁线的间隙北出，袭击敌人。当部队突到封锁线以北时，敌人很快集中了10个师的兵力，从东从南两个方向合围过来，企图把我军消灭在封锁线以北地区。见此情形，林彪急忙命令部队紧急退到云盖山、大雄关地区，与敌人的3个师展开激战。林彪本想派一个团包抄到敌后，可是敌人先于我军占领了附近的制高点。当红军想夺取这些制高点时，不仅受到地面敌人的射击，敌人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猛烈轰炸。数小时之间，三个师长负伤了，二师政委牺牲了，四团团长也牺牲了。林彪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厉声命令：“撤退。”

聂荣臻因为患疟疾，没有随部队行动。当他得知林彪带着部队撤退下来时，立刻命令程子华带领十四师去掩护林彪撤回。

不久，一军团又被迫向苏区内转移，经过军峰山时，突然遭到敌毛炳文第八师的阻击。那天，军团部刚刚跟随前卫部队越过敌人堡垒地带，毛炳文的部队出其不意地将殿后的红二师切断在隘路口内，大有被敌围歼的危险。聂荣臻正想进一步摸清情况，一股敌人突然冲到军团部跟前，离聂荣臻政委只有几十米了。军团部的警卫部队半小时前已经上阵地了，聂荣臻身边只有后勤分队的几十名保卫人员。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聂荣臻急了，连忙拨出手枪，大声呼喊：“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拿起武器，上阵地！”

可是，这些人连每人一枝枪都没有，到哪里去找武器呢？有一名炊事员一手拿着一颗手榴弹，一手握着锅铲，说：“毛炳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大家不用怕他们，跟我上！”

敌人已经看出这股红军的火力比较弱，端着枪，一窝蜂似地冲上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四团赶到了。在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中，敌人又退了回去。聂荣臻组织军团部的人员同四团一起，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正当第五次“围剿”紧锣密鼓地进行时，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福建事变”发生了。11月20日，以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政治口号，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国民党后院的这一把“火”烧得蒋介石十分惊恐。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这位委员长不得不放一放“围剿”红军的“外势”，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调集五路大军入闽，先解除“内患”.

其实，中共中央对“福建事件”并不感到突然。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十九路军奉国民党政府之命，移师福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时，广大将士厌恶内战，要求抗日，曾经于8月至10月间几次派人同共产党联系，国民党要人李济深也曾经派黄埔二期的毕业生吴明代表他到根据地谈判，却被根据地的谈判代表骂了一通，把他打发走了。“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很好地利用“福建事变”，是中央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遇，反而把福建人民政府看作“小军阀”，没有很好地合作。

十九路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他们所控制的福建紧邻中央苏区。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联盟，中央根据地就可以解除东侧的威胁，可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从而增大自己的斗争力量。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没有它到其中的利害，当蒋介石抽调北线的“围剿”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有两个师正好从一军团休整地的侧面经过。看到一路一路缓缓调防的敌人，红军战士们手痒痒了，纷纷向上级请战。聂荣缀也觉得这么好的机会不打什么时候打?他同林彪商量：“林彪同志，机不可失呀!我们应该主动打击这些敌人。”

林彪满脸不高兴，说:“上面不让打。他们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打了这股敌人，等于帮助了小军阀。”

聂荣臻感到莫名其妙，眼睁睁地把敌人放过去，心里实在憋气。

不久，林彪和聂荣臻奉命把部队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北线的永丰地区，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因为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强调，反“围剿”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

李德何许人?他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原名奥托·布劳恩。1928年越狱后逃往苏联，1932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到中央苏区后，大家对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相当尊重，但他蛮横粗暴，作风独断，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强加推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和教科书中的条条，独揽指挥大权，经常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他的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按照李德的要求，当敌人修碉堡时，红军也要修碉堡；当敌人进列离碉堡二三百米时，红军就用短促突击的办法消灭敌人。身在前线的聂荣臻对这种战法很不理解。

从12月25日开始，林彪、聂荣臻的部队同中国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和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对垒了。面对敌人的堡垒线，红军也被迫修筑堡垒与之对抗。红军当时的重武器非常少，国民党军队已经装备了德国的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0二重迫击炮，数量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很强，威胁很大。有几天，红一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筑起来的工事，经不起敌人飞机大炮一小时的轰击。红一师的战士打得都很勇敢，但是缺乏炮火反击能力，部队伤亡很大。

