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聂帅谈冀中平原抗战

提要

聂荣臻作为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亲自部署和领导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开创、建设和发展的全程，创造性地提出了创建平原根据地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在敌占腹心地区插入了一把尖刀，建立了中国抗战的第一个平原根据地，谱写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壮丽的篇章。

（一）

参加聂帅传记组，是我人生最为难忘的经历。第一次见聂帅，听老帅对冀中平原的亲切回忆和由衷赞美，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倍感惊喜。

1980年4月间，时任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社长的杨克通知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成立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要我尽快交代工作，到新成立的传记组报到。

当时，我在战友报负责编辑“长城”副刊，匆匆整理好积存的稿件，办完交接，便找时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魏巍报到。

魏巍兼任聂帅传记组组长。他告诉我，为各位老帅写作传记，是中央军委的决定，全军各大单位分别承担一位元帅传记的写作任务。聂帅传记的编写交给了北京军区，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他要我做好思想准备，用两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这一任务完成好。

魏巍介绍了传记组的组成：聂帅办公室主任周均伦兼副组长，成员有原晋察冀老战士、空军司办主任彭正谟，还准备从部队抽调一位业余作者，我为传记组成员并兼作秘书工作。传记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崇文门内北京军区解放饭店。

魏巍还说，抽调我参加传记组是他推荐的。他看过我写的一些东西，认为具备写作传记的文字基础，特别是我从冀中平原成长起来的，家庭是当年的抗日堡垒户，对敌后抗战有一种天然的情缘，他准备把聂帅在晋察冀抗战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交我承担。魏巍又说，参加传记组的不能都是老同志，也需要像你这三十多岁的有生力量。

魏巍是我从中小学起就敬佩的著名作家，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曾是我写作的启蒙经典。对他给予的信任和厚望，我充满了感激之情，当即表示，加倍努力，为德高望重的聂帅书写好丰功伟业。进传记组后，我熟悉了聂办周均伦主任，传记组同聂办一些具体事的联络，大都由我向他请示。他不让我称主任，而叫周秘书，这个称呼沿用几十年直至现在。周秘书待人亲切平易，办事严谨认真，为人朴实清廉。我一直认为，他的身上凝聚着老一代秘书低调踏实的优秀品德，体现着聂帅身边工作人员严于律己的良好作风。

传记组开始工作后不久，任务发生了变更。1980年6月中旬，魏巍、周秘书和我，在北京三座门参加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召开的元帅传记编写座谈会。与会领导讲话强调，写好元帅传记意义重大，要严肃认真完成好，同时传达了中央领导关于“抢救活档案”、提倡老同志写回忆录的指示精神。

这次会后，周秘书到组里传达了聂帅的意见。聂帅说，传记组成立后，他就反复考虑，不要写他的传记，还是写回忆录好。中央提出“抢救活档案”，号召老同志把了解的党史军史新中国成立史真实反映出来，这很重要。请组里几位同志帮他整理回忆录，由他回忆，大家记录整理，再由他审查定稿。听了聂帅的意见，全组同志心情都很激动，深感聂帅的决定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同时感到，聂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第一位开始写作大型回忆录的，意义非凡。  

1980年，聂帅已经是八十一岁高龄，长期战争环境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日夜操劳，特别是为“两弹一星”呕心沥血，老人家的身体已是多病虚弱，开始回忆人生经历时，他已不能行走，每次回忆都是坐在轮椅上。医生要求每次谈话在一小时左右，可是老帅话题一开就收不住，常常是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多小时。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聂帅还没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要参加一系列会议，要参与重要工作的决策，但稍一有空，便召集我们谈话回忆。第一阶段的回忆谈话，据我记载有九十四次。修订审查阶段的谈话也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人以为老前辈的回忆录是执笔人东找材料西寻线索拼凑起来的，我亲身经历的是，聂帅的回忆录是他亲自口述，每章每节反复审查，逐句逐段斟酌，是老人家用心血和汗水完成的。

聂帅的回忆，从青少年时期谈起，将留法勤工俭学、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总参谋部工作、抗美援朝战争、领导科学技术等各个阶段的历史经历，详细地回忆了一遍。写作组的工作是整理谈话录音，核对历史资料，查证时间数字，并根据聂帅口授的写作大纲，调整落实文字记录，并听取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意见。

《聂荣臻回忆录》作为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第一部大型回忆录，于1984年国庆前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五十万字，分二十五章一百零三节。

参加聂帅传记编写组，特别是面对面．聆听老帅一百多次的回忆谈话，是我人生最难忘的经历。魏巍说我有“冀中平原抗战情结”，其实，原来我对抗战的印象很肤浅，我出生在1943年，不久抗战就胜利了。对抗日战争的印象，先是来自家乡人民的诉说，后来从文学作品和早期电影中知晓了平原抗战的壮烈。听聂帅动情的回忆后，我对华北抗战历史的了解，对敌后抗战的历史作用、非凡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说，从感受到认识都产生了飞跃和升华，这也成为后来我参与写作抗战题材作品的基础和动力。

