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元戎创业之始:南昌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失败了

在当代中国革命史上，有三次开拓性的武装起义。一次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一次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搏杀相当激烈的广州起义，另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的秋收起义。阴差阳错。南昌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但是，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上燃起来了。一代元戎聂荣臻亲身经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腥风血雨，

“红卫兵”要聂帅证实是谁打响了第一枪，聂荣臻却想起了武昌

城外的伤兵、尸体，听到了李立三那一声吼：你真是胆小鬼。

公元1966年8月1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聂荣臻和其他五位同志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也是在这一天，聂荣臻惊奇地发现，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由7人增加到11人，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位，这实际上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聂荣臻多少感到有些突然。

几天以后，一些“红卫兵”到处宣传，说林彪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是林彪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第一枪；也是林彪带着起义部队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当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时，有的“红卫兵”还天真地要聂帅证实林彪领导南昌起义的事实。那些天，聂帅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回想起几十年前那风风雨雨的战场……

那是公元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大地上空卷起了一股乌云。蒋介石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公开叛变革命，无耻地拿起屠刀，对工农群众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

反动分子的屠刀首先在上海滩高高举起。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督促下，利用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制造事端，发动了对上海工人大规模的残酷屠杀。黎明前夕，停泊在上海高昌庙一艘军舰的上空，骤然升起了开始大屠杀的反动信号。一刹那，预先埋伏在租界内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打手，臂缠印有“工”字符号的白布，冒充工人，一窝蜂地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工人纠察队的驻地冲去。当无畏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胁迫和武力镇压等卑劣手段，向工人群众射出了罪恶的子弹。片刻之间，300多名工人在“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为了解放”的呼喊声中，倒在血泊里；1700多条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全部被收缴。

4月13日，上海滩寒风习习，大雾迷漫。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怒了的上海丝厂、烟厂、电车厂的工人和海员，店员等20多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6万多人冒雨上街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前进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阵阵枪声夺取了千百名革命志士的生命，也彻底撕开了蒋介石反革命反人民的丑恶嘴脸。一时间，宝山路血流成河。接着，反动派又发出了道道禁令:禁止罢工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中华大地风云突变，革命者的鲜血在流淌。

黑云滚滚。南国天昏地暗。李济深很快在广州叛变革命。4月15日，大批反动军队冲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以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宅，肆无忌惮地逆行搜查和攻击。当日，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投入反革命的牢笼，200多个工会团体横遭封闭。6月，反动势力又逆行了第二次所谓“清党”，2100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著名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人都倒在广东反动分子的屠刀之下，

5月21日，驻守长沙的许克强独立团也发动了反革命军事叛变。他们穷凶极恶地捣毁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法庭等革命组织和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全部土豪劣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领袖。一夜之间，竟有100多人被杀，40多人被捕，

6月10日，汪精卫集团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反共会议。6月19日，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双方达成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动协议。一个新的阴谋在酝酿中，

7月15日，武汉的投机政客汪精卫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反动分子立即封闭工会、农会，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我党原来计划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反共政变的想法破灭了。

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使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后破裂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国民党再也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公然与人民为敌，一度受到严厉打击的反动军阀又嚣张起来，千万只魔爪伸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北方，有仍然割据着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割据着山西的军阀阎锡山；有驻在洛阳的军阀冯玉祥。在南方，桂系、粤系军阀都保持有相当的势力；桂系军阀中的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上海和蒋介石集团合作，李济深、黄绍竑留驻广州。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工农民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

天空布满乌云，地上鬼蜮横行。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敌人倍加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人怎么办？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经历了国内和国外种种革命斗争锻炼的聂荣臻认，共产党人只有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超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一连数天，聂荣臻四处奔走，向同志们诉说自己的想法，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建设，他多次向党组织表示，他要到第一线去组织武装扛义，去发展革命力量，

一天，聂荣臻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他准备抓武装斗争工作。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组织一支5万人左右的队伍，用枪杆子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但是聂荣臻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得知这个绝密信息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也把党中央的决定告诉汪精卫了。这使汪精卫进一步发展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活动，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聂荣臻不得离开武汉，到九江去开展工作。

聂荣臻是在北伐战争中到达武昌，并担任湖北省军委书记的。叶挺独立团攻占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和贺胜桥以后，聂荣臻就赶到了前线。汀泗桥和贺胜桥这两次战役打得异常激烈，为了阻止叶挺独立团的进攻，军阀吴佩孚专门组织了大刀队督战，士兵们后退一步就要被砍头。前往武昌的路上，聂荣锋看到了许多伤兵、尸体，伤兵蜷缩在路旁，哼喊声震天响，尸体直僵僵地横躺在路旁。成群结队的苍蝇在死伤者的脸上爬行着，嗡嗡着，死的人太多了。贺胜桥阵地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死尸，许多士兵吊死在树上，听说是害怕督战的大刀队。当时天气很热，死尸腐烂了，汗臭、血腥、烂肉臭、屎溺臭，顺着热风一阵阵地扑过来，臭味令人窒息。聂荣臻把马灯里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往武昌赶。武昌城墙高而坚固，北伐军围攻了一个多月才攻下来。聂荣臻到达武昌城下时，由于城门口堆积的沙包太多，一时搬不完，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聂荣臻是扒着堆积如山的沙包钻进武昌城去的。现在，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他不得不离开武汉，心中总有一种惆怅。前天，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还指定他和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让他担任书记，先到九江去进行起义准备。听到这个消息，聂荣臻心中又燃起了一束希望之火。

九江是共产党力量比较强的地方。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一些部队，都在九江一带。这些部队中，共产党员很多。聂荣臻到九江以后，住在叶挺的二十四师司令部里。

7月20日，聂荣臻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入到叶挺处聚会。李立三一见聂荣臻，就递过去一张报纸，说:“你看你看，我的军委书记，共产党员的血都快把长江的水染红了，我们必 须立即动手。”

聂荣臻心一沉，扫一眼手中的报纸，说:“中央已经部署了，要我们做好起义准备。”

李立三说:“既然已经组织起义工作了，那我们就马上动手吧?!”

