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聂帅二三事

王亚志

1949年3月，中央军委机关进入北平市时起，由于工作关系，我作为一名小参谋，就开始同聂总有工作上的接触。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几乎天天都见面，有关业务工和上的大小事难以数计，但有几件小事使我毕生难忘。

一、长途电话前后

（一）请彭德怀回京

1950年10月12日，约19时许，聂代总长走进军委作战部值班室（作战值班室位于中南海居仁党大厅西侧，聂总的办公室在大厅东侧），尚未停步就说：彭总在哪，在丹东吧？立即给我接通他的电话！那天，恰逢我值班，我立即起身说，用作战室的电话吧。聂决随我走进隔壁的作战室，这里有一部手摇磁石式话机，编号808。因值班室有两部话机：一部自动式，编号314，用于同各种机关业务部门通话；另一部分磁石式，编号也是808，用于同首长、首长办公和外地长途。我国避免两机相互干扰，就建议不用值班室的话机。

我摇话机时想，聂总10月8日由北京去沈阳时，从总抽调了作战、通信和机要等工作人员，准备组成志愿军领率指挥机械，但是否已组成？代号是什么？尚不知道 。作战部同外地通长途多是与大军区通话，还没有同驻丹东的第十三兵团通过话，也不知其代号。本想向东北军区先问一下代号，但聂总在旁，怕因此占时间受批评，幸而有第四十军代号，其军部也驻丹东，我急中生智，立即按代号请长途台按四十军值班室。

当时尚无军用专线，长途线路是党政军民共用的，防空情报优先，其次是军政电话。长途台的话务员们都熟知808是频繁使用长途电话的大户，其时作战部派住中南海值班的参谋有刘长明、陈宝田和我，挂长途姓名，她们熟知我们3人，但我们却不曾问过她们有几个值机和姓氏，这无关紧要，反正我们要长途，她们总是尽力优先给以方便。因之，不过3、5分钟，就传来四十军司令部值放到在参谋的声音，我即告他：我是北京808，有急事，请找彭德怀副总司令接电话！按保密规则，应使用首长代号，但我不知彭德怀此时的代号，只好违反规定使用了明语。聂总在场，似乎也谅解默许了。或者他正在思考问题未留意。对方说，首长住处离这里很远，大概在会议上，要派出去接。我说，赶快去！我等候。

长途电话按急缓等级和通话时间收费，每3分钟为一计费单位。因此，话务员按时通报一次、两次、三次……。并不断询问讲完没有？我不止一次地说，要找的人还没有到，正在等！又过了几分钟，话务员认为占用线路时间太长了，提议：如代的人仍没有到来，可否先撤线，等人来现接通？我向聂总请示，他进作战室来，没有坐下，只是踱来踱去，离电话机10来步又转回身走，不时望着电话机，他听说立即说：不！不能撤线！要拿着电话机一直等到人来！我即转告话务员，同时内心很惭愧，后悔不该请示。从聂总一进门严肃急迫的脸色表情，我就应该径直回答说，不能撤线！我浑身出汗，攒话费的手汗渍渍的，仔细谛听着，室内一一片寂静，只有听筒内传来机线嗡嗡杂音。六次、七次、八次、九次……，直是度秒如年，终于传来：首长来啦！请讲话！我立即说：彭总吗？聂总同你讲话。

聂总接过话筒说：“彭总吗，我是聂荣臻！有情况，有变化，要请你回北京商谈！明天气象好就去飞机到沈阳接你，听清楚了，嗯，要回沈阳，回北京当面谈，那好，那这样吧！”通话不过10多秒钟就完毕，把话筒按到压叉上，转身匆忙离去。我急忙再摇通总机，告诉电话讲完啦。我回到值班室，看桌上的马蹄表，离8点钟已不远了。那时我们（包括科长、处长们）都没有手表。我带手表是1952年下半年，用了3个月的津贴买了一只旧手表。

事后知道，聂总是从毛泽东主席处来值班室的，讲完电话，即回他的办公室，向毛主席回报已打通电话，接着安排飞机并处理有关公务，晚饭顾不上吃，只嚼片饼干，继续忙到深夜，这对他已是常事了。