聂帅的回忆谈话已过去多年，但当时谈话的那情景那场面，却经常浮现在我面前，尤其是谈到我家乡——冀中平原抗战的那些段落，老帅那浓重的川音，凝思的神情，说到关键处伸手做出的强调姿势，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成为我记忆里的珍宝。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聂帅，听老人家的回忆谈话，时间是1980年7月28日，地点在海滨北戴河。

那是老帅病后不久的疗养休息期间。盛夏的上午，阳光明媚，海面碧蓝，凉风送爽，空气清新。我们走进环境幽静的聂帅住所，一眼便看见老帅坐在平台的竹椅上，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庄重整洁，神情和蔼，微微上扬着右手，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近元帅，心情激动还有些紧张，跟在魏巍身后，紧走了几步，站在聂帅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大家坐定，魏巍一 一介绍编写组成员，轮到我时，我站了起来，魏巍说：“这位是组里最年轻的刘绳同志，北京军区战友报编辑，抗日老区冀中人。”

老帅微微朝我点点头，似有所思地问道：“冀中哪个县呀?”

“高阳县，保定东边。”我急忙回答。

“高阳是个好地方，知道布里吗？”

没想到，聂帅对我的家乡高阳如此熟悉。关于布里村，那时我还不知道。一下子发愣没答上来。魏巍解围说：“他在高阳生活的时间不长，十来岁就到保定上学了。”

聂帅摆摆手，示意我坐下，接着开始了首次回忆谈话。老帅说：“我再三考虑，还是搞回忆录好，搞回忆录是写自己经历的事情，感受比较深，回忆起来也比较灵活，有什么感受就写什么。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这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写回忆录文责自负，我自己对历史负责。”

大家边听边点头，表示非常赞同。我从短短的接触中，感受到聂帅思索处理问题的高度责任感，八十高龄写作回忆录，是为了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那一天，聂帅从他的青少年时期回忆起。

1899年12月，他出生于紧靠长江的四川省江津县。他的少年时代是在社会急剧动荡变革中度过的。他说到了家庭，回忆了父母，说到幼时求学的一些见闻，并且深情回忆了他所经历的四川“保路运动”，以及辛亥革命前后他的思想变化……

时针走得很快，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小时。聂帅说得兴趣很高，中间没有停顿，也没喝一口水，看起来，老人家为回忆谈话认真思索过许多往事。周秘书看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两个多小时了。”

聂帅止住了话语，说：“好吧。”

在我收拾整理录音机准备离开时，聂帅扭过头来对我说：

“高阳好哇!高阳布里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发祥地。”

老帅大概发现我对这些知之甚少，接着说：“你们高阳人李石曾留学法国，发现法国缺少豆腐和豆制品，便在巴黎筹办豆腐公司。为招收到法国做豆腐的华工，在高阳布里办了一个培训班，那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始。”

高阳布里这段光荣历史，当时我确实不知，我向老帅表态说：“我要好好学习这段历史。”

“好。”聂帅笑了。

离开聂帅住所，我难为情地向魏巍表示：“很惭愧，高阳人不知高阳事，聂帅却记得这样清楚！”

魏巍说：“有情可原。你离开高阳还是个小孩子。我也算是半个冀中人，抗战后期也在平原上摔打了几年，高阳、蠡县一带也去过多次，聂帅说起布里，我也一愣，后来想起来了，布里——高阳当地人称‘报里’。”

“对!对!我也听说过报里。”我说。

魏巍也是个“冀中通”，抗战后期随重返冀中的部队，在冀中腹地辗转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在冀中结识了抗日女青年刘秋华，后来结为夫妻。他写作的长篇小说《东方》，用不少篇幅写下了他熟悉的冀中生活。我曾写过一篇《<东方>和冀中生活》的长文，发表在河北的刊物上。

我问魏巍：“您长期在聂帅领导下工作，老帅对冀中非常熟悉？”

“当然熟悉了。”魏巍说，“聂帅1937年到晋察冀，1949年进北京，在华北地区整整生活战斗了十三个年头，几乎是天天分析敌情，天天研究作战方案，日夜在地图上作标识，经常骑马到战地观察地形。聂帅作为战略家，对战区战地有非凡的记忆，不止对冀中，对北岳区，对冀东，对平西平北、雁北察南都相当熟悉，你再听几次回忆，你会感受到他对战事战地记得非常清楚，这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军事指挥员的特点。”

第二次听聂帅的回忆谈话，老帅又提到高阳布里，说到高阳人李石曾。聂帅说，1919年秋，他怀着变革社会现状的热情，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希望出国学点本事，回来为国家富强出力。

