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奋起攻关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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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重新“挂帅”

把后半生献给了科技事业的父亲，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巨大热情关怀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发展科技是最重要的一环。1978年3月，终于隆重召开了科技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对此，父亲欣喜异常。虽然此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正像他说的：由于“文革”之乱，使他很久没管科技之事，“但对科技工作仍然是关心的，支持的，全力支持的。大家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他又说：我们已闻到新春的气息，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

父亲对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有两点非常赞赏：一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二是明确了从事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父亲回想起1961年他领导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和1962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时的情景，那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春天，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左”倾思想再度泛滥，知识分子再度遭受惨重打击，并很快坠入““文革””深渊。这段历史令人不堪回首。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听了邓小平的讲话，父亲感到“如听仙乐耳暂明”，他还兴奋地赋诗一首《攀高峰，争朝夕》，以祝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其中有两句“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意思是过去的教训足堪训了，他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就像当年铆足劲搞“两弹一星”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勇攻关，进行我们科技界的新长征，尽快地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

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军队里的必要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就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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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农业大学的部分教授联名给他写信，请他帮助解决迁回原校址办学问题，他立即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支持教授们的意见，认为这也是当前振兴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父亲在会上讲，要加强农业科研工作，首先要办好农业院校，但现在北京、南京、福建、四川、湖北等地，都发生““文革””中被挤占的农业院校要不回来的问题，我们应采取坚决措施予以纠正。后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曾经在世界上引起较大反响。1978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作召开总结大会时，有人提出，希望能够见一见父亲。科学家们不会忘记，60年代初，父亲积极支持这一工作，““文革””中，这项研究面临下马的危险，父亲亲自出面，召集具有不同意见的两派开会，他鼓励大家，说这项研究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不能遇到问题就下马，而是要坚持下去，不成功不罢休。

这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终于坚持下来了，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因此，他们在庆功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亲。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主管这项工作，他说：“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也想在迎接科学春天的日子里，能见见知心的领导人聂总。”但他们又担心父亲身体不好，就试着联系了一下。钱三强回忆说，没想到“聂总很快就答应了，原来他老人家也想与大家见面”。

见面时，父亲与科学家们一一握手，他还能叫出一些科学家的名字。那天，气氛非常热烈，父亲问了国内外有关牛胰岛素研究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最后勉励大家说，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成绩。

父亲为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欣慰，但是另一方面，眼下的实际状况又让他为科技工作更加操心，更加着急。我们耽搁了10年多，如果不耽搁这10年多，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知会高多少。现在，与世界的差距更大了，再不迎头赶上，中国人就会被彻底甩掉。父亲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老了，不能上一线了，但我还能摇旗呐喊，还可以出出点子。”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按照父亲的经验，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规划，大力协同，缩短战线，坚持攻关，不断取胜。正是依靠这个经验，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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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文革””期间，科技界是“重灾区”，积累下成堆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大家都想迅速发展，但又都在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于是，父亲很快发现，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这些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阵地上，各个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办事情，更谈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父亲认为，照这样子下去，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况，八十高龄的父亲似乎比谁都着急。一天，他去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谈起这方面的问题。小平说，中央也为之着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帮助中央协调解决才行。

中央选来选去，又选到了我的父亲。那时在中央的上层领导中，对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领导经验的，最有威望的，还真是非父亲莫属。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请父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出面掌握和协调。

父亲当时正在病中，身体时好时坏，尤其是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还是抱病承担了中央的重托。

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邓小平出面找父亲谈话，父亲选择了他一生钟爱的科技事业。如今，八十高龄的父亲义无反顾，再度挂帅。

科学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有：方毅、王震、张爱萍、洪学智、李昌。后来，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虽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统的关系与利益。

12月6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单干惯了，总想自成体系，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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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结果谁也干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报》写信，说中国为什么在激光雷达方面，研究了13年还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扯皮的问题。这是生产力落后的反映……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允许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几家矛盾，我折冲其间，尽量想法协调……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是有困难的，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信后面附上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计量工作等方面的协调意见。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那段时间，父亲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比如，关于卫星研制方面的矛盾，中国科学院过去与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协调不好，想自成体系自己搞。对此，父亲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两套卫星研制机构呢？我们的卫星事业是国家的，不是哪个部门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同意本着大力协同精神，组成卫星协调规划组，统一规划卫星研制任务。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星体与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国防科委负责发射。这种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本任务明确后，父亲还提出，卫星的发射除着眼当前任务外，还要注意长远的发展规划，并注意基础理论研究的安排。总之，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长期定点协作。

