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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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黄埔情深

黄埔，是广州郊外珠江上的一个小岛，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建立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所军校会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同心协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北伐，为结束军阀割据立下大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再度携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在中国现代史上，黄埔军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的晚年，把能够辞掉的职务全都辞掉了，惟独一个职务他愿意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顾问。这是父亲此生的最后一个职务。说起来，父亲的军旅生涯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他又是在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这个职务上辞世的，因此可以说，他与黄埔的缘分太深了。

说起与黄埔的缘分，还不止这些。我母亲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批女兵，晚年她还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像我家这种情况的，据我所知，只有徐向前元帅家，徐帅是黄埔一期学生，他夫人黄杰阿姨和我母亲都是武汉分校的同学。

198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6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邓小平亲自倡议下，6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主要目的是利用黄埔军校师生情谊，团结共勉，共同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央任命徐向前元帅为会长，父亲和许德珩为顾问。同学会成立后，即为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方针和“一国两制”构想，做了大量工作。

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前后，父亲两次题词：“纪念黄埔，促进祖国统一”、“团结共勉，统一祖国”。1988年3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办了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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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父亲在创刊号上再度题词：“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黄埔校友自当共促祖国统一。”

祖国统一，是父亲他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愿啊！

那几年，父亲心系祖国的统一大业，心系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开展。需要他做什么，二话不说，立即支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统一的呼声更高。1990年初，89岁高龄的徐帅和91岁高龄的父亲，联名向海内外的黄埔师生发表了春节谈话，主要历数了黄埔师生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现在“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号召海峡两岸及旅居海外的黄埔师生，当以和平奋斗、“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为新的历史使命。

这次谈话被海内外称之为“两帅春节谈话”。谈话立即得到在台和旅美黄埔同学的热烈响应。5月初，在台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以及陈舜钦、周乐军等同学，首先组团来北京访问，在京的黄埔一期学生侯镜如会长、一期学生郑洞国副会长、十六期学生杨荫东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陪同他们看望了两帅。5月10日，与徐向前名誉会长会见，11日，父亲在家里热情接待了他们，当时气氛热烈，畅所欲言，充满了师生久别重逢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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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鼓励大家，黄埔同学就是要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以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为己任。现在就是要两岸多交往，多沟通，多做工作。

会见后，父亲及时将情况通报给邓小平，促成邓小平也亲切会见了邓文仪等人，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0年9月，海外归来的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在杨荫东陪同下，来会见了父亲。父亲寄语在台黄埔师生，希望他们敦促中国国民党早日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商谈祖国统一问题。李默庵认为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对黄埔师生寄予很大希望。他又表示完全赞成徐、聂两帅春节向两岸黄埔师生发表的重要讲话，他激动地说：“您对我这个漂泊海外几十年的老黄埔如此关爱，我万分感谢！”他们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口战役，回忆起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情形。李默庵说：“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取灭亡。台湾的出路在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国早日统一，更富强起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李默庵的话道出了黄埔同学的心声。

1991年元旦，在台的黄埔同学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简称黄埔会），明确提出以“联合黄埔同学，推动祖国统一”为宗旨，积极回应了邓小平和两帅与他们的会见。父亲闻知，备感欣慰。2月初，“黄埔会”的执行长张琦来京，就两岸同学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父亲当时已91岁高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抱病会见了“黄埔会”负责人，对他们热心两岸同学密切交往深表赞许，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扩大交流。

4月初，由邓文仪、刘璠等组成的“黄埔会”谒陵代表团来大陆，晋谒中山陵和祭拜黄帝陵。代表团一行到京后，父亲身体不适，实在无法参加活动，就委托母亲代表他出席欢迎会并致辞，母亲在致辞时说：“希望在台同学众志成城，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努力奋斗。”同学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当父亲从报纸上看到江泽民总书记会见谒陵代表团的消息时，十分高兴。中央对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重视可见一斑。

父亲对在大陆的黄埔同学也很关心，尤其是对参加过两次国共合作的老黄埔印象很深。1990年，他会见了侯镜如、郑洞国，殷切希望黄埔师生应本着革命初衷，团结起来，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还说，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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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同学的工作很重要，主要是做在台黄埔同学的工作。

父亲的晚年，可以说一直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他们这代人抛却身家性命干革命，图的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至高利益。即便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国家统一的那一天，但竭尽全力做点工作，为后人打下个好基础，便成为父亲执著的追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在临别遗言中，他提到四个希望，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这是父亲美好的向往，也是对黄埔同学的最后重托。