聂荣臻摇了摇头，说:“周恩来同志要我们先做好起义准备，何时行动，还得听中央的命令。武装起义是件大事，准备工淬也很重要嘛!”

“准砖什么？”李立三腾地站起来，“你聂荣臻真是胆小鬼，是典型的奴隶主义。”其他人也吵吵起来，要求前敌军委赶快发布武装起义的命令，聂荣臻的心火直往上窜，脸部涨红了，但他尽量忍着性子说:“临来九江，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一再强调，武装起义必须有中央的命令，绝不是哪一个人想干就可以干的。”

李立三说:“你这个前敌军委书记也要听我们中央委员的。”

聂荣臻盯了李立三一眼，坚定地说:“周恩来同志也是中央委员呀。他是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李立三无可奈何。

第二天，聂荣臻就去找驻九江部队的领导，向他们传达中央的决定，要求他们做好举行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一旦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周恩来欣然许诺：南昌枪一响，给你一列火车。

7月的武昌，天热得发狂，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火炉”，太阳刚出来，地上就蒸出了一种怪味儿，像是火药气，又像是尸臭，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下午三四点钟，更是一天里最难耐的时候，路上焦干、滚烫，一脚踏下去，就会冒起一串白烟，空气又热又闷，像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似的。周恩来进屋时，上衣都汗透了。他送给邓颖超一个甜甜的笑，说:“小超，我要去九江。今晚就动身。”

“怎么这么急？”邓颖超也向他微笑。她真想问问恩来去九江干啥，何时回来。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夫妇间的每一次生离，都意味着死别呀!话到嘴边，她还是没有说出口，只是提醒周恩来换一身衣服再走。

7月26日，周恩来同陈赓一起赶到九江。聂荣臻见到周恩来，劈头就问:“恩来，中央决定哪一天举行起义？”

周恩来拉起聂荣臻的手，摇了摇头，说：“哪一天起义，还没有最后确定。现在这个形势，每天都有新情况呀。但是，集中我们的主要力量进行武装起义，这个方针已经定了。荣臻同志，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中央想要你先到马回岭去，想办法把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同时，还请你动员从外地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让这些人及时赶到南昌。”

“拉二十五师!接应后续部队赶到南昌!”聂荣臻重复一句，又问：“恩来同志，你们在南昌起义以后，我怎么同你们联系呢？”

周恩来想了想，说:“这样吧，南昌的枪声一响，我就发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你们先把辎重装车运走，再命令部队往南昌开。这样行吗?荣臻同志!”

当时，火车还不是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以后，全国形势紧张，南昌到马回岭的铁路上很少开火车。聂荣臻一时也想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就握住周恩来的手，笑着说：“那好吧，我就等着这一列火车了。”

周恩来走后，聂荣臻即刻赶到马回岭。

当时，共产党所能掌握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这个方面军主要统率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和其它一些部队。其中贺龙担任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也是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7月间，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别驻扎在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地域。加上由朱德担任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官教导团一部分和南昌市的警察武装，大约有2万多人。更为有利的是，武汉国民政府第五方面军朱培德率领的第三军部署在樟树镇(今清江)、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二方面军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附近我党不能掌握的部队只有3000多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完全有把握在敌人援兵赶到之前就取得胜利。另外，还有一个依靠对象是张发奎。

张发奎这个人在国民革命中逐步发迹，官至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也算是中国的一方诸侯，由于他和蒋介石明争暗斗，同共产党的联系还比较多。叶挺将军在1928年回忆南昌起义的经过时，曾经提到当时我们党的意思是依靠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但是，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以后，张发奎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公然提出“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中共党员的英文缩写)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的宣言，依靠张发奎的希望落空了，形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

7月29日，周恩来秘密从九江赶到南昌，住进朱德的寓所。叶挺、贺龙的部队也乘火车先后到达南昌。他们同朱德、刘伯承等人研究后，决定马上举行起义。周恩来还亲自安排了发往马回岭聂荣臻处的那一列火车。

但是，聂荣臻期待的那列火车迟迟没有发出。起义前夕，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共产党中央的重要人物张国焘要到南昌来。

张国焘当时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有职有权。当他得知7月30日夜将在南昌进行起义时，立刻向周恩来等人发出两份密电，称:暴动宜慎重。张发奎仍有希望。无论如何要等待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

30日早上，张国焘赶到南昌，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张国焘说:“举行起义，这可是拼脑袋的事呀，你们有十分把握了吗?没有十分把握，就不能举行起义。另外，我们还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

李立三一听就火冒三丈，抢着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发一个信号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就是了，还用得着讨论有没有把握吗？”周恩来和其它几名前敌委员都纷纷表示:暴动决不能停止。至于张发奎，他目前已被汪精卫的势力所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暴动计划，我们不能再依赖张发奎了。

张国焘脸一沉，慢条斯理地说：“暴动这个行动，关系到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我刚才是转达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大家仔细想想吧!”

