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融合发展

今年3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时明确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军民融合发展，总的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要强化大局意识，军地双方要树立一盘棋思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这一论述，为新时期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实现强军目标、保障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经验往往能给现实提供宝贵镜鉴。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领导开创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即毛泽东亲笔题词赞称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从创建之日起就是实行军民融合发展的。虽然那时没有“军民融合发展”这一正式提法，但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在事实上形成了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并对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及夺取敌后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今天在纪念抗战爆发七十八周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回顾总结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融合发展的成绩就和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实行军民融合发展是巩固抗日根据地和夺取敌后抗战胜利的客观需要

一九三七年十月平型关战役结束不久，党中央决定115师主力南下，开辟新战场。聂荣臻留在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10月在五台县组织了领导机构。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师属教导队的两个队，总部特务团团直大部和第三营营部带两个连。此外，还有第115师第343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和第685团的一个连，第120师第359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以及我党北方局相继派来的部分干部，总共不足三千人。

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开始，聂荣臻的思想就很明确：“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在群众中扎下根子，才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的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战胜敌人。”“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他立即给各部队和工作团发出指示：要不失时机地迅速展开工作，号召晋察冀三省边区同胞参加游击队、义勇军，武装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摧毁汉奸维持会，建立抗日的地方政权；肃清土匪，抚辑流亡，恢复地方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创建抗日根据地，变敌后为前线。同时发出：“坚持华北抗战，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卫国保家保田园，好男儿英勇上前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等行动口号。不难看出，在这些部署和口号中，就已经包含了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必须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意蕴。

可以说，在当时的特定环境条件下，实行军民融合发展，是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夺取敌后抗战胜利的客观需要，也是八路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

一方面，这支只有不足三千人的部队，要在敌后晋察冀广阔的地域站住脚，打得赢，创建起自己的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不仅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必须真正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从当时的环境条件看，日军盘踞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又有当地的“皇协军”及各种汉奸为其效力，经常调集重兵对抗日军民进行“围攻”、“扫荡”。开赴敌后的部队在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任何接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接纳、包容和帮助配合，正如聂荣臻所说：“吃的没吃的，穿的没穿的，用的没用的，怎么能坚持？”部队到哪里住？武器从哪里来？兵源从哪里来？队伍怎么扩大？当日寇进行清剿扫荡时，部队又怎么隐蔽、转移？怎么和敌人周旋？又怎么使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我军官兵只有深入到敌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真正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方能获得敌后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理解和接受，被人民群众真正当成自家人，给予全面和全力的支持，从而使我军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供应，形成“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山’和‘人海’。”使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另一方面，不愿做亡国奴的敌后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着日寇和汉奸武装践踏蹂躏，眼看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是多么渴望企盼有真正抗日的队伍来保护自己和祖国大好河山？在历史上，人民群众见到过的军队，大都是兵匪一家欺压百姓。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这里，机智勇敢地打击日寇和开展锄奸斗争，并帮助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使人民群众第一次看见了真正抗日和为自己撑腰做主的军队，第一次看到真正热爱人民、尊重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深切感受抗战和今后的日子有了依靠，有了希望，有了主心骨。当然会由衷地欢迎这样的队伍，敞开热情的怀抱接纳这样的队伍，倾心地给予全力支持帮助，并踊跃送自己的子弟参加这样的队伍。随着八路军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队伍日益发展壮大，成员中来自当地人民群众的子弟越来越多，逐步成为部队的主体，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自然也就更加方便、更加亲密。当地人民群众更是很自然地把八路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无私的接纳、包容和支持自己的队伍。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军民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全面协同配合，水乳交融式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融合发展的实现形式和成效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融合发展，是真正全要素、全过程、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发展。人民群众的家，就是抗日队伍的家，部队走到那个村，就吃住在那个村。特别是被日寇称为土八路的地方抗日武装，常常穿农民服装，住农民房子，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和民兵一起打仗。使日寇感到眼花缭乱，分不清谁是兵谁是民。军队依靠人民，建起了一整套通信联络网、侦察情报网和良好的战场环境；部队寓兵于民，寓粮于民，寓衣于民，解除了后顾之忧；军民携手创造的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作战方式，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部队走到哪里，都有当地群众为送信、放哨和提供各种军需物资。当敌人前来清剿扫荡时，有的群众为部队掩护和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员，隐藏存放无法带走的军需物资；有的群众与部队共同撤离家乡，坚壁清野；凡属游击作战，无论拔据点、打埋伏，都是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整个晋察冀战场形成了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蔚为大观，令日军极为震惊。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日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日军有个文件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极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回忆则说：“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军民融合发展，收到了显著成效，为创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夺取敌后抗战胜利，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冈村宁次回忆说：“1941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的活动”，“我对付他们的一套办法，是不成功的。”