父亲逝世的那天下午，在听到一条有关台湾的消息时，他还对秘书说：“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在台刘璠、刘咏尧、邓文仪、王叔铭、刘安祺、张炎元、何志浩、张琦等八位同学联名发来唁电：“百战沙场，功耀华夏，星沉南海千古恨；一代人杰，勋尊元帅，月冷西山万民悲。”此外，旅美黄埔同学蔡文治、中南美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罗大诚也发来唁电。海内外黄埔同学为父亲这位黄埔前辈的谢世深表哀痛！

父亲逝世后，母亲同样抱着病弱之躯，关心同学会的工作，参加有关活动，直到她逝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时，还在关心台湾同学来北京访问的情况。

在父母的感召下，作为黄埔后代，我也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热心参与者。2001年6月9日，在黄埔军校建校77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老一辈的黄埔人大多不在了，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使命传给了下一代，子孙相承，使分裂主义者的阴谋不能得逞，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想，也许不久的将来，祖国完全统一之日，父亲母亲在天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

72 操不完的心

父亲老了，在他85岁以后，就不能走路了，他坐上了轮椅车。那辆轮椅车是邓朴方送给他的，坐着很舒适。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他仍然爱干净，爱整洁，这与他历来讲究军容风纪，早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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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习惯有关。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他一辈子爱干净，到老了，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邋遢。

这还不算，他看见谁的衣服皱皱巴巴，他就要提醒人家注意。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这点都做不到，做不好，那你做事情可能就会粗心大意。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有操不完的心。他爱操心，操了一辈子心，所以，不让他操心，那是不可能的。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听秘书们念报纸、文件，重要的地方，他要反复听。只要醒着，他的脑子就不停地转动，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说，脑子越用越好用，脑子懒惰的人都是蠢人。想到某些问题，一旦深思熟虑，他就吩咐秘书记下来，或者给中央反映，或者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总之，他不会让问题白白溜掉。

他关心部队军衔制的问题。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杨尚昆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度。信中说：“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军衔又是终身荣誉，老同志退下来或转业时有了军衔，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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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

听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女反映比较大，88岁那年，他给当时的原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希望部队的高级干部对子女严加管教，他写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起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有人说，这封信显示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晚年，除了黄埔的事情，他还热心支持我国的老龄事业。老龄事业在中国发展较晚，1982年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才成立。有一天，父亲从保健医生那儿看到一本新创刊的《中国老年》杂志，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该杂志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他便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祝贺《中国老年》的创刊与发行，希望“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做好这项工作”。

老龄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见父亲“自投罗网”，高兴坏了，因此极力报请国务院，聘任父亲为全国老龄委的名誉主任。父亲慨然应允。198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聘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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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是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父亲认为，必须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他先后14次致信或题词，予以支持和指导，并两次会见老龄委的领导同志，探讨老龄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父亲担任了6年的名誉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约见陈丕显，提出自己实在年迈体衰，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了，恳请陈丕显继任此职。4月27日，国务院批准父亲的请求，并任命陈丕显担任该职。

虽然辞掉了这一职务，但父亲仍然关心老龄事业。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已经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国老年》要搞创刊100期纪念，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让秘书代写一封贺信，并经他推敲后，才同意发走。

父亲一辈子钟情于科学事业，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痴迷于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钱学森、王大珩、金善宝等几十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和胡锦涛、王兆国、倪志福等关心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父亲获悉后，立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就在科委设立了“发明局”，主管全国发明创造工作，他对组织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因此当武衡向他汇报，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时，他当场欣然允诺。

1985年10月16日，中国发明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父亲向大会发去贺电。贺电中说：“这是促进科技工作发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相信协会将“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他祝同志们“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据国家专利局原副局长、中国发明协会副董事长明廷华回忆，父亲的贺电宣读完毕后，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明廷华从中感受到父亲在科技界的威望和影响。

1987年，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在长春市开幕后，反响空前强烈。消息传来，父亲备感欣慰，他说：“这次展览会，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举办的，这是全国发明家对十三大的献礼，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号召全党抓科学技术。”他勉励大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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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干劲，再接再厉，把发明创造的群众活动更有力地向前推进。”

据武衡回忆，父亲虽然已是久卧病榻，但他一直关心、询问发明协会的工作情况，每次听到发明协会取得的新成绩，新进展，总是由衷地高兴，喜形于色。一次，有一位青年发明家，请武衡代送一套他发明的煮茶的炊具给他们的名誉会长，父亲在轮椅上拿起来看看，连说：“很好很好，谢谢他，告诉他以更多的发明贡献给祖国，为劳动人民服务。”

武衡后来感叹道：“这就是一位革命老人对青年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最殷切的希望。”