一听这话，平时和蔼的周恩来“腾”地站起来，把桌子拍得“叭叭”响，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立刻就回汉口去。”20多年以后，周恩来回忆南昌起义时，曾对别人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谭平山也怒气冲冲地大骂“混蛋”，甚至提出要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连忙制止，说：“他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31日下午，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一个意外事 件发生了。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投奔敌人，泄露了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秘密。幸而这个副营长的投敌举动被二十军的一个士兵发现了，这个士兵富有革命激情，立刻向贺 龙军长报告了这个十万火急的情况。

8月1日凌晨，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长夜的宁静。紧接着，连续不断的枪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了，枪声夹着火光，震动着天地，充塞着城市的上空，充塞在四周围许多里的地面上。密集扫射的机枪火力把整个南昌城都震醒了……

下午，一列火车从南昌向马回岭奔驰而去……

聂荣臻和张发奎狭路相逢 。聂荣臻手一挥:“开枪”。

张发奎吓得丢下望远镜，跳车逃跑。

列车驶进马回岭站，聂荣臻喜出望外，立刻找到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要他迅速把辎重装上火车运到南昌，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

周士第刚刚向部队传达了聂荣臻的命令，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来了。李汉魂拍着周士第的肩膀说:“周团长，张发奎总指挥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周士第，这个清朝贡生的儿子，曾经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3年，两广区委组建新中国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时，他被周恩来选为见习官，在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这个年轻军官立下赫赫战功。北伐战争中，他又担任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营长，人称“北伐先锋的先锋”，也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风云人物。面对李汉魂师长的拉拢利诱，周士第毫不忌讳地说:“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和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该跟谁走，我心里有数，师长尽管放心。”

在聂荣臻的巧妙安排下，周士第率领的第七十三团很快拉出了马回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聂荣臻要求部队只带武器弹药，用演习的名义向南昌奔进，背包、行李和伙食担子都留在马回岭。同时，聂荣臻又安排七十五团随七十三团跟进。七十三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又有周士第在，聂荣臻让他们打头阵。七十五团孙一中团长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有革命热情，很愉快地接受了聂荣臻的安排。七十四团的团长不是共产党员，这个团的基础也比较差，只有侦察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因此，聂荣臻只带走了七十四团的一个侦察连。

七十五团的两个营刚刚离开马回岭，张发奎就乘火车赶来了。根据李汉魂师长的报告，张发奎知道周士第的七十三团已经不可靠，但他又不甘心这支部队被共产党拉走，想当面做做周十第的工作。谁知周士第没有抓住，七十五团也跟着共产党跑了，这位总指挥顿时感到紧张起来。他站在一道车门上，顾不得自己的身份，扯开嗓子喊:“喂，你们要干什么?我是总指挥，快去告诉你们团长，停止一切行动。”

跟随队伍出发的聂荣臻听到张发奎的喊声，吃了一惊，心想，他来得这么快?难道他会调七十四团同我们对抗?不，不太可能，他身边没有多少部队，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但他这么叫喊，就会扰乱七十五团的行动。现在南昌的情况还不清楚，不能让他到南昌去。想到这里，聂荣臻立刻对身旁的一名排长说:“让他们快走开！不然，就向空中鸣枪。”

这位排长喊了一阵，张发奎依旧站在车门旁，没有理睬。

聂荣臻手一挥，果断命令:“开枪!”

叭叭叭！随着一阵急促的射击声，枪弹呼啸着，从张发奎的头顶上飞过去。张发奎吓得慌里慌张地跳下车，不顾一切地向九江逃跑。

聂荣臻要周士第带七十三团，自己带七十五团，火速向南昌开进。

赶到德安，铁路损坏，火车受阻了。聂荣臻命令部队步行向南昌急进。突然，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前面有一个自称是张发奎的参谋的人带着一封信，要求见长官。聂荣臻拆开信一看，果然是张发奎写的。原来，这位总指挥为了逃命，把望远镜和其它一些随身携带的物品都丢在火车上了，卫队也被聂荣臻俘获了。张发奎舍不得这架望远镜，派一名参谋冒险求取。聂荣臻微微一笑，对来人说:“望远镜和张总指挥丢下的东西，你都可以带走，卫队也释放他们回去。”

一夜急行军，赶到南昌，夜空已经开始发亮。在东方，人们可以看见一道亮光，一道金红色的光。蓝色的天幕渐渐地拉开了，苍白的月亮悄悄退到了山后。休息了一夜的世界苏醒过来了。一夜 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得知聂荣臻带着在马回岭起义的第二十五师两个团3000余人赶到南昌，高兴得三步并作两步，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说:“荣臻同志，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犹如平地一声春雷，使经历了一连串严重挫败的千百万革命人民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在南昌起义部队消灭了四五千敌人，缴了5000多支枪，70多万发子弹及一些其它武器装备和物资。起义后，这支队伍政治上仍然沿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军事上仍然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下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三个军。朱德担任第九军副军长，贺龙兼任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担任第十一军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

