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运筹帷幄在春藕斋

1949年2月3日，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他的首要任务是改编傅作义的约25万起义部队。他严格执行了党中央的意图和我军对待起义部队官兵的各项政策。起义部队与我军合编的迅速合编，该解散的尽快解散。人员该留的留，该学习的学习，该遣散的发路费遣散。许多起义部队的高级军官，聂荣臻还亲自对他们谈话教育，要他们弃旧图新。改编工作只用了约半年的时间即圆满完成，起义官兵各得其所，中央也表示满意。这对华北地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结束华北解放战争的扫尾任务和剿灭土匪的斗争。1949年4月，负责围困大同的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请示，大同敌人有意投降，但要求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给予某些优待。聂荣臻与政治委员薄一波商量后答复，同意他们的要求，但投降时必须保证机关、工厂、学校、仓库、档案完整移交。结果大同顺利解放，守敌1.3万人投降。从大同接收的敌伪档案中，还查明了1948年5月初敌机轰炸城南庄妄图加害毛泽东的事件真相，把当时告密的特务分子审讯后依法处决。

1949年5月，他命华北我军坚决解放新乡市，守敌两万多人投降或被歼。他参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认真贯彻了中央的宽大忍让与坚持必要的原则相结合的方针，几经曲折和反复协商，6月8日，双方签定了《关于绥远和平协定》。

1949年6月，聂荣臻任副参谋长，7月正式搬进中南海春藕办公。

这时，华北不少地方匪患猖獗，尤其是在察哈尔和冀东地区，大的股匪达几百人、百多人，更多的是几十人一伙，小的刚三五成群，他们出没无常，到处滋扰。对此，地方政府和部队常感到束手无策。聂荣臻发布剿匪指示，强调武装部队对土匪使用兵力不宜过大，要在民兵配合下，摸清情报后轻装奔袭。这一招真灵，经过1年多的时间，华北地区共剿灭土匪2.9万多人，股匪荡然无存，匪患基本肃清。

他命令卫戍部队组成纠察队，巡逻在大街小巷，维护社会治安，收容散兵游勇、乞丐和无业游民，打击流氓、小偷。他还亲自指示韩叙等一批随营学校的师生，要他们组成一支特殊的纠察队，专门去纠察外国人，既要讲礼貌，又要对违反中国政府法令，或藐视中国人民的外国人严加处理，杀杀他们的威风。这批同志大多是解放战争时期由平津等地各大院校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大学生，英语讲得很好。他们身穿土布黄军装，出现在外国人面前，有些外国人流露出傲慢神情，以为是“土包子”。但当这些纠察队员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涉时，这些外国人不禁张口结舌，傲慢的神态立即收敛，乖乖接受纠察检查。聂荣臻每当听到这种汇报，总是哈哈大笑，以一种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自豪感，夸奖他们干得好。

9月，董其武、孙兰峰将军在绥远率所部6万多人起义。至此，华北解放战争的扫尾任务全部完成。

聂荣臻于9月任北平市市长兼市军管会主任，仍为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他成功地组织了第1次阅兵式，并以阅兵总指挥的身份，陪同朱总司令检阅了部队。由于总参谋长徐向前病休，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总参谋部的工作实际上由他主持。

10月下旬，军委开会讨论向西南、西北、华东、中南地区及东南沿海岛屿进军的问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会后，聂荣臻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时任总参谋长)等中央及军委领导，将会议的决定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组织有关部门贯彻实施。

在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聂荣臻正式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任市长。会议发言中有些代表提到，北京现在仍有妓女，这种旧中国的丑恶现象实在令人厌恶，要求人民政府管管这件事。聂荣臻当即提请会议讨论，作出了封闭妓院，强制妓女从良的决定。当天，他部署市公安局，会同解放军纠察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连夜出动，12小时内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共200多家，解放妓女近1300人，集中教育后帮助他们另谋生路。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说人民政府说到做到，真是人民的政府。

毛泽东得知此事，对聂荣臻说：“聂老总，你们这个决定好，办了一件大好事。”

1月31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一年来，建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恢复了教育及文化事业，恢复了生产，废除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逮捕特务分子700多人，登记自首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400多人，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1.5万多人，逮捕抢劫犯370人，捕获和改造小偷2100多人，收容教育乞丐1200多人。所有这些，使北京市的社会秩序得到根本好转。

聂荣臻最繁忙的任务要数原总参谋部的工作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由香山搬到中南海后，有一次，周恩来对聂荣臻说：

“聂老总，你兼职比较多，工作一定非常忙吧。身体怎么样？”

“身体蛮好嘛，今年12月我正是50岁。孔夫子在讲述自己求学明道的经历时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刚刚知道人生命运的年龄，正好干事业哩。恩来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吧。”

周恩来笑了：“今天的确有事情要同你谈。你的兼职虽然较多，但还要给你增加工作，就是建设原总参谋部的问题，这是主席和几位领导同志的一致意见。我在政务方面的事情太忙了，军队的事情已不可能顾及，而新中国成立后原总参谋部的建设则要增强，要从小到大，从不正规到正规，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是项繁重的工作。万事开头难，这项工作当前由你来做是合适的。”

聂荣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这次谈话以后，周恩来经常把原总参谋部的工作交由聂荣臻去处理。

建设原总参谋部这副担子的分量，聂荣臻心里是清楚的。但素以儒将著称的他，经历过各种各样复杂的斗争，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他可以叱咤风云；在日理万机的事务中，他可以精明果断。当下的事情虽千头万绪，但他确信，只要多思考、多努力、头绪总是会很快理清的。

