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最终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来之不易。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军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民族战争。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战役，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创建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重大战略作用和深远战略意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特殊战略地位

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方针，日本内阁首相广团召开的五相会议，确定的基本国策：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其战略目标先占领中国华北，作为后方基地，进而侵占华中，最后吞并全中国。1936年底，日本同德国签订了《反共协定》；不久，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世界法西斯集团就此形成。同时，日本所谓“中日提携”的和平外交，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1937年日本外相佐藤诡称要改变日本过去对华关系“协助中国统一与复兴”，并让驻华大使以“促膝谈心的态度”同国民党政府接触。[1]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的面前”。 [2]“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处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3]事实正是如此，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太原失陷后，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基本结束。华北广大地区成了日军的占领区。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以抗日根据地作为战略依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形成敌后战场。

在党的洛川会议上，就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讨论。聂荣臻在发言中指出：“军队出动与战略问题，现在我们是整个阵线之一部，另外同日本作战，应时时顾及到我们不要吃亏，因此战略上采取游击战，基本上要独立自主，否则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出动兵力为着很快地创造根据地，力量更大，影响更大，以前线的力量争取条件也是可能的。”会议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归纳为“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条件下的运动战”。 [4]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领导下，进入五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1月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在粉碎日军多次围攻后，收复了晋北、晋西、察南50多县，在晋察冀边界开辟了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的成立，为放手发动群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是践行洛川会议关于对日作战战略方针的正确选择。定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条铁路之间，直接威协到北平、天津、保定、太原、张家口等日军的战略阵地。它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军的心脏。为此，晋察冀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面临着对日作战的艰巨而复杂的战略任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进攻主要方向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实施疯狂的“围剿”、“扫荡”，而重点进攻华北根据地，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从敌战区向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的“囚笼”借此以消灭抗日军民。晋察冀根据地所遭到日军的摧残是空前的。日军从1939年至1940年在华北修复铁路1870公里；公路1.56万公里，筑碉堡、据点2749个，在公路上每隔10余里修一碉堡；在铁路上每隔二、三里便设一个据点；在湖泊地区则挖新深沟，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不相连的小块。日军采用“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战术”以及制造“无人区”的“竭泽而渔”的“淘水战术”，还以集中优势兵力急袭根据地中心点的“单刀直入战术”。妄图消灭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从血泊里站起来的。总计日军八年来杀死了72万多人，被虐待伤亡的33万多人，被抓壮丁62万多人，耕畜损失86万多头，农具损失2620多万件。[5]面对，日军向根据地残酷“围剿”的形势，聂荣臻奋笔疾书：“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以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

聂荣臻领导根据地军民，先后取得大龙华之战的胜利，缴获日军一批极为重要的文件。聂荣臻打电话称赞作战部队说对杨成武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比缴获敌人几百支枪、几十门炮的胜利还大！”在雁宿崖的战斗中，我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朝日新闻》在其悼词中说：“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这也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华北战场上的第一次。在大举破袭正太线的战斗中，消灭日伪军900多人，攻克据点17座，破坏铁路60多里，桥梁18座。在百团大战中晋察冀先后有39个团参战，毙伤日伪军8700余人，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公路受到广泛破坏。井陉煤矿被我军彻底捣毁，沉重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治安肃正”、“以战养战”等阴谋计划。东团堡大战，摧毁日军的供应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拔掉涞灵一带日军的主要据点。日军为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发动万百大战，“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聂荣臻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巧计迷惑冈村宁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敌进我进”，这是聂荣致率领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同敌人“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反锁”，“蚕食”与反“蚕食”，“包围”与反“包围”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这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创造。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为确保华北，特别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交通线的安全等，“以剿共为主”进行“扫荡”，以求巩固占领区，使之担负起“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用兵增至30余万，对华北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扫荡”，“封锁”和“蚕食”。面对这种严峻恶劣的形势。聂荣臻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推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的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由于日军的根本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八路军、武工队越来越主动，迫使敌人放弃许多村庄。到1943年北岳军分区共恢复和新建了1600多个村政权，成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和游击区。

聂荣臻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所取得每个胜利，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深远战略意义

从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隆重开幕到1943年1月边区召开的首届参议会。创造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辉煌的历史，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的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为了创立与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华北游击战争；为统一与整理晋察冀边区内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以及一切行政机构，保证持久的必然胜利，为着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徘徊歧途的动摇分子，晋察冀边区成立临时政权的必要”。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群众运动、妇女运动7个决议案。稍后，边区政府的组织法、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办法、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区村、镇公所组织法及区村镇长选举法等法律、法令。边区政府宣布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首届参议会会前举行了盛大阅兵式。聂荣臻为大会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对联：“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白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聂荣臻在会上汇报军事方面工作时指出：“5年来，我军作战1.4万多次，歼日伪军17万多人。我军伤亡6万多人。”他指出八路军的胜利是在古今中外从未有的严峻形势下取得的。大会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长、副议长，边区政府主任、副主任，高等法院院长。会议通过了边区行政委员会5年的工作报告及14项重要的法律和法规。应邀与会的国际友人班威廉夫妇和林迈夫妇给予边区政府高度评价指出：“在晋察冀的群山之中已经造成了一个奇迹，造成了极大的功绩，这个功绩可以说是在近代史中民主政治建设上一个前所未见的重大试验。”[6]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晋察冀做了6个多月的考察、访问，写下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在书中称赞：“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称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晋察冀是新中国的雏型！”[7]历史证明：“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8] “晋察冀边区的创造、巩固与发展，对于我国的抗战，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也给全世界先进人士以正确的启示：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在配合全国主力之出击，成为反攻敌人之最前线的有力阵地之伟大作用。”[9]

正像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估计的那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0]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注释：

[1]《新闻杂志》第一卷，第23期1937年4月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253、236页。

[4][6][7][8][9][10]《聂荣臻传》当代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362、244、235、233页。

[5]《今天的敌后战斗》、《解放日报》社论，附件，1942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