起义以后，大家知道张发奎已经不能合作，汪精卫又在调动部队向南昌进攻，周恩来、贺龙等人决定按照原计划率领起义军南下，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接受外援，再攻取广州。

8月的江西，酷暑笼罩。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就好像着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道路干巴巴的发着白光，尘土飞扬起来，与天上的灰气联接着，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指战员的脸。起义军踏上南下的征程以后，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袭来。为了多带装备，每个战士身上都背了300来发子弹，有的还要扛机枪、大炮，整天不停地在山路上行军，战士们疲劳极了。由于反动派散布谣言，沿途的居民纷纷走散，部队连茶水都喝不到，许多战士经受不住江西的酷暑骄阳，患了赤痢，脱离部队的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多。行军三日，实力损耗了三分之一。

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白天随部队一起行军，夜晚还得不到休息，还得部署下一步的行动。一名从南昌出发后一直跟随周恩来身边的老战士回忆说:“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

一天，聂荣臻刚刚躺下，突然听说担任前卫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带着部队脱离起义军了。聂荣臻心中燃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脸也涨红了。蔡廷锴这支部队原来是陈铭枢的部属，后来虽然归张发奎指挥，但蔡廷锴本人同陈铭枢关系密切，并不是真心拥护共产党。7月30日，蔡廷锴率领部队赶到南昌时，本来计划对这支部队加以调整，但是当时头绪繁多，起义部队都没有整顿，叶挺又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地信任他。起义军南下时，叶挺觉得蔡廷锴对打回广东很热心，又让蔡廷锴率领第十师担任前卫，现在竟然被蔡廷锴带着部队投奔他的上司陈铭枢去了。这么一个疏忽，就减少了起义军一个师。聂荣臻痛心极了。

不久，国民党驻守广州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遣钱大钧部的9000多人从赣州进到会昌、瑞金；调黄绍竑的9000多人由南雄向雩都(今于都)前进，企图堵击起义部队。聂荣臻和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人密切配合，指挥我军猛攻钱大钧的部队。经过激烈的拼杀，敌人被击溃了，我军也伤亡了1700余人，起义部队的力量受到削弱。这以后，起义军又相继占领了长汀、潮汕等地，但是当起义军主力在汤抗东南的白石同优势敌人遭遇时，已经没有力量打败敌人的进攻了。连日激战，部队伤亡很大，被迫改变计划，向潮州撤退。

聂荣臻和叶挺率领部队正向潮州前进，半路上遇到贺龙的一名副官，他报告说:“潮州已经丢失了，汕头也很难守得住，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转移了。聂荣臻和叶挺听了，连忙命令部队调头向西，向流沙赶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战斗，起义部队减员很多，许多武器装备丢失了。在流沙，聂荣臻见到了周恩来和革命委员会的其它同志。周恩来染了重病，还要组织主要领导人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曾经参加这次会议的郭沫若后来回忆说:

“从汕头市夤夜撤退以后，到了流沙，在这儿已经停

留了一天一夜。在第三天的中午，终于等到了两位军事

负责人贺龙和叶挺的到来。首脑部聚集在后天庙里一间

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着最后的决策。”“主要是恩来作报

告，他是在发着疟疾，脸色显得碧青。”“武装人员尽可能

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

周恩来讲完，叶挺沉痛地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却显得信心很足，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周恩来几度昏迷，有时神志不清，嘴里还在喊，“冲啊！冲啊！”聂荣臻一直守候在周恩来的身旁。敌人向流沙进攻时，起义军已经没有一支完整建制的部队，聂荣臻想调一挺机枪掩护周恩来都调不到。

从流沙撤退下来，部队打散了。聂荣臻、叶挺始终和重病的周恩来在一起。他们路不熟，又没有人会讲本地话，几个人只有一支小手枪，一旦遇到敌人，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

幸好他们找到了当地党组织的杨石魂同志。聂荣臻过去认识杨石魂，患难之际，聂荣臻毫不客气地对杨石魂说:“石魂同志，这里的情况你熟，可我们连半句话也听不懂，你可别离开我们呀!现在形势紧张，恩来同志又有病，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

杨石魂很快把聂荣臻等人转移到一个小村子里。昏沉黑暗的夜色降临了，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抬着周恩来，从陆丰的甲子港上船出海。

夜，格外深沉。深蓝色的天空上，只有零碎的星星在闪光。月亮还在乌云之后飘浮，偶尔露出一段弯弧，转瞬又消失了。聂荣臻、周恩来、叶挺和杨石魂，还有船工，挤在一条小船上。这条船实在太小了，真是一叶扁舟，几个人把小船挤得满满的。船舱里，周恩来躺下以后，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了。聂荣臻、叶挺、杨石魂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海风呼呼地刮着，卷起一层层水浪。船太小，舱面上没有多少地方。浪一打，小船摇摇晃晃的，聂荣臻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干脆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拴到桅杆上，这样就不用担心晃到海里去了。

这叶扁舟在茫茫大海中整整颠簸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到达香港。上岸后，杨石魂照顾周恩来治病去了。聂荣臻和叶挺一起去找省委机关。走到街上，两人饿极了。聂荣臻身上分文未带，幸亏叶挺腰际还有许多票子。他们两人在一个小饭摊上坐下来，想买两碗饭吃。

叶挺摸出一张100元的港币递过去。那摊主一看，“先生，这张票子是假的。”

“假的?谁说是假的？”叶挺一听忽地站起来，拿过票子，三把两把撕碎了，撒到路旁。

聂荣臻连忙凑近叶挺，低声说:“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么大方，100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会怀疑我们吗?”