聂帅回忆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过程。高阳布里的华工培训班，那是最初赴法做工的形式，后来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奔走操办下，布里的培训班发展为留法工艺学校。布里留法勤工俭学的模式经报刊宣传后，在全国影响很大，到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达到了高潮，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或预备班有二十多处，遍布保定、上海、重庆、成都、长沙、广州、武汉等地。1919年秋天，聂帅得知重庆有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便去打听赴法国的手续，他和同学相商，与其进预备学校，不如直接去法国。经过一番筹措盘缠和说服家庭的工作，他从重庆乘船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程，从此一别故乡三十六年。

留法勤工俭学，是聂帅一生革命生涯中重要的一页，他由此完成了从“实业救国”青年到共产党人的转变，开始了为中国劳苦大众终生奋斗的起步。所以，勤工俭学运动以及它的发祥地——燕赵平原上那个布里小村，在老帅的记忆中是那样清晰，熠熠生辉，永久不息。从留法勤工俭学走上革命道路的，岂止聂帅一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团队——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最有能力的一批英才俊杰。从这个意义上回望布里，确实应把它镶嵌在巍巍史书上。

我至今没去过布里，我的兄长为整理撰写河北革命史料，曾赴布里考察访问。他告诉我，布里紧靠潴龙河，河水拐一个弯儿，再流二三十里，就是我的家乡。他向我介绍，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曾在布里留法工艺学校任教四个月。期间，向警予还来到过布里，后来蔡和森一家也去留法勤工俭学。

聂帅在一次回忆谈话中说道，在巴黎附近的蒙塔尔纪市，他曾和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结识，蔡和森说起过高阳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的事情。

聂帅写作回忆录起初的几次谈话，不止说到高阳布里，还说到过冀中平原早期的革命斗争。他回忆，1930年在天津中共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时，就多次接触了解到我们党在冀中的活动和领导人民进行的斗争，知道早在建党之初，邓中夏等就到冀中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的组织。他说，中共顺直省委是沿用的老名字，工作的范围除包括平津外，还负责河北、山西党的工作。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了解熟悉冀中情况，常听同志们说冀中地区是华北比较富庶的地方，大平原望不到边，河流很多，土地肥沃，早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高阳更是闻名遐迩的“纺织之乡”。当时，他也动过去平原农村考察的念头，但环境不允许，去农村很困难，风土、人情、穿着、语言，外乡人特别是南方人，都与当地人不一样，一开口讲话就会暴露，很难活动。所以，在顺直省委工作的那一段，只是从文件和来人汇报中知道冀中的情况，没有对平原农村的亲身体验。这个遗憾，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弥补。

聂帅还谈到，他调离顺直省委后，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了一个时期，后到江西中央苏区。在那里，他得知河北党组织在冀中多次领导和发动农民起义和学潮斗争。聂帅所指的，主要是1932年发生在冀中平原的“博蠡起义”、“高蠡暴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

布里、高阳、冀中、保定，这些家乡的地名从开国元帅嘴里讲出来，与老革命家的战斗生涯紧紧联系在一起，被老帅牢牢铭记了半个多世纪。我聆听聂帅的回忆谈话，心灵震惊，激动不已。

（二）

抗战之初，聂荣臻与吕正操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一起研究商定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此，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平原抗战进入了历史所记的“黄金时代”。

说起冀中，人们通常把它作为一个地域称谓，冀中嘛！是指河北省中部平原地区。可是，在抗战时期，冀中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位置概念，那时，它是一个管辖范围明确的抗战行政区域，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晋察冀军区的二级军区。冀中区是何时划定的？冀中军区部队是怎样组建的？为什么建立冀中区和它在敌后抗战中发挥了何等示范作用，即冀中平原抗战的深远意义？在聂帅关于抗日战争的回忆谈话中，我一 一找到了答案。

聂帅领导晋察冀敌后抗战，开创被中共中央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是他光辉革命生涯中的一个亮点，一个极其重要的杰出篇章。关于抗战，老帅谈得很多，讲得也很细，而且非常有感情，有胜利的欢笑，也有忆起艰难环境和牺牲英烈的热泪，更有对往日战地和人民群众的无尽怀念。

聂帅关于抗日战争的谈话，特别是关于冀中平原抗战的回忆。至今清楚地印烙在我的脑海里。

聂帅回忆说，八路军挺进华北，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战斗胜利，部队进驻五台山不久，作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他接到了党中央决定，留他在晋察冀边界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受命之初，收到毛泽东发给八路军出征部队的多封电报，他对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认识更加明确了。他接着说，我们虽然最初选择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但不能孤零零地只搞一个五台山，仅仅局限于五台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当时，我们的着眼点是华北敌后的广大地区。开辟冀中平原根据地，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聂帅讲述了当时冀中的形势。他说，就在我们由陕北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中央派遣在抗大学习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到河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出发时，毛泽东找他谈了话，叮嘱他发动依靠群众，搞好统一战线，灵活掌握各项政策，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孟庆山是冀中人，他在赴冀中途中，同河北省委接上关系，被委任为中共保属特委军事委员，随后到高阳、安新一带农村开展工作。