有了水乳交融的军民融合发展，就建立起了保护群众和军队安全的铜墙铁壁。八路军在与敌周旋中就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实现了耳聪目明。我军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110师师团长桑木崇明的日记上写着：“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汉奸、特务、土匪要想在根据地活动就很困难了。因为群众熟悉自己的村庄和邻里，谁好谁坏，大家一清二楚，使坏人不能轻易活动。一个村子就是来一个生人，也逃不过群众的眼睛。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却很有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的很啊！……我每次外出开会或者到部队，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那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放哨，照顾的十分周到。那时候，八路军和人民，真是鱼水关系：军队是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军队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有了水乳交融的军民融合发展，八路军就有了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真正实现了部队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枪有枪，什么也不愁。部队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修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就给予大力的支援，当时冀中群众给山区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他们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黑夜穿过敌人封锁线、封锁沟，都能源源不断的及时送来。群众不仅供给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军需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晋察冀根据地就不需要“粮草先行”了，因为到处都有群众对部队的供给部。比如粮食供应，群众不仅能按时缴纳公粮，还把军需的公粮存放在各村建造的粮库里，部队不管到哪里，只要找到军粮仓库的管理员就能领到所需的粮食。为保障军粮安全，当地政府和群众可谓想尽了办法，他们的信息很灵通，一旦得到敌人抢粮的消息，群众就会马上坚壁清野，或把粮食转移到运送到安全的村庄。

有了水乳交融的军民融合发展，部队就获得了雄厚的兵源基础。那时群众中优秀子弟参军非常踊跃，“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场面热烈动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刚开到边区不久，各地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就组成了“平山团”、“献县回民支队”、“阜平营”、“灵寿营”，望都、唐县、五台、盂县等县的团、营、连、排，连五台山的僧侣，也组织起“和尚连”，经短时间教育训练便编入了子弟兵序列。部队从开辟根据地时的不足三千人，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三十二万多人，总计101个团。此外，从1939年到1945年，还先后调给120师、晋绥、晋冀鲁豫和东北五十三个团，总兵力十万多人。就是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实际发展到四十多万人，扩展了一百几十倍！抗战八年，晋察冀军民不畏强敌，英勇奋战，部队作战三万两千多次，军民协同作战两万三千多次，共歼灭日伪军三十五万一千多人，有效地保卫了晋察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战胜日寇，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据史料记载 :晋察冀根据地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三年，各年分别抗击日军6.2万多，7.6万多，9.2万多，11万多，13万多，18万多 ，20万多 ;仅相持阶段，就粉碎敌千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大扫荡”一百一十多次。聂荣臻曾指出:全国各敌后抗战，“在全中国及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开辟新纪元的最光辉的一页。”罗斯福也曾对他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日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和德国配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在远东会师。”这也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抗战的巨大作用。

有了水乳交融的军民融合发展，抗战的武器装备也获得了良好解决途径：各根据地军民立足于当地的条件，又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明创造。冀中和平汉路西平原地带的群众，自发地办起了一批军需品工厂、小手榴弹厂、小地雷厂、小硫酸厂、小铸造厂、小芒硝厂等，生产出了大量手榴弹、炸药、地雷和土枪土炮，还研制出了效力很强的“飞雷”，一方面送给部队，一方面装备地方武装。位于山区的根据地军民挖煤采硝，开办炸药厂、雷管厂、硫酸厂，产出了大量黑色、黄色炸药，又将群众捡来的敌人的炸弹、地雷和枪弹壳和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废装甲车、汽车以及报废枪支冶炼成地雷、手榴弹、炸弹、枪弹壳，制成武器、弹药，装备部队和民兵。同时用部分炸药同平原地区军民交换，换回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加以仿制，增加对本区部队和民兵的供给。平原地区则利用技术人才多、工厂企业多、距平津等大城市近、交通运输较发达等优势，根据需要开办了军械修理、枪械制造、地雷手榴弹炸弹壳铸造等军工企业和作坊，除保障本区部队、地方武装急需外，拿出部分产品同友邻地区交换，换回本区所需的原材料，以保障本区后续所需。山区、平原交界根据地的军民，则利用界于平原、山区之间的条件，从平原和城市请来技术人员和军工企业管理人才，用粮食、棉花和手工艺品从山区换来制作武器弹药的原料，加工生产本区所需的武器弹药。使边区军工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武器装备不仅能满足本区的需要，还支援了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急需。为此，朱德总司令让晋察冀军区军工局在中央工委召开的会上介绍了经验。后来他曾说：“我军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分之六十的弹药是东北和华北支援的。”

有了水乳交融的军民融合发展，根据地获得了有效巩固和快速发展。根据地的疆域到抗战结束时，总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辖164个县、27个旗、4个自治县，人口由近一千万扩大为四千多万。就是说，在被隔绝的敌后，成功地创造了一块幅员辽阔的根据地。在西起同浦线，东临渤海湾，南至沧石，正太路，北至古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建设了一个山地，平原，丘陵，湖泊相互依托的敌后根据地。根据地人民通过实行普遍的民主选举，参政议政，在政治上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开展大生产运动与合作运动以及对敌的经济斗争，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也获得了明显改善。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全面实现军民融合发展，是因为有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作保证：