叶挺笑了笑，说:“荣臻呀，你别心痛这100元港币。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要带我们去找警察，不就惹麻烦了吗?我这一扯，就没有什么麻烦了。”说着，俩人快步走开了。

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失败了。二十四师余部1200多入到达陆丰以后，同当地的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聂荣臻到达香港后，心里还时时想着南昌城头的枪声，想着撤退途中失散的战友们，想着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11月4日，聂荣臻怀着忧虑的心情，举笔向中央军事部报告南昌起义失利后部队的情况，希望中央针对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办法”。此信全文如下:

钧甫兄(钧甫为中共中央军事部的代号。作者注):

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复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即周士第)下令退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赵自选为中共广东省委的一名委员)去，恐亦未曾赶及。因此士第及三个团长与李陶等均先后离队他去(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现由玉阶(即朱德)负总责指挥，七十三团由一萧营长负责，七十四、七十五两团由参谋长代理，改编为四个支队，拟开至崇义去。但七十五团参谋长张启图系南昌事变时加入的，人本不甚可靠，闻与七十三团参谋长勾结，意欲脱离他去。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但有一层危险，就是玉阶既不能全掌握部队，而兵士又多湘人，入湘后部队更难维持了。如何是好，须等与代英、毛子(即诺伊曼，德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的助手)共商量，决定办法。

广州起义的枪声响了48小时，

聂荣臻心一横:命令“全军撤退”。

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集团发生战争。11月中旬，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争夺广东的矛盾白热化。为了争一方霸主，张发奎将一部分部队调到西江地区，用以对付拟从梧州进袭广州的黄绍竑的部队，另一部分部队准备对付可能从汕头向广州前进的陈铭枢的部队，还把李福林的第五军部署的韶关、江门地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大地的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使他们暂时松懈了对革命力量的残酷镇压，主力军都在几个战场上互相残杀，广州地区只有第四军军部、1个炮兵团、新组成的新编第二师第三团和警察部队等几支部队。

南昌起义遭受挫折以后，不少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广东海陆丰的赵义军民占领了全县，广州的工农运动也有所恢复，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有1200多人完全在我党的影响和掌握之下，叶剑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兼该团团长。因此，中央又提出了发动广东全省总暴动的计划，1927年11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还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

聂荣臻是1927年11月到广东省军委工作的。当时，省军委已经接到中央的通知，军委书记张太雷和黄锦辉、杨剑英委员已经全力以赴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天，聂荣臻参加省军委的一个重要会议，研究如何发动起义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也到会了。这个德国入到中国的时间不长，对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对广州附近军阀势力的情况很不了解，但是由于他肩上扛着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招牌，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到中国“指导起义”的，其身份非同一般。会议刚开始，诺伊曼就喋喋不休地说:“广州举行起义的方式也应该像当年列宁格勒那样，举行总同盟罢工，从罢工发展为示威游行，进而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广州市苏维埃。起义的时间最好定在白天，以便让更多的人参加。

听到这些话，聂荣臻感到十分惊讶。瞬时间，南昌起义中战友的冲杀声，敌人的枪炮声，伤病员和俘虏的呻吟声，都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烈士的鲜血使他更深刻地去思考起义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他也看到了在广州组织起义的有利条件，看到了军阀部队在西江地区对峙，广州市内兵力空虚；看到了我党在广州的工农群众中有良好的工作基础；看到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战斗力比较强，可以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但是，他从南昌起义失败的阴影中，已经认识到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的客观现实，广州绝不是“世外桃园”。他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仅三天，广州就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许多共产党员遭到被捕杀害，许多进步的群众组织遭到破坏，绝大部分省港罢工工人都被迫回到香港，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他最近调查了解到，广州的主要工会还掌握在黄色工会领袖手里，白色恐怖影响了学生和一般市民的革命热情。尽管军阀们为争夺广东的地盘而打得不可开交，一旦共产党人组织起义，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革命力量。而我们，真正靠得住的只有叶剑英的一个教导团。要在广州组织起义，仅仅依靠三个教导团是远远不够的。想到这里，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说:“对于起义方式、起义时间，这些问题应该慎重而又慎重。我觉得广州的革命形势不是处于高潮，而是处于低潮。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头脑要清醒。”

黄锦辉一听，立刻说：“聂荣臻同志说得对，广州的形势对我们组织起义不是很有利。如果起义，只能在晚上举行。晚上敌人警戒松懈，如果我们突然袭击，首先占领敌人的军事机关，成功的可能性比白天大。”

但是，“钦差大臣”诺伊曼听不进这些意见。

当时，广州还有一位组织武装起义的“顾问”，苏联人霍希恩特。霍希恩特同诺伊曼不同，他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指挥千军万马同敌人搏杀，是一位身上有子弹窟窿的将军。但是，这位将军过于迷信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也希望自己为中国的“十月革命”作点贡献。他住在苏联驻广州的领事馆里，经常对广东省军委的人吹吹举行武装起义的热风。这也是广州起义失败后苏联领事馆被抄袭的一个缘由。

张太雷、恽代英、周文雍等广东省委的一些同志，虽然缺乏军事知识，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实际经验，他们在诺伊曼、霍希恩特等人的影响下，组织武装起义的热情很高。聂荣臻到广东时，也曾经对张太雷说:“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不大可能。”但张太雷还是根据“钦差大臣”诺伊曼的意见，在11月28日成立了起义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12月7日又秘密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成立了军事指挥部。

正当聂荣臻为举行广州起义的部署和作战指挥等问题日夜思考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关起义成败的“米店事件”。

12月10日上午，当聂荣臻翻阅当日的报纸时，发现广州的几家大报上同时登出一条惊人的消息:昨日察觉米袋里偷运手榴弹。何人所为?