聂帅讲的这一段历史，在我童年时期有过耳闻。孟庆山开办训练班，讲解游击技术，组织第一支抗日武装的村庄，就是我的出生地——冀中高阳县孟仲峰村。那支武装称为“抗日游击军独立团”。

聂帅接着说，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机关从五台迁至阜平。他很快得知，冀中有一支东北军改编的抗日队伍，戴红星军帽，以“人民自卫军”为番号，从滹沱河北上，打开了高阳城，震动了整个冀中。他估计是吕正操的队伍，便派曾在东北军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孙志远，携带电台和密码到高阳，同人民自卫军建立了关系。

聂帅谈到，为了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为了把人民自卫军训练建设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部队，1937年12月，根据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吕正操率队开来平汉路西整训，整训期间，他和吕正操多次研究讨论平原抗战工作。

关于冀中区的范围，明确了西以平汉路为界，东以津浦路为界，北以北宁路为界，南以沧石路滏阳河为界，在整个冀中平原上开辟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抗战期间的冀中行政区划分，也是历史上冀中行政区域的由来。

聂帅回忆说，这期间，他与吕正操讨论最多的是开展平原游击战，如何建立平原根据地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指示，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河北、山东两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人民自卫军参训部队传达之后，讲了这样一段话：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困难确实更多一些。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我们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老林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地形的作用。创建根据地，地形虽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只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有可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冀中平原虽然没有险峻的天然屏障，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抗击日寇的“人山”和“人海”，就可以在平原广大地区牢牢站住脚。

聂帅回忆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说：当时，我曾这样鼓励吕正操和参训部队：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搞起了一个新局面，这第一步搞得很好。你们的实践有深远意义，冀中区是我们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你们的成功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带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示范作用。

据《晋察冀抗日战史》记载，人民自卫军经过路西整训学习，收获很大，军政素质显著提高，返回冀中后，驰骋于平原腹地，消灭汉奸土匪武装，开辟大清河北地区，粉碎日寇多次“扫荡”，使根据地得到了很大扩展和巩固。

《晋察冀抗日战史》还记述了1938年春夏为加强冀中根据地的建设实施的几项重要举措。成立冀中区党委，统一党的领导，黄敬任区党委书记；成立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政权组织，吕正操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涛为副主任；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冀中军区和所辖的四个军分区，统一部队编制，吕正操任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后派王平任政治委员，孙毅任参谋长。1939年初，程子华从延安带一批干部来到冀中，出任三纵队和冀中军区政委。统一群众组织，建立冀中区一级农、工、妇、青、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至此，冀中区党政军群各方面领导机构都建立健全起来。随后，根据冀中区的统一部署，各地区一直到基层村庄，都建立了党、政、军(或武装)、群各级组织。

冀中部队开辟大清河北地区以后，冀中区发展为三十一个县，人口约八百万，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自北宁路，南达沧石路，广阔平原上大小村庄都处在抗日民主的热潮中。冀中部队此时号称十万之众，坚守平原二十四座县城，整个根据地群情振奋，同心御敌，抗日工作红红火火，蒸蒸日上。这就是战史所记、人们所说的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

（三）

聂帅赞誉说，冀中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冀中是一个抗战的象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冀中军民在十四年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冀中抗战的丰功业绩将永存中华民族的战斗史册中。

聂帅在回忆敌后抗战的悲壮历史时，多次赞誉冀中是光荣的名字，是中国军民抗战的英雄象征，在日后整理出版的回忆录中，他盛赞冀中根据地和平原军民的无畏精神和丰功伟业。

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冀中区的建立和巩固，为山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是我们在敌人心脏里建起的一个抗战堡垒，是插入敌人肺腑的一把尖刀，它同北岳、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战略包围，从而更有力地钳制了敌人，长期坚持了华北的游击战争。”聂帅把冀中平原称为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每逢边区在经济和供应上发生困难的时候，冀中军民鼎力相助，慷慨支援，解决燃眉之急。

他回忆说，1937年底，他带领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部队，从五台山进驻冀西阜平城。那时节，阜平城外的大小太白山已盖满皑皑白雪，山下的沙河早已结冰。八路军将士顶着凌冽的寒风在山城街头宣传，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训练，不少人身上还穿着夏季从陕北出征时所发的灰布军衣，有的军装还残留着平型关大战炮火烧穿的焦洞。虽说平型关大战缴获的战利品中有一批日军大衣，但不能解决整个部队的御寒问题。聂帅说，他看到干部战士冻裂的双手淌着脓水，因双脚冻伤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心如刀割一样难受。部队被装问题的解决，是冀中区开辟之后，冀中各县老百姓送上大批棉花，“土布之乡”高阳征集了不少户织土布，他们车拉肩挑送到平汉路边村庄。当时，日军在铁路两侧挖掘了封锁沟，安置了铁丝网。冀中军民趁着夜色，爬封锁沟，穿铁丝网，在日军碉堡的火力封锁下，将几万斤棉花、几千匹土布运到阜平。为此，运送棉花布匹的平原军民还有的过封锁线时献出了生命。