如今的中国发明协会早已是一家在海内外发明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如今的发明证书上，“发明证书”四个大字仍然沿用毛主席的墨迹，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父亲出面请毛主席专门题写的。

父亲非常关心编写红军史的工作。88岁那年，他得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编写的战史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战史编委会，重新修订战史，而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8个元帅的红一方面军，却一直没有编史，他认为红一方面军的军史也应该及早编写。1987年11月9日，父亲写信给杨尚昆，建议“趁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把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写出来”。3天后，军委同意父亲的建议，并批准组成以杨得志为主任，王平、杨成武为副主任的编审委员会。1991年5月，92岁的父亲又在家中与编委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老战友们见面，格外高兴，父亲对孙毅说：“胡子，好久没见面了。”孙毅忙向父亲敬个礼，说：“老总，我们都非常想念您，祝您长寿啊！”

那天，父亲对他的一群老部下、老战友说：“你们辛苦了！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就要面世了，是你们和编写同志的功劳，谢谢大家！”

父亲欣然同意为红一方面军史作序言。

巧合的是，一年后的5月1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编委会开会，最终审定了红一方面军史。

父亲强烈地思念故乡江津。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怀乡之情更加浓烈。自从20岁离开家乡之后，父亲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能成行。他非常惋惜地说：“看来再回家乡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真是终身遗憾。”

解放之前，父亲完全和老家失去联系。白色恐怖下，故乡曾一度谣传他已经牺牲。解放之初，到了北京后，老家开始不断有人来找他，他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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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致勃勃地打听老家的情况，而且慷慨解囊，资助乡亲。据父亲的同乡聂汉荣回忆，1951年底他从北京返回四川时，母亲拿出70万元（合人民币70元）给他作路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这些钱都是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

思乡，成为父亲晚年的一大心事，因此，每逢家乡来人，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总是愿意见一见。见到来人，又总会引起他的遐思。父亲的表侄杨辉宗回忆说，1986年1月，他和江津县的领导来到家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见到来人，高兴极了，挥动着双手表示欢迎，说：“有意思，有亲戚来了！”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来人，不顾医生不让多说话的交待，提起家乡就滔滔不绝，对杨辉宗说：“我比你妈只大四岁，你看我现在腿不能动了，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真是想念啊！”

每逢家乡来人，他就请人家介绍情况，家乡建设的好坏，牵动着他的神经。听到来自家乡的好消息时，他比谁都高兴；听到不好的消息时，他就心情沉重，郁闷不安。

出于这种感情，但凡家乡有人找他题词，他有求必应，他给家乡的题词，我没细算过，至少有十多个。最能代表他心情的一个题词是：“江津是个好地方！”还有，父亲非常关心自己的母校江津一中，我记得他给母校的师生写过一封信，情真意切，充满期待和鼓励，那封信教育、感动着一批批故乡的学子。

父亲关心江津的特产花椒、脐橙、米花糖等名优产品，就怕这些产品质量出问题。江津成立了柑橘研究所，他很高兴，告诉当地领导，现在不仅我们国内已有研究改良的品种，就是日本、美国也在积极研究，如果我们停滞不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淘汰出国内外的柑橘市场，这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父亲因病在301住院，家乡来人给他送去一点广柑，他高兴得很，拿在手里对医护人员介绍说：“这是我家乡的广柑，你们看多好啊！”

他喜欢川剧，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都很优美，对川剧的一些老演员，名字他都熟悉，经常过问他们的情况。那时还没有VCD，省里来人给他捎来几盘川剧的录像带，他看了很高兴，还请工作人员看，并问他们好看吗？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半开玩笑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你们就觉得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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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渡的老船工有些还健在，但有的生活困难的事情让他知道了，他对省、市的领导说：“长征期间，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帮助我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老了，生活上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后来省里落实了资金，他才放下了心，说：“凡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

家乡断不了有些亲戚朋友写信甚至跑到北京来，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父亲对这些事既非常关心，又严格要求，他总是提醒工作人员和省、市领导，一定要按政策办，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徇私情。

八十年代，父亲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几次提出修复意见，父亲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要劳民伤财，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母亲也对当地领导再三交待：“尽量少花钱，按中央的要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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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父亲的要求，县里又重新修改了旧居修复方案。工程开始后，父亲再次强调，一定要节约，要如旧，不能搞新的装饰。据父亲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上记载，1985年2月14日，父亲不放心，让办公室与江津文物征集办联系，叮嘱他们，修复旧居一定按原平面图办，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修复后希望在环境周围种些松柏竹子。另外，家乡要注意绿化。

父亲说：“希望家乡多种树，搞绿化，这是我最大愿望。”