聂总每天上班，都是先到作战值班室了解情况，但来此讲长途电话，据我所知，是唯一的一次。因为他的办公室要长途电话，决不比作战值班室。那末，这次长途电话的缘由到义是怎样的呢？

（二）毛泽东的电令

事后看电报，在聂总通电话后1、20分钟，即在同一天（12日）20时，毛泽东至电彭德怀、高岗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和参谋长解方：

“（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我意识到，聂总细心地注意到长途电话保密程度差，因此，在通电话时不提及第十三兵团的行动。

4天前，10月8日，毛泽东下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10月11日，毛泽东又批准彭德怀10日电建议，同意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出动，以免鸭绿江桥被炸后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此前，只预定2个军和2个炮兵师于15日过江。

毛泽东在12日还致电华北军区陈毅和饶漱石：

“（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二）宋时轮兵团亦在原地整训。”在此电之前，同一天，毛泽东曾致电陈毅：“请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何日能开动请告。”

10月12日，毛泽东电令彭德不、高岗来北京面谈的同时，分别电令第十三兵团、第九兵团均暂不出动，其原因何在？

（三）远方来电

周恩来于10月8日乘飞机去苏联，出国治病林彪在叶群陪伴下也同机前往。10日到莫斯科。11日由布尔加宁陪同，乘飞机去黑海海滨林休养地——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队德列尔。下午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们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同菲里波夫化名）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此电发出的时间如以当地时间19时以后，则北京已是12点凌时晨。因北京同莫斯科的时差是5小时。由报经苏联驻会使馆译出俄文，再送中共中央译成中文，呈送到毛泽东手里，大约已是12日下午，于是电令出兵行动暂停，召彭德怀回京。

斯大林同周恩来的联名电报，虽迄今未能查阅到，但从毛泽东在13日政治局会议后复电的内容可推断其大略。复电内容要点：

第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储南朝鲜军有把握，只要消灭几个南朝鲜帅团，就会出现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第二，我们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都有利，否则，国内外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第三，苏联满足我军武器弹药的需要，但计价付款最好用借贷方式；第四：苏联空军需准备两个至两个半月后，再出动协助中国防空，并出动志愿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使我们不怕全面空袭，只是在两个至两个半月要忍受一些损人；第五：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四）彭彭怀电话传令

彭德怀接聂总电话后，即乘火车到沈阳，10月13日上午和高岗乘飞机到北京，高岗下榻毛家湾，彭德怀下榻北京饭店，聂总已在此等候。彭德怀对随行的成曾（军委作战部处长）说，你先回家去休息待命。然后关上门同聂总交谈了在电话中不便涉及的问题。下午到中南海颐年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临近结束时，彭德怀电话告诉成普，立即发电报通知十三兵团，继续按原出动计划进行准备。成普即拟一电稿致解方参谋长：“彭告，继续按原出动计划进行准备。”经李涛部长审批以急电发出。

10月14日凌晨1时，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平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

第十三兵团，第九（宋）兵团的出动，在“刹车”一天后，均恢复按原计划运作，并于10月19日、11月7日先后进入朝境参战。

彭德怀到丹东后，曾拟过鸭绿江去朝鲜同金日成首相会商。因朝鲜战争影响，北京至丹东的交通，飞机只通航到沈阳然后换乘火车。彭德怀接聂总电话后，即连夜乘火车返回沈阳，13日高岗飞回北京，得以赶上参加了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因毛泽东10月12日20时的电报，最快也要在深夜24时左右才能使彭德怀看到，聂总在毛泽东的电报送发前，先用电话通知了彭德不，避免了他先去朝鲜，也争取赶上当夜回沈阳的火车。因此，聂总在作战室急切地等候彭德不来接电话，就不难理解了。

二、下雨喽！下雨喽！

聂总每天上午到居仁堂办公，通常是先到作战值班室问一下情况。午后下班时，往往是又到值班室看看再回去。

聂总给彭德怀打电话后几天，推门进来，按惯例，是我简单汇报一下新情况，但我却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连声说，下雨喽！下雨喽！并用脚推摇我的脚，我仍未醒。门外聂总的卫士长李常海进来推摇我的肩膀说，醒一醒！醒一醒！我睁开眼，惊愕地站起来，聂总已转身出去，李常海急忙跟出去上车。我意识到这一失职“闯了祸”，准备着受批评，受处分。第二在，李常海跑来对我说，怎么你睡得那样死？聂总连说十雨喽！又摇你的脚也醒不来，太困了吧！我窘态满面地苦笑，无话可说。