聂帅说到这里，情绪激动，感慨万端。

冀中的棉花、土布怎样变成了晋察冀部队的制式军装？在访问晋察冀老同志时，曾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为彻底解决晋察冀部队被装问题，聂司令员亲自审定了军服的式样，他根据敌后游击战的特点，选定黄绿色作为军服的色彩。他说，黄色寓意着我们是炎黄子孙，绿色则表明我们隐蔽在敌后山林、田野、青纱帐中，随时打击着侵我中华的敌寇，黄绿军装既有象征意义，又符合实战的需要。但如何将土布染成黄绿色，成为了攻关的一个难题。土布不易着色，即使染出色彩一沾水就掉色。军区供给部的同志请教阜平妇女，学到了用槐花槐籽作浆，加白矾和醋，掺黄绿染料的办法，果然，染出的土布色彩鲜亮不褪色。经手服装剪裁的是曾在东北军服装厂担任过主裁的老师傅，裁后的衣料，经边区妇救会的巧手们缝制，一身身新式军装送到了晋察冀部队中。

聂帅说，晋察冀军区用槐花配颜料染土布做的军服，还得到八路军总部的赞扬和兄弟部队的推广。那是1940年春天，他带晋察冀南下支队赴晋东南配合作战，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检阅晋察冀南下支队，一致称赞晋察冀部队军服漂亮。刘伯承师长还指示一二九师供给部长到晋察冀取经。后来，为支援晋东南部队做军服，冀中区还调出一批土布和棉花。冀中不仅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还为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

谈到冀中区的功绩，聂帅最为动情的，是冀中军民冒着生命危险为山区部队和群众大规模运粮的行动。他在回忆录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运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

聂帅为何如此动情？他当年经历了敌寇疯狂的“扫荡”和残酷的经济封锁，深知粮食供应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由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每到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冀西山区部队和群众吃粮问题都会遇到困难，加之连年干旱，更是雪上加霜。

说到当年缺粮，聂帅回忆的语调沉重起来，他说：“记得有一次在边区财政会议上研究给养供应问题，我流过一次泪，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那一次我没忍住。我在讲话中说到，部队给养困难，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讲着讲着，心头一酸，再也  说不下去了。平时大家都说我是一个‘能够控制感情的人’，但是，那一次，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泪，许多同志也流了泪，会场上一片哽咽声。”

粮食！粮食！似千斤重担压在聂荣臻心头。又是冀中，又是平原军民，不顾敌人“围剿”“蚕食”的困难处境，村村出动，户户参与，保收成，缴公粮，参加背粮队，成百上千运粮大军，穿封锁线，越封锁沟，把数万担粮食运住冀西山区，解饥荒之急。要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粮食，是冀中军民护麦护秋，从敌伪军抢掠下夺来的，是省吃俭用缴纳的公粮，是沾着血和汗从死亡封锁线上神奇般运来的，怎能不令人感动，心头发热！

战史记载，仅据1939年7月麦收后到1941年冬的统计，两年多的时间里，冀中向冀西山区运粮达两千万斤，平原各县动员人力六十二万人次，马车牛车四千九百辆，开辟了穿越铁路封锁线的四条运粮线路，先后有冀中军区的四个主力团担任警戒和掩护。运粮中，有一百六十余人在穿越封锁线时牺牲，损失马车牛车三百多辆，牲口二百多头。

冀中向山区运粮，规模宏大，常年不断，险情重重，路途艰难，但冀中军民不惧劳累，不怕流血牺牲，以严密的组织指挥谱写了一曲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运粮壮歌。以至几十年后，聂帅仍然念念不忘，说起来总是激动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部队曾有一个非常亲切的称谓，叫“子弟兵”。在山区，在平原，人们提起抗战的八路军，都亲热地称为“我们的子弟兵”，军区出版的报纸叫《子弟兵》报。“子弟兵”的这个命名，首先是聂荣臻司令员提出的。在写作回忆录的谈话中，我们问起“子弟兵”的话题，聂帅高兴地回答说，把部队称为“子弟兵”，是要表明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部队的组成绝大多数都是边区人民的子弟，部队的任务又是保卫家乡的土地和父老的安宁。这个称呼把边区部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说得很明白，所以，“子弟兵”的名字叫得很响，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