那时，国家科委由方毅领导，国防科委由张爱萍主持。父亲根据他过去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经验，表示希望国家科委把国家的科学研究真正抓起来，成为国务院在科技战线上的原总参谋部。

父亲对方毅说：“我过去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时，不就是这样统起来的嘛。不能各自为政，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

方毅有畏难情绪，说：“你是老帅，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你说什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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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不听。我说的就不行了。”

父亲鼓励方毅，大胆工作。万事开头难，慢慢就会好的。

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协调了两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乱状况，渐渐得到改善，国家的科研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

可以说，这两年，为新时期的国家科研，打下了一个还算良好的基础。

从此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在下达的通知中，转达这样一大段邓小平的谈话，的确意味深长。

党的十二大闭幕不久，1982年秋末冬初，《红旗》杂志总编熊复来联系，希望采访父亲。已经交出“帅印”的父亲表示，欢迎熊复同志来家做客。采访中，父亲说，现在科技战线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历史的经验，父亲认为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自力更生；二要制定恰当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三要组织好队伍；四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父亲似乎格外看重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落实发展规划，要进行科技攻关，“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父亲把他的经验归结为一句话：“只有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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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

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很赞成统一协调的领导措施。他们联名给父亲写信，回忆了新中国科技走过的道路，最后总结说：“实践证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999年，著名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林兰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讲到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她说：“这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她又说：“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能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她还说：“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样的，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个强有力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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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我现在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不断回忆聂帅当初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帮助！”

63 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要走精兵强国之路，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父亲也是这一方针的倡导人之一。1980年3月，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同意把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下放给野战军。他认为平时做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稍后，他进一步强调：现在是军兵种联合作战，那就要有合成作战的思想。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有些部队要编到步兵军或师里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

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父亲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1977年2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前夕，父亲给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刘华清写信，谈了他的思路。信中说——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当前，必须抓紧时机，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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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有余。一旦有事要能打仗……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

显然，父亲最关心的，仍然是装备的科研问题。后来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父亲那时就向他强调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这句话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我们可以走捷径，就可以花钱买装备，买技术，买一个军队现代化来，不必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自己研制。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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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64 新的攀登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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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却使不上劲，感到着急上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后，他说，叶帅的决心太重要了。

由于““文革””的干扰，测量船队的研制建造工作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因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为了赶进度，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协调。进度上、质量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及时同工厂的师傅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协调解决。终于，测量船队有了“雏形”，我心里非常高兴，经常给父亲汇报进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测量船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给船起个什么名字呢？正当大家都在费尽脑汁时，我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远望》，突发联想，就向李奇局长建议：“咱们的测量船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既要看得远，更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大家一致赞同，上报张爱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远望”号。船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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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

经中央批准，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1980年5月18日，我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那一天，以“远望”号测量船为首的12艘远洋船队，劈开波涛汹涌的海面，威武严整地向着南太平洋进发。“远望”号设备先进，堪称一座“科学城”。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后来，在发射神舟系列飞船时，“远望”号等船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洋船队出发前，张爱萍问我：“测量船队能不能保证安全地开出去，顺利地返回来？”

我语气坚定地说：“能！”

因为准备工作很充分，跟船出海的有科技人员、工人师傅，有他们保驾，大家都充满信心。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向新时期献上的一份厚礼。5月18日那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我国亿万人民翘首以待，期盼着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

父亲和邓小平、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的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大厅里观看发射实况。

“30分钟准备！”指挥员发出了指令。

“发射！” 指挥员发出了最激动人心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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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所大厅里，人们聚集在宽大的彩色屏幕前，紧张而又兴奋地倾听着那一连串清晰的报告声、指令声、调度声，大家的心随之不停地跳动。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不断地交替显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绘出火箭飞行的轨迹。从“远望”号测量船队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到指挥所里。

此时此刻，我就蹲在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身旁，几乎是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它表明我国液体火箭技术又攀登上一个新高峰，也为我国将来发射重型卫星和飞船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能力的国家。