居仁堂是军机重地，堪称“白虎节堂”。作战部是原总参谋部的核心部门，值班室是个核心部门的最灵敏反应处所，有人进来，竟毫无所悉，紧急电话，无疑地要耽搁，失职的危害自不待言。

在居仁堂工作的干部战士，都知道聂总严肃，对工作要求严格。他看到谁军容不整，着装不合乎规定，夏天不穿袜子，办公室内外卫生不好，办公时间听到喧哗等等，都是当场批评，要求立即改正。与上述相比，我值班失职当职情节更为严重。我就自己的责任心不强，写了一个检讨报告，请求处分。但李涛部长只批了以后要注意，未作其它处理，聂总也未追究。虽受到宽大对待，却一直使我感到抱愧和内疚。

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室繁忙空前，又增设一部专线电话机。作战部又增派了6、7位参谋进住中南海，值班加为两人，并有一位处长昼夜坐镇及时处置情况值班室有两个单人沙发，白天用接待，午夜过后可轮流坐靠休息磕睡。

那时聂总的忙碌，如他回忆录中所说：“代理总参谋长那一段，其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繁忙的原因，首先是朝鲜战争；其交是他兼职多，基本工作岗位在总参，但他又是华北军区司令、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京津卫戍区司令；第三是他自1949年下半年主持总参工作后，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是独力支撑，没有副手。直到1951年10月，军委决定调粟裕任副总长并于12月到职，分工主管作战、军兵种建设和军训军校我等业务，减轻了聂总的部分负担。1952年10月，又任命张宗逊、黄克诚为副总长。1953年1月，增加李克农为副总长，但最紧张繁忙的时期已经过去。

聂总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到周总理处去请示商谈。总理的工作总是超负荷运转。会议和各种各样的谈话紧密连接，受约谈话的虽安排定的时间顺序，但通常是等待前面的谈完立即接上去。聂总到西华厅也常因而稍作等待。总理的军事秘书郭英会，一面招呼聂总在他的办公室暂坐，一面不断爱过窗玻璃观察正在总理那里谈话的进程，同时又不断接外来电话。当看到前面的谈话已完，请聂总前去时，聂总已在入睡，只好唤醒。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当然，聂总的瞌睡同我在值班室的瞌睡，在职责场合和性质上绝不相同。但我增想，这或许是他对我未予深究的原因之一吧！

三、要听前方意见

1951年1月5日上午8时，聂总、李涛和苏联顾问，依惯例到作战室听取汇报，沙哈洛夫大将一进业就扬手连呼：“谢乌勒！谢乌勒！（俄语：汉城0他对于4日解放汉 城兴高采烈，只听了几句战况汇报，就走到图表前，指着情况图上的志愿军6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各应向什么地方攻击前进，想要我们按他的意见拟写命令发给前线。聂总听后冷静地说，下一步行动，首先要看彭德怀司令员的发意见，毛泽东主席正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但我军连续两次战役后，未得补充休整即发起第三次战役，后方供应线更加延长，又无空军掩护，部人越往南进，困难越多。我军有不怕困难英雄善战的优良传统，但领导上考虑作战行动，总要顾及部队的实际和后方供应情况。沙哈咯夫应似乎没有听进去，仍强调要乘胜前进，不可错过良机。告别时仍是面带喜悦。

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后，建议部队在“三八线”以北休整补充，待来年春季再进攻。聂总也建议休整两个月再战。毛泽东主席从政治上考虑，决心再打一仗，打过“三八线”后再休整两个月。彭德怀坚决执行命令，在1950年12月31日除夕风雪之夜，发起第三次战役，敌军迅速退出汉城，撤至“三七线”上。彭德不断然下令于1月8日结束战役，转入休整。这是鉴于部队又经一次伤亡减员，供应线更加延长，敌军有制空权，时值严冬，冰天雪地，部队粮弹食宿困难增加，而敌军主力未受损失，后方供应线缩短，兵力集中，又有技术装备优势，因此，决心停止追击。对此，彭德怀在回后的一个次会议上说，我打了几十年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部队进到“三八线”以南，我环顾前后左右，作为几十万大军的指挥员，不能不为部队的疲劳、减员和弹严重短缺的境况深感优虑不安。