说起“子弟兵”，聂帅谈得兴奋起来。他说，有一首歌“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人民群众送子弟送丈夫参军的热烈场面，多少年都令人难忘。特别是冀中地区，平原村庄稠密，人口多，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也多，参军的青年特别踊跃，他们胸戴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村里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比过年过节还热闹。

回忆起冀中青年参军热潮，聂帅介绍了贺龙率一二O师进入冀中这段历史。聂帅说，1939年初，一二O师根据中央指示从晋西北来到冀中平原，任务是加强和巩固冀中根据地的建设，同时扩编部队。我与贺龙同志见面时，研究了工作部署，谈到扩军问题时，我对贺龙说，冀中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广大青年参军参战要求强烈，兵源充足素质高，在冀中扩大队伍会非常顺利。贺老总很风趣，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你可不要心疼呦!”说完，哈哈笑起来。我慷慨回答，你尽量带，能带多少带多少，我支持。一二O师在冀中辗转战斗了八个多月，为冀中区的巩固和冀中部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奉命开回晋西北时，部队人数成倍增加，由来时的六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扩大了三倍多，由原一个旅、三个团、一个支队扩编为两个旅、七个团、六个支队。贺老总高兴得不得了，临行话别说，挺进冀中，收获巨大，打了胜仗，补充了兵员，我要把冀中子弟兵带到晋西北，让他们撒遍整个抗日前线。

冀中青年大批加入一二O师部队，这仅是平原子弟踊跃参军的一例。再说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发展壮大，1937年秋末冬初聂荣臻受命留于敌后之时，所率兵员不足三千，到抗战中期，1940年底，边区部队已达八万三千之众。到1945年抗战大反攻时，边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三十二万多人。在边区子弟兵队伍中，冀中的农家子弟占据不小的比例。燕赵平原的父老乡亲把他们优秀的子女献给壮丽的抗战事业，这之中，就有我的兄长和多位亲戚。正是抗战和参军，开辟了我们多家亲友跟随抗战、追求进步、爱国拥军的革命之路。

（四）

聂帅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和建立的功勋，惊天地，泣鬼神，冀中平原抗战的独特战法，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聂帅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儒将。听他的回忆谈话，有一种享受愉快的感觉，他浓重的四川话语，听熟了并不难辨，语气慢条斯理，庄重沉稳，还不时相夹风趣幽默，谈话中既有鲜为人知的惊险战事，也有深思熟虑的经验总结。在回顾十四年抗战的漫长岁月时，他概括总结了多条抗战经验，堪称经典之谈。他多次以冀中平原抗战为例，生动注释了中国人民怎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聂帅说，十四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反击侵略者的光辉篇章，抗日战争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就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说明，只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可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平原，既没险峻的山岭，也没天然的屏障，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就能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赫赫战绩。

“我们为什么能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我们怎样在平原作战中取得胜利？”聂帅自问自答，以充分的事实说明这个问题。聂帅说，人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大平原也可以变，没有屏障，军民可以建造屏障；没有天险，人民可以创造“地险”，再造地形。他在回忆录中高度赞扬冀中平原的战场建设：

“平原上的战场建设是很出色的，由于敌人进攻常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等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人占据了城池即凭坚固的城墙防守，不利于我军攻取。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区军民曾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聂帅谈到这里，情绪高涨，神采飞扬。他回忆说，1937年底，吕正操率冀中部队在冀西整训时，他们在一起多次讨论了平原的战地建设和改造地形的问题。建设一个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平原战场，首先是从拆城和破路开始的。

冀中腹心地区的二十四个县城，大都建有坚固的城墙。最早的是建于宋代的蠡县城，城墙一色巨砖，白灰、粘米和泥灌筑，据说前后修了十二个年头。冀中各县人民很为县城高大的城池自豪，但听了抗日政府的宣传，知道拆城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需要，村村百姓，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带着锨镐，成群结队，汇集城墙下，扬镐舞锨，抬砖运土，呼着抗日号子，唱着奔放战歌，昼夜奋战，拆毁城墙。前后两个月的时间，二十四座城堡荡然无存。

至于破路，整个平原更是搞得热火朝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村庄之间展开竞赛，毁掉原有公路，挖掘纵横道沟，修筑作战掩体，破坏敌建道路。冀中军民用双手创建的平原深沟道网，便于冀中部队作战转移，也有利于群众下田耕作和躲避日军的“扫荡”，而敌人的汽车、战马，则无法通行。