聂荣臻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脸色也变了。这些手榴弹是我党在乡村用手工制造，然后同大米装在一起分批运进广州，准备武装起义时用的，想不到在起义前夕就被敌人的岗哨发现了。10多年前，黄兴等人组织的黄花岗起义，也是采用这种办法把手榴弹运进城的，因为内奸告密，起义计划被打乱了，黄兴率领的“先锋队”虽然攻入了总督衙门，但由于原定的四路出击成为实际上的孤军奋战，起义失败了，黄花岗留下了72具遗骸。这种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想到这里，聂荣臻拿着报纸，急急忙忙去找张太雷。

敌人顺藤摸瓜，很快监视了广州城里北大街的一家米店。这家米店不仅是起义时要使用的武器的转运站，还是聂荣臻租住房子的铺保。敌人已经磨刀霍霍了。房东一把拉住聂荣臻:人命关天，怎么办呢?

要是在马回岭，在南昌，聂荣臻就会立刻组织人员把米店里的武器转移，自己也到一个风声小的地方去。但是，聂荣臻租住的这间房子恰恰是广东省军委的联络点，只要敌人不派兵包围，聂荣臻就不能轻易放弃。聂荣臻让房东坐下，镇定自若地说:“你也知道，我是外乡人，是经过朋友介绍，找了本地的铺保的。真没有想到，他们出事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时难呀!你要我另找铺保，也得有个时间呀，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一时到哪里去找？”

房东低下头，说:“这也不是我难为你，街上风声紧，万一出了事，我可担当不起。你要是没有新的铺保，就得先交50元港币作押金。”

聂荣臻一听，就知道这位房东又敲竹杠了。为了不影响起义这件大事，聂荣臻立刻掏出50元港币给房东。

广州的反动派从米袋里查出的手榴弹中闻到了火药味。张发奎似乎接受了南昌起义的教训，这一回他要先下手了。12月10日这一天，张发奎接连发出了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以查出手榴弹、保障市民安全为借口，宣布广州实行特别戒严。

第二道命令：要黄琪翔赶快把前线的军队调回来。

第三道命令：准备缴第四军教导团的械。

但是，张发奎毕竟在枪林弹雨中拼杀了10多年，自称是“南国一王”，对于广州市内敌我力量的对比，他心里明镜一般。在主力没有调到广州以前，他还不便打草惊蛇:一旦主力部队开进广州，他就可以放心地捏紧拳头了。

自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张发奎的戒严令给了张太雷、聂荣臻等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起义计划已经暴露了。“钦差大臣”诺伊曼的广州“十月革命”计划不能实行了，起义必须提前进行。否则，这个“新生儿”就会被反动派扼杀。

12月11日凌晨3时，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爆发了，比预定计划被迫提前了两天。

当聂荣臻同战士们一起向广州的敌人发起进攻时，再度感到了起义的仓促。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是起义前几小时才匆匆赶到广州的，他是在连起义人员在哪里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开始指挥起义的；预定参加起义的许多人都没有接到通知，有的手拉车工人接到通知时，由于太仓促，还得再跑一次车；整个起义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都做得很薄弱。但是，这一枪终究打响了，凌晨，教导团的骨干把反动分子派到教导团的代理团长朱勉芳杀掉了，同工人赤卫队一起，分数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发起进攻。

敌人在广州市内兵力少的客观现实成了推动起义发展的催化剂。教导第一营在营长叶镛的率领下，很快攻下了广州市公安局这个主要据点。保安队听到第一阵枪声时，还组织了抵抗，当保安总队长被一颗子弹打碎脑袋以后，队员们都乖乖地缴了枪。八旗会馆由于有一些士兵作内应，也顺顺利利地攻下了。太阳当空，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等地和敌人的几个后方机关都被攻占了，半个广州市被起义军占领了，只有李福林的第五军仍然占据珠江两岸的半个城市。

首先攻占的公安局的房顶上，插上了起义军总指挥部的旗子。聂荣臻把公安局原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作为自己的一处指挥场所。关押在公安局里的政治犯都释放了，其中有“四一五”事变中被捕的一百多名黄埔学生。半年多的铁窗生活，把他们折磨得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头发乱而长；武装起义的枪声又使他们处于极度兴奋、激动之中。他们听说聂荣臻来了，纷纷要求聂教官分配战斗任务。