父亲的旧居修好了，可是他却再也不能回来看一眼了。

对故乡，父亲充满深情。对晋察冀，父亲亦充满深情，甚至更有过之。

在我记忆中，父亲无数次提及晋察冀，提及华北，他眷恋着革命老区，惦记着那里的人民，早就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深爱这个故乡。

1989年暑假，张家口六中同学组织长城古道行夏令营，行经河北涞源的黄土岭地区，当地的老人陈云祥、陈云才得知同学们还要到北京，于是就托同学们带上一小袋小米，请替他们转交给“聂司令”。当那一小袋小米辗转送到父亲手上时，父亲捧着黄澄澄的小米，眼睛突然湿润了。

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可爱的河北》一书，父亲得知后，去信祝贺，他在信中说：“河北确实可爱，我与河北机缘最长。早在1930年我到顺直省委工作时，就与河北结了深缘。后来1937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时，我又在河北工作，一住就是12年。所以……我常说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河北度过的。河北的父老兄弟，河北的山水草木，我是熟悉的，很有感情，的确可爱！”

1987年8月，“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的同志，给父亲寄来一双他当年爱穿的纳底儿布鞋，希望他穿上纳底儿布鞋回到第二故乡来，再走一走他走过的路，再看一看当年他栽下的树，再喝一口滹沱河里的甜水，再吃一个太行山上的红枣，再与乡亲们拉拉家常。

父亲感动得不行，立即给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复信，信中说：“你们的来信和纳底布鞋，一下子又引起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生活的回忆。进城后，因工作等原因没有空到老区看看。“文革”后，几次想去，又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腿脚更不便了，真是遗憾！不过，我始终怀念着老区人民。我常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度过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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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我都不会忘记……”

我发现，父亲的身上，带有很多晋察冀的痕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在那里打仗，他养成了看天气的习惯，因为天气决定收成，决定着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也影响着作战行动。“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火烧云，热死人”、“云烧火，没处躲”，这些谚语，是当年跟老房东学的，他一辈子都没忘。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听他念叨这些谚语。他似乎每天都盼着华北地区下雨。在他坐上轮椅以后，仍然像过去那样，坚持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傍晚散步活动时，时不时地问一句：“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华北地区的干旱牵动着他的心，遇到风调雨顺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2002年9月我在河北晋察冀革命老区与群众共度中秋佳节

河北省的领导有时来家里看他，他不停地嘱咐：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92岁那年，他还让秘书写信给晋察冀老区几个县的党政领导，表达他的意见：“由衷地感谢老区人民对我的关心……当我听到老区大部分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深感不安，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你们以后来，无论如何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包括土特产）。否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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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故乡情、老区情是发自内心的。他爱故乡，爱老区，所以就不停地为之操心。他最盼望那里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不就是图的这个吗？

2002年9月，我们到阜平寻访父亲的足迹时，县长孟祥伟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2002年1月14日晚上，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来阜平视察、听取县委汇报时，动情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来阜平？因为多年来有个心愿未完成。1984年我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一天，杨德中副主任陪同我到聂帅家里拜访，和聂帅谈了近两个小时，内容几乎全跟阜平有关。聂帅讲，阜平过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千万不要忘了那个地方。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心愿，一定来阜平看看。以前有两次机会，都没来成，第一次是到了唐县，碰到你们这边修路，没来成；第二次到了涞源，赶上小平同志去世，又没来成。这次，总算完成心愿了。

孟祥伟说，听温副总理讲到这里，他们县委一班人都被深深感动了，为老一辈革命家，也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革命老区的真挚感情而感动。温副总理为阜平的发展出谋划策，几年过去，阜平经济又跨上了一个台阶。

我想，父亲在天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了。

应各方面的要求，父亲还为许多革命烈士、英模、领袖人物、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或碑亭、一些书籍和报刊等，进行了大量的题词、作序或写贺信等活动。据统计，在他91岁到逝世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他共题词作序达228件。

他一辈子节俭，到了老年，仍然是老样子。有一年，39局电话局的老师傅来我家检修那部保密（电话）的红机子，老师傅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就笑了，大伙问他笑什么，老师傅说：“我讲一句话，你们可别见怪。你们这元帅府办公室的摆设，不如现在一些单位的收发室。”

想想也是，我家的东西很多都是解放初置办的，有些还是战争年代的玩意。父亲的一些私人物品，竟然装在两个手榴弹箱子里！想给他扔掉，他不干，想买个新的，他不让，说：“不是用得好好的嘛，搞那个排场干啥？”