一天，聂荣臻离开指挥部，来到红一师三团的阵地。阵地上硝烟弥漫，到处都是炮弹坑，泥土被炸得稀松，踩一脚就往鞋里钻。坡上的松树被弹片掠去了枝叶，光秃秃的，有的还冒着烟雾。这个团的九个连已经有13名连职干部在战火中流尽了鲜血。一名排长看到聂政委来到阵地，故意用浓重的江西腔发牢骚说：“打这种仗，真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被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没得办法，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要是在另一个战场上，聂荣臻会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牢骚怪话。今天，聂荣臻只觉得心里太憋气。他把自己身上的水壶递给那位排长，“喝口水吧，排长同志，看你这一脸土。工事被炸了，再修就是了。打仗嘛，就得有工事。”

连日激战，林彪和聂荣臻经常到前沿阵地指挥，军团部常常只有几名处长值班。自从徐彦刚参谋长调走以后，军委一直没有派人来，聂荣臻多次向军委要人，直至除夕将近，军委才委派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左权到一军团任参谋长。

左权，这位湖南醴陵县黄茅岭的农民子弟，18岁就考入了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黄埔一期毕业，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中立下了赫赫战功。20岁时，又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战将。左权到一军团那一天，已经是大年三十了。聂荣臻坚持要为新参谋长接风，就让参谋另外再弄几条鱼，炒一盘鸡蛋，买点米酒，军团部的同志在一起吃一餐年夜饭。

傍晚时分，聂荣臻把林彪从阵地上请回来。林彪紧挨着新任参谋长左权刚刚坐下，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紧接着，敌人的飞机就临空了。轰！轰！几声巨响，炸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了，炸到半空的泥石瞬时间又雨点般地落下来，落到林彪、聂荣臻和左权的身上，落到白澄澄的米酒里，落到冒着热气的菜盘子上。

林彪拍拍身上的土，急忙向指挥所走去。聂荣臻和左权相视一笑，说：“参谋长同志，敌人鸣炮欢迎你呢！”

1932年l月，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得手，厦门、福建、泉州、漳州先后被蒋军占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逃往香港，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了53天就失败了。蒋介石又把福建的部队调往江西，重新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要求红军处处设防。红一军团也在风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地与敌人对峙。

中革军委不但要求一军团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还轻率地要求一军团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部队虽然打得非常勇敢顽强，但却不能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反而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觉得这样的战斗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就说服林彪，在2月10日给朱德总司令拍电报。电报称:

“现在，我军的防御阵地，自茶庵隘至杭山圩之线，横数十里。自此至建宁，直亦数十里。各守备部队均是奉令顽强防御，可是因防线太宽，守兵薄弱，弹药缺乏，工事不坚固，故结果处处薄弱，均易彼敌攻破。又因我工事纵横距离间隔为三里或五里或七里或十余里，敌占我失之工事立足和前进，我如反突击，将其击溃，彼则利用我失之工事掩护撤退，使我没有在较长距离进击中消灭他们的机会。在这种宽大正面的对阵中，我们不得不时刻紧张地防敌进攻。”

“这种宽大正面的防御，消耗我们子弹太多，和占用守兵人数太多。”建议“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

朱德，这位曾经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运动中先后挫败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同和发展的总司令，这位在总结三次反“围剿”经验的基础上，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的著名论文，提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的鲜明思想的军事家，也很反感“左”倾冒险主义者单纯依靠主力兵力进行的所谓“正规”战争，即复电给林彪、聂荣臻:“你们十一日(实为十日)的来电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在毛泽东被撤职、周恩来受排挤的非常时期，在“左”冒险主义领导下的中革军委，这位总司令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聂荣臻在电报中提出的“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没有被李德等人所接受，红一军团不得不在指定地域“用牙齿去咬”敌人的堡垒。

聂荣臻心中苦闷，就往阵地上跑，就和战士们在一起。

红军战士是大无畏的，他们是真正的男士。在三岬嶂，红一军团同敌人血战三天三夜。杨得志指挥的一师一团接连打退了敌九十四师的十多次猛攻，像一枚钉子似的牢牢守卫在三岬嶂阵地上。聂荣臻赶到主阵地那阵子，敌人的飞机大炮一刻也不停地轰炸着这个数百平方米的山坡，轰炸声山动地裂，震耳欲聋。敌人在军官手枪的威逼下，发疯似地往上冲，红军的一个营打得只剩下百把人了，阵地却岿然不动。千钧一发之际，杨得志手枪一挥，第一个冲进敌阵，硬是把敌人一个师击溃了，保障了军团侧翼的安全。