正当聂荣臻在安排苏维埃政府的有关事宜时，敌人的一个团反扑观音山得手，又向公安局扑来。听到噼噼啦啦的枪声，聂荣臻感到非常危急，迅速把指挥部的人都组织起来，自己带头和敌人展开对射。没有工事，聂荣臻命令大家把伙房里的米袋扛出来，当沙包做掩体。教导团的一个营听到激烈的枪声，急忙赶到总指挥部来，这股敌人才被击退。聂荣臻擦一擦满脸汗珠，松了一口气。

当天下午，张太富宣布，中国城市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成立，自己代理主席，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同时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纲。起义部队缴获了敌人的许多武器，但除了教导团以外，真正会使用武器的人不多，这是聂荣臻深深担忧的一件事。

夜幕骤然降临了，满天星斗在蓝色洁净的夜空闲耀，聂荣臻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也没有吃饭了。米袋当作沙包堆在院子外面，粮食到处都有，可就是没有时间去做饭，他似乎忘记了人还需要吃饭。枪声一停，城市的夜晚显得宁静多了。聂荣臻走出办公室，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院子里。清朗的月光，把小院的角角落落都照得十分明亮。月夜，多么宁静，好像世界本来就是这么安宁，不曾有残酷的斗争，也不曾有白天的混战。

擦!擦!擦!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聂荣臻听出是叶挺来了，连忙迎了出去。

叶挺一脸汗水。连日奔波，使这位将军的脸上显出了一丝倦意。“荣臻，我看明天将是相当难过的。敌人肯定会反扑，我们应该有所部署。可是，可是到现在……”叶挺两手一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聂荣臻说:“我一直在想，总指挥部的领导应该抓紧时间碰碰头，统一认识，赶快作出部署，一切都要赶在敌人前头呀!”

几经催促，起义的领导人都到总指挥部来了。叶挺首先说:广州附近敌人的部队比较多，一旦被张发奎调集到一起，就会全力以赴向起义部队扑来。那时候，我们就会很被动。因此，起义部队要尽快拉到海陆丰去，最好不要在广州市里坚守。

聂荣臻立刻表示赞成叶挺的看法，认为起义部队应该避开敌人的锋芒，撤离广州，每一步行动都应该赶在敌人的前面。

但是，叶、聂的主张遭到了“钦差大臣”诺伊曼的激烈反对。诺伊曼说:“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这就是革命的成功。革命力量应该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向敌人进攻，毫不犹豫地进攻。轻易撤出广州，这绝对不行。难道你们还想去当土匪吗?”

会议疆场了，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张太雷。张太富这位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经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广东省军区书记，在军事指挥上远不如叶挺、聂荣臻，但他觉得诺伊曼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诺伊曼是一位有经验的代表，他表示支持诺伊曼的意见。

叶挺不再说什么了。

聂荣臻也不再说话了。

诺伊曼却得寸进尺，命令所有起义部队在凌晨四点钟发起进攻，肃清广州的敌人。

一场恶战的序幕拉开了。

德国人诺伊曼下达的进攻命令还没有传达到每一支起义部队，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就调动珠江上的炮舰，向广州市区轰击。李福林的第五车凭借帝国主义军舰的支援，从四面八方向起义军反扑。张发奎、黄琪翔、薛岳几个人联合起来，张开了一张镇压革命力量的黑网。各路起义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起义军被迫一步一步退却。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张太雷遭到敌人的袭击，不幸牺牲。

黄昏，起义军总指挥部周围不时地响起一阵阵枪声。聂荣臻和叶挺走上公安局财政厅的天台，观察部队的战斗情况。敌人的一支部队已经冲过观音山，正在向总指挥部接近。聂荣臻心急如火，对叶挺说:“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坚持了。叶挺同志，你说怎么办?”

叶挺向四周望了望，没有吭声。这位被诺伊曼骂作要撤离广州去当“土匪”的将军，看到起义部队在广州市内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心中像被压着一块石头，沉痛极了。

聂荣臻盯了叶挺一眼，十分严肃地说:“叶挺同志，部队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就会被敌人消灭。”

叶挺抬了抬头，没有表态。

聂荣臻心一横，立刻返回指挥所，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军警冲进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俄罗斯将军的鲜血流在

中国土地上。聂荣臻惊呼:必须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夜色昏沉黑暗，沉寂中偶尔爆出几声凄惨的枪声。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都迅速离开了广州市区，大部分到海陆丰和广西左右江地区开展农民游击战争，有的到韶关附近和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时保留下来的部队。广州苏维埃，这个在反动派统治的中国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仅仅存在48小时就失败了。12月13日，整个广州又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反动派变得更加残酷、凶狠了。广州街上，到处可以看到随意捕人的军警。由于广东话的方言较重，反动军警把不会说广东话作为杀人的一个凭据，他们觉得可疑的人，拦住一问，不是广东口音，抓起来就杀。有时候甚至问都不问，抓住人就杀。有的广州市民到街头看热闹，也被无辜杀害了。那些天，广州每天都有一二千人惨死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反动派杀人杀红了眼，根本不顾什么外交特权了。一天夜里，英国和美国的几个阴谋分子别有用心地到广州市公宏局报告：指挥广州起义的人中，有—位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将军。反动军警丧心病狂，连夜抄袭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霍希恩特将军事先没有防范，被反动军警捕杀了。当时，苏联领事万般抗议，也没有阻止罪恶的枪声。一位苏联将军的鲜血无辜地流在中国的土地上。