家里的院子比较宽敞，他晚上有散步的习惯，走不动路了，坐上轮椅让人推着也要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有一年，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安装了三处照明灯，他开始觉得挺亮堂，晚上散步感觉很好。但没几天，他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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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灯是500瓦，三个灯每小时要耗1.5度电，他心疼了，就和我们商量，每次只开一个灯。试了几天，他还是决定恢复原来60瓦的普通灯泡。他说：“能看清路就行了，要那么亮干啥。”

家里如果谁离开房间忘了关灯，他就批评：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人走灯灭”的习惯都养不成！

有一年大旱，北京缺水严重，他听说了，让立即拆掉仅有的两台水冷式冷风机，因为这种冷风机浪费水。他还让工作人员暂时停浇院子里的树和花草，说要节约水。其实他心里很矛盾，冷风机可以拆掉，树不浇水怎么行？园林局的人来了一看，要求赶快浇水解旱。老工人感慨地说：聂帅注意节水节电，我们早就听说了，请告诉老帅，我们可节水的地方有很多，浇这几棵树的水，北京市还供得起！

我对他说：“你都快90了，还操这个心。”

他说：“活一天，就操心一天。”

他83岁那年，也就是他写回忆录那阵，在301住了4个月的院，差点不行。出院那天，院领导来看他，谁都以为他会感谢人家，他却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只是说：“你们要努力建成全国第一流的医院。一流的医院需要什么？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

我对他说：“你又替人家操心了。怎么不说句感谢的话？”

他说：“医生护士给人看病，是应该的。我给他们提这个要求，他们要是做到了，你说是不是更好？”

想想也是，这种话现在不新鲜了，而在1982年，应该算是有远见的。

他88岁那年，得知我国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时，高兴不已，马上张罗着给王淦昌、王大珩两位大科学家写信，信中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和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还特别强调“尤其是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王淦昌看到信，很受感动，他感慨地回忆说：“聂帅身体已很不好了，基本上不能行动。我几次去他家里看望，他仍然关心着我们的科技事业，关心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我向他汇报我在能源领域，特别是聚变研究方面的看法时，他聚精会神地听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态。”

1990年，父亲已经91岁，健康更差了。但他关心我国科技事业的心情有增无减。7月16日，得知我国首发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发射成功后，当即致电祝贺，以表达他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地说：“这在我国火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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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上，又是一个创举吧！”这次试验安排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因为在检测时发现了一点故障，当时，我们没有隐瞒他，免得他总惦念。听说实际情况后，他立即吩咐秘书写信，告诉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这样推迟几天是对的，慎重一点好，把原因查清楚，问题解决了再发射。”他的话传到西昌，令在场的人受到很大鼓舞。

父亲去世后，刘华清有个座谈讲话，他讲道：“每到他家去汇报请示工作，他都很热情，谈完工作，常留我吃饭，使人感动。特别是我到军委工作以后，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我总要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华清还回忆说：“在海湾战争紧急时期，老帅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全，一周之内找我谈了四次，还找迟浩田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几次，希望我们转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国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时聂帅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自从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结婚后，因为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和父母住一块。父亲行动不便后，只要我和老丁一进家门，他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务，比如卫星发射、新型火箭试验、新武器试验等等，他更是备加关心。成功了，他比你还高兴，不顺利乃至失败了，有时他也有心烦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讲鼓励的话。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医生有交待，要想法让他安静，不能再让他操心，不让他劳思费神受刺激，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尽量瞒着他。江泽民等中央首长来看他时，也都指示我们：不要让老帅再为国事操劳，你们要学会报喜不报忧，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可是，当他发现我们有些事情瞒着不说，他就生气了。有一次发牢骚说：“不错，我们是‘圣贤’（剩闲的谐音，意思是剩下的闲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对丁衡高发火，说：“不错，我们是废物了……废物还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虽然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了，但还可以帮着出点主意。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下来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关心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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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对这样的老人，有时我们既心疼他，又感到很为难。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1992年的3月，我们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打澳星”非同寻常。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采用它，所以对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

父亲具有灵敏的嗅觉，你想瞒着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打澳星的报道，牵挂这事的父亲让秘书念给他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有把握。他听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即将发射那几天，他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心力衰竭相当严重，但他每天仍要询问有关澳星发射的情况。

真拿他没办法。都这个时候了，他还不想好好休息，还在操心。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了。

这消息能不能告诉他？我们和医生都很为难，就怕这个不好的消息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想瞒着他，但又没法瞒住，他天天问情况，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也会公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商量还是婉转地告诉了他。

他躺在躺椅上，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似乎觉得很突然，马上就说：报纸上不是讲，准备得很充分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说，现在具体情况还没弄清，等有进一步的情况再随时报您。又安慰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风都是过硬的，都是您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会很快处理好的。