1月9日上午，沙哈洛夫来到作战室，得到战役结束，部队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难以理解的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叽哩咭噜讲了一通。外文秘书长张伯衡逐句翻译。聂总说，我军入朝后，伤亡和疾病冻伤等减员已达10万人，补充的兵员尚未到达，后方交通线从50公里已延长到500至750公里以上，在敌空军轰炸破坏下，前运物资损失达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粮食仅能供应部队所需的百分之二十五，靠部队携行和就地筹借只能维持短暂时间。冬季严寒，部队吃不好睡不好，体力下降，病员增多。第二次战役伤亡3万余人，冻伤5万1千余人，其中东线冻伤3万余人。停止前进的完全正确的。对战争要作长期打算，当前急需的是恢复部队的战斗力。沙哈洛夫仍强调，敌军从鸭绿江连续败退到“三工线”，士气低落，只要我们进攻，他们就只能继续败逃。我们是胜利的军队，这是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前方后方共同努力，就能战胜困难，继续发展进攻。聂叫还有许多急事待办理，不愿再作无益的争辩，就沉默不再答话。李涛为打破这冷场局面，就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中国孙子说的。旬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知识，这场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战场实践将回答许多问题。沙洽洛夫仍自信十足，认为他的见解将被证明是对的，笑了笑说，那看战局发展吧！握手告别而去。

1月25日，敌军开始全线进攻，我军仅休整半个月，不得不改变原定部署，以久战疲惫之师，投入防御作战，第四次战役开始了。实践证明，沙洽洛夫的见地是浅薄的。

四、特殊关照

志愿军第四次战役的第一阶段（1月25日至2月16日）作战中，虽然横城反击战取得胜利，但砥平里围攻美军一个团和法军一个营，打成僵持。我军撤围后，敌军继续全线进攻，被动局面未能扭转，因我前线部队已难反击。彭德不决定从17日起全线转入运动防御，节节抗击，争取两个月时间，待后续兵团开到再举行攻势。对汉城作放弃的准备（后于3月14日撤出）。为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线面临的诸多急迫问题，彭德怀决定闪电式地回北京一行）。

2月20日，彭德怀离开前线，21日在沈阳乘飞机返回北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后，即同周总事、聂总连续召开大会、小会，逐项商决各有关问题，白天黑夜忙个不停。

2月22日深夜，忙碌了一天的彭德怀，回到中南海住处，意外地看到夫人浦安修在等他，不禁愕然一征地问，你怎么来了？浦安修说，我在咸阳纺织厂带工作组作民主改革调查研究，昨天西北局派车接我回西安，说北京聂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要我今天搭飞北京，什么事？没有说，但我猜想可能是你已来北京。彭德怀说，这是聂总的特殊关照。浦安修看他比4个多前消瘦的面容，就问身体好吧！彭德怀说，现在前方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我这个“大老爷”当然不会饿饭，身体没有病，医生还来查诊，受苦的是那些伤病员同志啊！浦安修看他心事重重就不再多问。

彭德怀到京后，聂总即对秘书柳呜说，按浦安修！聂办的秘书熟悉聂总工作特点，并都善于领会贯彻首长意图。柳呜此时虽还不知浦安修何许人也，但转身到作战部值班室即得以问清。因作战部很多参谋曾在延安工作过。柳呜立即电话告西北局转告浦安修，有空军飞机动产西安接她，请与西北空司多联系，接着通知空军派飞机，然后把办理报告了聂总。

彭德怀在北京紧张忙碌一周，前线战况激烈，敌军集中主力在东线进攻，同时在西线积积准备渡汉江迂回包围汉城，急待地回去指挥作战。3月1日他乘飞机组沈阳返回前线。行前浦安修说，后方一片和平景象，人们正常地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还有跳舞晚会，这都是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赢得的，当然要靠全国人民的支援。你赶快回去，同大家努力工作，支援前线。浦安修在京几天中，只到中央有关部了解关于工厂民主改革，党、团、工会工作方针等问题后，即返回西安。