1950年5月，聂荣臻提议我军从上到下成立各级人民武装部，统管民兵工作，实行普遍的义务民兵制，为过渡到义务兵役制作准备。8月，他又进一步建议在已有1800万民兵基础上，按农村人口9％的比例，实行普遍民兵制，县建立基干民兵团，为实施义务兵役制作进一步准备。这些建议的陆续实施，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贯彻，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5月起，根据中央和军委意图，聂荣臻主持了我军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解放军由550万人减少为400万人。后来在1952年，他又组织了抽调40万解放军转业到工农业建设战线方面去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结果，受到毛泽东等的好评。

1950年6月，聂荣臻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时说：人民解放军正在“减少步兵数目，增强海空军和技术兵种建设……要提高我军指战员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

以后，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军事问题报告时指出：“渡江以来，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歼敌国民党正规军183万人，非正规军和土匪98万人，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战争的扫尾工作。”

在军兵种建议上，在他领导组织下，先后成立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公安军、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机构以及一系列军事院校。以“小米加步枪”著称的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另外，在提高军事文化素质，统一和更新全军武器装备，以及建立正规操典、条令、条例等方面，聂荣臻也都费尽了心血。

聂荣臻的工作作风细密周到又雷厉风行。他最讨厌的是形式主义花架子和各种各样的繁琐哲学。刚进中南海时，他在春藕斋办公。这里是清朝皇室人员吟诗作画的场所，是间大厅。聂荣臻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让作战部也搬进来一起办公，只是用木板从大厅中间隔开，他风趣地说：“有事情我大声喊一下子，就传达给作战部了，非常方便！”

聂荣臻常说：“机关过大，人太多，人浮于事，不但不利于指挥，而且行动起来非常不方便。当然，我们已经进了城，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我们的机关会适当扩大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一些业务工作的展开，原总参谋部也越来越大，人也多了。于是聂荣臻搬到了居仁堂办公。居仁堂在中南海是处重要的建筑，解放军进城前，这里曾是傅作义的办公室。

聂荣臻喜欢采用集体办公和联席会议的工作方法。有事情，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集中到一起，把情况一凑，共同商量解决办法，事情就可当场解决，然后各负其责，分头执行。他从不搞文牍主义和“踢皮球”。各部门的头头都喜欢这种办法。聂荣臻在多年后回忆起这种办公方式时说：“它还有个好处，一周之内我总可以同各部门的领导见三四次面，彼此可以经常通气，大家很困难，办事效率也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聂荣臻的工作更加繁忙起来，他把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了这方面来。毛泽东、周恩来对朝鲜战争的情况非常重视，作战情况、财政开支、物资供应、交通运输等，周恩来都亲自过问。聂荣臻有时一天要去请示、报告好几次。

早在没有组成志愿军之前，聂荣臻就考虑到中朝之间的惟一通道鸭绿江大桥的安全问题。他建议派高炮部队去保护大桥，得到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来他又向中央提议：只调第十三兵团到东北，力量显得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部署于山海关附近地区，一旦有事便于支援。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这对志愿军入朝初期作战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东北地区是抗美援朝各种支前物资的转动站，也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

1951年1月，周恩来和聂荣臻到沈阳参加后勤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当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有人说：“出国部队反映，战士戴大檐帽非常不利于防空，爬山、穿越树林都不方便。战士们对套头式的上衣和绒衣也有意见，身上着了火脱不下来，医生们说这种服装不适合战场救护。”

周恩来同聂荣臻商量后，当场决定改为解放帽和对襟服，并要原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立即办理。

会上还有人提出：“朝鲜山地多、丛林多，尤其夜间行军打仗棉衣容易被树枝剐破，棉花露在外头，又难看，又不保暖。”

聂荣臻问大家有什么好主意。

有的人说：“如果在棉衣上缝上一条条纵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扎破一个洞，也不会撕去一大片。”

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我看这个办法好，也不太费事，回去告诉军工厂，志愿军棉衣一律按这种办法做。”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和聂荣臻具体指导下，对入朝以来的后勤供应工作进行了认真地总结，改进了工作，对改革朝鲜战场后勤供应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增强前线作战力量，在3月底以前，聂荣臻遵照中央指示，布置特种兵准备入朝参战，并要求编制联合兵种作战计划。

5月，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回北京汇报工作时，聂荣臻对他说：

“你们必须减少指挥层次，增加反坦克武器，缩减机关直属队。前线所需要的新兵，我立即从国内解决。”

7月，全军召开编制工作会议时，聂荣臻在发言中强调说：

“朝鲜战场经验证明，以现有装备要打败美帝国主义是困难的，我军必须现代化，其物质基础是新的装备。搞新装备很困难，但困难必须克服。”

9月，聂荣臻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电报：“建议成立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以解决运输中的协调问题。”

彭德怀接受了这一建议，加之在咽喉地段充实了抢修力量和防空保护兵力，使志愿军的供应工作得到明显好转。

10月，毛泽东决定抽调30万志愿军回东北整训待机，以减轻供应方面的压力。根据毛泽东指示，聂荣臻拟订了抽调志愿军26万人轮流回东北的部署，经毛泽东批准组织实施。

1952年12月，他向毛泽东建议，除了已经组织国内部队轮流入朝参战外，应组织机关干部也分批入朝锻炼，以获取与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实战经验。毛泽东第2天就批准了这个建议。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他又领导草拟了全军第1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参与制订了人民解放军实施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等重大决策，为军队现代化建设费尽了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