他听后，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就问有无新情况。秘书告诉他，已连夜将澳方卫星安全地拆卸下来，交外方保存，我们将继续分解检查。他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哪能保证每次发射都百分之百成功？正像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我们过去发射和试验都有过失败的教训，只是由于严格要求，才把失败降到最低限度。”

很快，澳星发射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我们把原因告诉他，他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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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找到了原因就好。”

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在问有关情况。

他关心载人航天，关心南极考察。我们告诉他，这两件事情中央同意了，他欣慰地笑一笑。在阳光下，我感觉他的笑容特别纯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为别人操心，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他是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有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居安不能不思危，闻之不能不过问啊！”

73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

1990年10月15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了，来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握一下手，亲热地打着招呼。老哥俩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着，目光里都流露出绵绵的关爱和问候。

小平叔叔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这时父亲眼看就满91了。

于是，父亲微微一笑，说：“那就算是胜利喽！”

话落，他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像一对调皮的孩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结果，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父亲活了93岁。小平叔叔也活了93岁。按小平叔叔的观点，他们老哥俩都是“胜利者”。

晚年的父亲，经常沉浸在对老战友的怀念与回忆中。

大约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时叔叔的儿子任远远来到我家，说要送给聂伯伯一件礼物。我带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室，远远拿出他亲手制作的礼物——一个台灯，递给父亲。上面写着两行字：“为革命的先锋、英雄、功臣——敬爱的聂荣臻元帅制。你的战士任远远。”

父亲很高兴地接过这个台灯，夸奖了远远几句。他告诉远远，同时也告诉我，1936年10月，任弼时和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叔叔曾送给他一台照相机，那时候父亲特别喜欢拍照，他拿着任叔叔送的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于1937年6月拍下的一张红一军团帮助群众夏收的照片，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他曾在那张照片背后写下过一段话：“我们是人民的红军，准备一切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应该随时随地给工农劳苦群众以实际的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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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远远制作的这个台灯很粗糙，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父亲会一直使用到去世。他用了整整15年。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不少中央领导来到他的卧室，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手工制作的小台灯。也许父亲出于艰苦朴素的原因，一直不愿换新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买个新台灯需要不了多少钱。父亲主要是出于对老战友任弼时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才是他的本意。父亲说过，任弼时叔叔去世的时候，才4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去世的高级领导人，还说他很有才华，很有智慧，对党无比忠诚，死这么早太可惜了，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他非常怀念他。

在父亲的晚年，随着老战友一个一个过世，他一次次地沉浸在悲痛的漩涡里。

1986年秋天，刘伯承元帅到了弥留之际。父亲心情沉重，前去看望他。八一南昌起义时，父亲就和刘伯伯有过合作，他们两个四川老乡很谈得来，刘伯伯精深的军事造诣令父亲钦佩，刘伯伯宽厚的兄长风度，更是给父亲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一起战斗，长征途中，他们一起过乌江，一起过彝族区，一起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雨中一起登上泸定桥，都成为他们一生中光彩夺目的瞬间。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在总参，刘伯伯在大西南，不久又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来北京时，有时就住我家。我家后面有一个古建筑，名为“吉安所”，据考证，是明代司礼监办公的地方，到了清代，嫔妃死后，用于停灵治丧。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任代总长时，他的办公室主任安东就在里面办公，刘伯伯来京，也在那里面住过。

吉安所冬暖夏凉，适宜居住。由于它历史悠久，比较独特，还曾闹过笑话。有一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看上了这个地方，带着个女秘书来这儿写作。白天她写作，晚上回家住，女秘书晚上留住。几天后，当那位年轻女秘书得知吉安所是个什么地方后，脸都吓白了，说是难怪晚上老觉得有响声，搞不好就是闹鬼。吓得她再也不敢住里面了。

刘伯伯他们却不怕这个。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对我说，这些老帅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样的死人没见过，还怕这个？有一次，刘伯伯住这里，晚饭后，父亲和他以及安东、范济生等人在吉安所廊沿下聊天，刘伯伯讲到，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有天晚上宿营，天很晚了，他带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睡在一个村里，第二天天亮，听老百姓反映说当兵的抢东西，他一听就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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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赶去处理，过去一看，傻眼了，原来是国民党兵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原来夜里他们和国民党兵睡在一个村里了！

刘伯伯说：“我一招手，几个人骑上马就跑了。”

父亲平常是不开玩笑的，这次却忍不住说：“老兄，幸亏你那只眼睛还好，要不就当俘虏了！”