聂帅回忆起冀中军民再造平原地形的过程，连连赞叹。他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城可变，路可变，田野可变，村庄可变，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聂帅的记忆中，冀中平原再造地形，进行战场建设，最带传奇色彩的是挖掘地道和开展地道战。地道的形成是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敌人经常进村“扫荡”，到处建据点、修碉堡，公路如蜘网，抬头见岗楼。在日益残酷的环境下，群众需要藏身之所，抗日干部需要隐蔽之处，于是，不少庄户在屋内院中挖掘了隐蔽地洞。起初的地道是独家独洞，只能消极隐蔽，一经敌人发现，很难逃脱。后来把这种简单的土洞发展成各家相通，不仅能隐蔽自己，还可利用地道与敌周旋打击敌人。冀中区的领导同志积极支持这个再造地形的新创造，程子华亲带工作组，深入开展地道斗争较好的村庄考察，总结经验，并上报晋察冀军区。

聂帅说，我得知冀中开展地道斗争的情况后，意识到这是进行平原游击战争的又一创造，显示出冀中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聪明才智，立刻鼓励冀中的同志们：地道和地道战，是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一个有利形式，是改造平原地形，再造平原战场的一大创举，对于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具有巨大意义，应在敌后平原地区广泛推广。

在冀中区党委的领导下，平原地道逐渐发展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既能隐蔽又能战斗，“敌人占据了地上，我们活跃在地下；敌人称霸于白天，我们出没于黑夜”，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艺术，真实再现了冀中平原神奇的地道斗争。冀中的地道挖掘有多少？当时难于统计，战史上只记载了1944年下半年挖掘的地道数，粗略计算达一万多里。后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当年曾写过一本五万字的小册子《冀中平原的地道斗争》，还插有地道构造图。多年后，这位驰骋华北敌后的抗日名将，谈起冀中的地道战，豪气顿生，称赞那是一座奇特无比的地下长城。他说，冀中的地道战对日后的反侵略战争产生过深远影响，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进行的坑道战，就吸收了冀中地道战的许多经验。

聂帅的记忆是非凡的，非凡的记忆来自血与火的战争体验。在一次谈话中，八旬老帅满怀深情，生动讲述了他记忆中关于冀中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百里行军无狗叫”。聂帅说，1938到1939年，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从大后方来晋察冀考察，在与他的谈话中，谈到发动群众的深远意义时，我举了一个冀中打狗的例子来说明。冀中群众有养狗看家护院的传统，几乎家家有狗，而且很宠爱狗。敌人来了，建了据点，修了岗楼，抗日武装夜间出来活动，狗就叫起来，一家狗叫，全村狗跟着叫，等于给敌人报了信，给部队和抗日干部的出行造成严重危害，当时有个说法“狗是汉奸”。抗日高于一切，群众认识到狗的危害，深明大义，忍痛割爱，自发打杀自家的狗。一村带头，村村学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整个冀中平原再也听不到狗叫。李公朴听了很感动，他把冀中群众打狗的事例，生动地写进了他的考察纪实《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冀中群众打狗的作法影响很大，先是传到冀南，后又传到山东根据地。

聂帅在他的回忆录里，将冀中打狗作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一个事例，动情地写道：“在冀中，还有‘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冀中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群众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不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再一个是“一把剪刀运动”。日本侵略者是强盗，是兽兵，每到一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为抗击日本兽兵的奸淫侮辱，不少冀中妇女都随身携带护身的剪刀。冀中妇女救国会倡导这一勇敢悲壮的举动，在冀中广大妇女中开展“一把剪刀运动”，显示了一代巾帼不受辱、敢斗争、英勇不屈的无畏气概，对日本强盗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日本兽兵闻风丧胆，只得悲叹“中国的花姑娘大大的厉害”。

聂帅非常赞赏冀中的“抗日堡垒户”，认为这是平原抗战的独创，是残酷环境下军民鱼水关系最为生动的写照。敌人占据了平原村庄，地方武装和抗日干部化整为零，隐蔽在坚定可靠的抗日人家里，如同家人，继续开展斗争。这样的人家，就成了掩护子弟兵和抗日干部的可靠“堡垒”，因此称之为“抗日堡垒户”。冀中每个村庄，都有多个家庭担当这样的“堡垒户”。他们各家都挖掘地道，或建夹壁墙，掩护过往抗日人员，收留照顾部队伤病员，隐蔽抗日公粮，储备抗日物资，既是最可靠的接待站，又是地下小医院，还是抗战物资小仓库。许多堡垒户本身就是子弟兵和抗日干部的家庭，他们与抗日大业休戚相关，与子弟兵血肉相连，抗战最坚决，拥军最无私，待抗日人员胜似亲人。因此，在抗战年间和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日子里，“抗日堡垒户”是冀中地区叫得最响最为光荣的一个称谓。

写作组的魏巍组长曾在冀中战斗过一个时期，他知道我的家庭和我的多个亲戚家曾是当年的抗日堡垒户。听罢聂帅赞誉堡垒户的谈话后，他对我说：老帅对冀中人民的功绩记得牢评价高，你这个抗日堡垒户的子弟应感到无上光荣。接着，他向我讲述了当年掩护在冀中堡垒户的一段经历，那家的主人，就是名扬敌后的“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