聂荣臻向教导团下达“撤退”的命令不久，就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当时，聂荣臻虽然是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人，但身边没有通信员，更没有现在那种“大哥大”式的通讯工具，情况紧急时，他得自己跑到各个部队去下达命令。天太黑了。街上乱哄哄的，到处是抓人和杀人的呼喊声。聂荣臻看到出城已经很困难了，不得不回到八旗会馆附近的住地去。

“谁？站住！”聂荣臻忽然听见身后一阵吆喝，心一沉，收住了脚步。

“干什么的?”一名军警把长枪在聂荣臻面前一晃，恶狠狠地问。聂荣臻知道自己不会说广东话，把手往前一指，做了个回家的手势，不敢吭声。

“他妈的，深更半夜瞎跑什么？走，跟老子走。”一名军警正想拉聂荣臻走，另一名军警在聂荣臻身上搜查了一番，无意识地拔走了聂荣臻口袋里的一支钢笔，得意洋洋地说:“妈的，真没有油水。我们走吧！”

聂荣臻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住地。

天还没有亮，房东把门锁得死死的。为了不便房东起疑心，聂荣臻静静地坐在楼梯□，没有敲门。

漆黑的夜空，像浸透了墨汁，沉默的黑暗把聂荣臻团团围住。聂荣臻久久地凝望深邃的天空，身上感到阵阵凉意。离开了枪炮声交加的战场，离开了患难与共的战友，他的思想和感情汇合成一种孤独的感觉，仿佛自己坠入了一个晦暗的地窖里。一种不满意的情感在煎熬着他，他真想把自己脑膛里那颗越来越沉重的心挖出来……

天刚蒙蒙亮，房东就起来了。聂荣臻大大方方地走上楼，正好和房东打个照面。“哟，先生起得这么早呀!”

“是呀!”聂荣臻有意活动了一下胳膊。“昨天晚上乱哄哄的，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看。”

三天以后，聂荣臻回到了香港。

香港街上，敌入到处设关搜查。每一道关口，不但把来来往往的行人的行李翻个底朝天，还要搜身。聂荣臻前面的一个人被搜出了一段红线，硬说那是起义时佩带过的红带子，被抓起来了。聂荣臻手里捏了一把汗。他清楚地记得，他把参加广州起义时扎在袖子上的红带子藏在衣服口袋里，同衣服一起装进箱子了，转移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他望了望手上提着的箱子，觉得格外沉重。

哨兵的枪把聂荣臻挡住了。箱子被野蛮地打开了。那件口袋里装了红带子的衣服，被一个敌人提在手里，使劲抖动着。聂荣臻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两眼死死地盯住那件衣服，拳头也捏紧了。

“快走快走!”哨兵把聂荣臻的箱子一推，吆喝着：“下一个。”

聂荣臻抱起箱子，急急忙忙走了。

住进旅馆，聂荣臻打开箱了，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了那条红带子。

广州起义失败了。聂荣臻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反动势力强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城市暴动这条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走不通的。是呀，当时广州的确有一些组织起义的有利因素。当叶剑英的教导团引起敌人怀疑，张发奎调兵遣将，准备对教导团下毒手的危急时刻，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但是，无论如何，广州起义太仓促了。如果在打响第一枪以后迅速把起义部队组织起来，转移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也许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了……尽管如此，聂荣臻还是极其重视我党在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这一次英勇尝试，极其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

1928年1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对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他写道:

“这一次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与今年三月十二日的上海和八一的南昌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兵士的武装暴动，直接解除敌人的武装，夺取敌人的政权。但广州的暴动，比上海、南昌更添特色的是:

一、参加暴动的分子有工人、农民、兵士。所以这次的广州暴动，是工农兵群众的大暴动。

二、这一次暴动的旗帜都是镶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三、这一次的政权，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所以，这次广州暴动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暴动，虽然它的政权仅仅保有四十八个钟头。

至于这次暴动后，对于敌人营垒中的影响一一中国一切军阀的崩溃，一切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与苏联的关系，我且不说，我要说的是这四十八个钟头中的工作，可以作为我们将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部分。因为过去五十几年的巴黎公社，我们还常作很重要的功课不断地去研究它。列宁同志得到巴黎公社的经验，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方才在我们眼前过去的事实，我们怎能不去寻得经验呢？”

聂荣臻还独具慧眼，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或错误”。他指出：

“这个问题在平时是不觉得的，并且同志们常说技术人才不要紧，不一定要党员同志，只要听我们指挥的什么都可以。不错，白将军也有变为红将军的，但在那种危硷的时候，不但一般人都不愿来，就是党员同志欠勇敢的也不敢来，来了也不积极参加作战。所以缴了敌人几十门炮，十几挺机关枪，仅有三四个朝鲜同志能用，多数利器却不能利用。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聂荣臻元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离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还有漫长的21年，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有整整36年，中国农历的12生肖还将在地球上转三个来回，但聂荣臻独具慧眼，看到了平时“不觉得”的技术人才对战争的影响，提出了“白将军”、“红将军”的科学预见，从广州起义中缴获的“多数利器不能利用”中，喊出了“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的时代强音。当我们回顾历史，重温一代元戎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时，对于被称之为“中国的原子弹、导弹之父”的聂荣臻元帅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倡议为科技人员“募捐”，为科学家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千方百计地保护科技人员的举动，又增添了无限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