众人听了，无不大笑。刘伯伯的笑声粗犷而爽朗。

然而，这个被誉为“当代孙武”的人，这个十大元帅里身材最高大的人，此刻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没有思维，身体蜷缩成一团，看上去那么短小的一截……父亲伏下身子，握住老兄凉凉的手，无言以对，眼角噙着泪珠……

父亲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喃喃地说：“在大渡河边，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我觉得他那么高大，那么威武，可是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了？……”

他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和刘伯伯在大渡河边的情景。他一连说了好几遍。

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病危，前来探视的人都被挡在了门外，谁也进不了病房。父亲得到消息，赶来了。王震此时已经在这里候着，见到父亲，王震急忙迎上来，说：“聂老总啊，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让进。”

父亲威严地望着值班的人。301医院的副院长汪石坚将最近的情况简要汇报给父亲，父亲有点责备地说，这么严重了，怎么才告诉我？

父亲立即站起来向病房走去。王震叔叔也跟着进去了。父亲来到叶帅的病床前，站在那里，默默地、久久地望着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当年在黄埔军校，他们就认识，后来搞广州暴动，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的友谊。““文革””期间，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一起为党和国家、军队担忧，他们一起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终于战胜妖魔，渡过难关，迎来又一个春天……叶帅85岁生日那天，在西山，父亲去看他。听说父亲要来，他早早让工作人员推着他等在门前。父亲下车后忙走上前，推起叶帅的轮椅车。工作人员都闪在一旁。那天，父亲推着轮椅车走了好久，但两位老人说话并不多，也许此时的他们已经不需要用语言交流了……

父亲上前，轻轻握住叶帅的手，眼泪汪汪。后来父亲对我说，当他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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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叶帅的手时，感到叶帅的手在一点一点地用力，想紧紧地握着他。昏迷中的、已经切开了气管的叶帅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他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两位老战友就这样久久地握着手，一言不发，默默地交流。似乎都能意识到，这是永别。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回到家里，父亲好几天情绪低落，吃的也少。后来，一个小护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逗乐。他一笑，大家的心里才踏实。

父亲反复几次给我讲，他和叶帅握手时，叶帅虽不能说话了，但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大约是1989年上半年，“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病重，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消息传来，父亲心情沉重，他派入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一束“勿忘我”鲜花。8月13日，父亲接到中共平山县委发来的唁电，得知戎冠秀去世了。他当时坐在轮椅上，闻之一惊，痛心地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这是他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沉默了两三分钟后，他让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发往河北省委、平山县委，接着口述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当晚，得知电报已经发走，父亲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晋察冀戎冠秀拥军的感人事迹。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戎冠秀自己吃糠咽菜，每日为子弟兵节省一把米，又亲自把节省下的小米送到前线。她节省下一尺尺粗布，并组织下盘松（村名）的妇女，做下一双双军鞋，送给子弟兵。她掩护伤员，经受了千难万险。她照顾重伤员，没有吃的，将自己的奶水挤尽，口对口喂给昏迷的战士，伤员痊愈之后，叫她一声妈妈，她说：俺承担不起，这是俺该做的。儿子长大了，她二话不说，送到前线……为此她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奖励，父亲高度赞扬她，使她成为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

1991年2月，著名拥军模范庄印芳，代表徐州老区的人民来看望父亲。父亲对她说：“你在徐州，还不忘正在病中的一个老兵，我很感激你。我们过去有个戎冠秀，我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称她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所谓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是最关怀的。所以，我也称你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你愿意吗？”

庄印芳回答说：“愿意，这是最光荣的称号。”

父亲点点头，说：“母亲最关怀自己的子女……戎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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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他90岁那年，有一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储藏室的物品——顺便说一句，他有几个战争年代的弹药箱子，他像宝贝似的舍不得丢，里面装着他的部分物品——工作人员找出一个烟灰缸，外形比较奇特，不像是中国货。他想起了，那是五十年代访问东欧时，外国人送给他的，他不吸烟，一放就是40多年。工作人员问怎么处理这个烟灰缸，他愣了愣，突然说：“送给小平吧。”

工作人员只好给邓家送去了。过了几天，邓办的主任王瑞林还专门打来电话：请转告聂帅，小平同志用得很好。

一个烟灰缸，又让他惦记起了小平叔叔。

1992年2月下旬，离他去世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又惦念起彭真的病情，要秘书打电话给他夫人张洁清，请她向彭真表示问候，并转达以下的话，大致说——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内领导人健在的，只有四五个了，请多保重，不能走时不要勉强，可坐在车上让人推着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自己的心脏病略有好转，但问题还是严重的，胃肠消化不好，谢谢彭真同志的关心，经常着人问候……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出版的书刊太多，同一件事情，说长论短的都有，还是任人评说吧。