在场的人，都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又一重大进步而欢呼，而流泪。邓小平立即向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胡耀邦振臂高呼：“同志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父亲情不自禁地向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挥手，高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

那天回到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随手展开纸张，挥笔题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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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试验任务中，丁衡高负责火箭落点精度鉴定工作。那一天我们全家和父亲办公室工作人员如同过节，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三抓”中的“第二抓”——潜射导弹试验，于1982年10月7日在大连海域进行。父亲非常关注这次重要的试验。但是前方传来消息，试验失败了。本来导弹发射时是正常的，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父亲得知情况后，嘱咐秘书给在现场的指挥人员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当时，丁衡高在试验现场。据他回忆，父亲的话传达后，现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受感动和鼓舞。其实，多年来在尖端武器研究试验中遭遇的失败也不仅这一两次，父亲都是以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态度鼓励大家。当年钱学森他们试验导弹失败，他不就这样说过吗？

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种时候鼓励比责备更重要。

果然，在全体人员努力下，5天之后，第二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获得成功。这又是一项震惊全世界的伟大壮举。

美国《海军学会会报》写道：“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一支以海洋为基地具有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1984年的任务， 是“三抓”中的“第三抓”——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父亲密切关注着发射情况。后来我在《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看到书中写着：“在紧张的发射准备工作中，迎来了1984年的春节。节日前夕，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向全体研制试验人员表示致意和问候，并祝新春佳节康乐。这代表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航天战线全体人员的关怀和爱护，代表了中央对卫星通信工程试验任务的关心，鼓舞着全体试验人员以科学态度继续努力，奋勇拼搏，去夺取胜利。”。

      卫星发射期间，父亲正在301住院。他不顾自己的病情不能激动的要求，问这问那，那着急的样子，恨不得上第一线去指挥。4月8日发射后，他就急于知道卫星飞行进展的情况，报纸每天也有简讯报道，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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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足。于是，就让丁衡高和我到病房给他介绍试验的进展情况。

丁衡高参与了这次发射试验的组织协调工作，走遍了执行发射、测控任务的各个单位，发射前后在指挥所住了一个月，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父亲对我们汇报的情况听得很认真、很仔细，我们告诉他，卫星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正常，他似乎不太明白椭圆轨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丁衡高就给他画图解释。我告诉父亲，地面测控站跟踪卫星很好，星上仪器工作也完全正常，他点头微笑。

卫星进入静止轨道时，我们去告诉父亲，说入轨精度很高，通过遥控，卫星正按预定的速度向定点位置漂移。他赞叹我们专家、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的高超。反正每天进展情况都要及时去汇报，我们稍微去晚了，他还着急催唤。当然，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险情，那是一点都不能说的，不能让老人家担惊受怕。

直到4月16日，告诉他卫星成功地定点在赤道上空了，他高兴地笑着说：我是相信我们这支科技队伍的，是一支攻关队伍。那天夜里他睡得很好，医护人员也放心了。

父亲4月1 8日给张爱萍写信祝贺，信中说：“我素知这支科研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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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支坚强的攻关队伍。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身经百战，百炼千锤，基础扎实，善打硬仗……此次试验成功，对我国四化建设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都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我们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三万六千公里高空的同步轨道上，终于有了中国的一席之地。美国宇航局局长祝贺中国同行：“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里程碑感到自豪，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

至此，“三抓”任务全部胜利完成。这是“两弹一星”之后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又一次飞跃，是新时期新的伟大攀登。它所体现的，是创新的过程，它跟以前的“两弹一星”精神一脉相承，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继 续和发展。

父亲在新时期虽不能上第一线指挥了，但他时时刻刻关怀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满腔热情地鼓励大家攀登新的高峰，他的心始终和科技人员在一起。

65 永远的牵挂

父亲的后半生，牵挂最多、最忧心的，就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前，父亲住院四个半月，大病初愈，他就在考虑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觉得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二是应该总结一下科技工作的经验，以利再战。

恰在这时，《光明日报》社为配合十二大的召开，打算派记者采访父亲，听听科技战线老统帅的意见。父亲闻知报社意愿，欣然接受了该社三位记者董克恭、邹安寿、宋光明的采访。

谈话进入正题后，父亲直截了当地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记者马上就问：“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怎样？”

父亲认为远远不够，因为现在不只是摘掉“四人帮”给知识分子扣上的种种“帽子”，困难的是如何尽快地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解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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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