聂帅作为晋察冀抗战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在回忆谈话中，多次谈到冀中的军事斗争。他特别称赞平原军民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各种作战方法，称这是平原游击战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成功经验：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屋顶战，挑帘战，捕捉战，护麦战，雁翎队的水上作战，夏秋两季的青纱帐作战，等等。

聂帅说，这些游击战法，在中外战争史上闻所未闻，是抗日游击战争创造的作战宝典，它同冀中军民显示的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一样，将永久留存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中。

聂帅说，平原作战神奇独特，抗日战果更是辉煌显赫。他以1941年冀中区对日军作战为例，引用抗日战史的详尽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冀中军民1941年全年作战一千一百多次，毙伤俘日伪军一万四千多人，缴获各种炮十三门、轻重机枪二十七挺、长短枪一千七百多支，破坏敌公路九百五十多公里、铁路三百多公里，平毁敌封锁沟一千多公里，收剪敌架电线十一万多斤。日军一个头目曾经自供说，在冀中安设岗楼据点，比在钢板上钉钉还要难。

聂帅在回忆谈话中，还重点讲述了冀中“五一反扫荡”斗争。他说，那是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正因为冀中根据地在华北抗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插人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日本侵略军一直把冀中视为“心脏之患”，“五一扫荡”日军确定的目标就是“全部控制冀中”，“确保占领”，“不予摧毁绝不收兵”。日军经过长期和精心的准备，在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动用三个师团、五个混成旅团，兵力达五万之众，并配置飞机、坦克、炮兵、骑兵，用所谓“突然袭击”、“纵横合击”、“对角清剿”、“铁壁合围”的方法对冀中实行压缩包围。

聂帅说，“五一扫荡”日军气势之嚣张，罪行之残暴，手段之恶毒，是骇人听闻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日军在这次“扫荡”中的作战方针，“无村不戴孝，处处冒狼烟”，整个平原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据当年在聂荣臻身边工作的人员介绍，在“五一扫荡”历时两个月的日子里，聂司令员心绪沉重，心情焦虑，他牵挂冀中部队和广大群众的安危，吃不下饭，睡不了觉，天天守候在作战室，等候来自冀中的信息，及时传达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提出应对敌人进攻的方案。有几日，冀中军区领导机关由于辗转突围，电台联系不上，他急得心焦上火，几次爬上山坡，遥望平原方向，默默祝愿部队和群众顺利脱险。当他得知冀中军民损失严重，听到几位部队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忍不住悲痛，难过得淌下热泪。

聂帅在他的回忆录里，高度赞扬冀中部队和人民群众在大考验面前的表现：“面对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那种临危不惧的战斗气势，那种宁死不屈的英勇行为，都可称为抗战史上的光荣一页。尽管冀中军民的伤亡是巨大的，但是，在历时两个月的反‘扫荡’中，仍然坚持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日伪军在‘扫荡’中伤亡一万余人。”

冀中是不屈的，冀中是光荣的，冀中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聆听着聂帅对冀中群众的由衷赞扬，我不由得想起冀中军区三任司令员吕正操、杨成武、孙毅不约而同讲过的一句话：“冀中人民真好！”

*   *   *

聂帅关于冀中平原抗战的谈话，至今已过去三十多年。在聂帅回忆谈话后不久，经过整理的《聂荣臻回忆录》198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部回忆录凝聚了聂帅对中国革命的耿耿忠心和矢志不渝的奋斗足迹，凝聚了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历史经验，凝聚了他对革命战友和人民群众的赤诚情感，出版之后受到中央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应该强调的是，这篇文章写到的聂帅有关平原抗战的谈话，只是他回忆冀中抗战谈话中的一小部分。聂帅关于冀中抗战回忆谈话还有很多内容，例如：关于平原和山地、冀中区和相邻根据地的依托关系，关于政权建设、政策确立和统一战线，关于部队整训和改造杂色武装，关于经济斗争和反磨擦斗争，关于侵华日军的战略战术，关于冀中部队进行的著名战役战斗，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历程，关于冀中区的恢复和抗战胜利反攻，特别是创建平原根据地的若干经验总结，等等，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史实极其广阔。这些谈话内容，绝大部分都记于他回忆录的各章节之中。

同时应该说明的是，这篇文章选取的重点是聂帅关于冀中抗战的回忆，聂帅作为晋察冀边区和军区的领导人，他不仅指挥了冀中平原抗战，而且指挥了北岳、冀东、平西、平北、察南、雁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他把敌后晋察冀的广大地区作为一个相互依托、相互配合的抗战整体，在险峻的山地，在起伏的丘陵，在辽阔的平原，在滔滔的水淀，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聂帅热爱冀中，重视冀中，同时热爱晋察冀的每一寸土地，他把对敌后军民的炙热感情，撒在了晋察冀的山山水水之中。这些，在他的回忆里都有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