父亲和彭真叔叔的交往，要追溯到1931年，当时父亲在顺直省委工作，听说彭真被敌人逮捕入狱，虽然那时父亲还没见过彭真的面，但还是想方设法营救他，并派人送些钱物给他。““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想把彭真打成叛徒，紧紧抓住他入狱这个事情不放，他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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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提周总理他就会伤心。”可是在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周总理的事情，父亲听着听着就掉泪了，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值得所有人学习；还说他与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说这些，我们也都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后来换了话题，谈起眼下的形势，他又总是提到邓小平叔叔，说小平确实了不起，历史选择了他，选对了。他说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国两制”构想，都是大手笔。

还有一次，聂荣贵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的美味。”聂荣贵后来说：“就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出，聂帅与小平同志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书选了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单独办公的；一张是他、贺龙、罗荣桓等元帅陪同毛主席看空军飞行表演的。秘书们倾向选后一张，因为毛主席和他的神态都比较好。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还是挂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张好，因为后一张，我的像比毛主席的还正面，而且罗帅、贺帅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挂集体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显眼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嘛。”

最后就选了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一张。

后来，我们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经常偏过头去，凝视墙上那张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当年领着他们打仗的事情……

这个时候，到了他行将归去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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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们说：聂帅功勋卓 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江泽民总书记来看望父亲，临走，母亲和秘书们送他出来，他向在场的人边拱手边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元帅就剩下聂老总了，我代表党中央向诸位拜托了，希望大家把老帅照顾好。”他的话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经过两个半月，再度转危为安。但是回家后，稍一活动，像吃饭、起床、如厕等日常生活，他就气喘吁吁，说话时都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日甚一日。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书周均伦、陈克勤叫来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1923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和革命时间来说，在党内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病情日渐沉重，你们要做好准备。

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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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没有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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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包涵的东西很多，父亲衷心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父亲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5月12日，他自感身体更不好，下午对秘书说：“我的后事安排，一切从简，按中央指示办。”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卫参谋李艺照例给他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秘书鲁顺玉照例给他念文件。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他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这天下午，适逢我们老家四川江津县来人，邀请在京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我去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赶回来，父亲以为我吃了饭回来的，就说：“你的口福真好。”

我说：“我没有吃饭。”

父亲说：“为什么不吃？”

我说：“我要赶回来看望你呀。”

他高兴地笑笑，又问开会的情况，我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

我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父亲此时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喘着气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很不错，可是我们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装。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

我心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操心。就劝他好好休息。晚饭后，我和母亲以及秘书们陪他看了晚七时的电视新闻联播，这是他多年来每晚必看的。休息一会后，快到8点的时候，又陪他看录像片《动物世界》，他喜欢动物，爱看这类片子。尤其是晚年听力差了，看这类片子不听解说也能看懂，所以，我们就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知道后，很快为父亲转录了一套《动物世界》，父亲很高兴。我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播放的是《危险的行当》，讲摄影师是怎样拍到这些动物的，有的镜头，要守几个月时间，而且还冒着危险。他看得津津有味。看了一半，大约半小时了，医生提醒，不能再看了。我们就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父亲不知道有遥控器，他见电视图像突然没了，不解地说：“哎，还没演完嘛，电视怎么关了。”

我们说，今天只演一半，下面一半，明天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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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好。”

我们接着聊天，聊天气、物价、副食品供应。他插一句：要多搞点塑料大棚，种蔬菜，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

我们告诉他，各级都在抓“菜篮子工程”。他点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提醒我们不要再谈了，让他安静休息。

9时半，护士照顾他洗漱。周均伦、陈克勤两位秘书往外走，父亲又叫住他们，问：“（聂荣臻）军事文选，什么时候出书？”

周均伦说：“正在排印。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

他又问：“红军时期的12篇文电收进去了吗？”

前段时间，工作人员编辑《聂荣臻军事文选》时，有关部门认为红军时期的那12篇文电牵涉到林彪，不同意收进去。父亲认为，不收进去，一军团的历史就割断了，不要因为有林彪，就不出了。后来，经杨尚昆副主席批准，有关部门才收了进去。

周均伦回答说：“您放心，全收进去了。”

父亲说：“那好。”

两位秘书离开了。父亲又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你们也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里没事了。”

我们答应着，离开了他的卧室。

这是父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没有哼一声，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任何痛苦，不知不觉间，就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去了。他那颗顽强的跳动了93年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他床头的钟表，永远定格在22时43分——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