（一）共同理想目标是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坚实思想基础

志同才能道合，同心才能协力。理想目标异同历来是人们聚散分合的内在动因。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实现水乳交融式军民融合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军民有共同的理想目标：“驱逐日本侵略者，坚决不当亡国奴”。这是军民亲密融合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团结奋战的精神支柱。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共同的理想目标，军民才能真正同心协力、融为一体；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地顾全这个大局，服从这个大局，包括为其作出各种自我牺牲。在日寇对根据地进行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中，为了夺取抗战胜利这个大局，根据地群众用血肉之躯掩护着八路军和抗日干部，与敌人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八路军干部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来救助群众，保护人民，也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这一宝贵经验启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也必须用共同的理想目标来凝心聚力。

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用这一理想目标来凝聚军民融合发展，需要清楚地看到现实与当年情况的不同。当年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大敌当前，魔鬼般的日寇天天都在欺凌蹂躏我国生灵。这些群众都看在眼里，凭直观就能认清驱逐日本侵略者是自己最现实的切身利益，自然会把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很容易理解军民亲密融合、协力抗战对于实现奋斗目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天处于和平环境和利益多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通群众较多关注的是自己现实的切身利益。并非所有人靠直观就能认清中国梦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单靠直观也难以认清军民融合发展与中国梦和自己切身利益三者联系。这就决定了，今天用共同理想目标来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必须对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普遍深入地进行共同理想教育和军民融合发展教育。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部队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自觉追求的共同目标，使军民融合发展成为大家共同自觉执行的重大政治任务。

（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坚实组织基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融合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在党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早在创建根据地之前，晋察冀的许多地方就已经有了地下党组织，并与上级党组织和当地群众保持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系。创建根据地之初，晋察冀省委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在边区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特委，并在一些县域新建了地下党组织。当创建根据地的部队开进各个地区时，都是当地的地下党组织负责接应和安排沟通部队与当地群众的联系。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扩大，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体系。包括协调军民关系和组织军民协作战，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又逐步建立了根据地民主政权机关和各种群众团体，例如遍布晋察冀各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界、宗教界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广泛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包括游击队、自卫队、自卫军、义勇军等；不脱离生产的农民群众还分别参加了青年队、壮年队、老年队、妇女队；他们拿上从民间收藏的土矛、大刀，捡起国民党军和一些杂色武装溃逃时扔下的枪支武装自己，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田园、坟墓”等口号下，积极遂行站岗放哨、清查户口、锄奸缉匪、维护后方治安，担负破坏交通、构筑工事、担架运输、坚壁清野、侦查通讯、后方勤务和配合主力作战等任务。所有这些，都是靠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得以实现的。这一经验启示我们，今天要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也必须依靠各级党组织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必须依靠党组织来协调发挥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作用。

四、务实有效的政策制度措施是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保证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形成军民全面融合深度发展的格局，除了具有可靠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外，还有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政策、制度和具体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8年1月召开的有边区各界代表出席的党政军民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财政问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文化教育问题决议案》、《群众运动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对有关根据地建设发展等多方面问题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如在《政治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了建立军政民正常关系，在边区政府民政厅之下，设立人民武装部，总领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凡年在18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无残疾者均编为队员“该队员不脱离生产，以刀、枪、矛、棒、火枪、土炮为武器，担负坚壁清野、清除汉奸、建立通讯网络等活动。在《经济问题决议案中》，规定边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独立的民主经济，充实国防、加强抗战力量，改善并增进人民生活，以利于抗战的经济动员，在工商业上，把加强开发军需工业，充实军工生产资金列为重要任务。在《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对除正规军之外的脱离生产的各种武装部队，由军区司令部拟定编制方案，逐步编为统一的游击队。为了统一抗日武装力量，使其即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又密切协同，在对日军作战和根据地全面建设中发挥整体合力。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还共同确定了“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所有这些，都为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明晰可靠的政策制度保障。

在军民融合发展中，凡属涉及到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我党我军都是采取有效措施优先保障人民群众利益。例如，1942年，由于日军的封锁扫荡，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上又遭受五十年不遇的大旱灾，晋察冀根据地遇到严重经济困难，军民吃饭成了大问题。当聂荣臻司令员发现有几种树叶已成为军民的主要口粮时，立即指示军区政治部向部队发出“树叶训令”：不许部队在村庄方圆15里之内采摘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八路军部队还开展了精兵简政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正如聂帅回忆所说：“机关部队普遍制定了节约粮食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八路军通过大生产和节约运动来补缺军粮，把节省下的粮食来救济老百姓。光1942年就节约了14万斤粮食，4万套军衣。所有这些措施，使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全的度过了大灾大祸，没有出现当时蒋管区那种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有效地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的热爱和信赖。对实现军民融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经验启示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也必须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通过政策制度的调整改革，来建立健全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特别是在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坚持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市场经济平等互利的原则。既要确保强军目标实现，又要确保让人民群众受益。

作者单位：河北军区原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