记者又问：“现在如何才能调动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父亲说，基本上是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使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专业对口。这就牵扯到教育部门和人事组织部门，要从招生到教育培养、到合理分配、使用等一系列工作都得跟上，做好，不浪费一点人才。其次，就是做好科技工作的后勤工作，保障他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父亲严肃地说，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可现在有的还是解决不好。一个科技人员开展研究工作，还要自己去跑仪器，买材料，这怎么行呢？后勤部门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父亲深情地回忆说：“五十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当我看到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的心也安逸了。”

父亲还说，科研单位一定还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在主要是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多，他们任务重、工资低、住房少、家务多。这些必须逐步给予解决。

此外，父亲还谈到老专家的退休问题。他不主张让老专家和行政人员一样，到时候就退。

父亲从发挥知识分子才能的角度，还谈到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谈到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再次对知识分子深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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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访报道，《光明日报》有意选在9月1日发表，因为那天正好是党的十二大在京开幕的日子。打开那天的报纸头版，除十二大的重要新闻外，就是父亲谈知识分子问题，宣传效果出奇的好。

十二大闭幕不久，《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采访时，父亲又重点大谈了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比与《光明日报》记者谈此问题时更广泛深入了。

父亲说：“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这也有很长的历史了。”

父亲说，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错误言行给予批评，甚至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正确的政策，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在很多部门和地方，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 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收到不少知识分子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信后，父亲不是原信照转，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同时提出，有时他甚至大声疾呼，为尊重知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培养的中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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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群众意见较大的评定职务级别的问题，父亲说，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却埋头写论文”。

父亲主张：“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

父亲的这封信，后来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原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的文件上，及一些报纸上，都全文或摘要发表了。可见它是有说服力的。

1982年6月，父亲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老专家退休问题。他认为反映的问题需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便立即给胡耀邦写信。信中说：茅以升和京、沪一些老专家，对动员他们退休，思想波动，意见很大。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反映。建议对“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所有专家、学者、文艺家，在不担任行政领导时，除非自己因种种原因提出退休要求外，一般仍可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这项著述任务同样列入单位的计划里，同样给予保证和支持，配备必要的助手。不要称他们为退休人员。有些还可以授予荣誉职务。因为从专业上说，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年岁越老，造诣越深，贡献越大”。

胡耀邦阅后，即安排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书记处原则上同意父亲的意见，只是强调还是要有退休制度，要有一个年龄限制。

半年后，父亲从简报上看到植物生态学家、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侯学煜又对退休提出意见。父亲坐不住了，当即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我再次表示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造诣的老专家，不宜采用行政干部定退休年龄到时一刀切的办法。对他们的行政领导职务当然可以按规定年龄退出。但对他们参加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不要规定何时一定退出。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允许，本人又自愿干下去，应该给予照顾支持……因为他们都还能继续工作，带研究生，搞课题，著书立说等，这些都不会影响机构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干部。这方面的政策，请再斟酌。”

父亲办事认真执著，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定会据理力争。这次为老专家的事，又牵扯到政策问题，所以他更是坚持己见。他说，像钱学森、钱三强、茅以升、华罗庚这样的老专家，在海内外都是影响巨大，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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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绝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退休干啥？只要他们身体还行，就不要让他们离开科学研究岗位，就要让他们继续发光发热。

1983年9月，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高级专家离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对离退休的年龄、待遇都有了新的明确规定。而且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其原担任的行政领导或管理职务应当免去，特殊情况经批准的除外。符合规定情况的，退休费可以适当提高。

国务院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满足了老专家的意愿，也让父亲感到安心了。

那段时间，父亲帮助不少科技人员解决了实际困难，以至有些事，他做过了，时间稍长就淡忘了。但是，那些得到过父亲帮助的科学家，却一直难以忘怀。1984年春节前夕，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来家里看望他。坐下后，周光召拿出几个猕猴桃给父亲看，说：“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钰，您还记得吗？”

父亲摇摇头。周光召说：“在您的支持下，李钰解决了猕猴桃的保鲜问题。”

父亲仍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周光召又说：“李钰同志很感激您，特意托带几个经过保鲜的猕猴桃给您看看。”