聂荣臻身临其境，深深为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所感动，每当炮火暂息，每当夜深人静，眼前就浮现出红军战士那满是鲜血的刺刀，那流血不止的伤口。多么好的战士呀，为了守住这块阵地，双腿被炸弹炸飞了，还要趴在阵地上，打出去最后的几发子弹；肚子被敌人炸得肠子都流出来了，还要挺起身，用尽最后那口气把刺刀刺进敌人的胸膛……这一夜，聂荣臻心中翻江倒海，他在煤油灯下铺开稿纸，情不自禁地写道:

“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虽然敌人的飞机和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陪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去!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们第一团三岬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

“我们更了解了这次第一团的光荣战斗，是由于一团的各级指挥员的沉着指挥，是由于老战士正确和耐心的引导了新战士，共同英勇地战斗，是由于我们的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更是由于该团的政治机关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具体指导了同志们的工作。”

这篇文章，后来定名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发表在邓小平主编的第31期《红星报》上。

然而，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聂荣臻同林彪又发生了冲突。

4月中旬，敌人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向广昌进攻，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实际情沉，急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红一军团等部队坚守广昌，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的口号。李德还亲自到前方指挥，博古也亲临前方为他撑腰。他们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还担任政治委员，让周恩来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从甘竹到广昌不到三十里，敌人却不急于进攻，每前进一公里，都要修公路，筑碉堡。红一军团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天天和敌人打阵地战。

林彪对打阵地战特别感兴趣。两个多月前，军事顾问李德曾经专门为一军团的干部讲过一次军事课，主题是如何打好阵地战。当时，一些干部听不懂阵地战那一套，林彪却信心十足地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现在，这位年轻的军团长正是要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之下，用红军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学习阵地战、进行“短促突击”了。林彪提出，当敌人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距离红军的工事几十或上百米时，红军就要像猛虎一样扑出去，“突击”敌人，却不考虑我军当时没有空中火力掩护，一旦敌人缩回碉堡，“短促突击”的部队就完全暴露在故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之下了。

6月5日，一军团同三军团一起在古龙岗战斗中，完全可以诱敌深入，集中主力吃掉薛岳四个师的一部分，但由于林彪要求实行短促突击，在敌人离开具堡垒线不到五里时，就命令红军突击，一下子暴露了红军主力，使敌人立即退回堡垒据点。本来可以大获全胜的战机仅仅只消灭敌人一个营，自己还蒙受了重大损失。在18天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了55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

军事学识丰富的聂荣臻对林彪这种打法极不满意。不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一会儿要“保卫广昌”，一会儿又要“保卫建宁”，保卫来保卫去，根据地越保越小；今天这里突一突，明天又到那里去突一突，把自己的力量却突光了，这是兵家大忌呀！一段时间，聂荣臻苦闷极了。

一天，聂荣臻看见左权参谋长捧着一份“人员伤亡统计表”直发呆，就坐了下来，说：“左参谋长，我觉得在根据地采用短促突击这种战法，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短促突击，只能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要战胜敌人，还是毛泽东的战法，诱敌深入，积极防御。”

左权早憋了一肚子气。这几年出生入死，大仗小仗打过不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难受的。他见聂荣臻把话题挑开了，自然没有好气，说:“难道你看不出来？上头欣赏这一套。军团长还专门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呢！”

“什么？林彪写了《论短促突击》？”聂荣臻一时感到很突然。仗打得这么糟，部队伤亡多大呀，他还专门《论短促突击》？思前想后，聂荣臻渐渐平静下来了。两年多来，他对林彪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把话题一转，对左权说：“一军团这一个时期没有打出个名堂，部队伤亡和消耗却很大，又得不到及时补充，生活越来越艰苦，政治思想工作也难做呀！”

左权也说:“吃不到盐，病号也多，有个连多半人患了夜盲症，怎么打仗？！”原来，江西不出盐，食盐要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广东去运。由于敌人封锁严密，红军常常吃不到盐。有时候一块白洋往往只能买到几两甚至几钱盐。买不到盐，“官兵同淡”。许多病号实际上不是什么病，纯粹是营养不良。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请医务部门、后勤部门的同志多想想办法，比如，打鱼摸蟹，掘笋罗雀，总可以改善一点生活，增加点营养嘛！这里是山区，山区得想山区的办法。我们当领导的，不能忘记战士们呀！”

在第五次反“围剿”最困难的时刻，聂荣臻总是千方百计地从政治上物质上关心战士，鼓励战士们英勇杀敌。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面抵御”，一军团转战福建建宁、泰宁一带，尽管在温坊战斗中歼灭了4000多敌人，逼得蒋介石枪毙了第八旅旅长许永相，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补救不了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以堡垒对堡垒”，死守根据地每块“国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计，使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越来越被动，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