父亲端详着仍很新鲜的猕猴桃，似乎记起来了，忙说：“那就请他再把荔枝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吧！我支持他的研究，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

八十年代初，几位优秀的中年科学家相继早逝，曾经轰动一时。像长春光机所的副研究员蒋筑英、航天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雷雨顺等，他们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科技界的重要损失。父亲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说：“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爱护他们呢？”

1984年国庆前夕，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科学家来看望父亲，父亲问华罗庚身体如何，并关切地说：“70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谁知仅仅一年之后，华罗庚竟去世了！父亲闻讯，即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致函，请转达他的深切哀悼之情，信中说：“华罗庚同志一生勤奋不倦，奋斗不息，即使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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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严重挫折、屈辱时，其为学术、为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后来，华罗庚家乡金坛县写信来，请父亲为他们纪念华罗庚题词，父亲当即命笔，以慰藉群众对科学家的思念。

那些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更是时常牵挂着父亲的心。1986年，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患了不治之症。87岁的父亲知道后，深感惋惜和焦虑，通过我不断地进行问候。我几次去医院看望他。邓稼先弥留之际，父亲又派周均伦秘书连夜去301医院，代表他转达对邓稼先及其亲属的问候。

当时癌痛已经把这位大科学家折磨得昏迷过去，他的夫人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周均伦对守在病床前的许鹿希说：“聂帅讲，邓稼先同志对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病重，派我代表他连夜来探望，希望他能转危为安。”

许鹿希握住周均伦的手说：“请转告聂荣臻元帅，我们一家谢谢他老人家。稼先讲过多次，他永远铭记聂帅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有聂帅的好领导。谢谢聂荣臻元帅，谢谢聂荣臻元帅。”

1988年12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永怀逝世20周年。郭永怀早年留学美国，1956年响应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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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回国效力，1960年经中央批准调进核武器研究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是有功之臣。不幸的是，1968年在““文革””的混乱中，他于飞机失事中罹难。那时父亲成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正遭受猛烈批判，但他仍然为郭永怀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后来又多次向我们谈起未志先逝的郭永怀，为他，也为我国的力学事业感到惋惜。郭永怀逝世20周年的日子，父亲题词纪念，缅怀郭永怀为我国空间技术和核武器研制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念叨过，要给科学家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也有个休息避暑的机会，每年不能只有领导同志来这里。父亲生前也是多次关心、牵挂这件事，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国防科委系统的专家，以及边疆基地和基层的同志分批请来，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风光，下到海里游游泳。遗憾的是，父亲生前，这个愿望没能全部实现。

1993年，父亲去世一年之后，母亲到北戴河度夏，当她听说海边有一片刚建成的房子时，动开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请国防科工委把这批房子买下来，办个疗养院，好让基地、基层的同志有个疗养休息的地方。我当然赞同。但是去找当地政府联系时，才知道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将这片房子卖给北京的一家大单位。母亲听说后，不想罢休。她说，基地、基层的同志太辛苦了，应该给他们创造个机会，到海边来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谈起过这件事，但因为以前没有条件，没能办成，这回一定得试一试。

母亲让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区的区长阎树德做工作。阎区长听了母亲的讲述，当即改变原来的决定，把这批房子全部卖给国防科工委。就这样，国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疗养院。

1995年，也就是母亲去世那年，疗养院建好了。从当年开始，盛夏季节，每年都有大约3000名来自基地的科技人员和基层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来这里度夏。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为原总装备部之后，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见到了一批批来自基地、基层的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疗养院的宋新明院长告诉我，10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来这里疗养，他们中很多是从边疆，从戈壁滩上，从艰苦的地方来这里的，虽然每一批次的时间只有10天，但他们尽力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休息好，游览好，留下个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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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原总装备部机关的同志却没有来疗养的份儿，他们把机会全让给基层的同志。有人对我说，像这样完全面向基层的疗养院，真是太难得了！

站在海边，沐浴着凉爽的海风，望着在海水里尽情搏击和嬉闹的总装各系统的疗养人员，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父亲当年在海水里游泳的身影，还有母亲为了建这个疗养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涛声，浪花的响声，人们的欢笑声，仿佛都在告诉父亲母亲：两位老人家的愿望，早就实现了，你们放心吧……

想到他们对科技人员的那份永远的牵挂，想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那份不舍的感情，我的眼里渐渐蒙上了一层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