1952年4月12日，彭德不从朝鲜回到北京，准备入医院割除额上的瘤子。聂总本想去车站迎接，但考虑到他是北京市长，易惹人注意，不利于对外保密，就派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总参办公室主任安东去车站。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后，安东说，聂总交代，是否把浦安修接来？彭德怀说，暂时不必通知她，要来也是坐火车，决不可再派飞机了。其实，浦安修此时正因患肺炎住医院，但彭德怀不知道。为对外保密，彭德不化名为“王校长”住进北京医院，他的瘤子确诊为良性脂肪瘤，作手术后，5月5日出院，浦安修于4月底来到北京，她出院时医生嘱咐休息一个月，但仅7、8天接到通知登车启程。

五、吃饭难

聂总回忆录中，大量篇幅记述组织领导军内外人力物力支援志愿军作战，其中特别提到：“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聂总每天到作战室听汇报，从第一次战役开始，每在的情况既有使人欢欣的胜利捷报，但也总附带有令人焦虑的供应困难讯息。不仅是聂总，所有听汇报的同志和我们这些汇报情况的参谋们，无一不为前方的吃饭难留下深刻印象。志愿军出国后，经过一年多英勇卓绝的奋战，才解决了供应困难。倘把这一年多供应艰难的情况和问题汇集起来，那会有厚厚的几大册。现在只把那一年内，向聂总汇报过的情况摘要略叙一二：

第四十军于1950年10月25日在温井、两水洞地域，首开幻录，歼敌一个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但该军却有7个营在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第三次战役该军一直未得到补给，第四次战役该军只能喝稀饭。

第四十二军出国首战黄草岭期间，断粮3、4天被迫挖土豆充饥。第六十六军在第二次战役22天中，只得到补给3万多斤粮食，不够一天食用。第三十九军入朝75天，只得到应供给粮食的百分之十三，第四次战役该军有16天未得到补给。第二十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因等补给停止3天，失去扩大战果机会（此事在聂总回忆录中提及）。

后勤供应是复杂的综合体系，涉及国内外、军内外、车辆、道路、防空措施和组织计划指挥调度，尤其是道路、车辆、解决起来难度最大。

志愿军入朝时，4个军3个炮兵师2个汽车团，共有汽车1000余台，20天内被美军飞机炸废击毁600余台。到1951年6月，汽车团增加到11个，有汽车2800余台，先后补充2777台，但坏损3055台（部队损失除外），第一至第五次战役7个月内，据10个汽车团统计，司机牺牲1825人。

朝鲜山区多，公路少，等级低，路面狭窄，加上季节性冰雪、泛浆等，即使无敌机破坏也难畅通。第二次战役东纯色3个军，因路少、路况差，前送后运的汽车、马车、担架和运伤员的爬梨相互堵塞，甚至整夜不通，这种状况延续一个月之久，直接限制了部队取得更大战果，增加了伤病员痛苦和死亡。1951年夏和洪水，又使一些路段中断通车一个月以上。

铁道兵第一师于1950年11月入朝，第三次战役时开始用铁路运送粮弹，彭德不说：“若无火车运输，汽车白天又不能行驶，要想支持数十万军队继续南进作战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敌人对铁路重要性也是清楚的，因此疯狂破坏，无所不用其及。我军铁路在抢修托运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不断遭受损失。例如：1951年4月8日，三登车站（平壤东）被炸毁84个车皮物资， 主要是粮食，衣服等军需物资。

聂总看到电报为之拍案，即到作战室对照地图，分析情况，研究措施。其时，我新入朝的第十九兵团、第三兵团以及在朝境休整后的第九兵团正分路开赴前线，准备接替原第——线部队后，发起第五次战役(后于4月22日开始)。这批为参战部队调运的物资被毁，不仅使吃饭难又雪上添霜，还关系到部队换发夏装。尽管聂总立即召集后勤、铁道部门同志安排紧急调运，但毕竟需要一定周期，我东线一些部队在炎夏只好把棉衣拆成夹衣。

彭德怀对三登车站物资受损大发雷埏，派专人去作查处。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为加强后勤工作，5月成立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以前为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指)，加强了防空，调整改进运输组织和物资隐蔽疏散管理等措施。当年冬季，我军比敌军早一个月换发了冬装。

虽然铁路逼断无定，但在铁路战线上中朝战士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战争中从国内向前方总共运送了800万吨物资(包括人员)，为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也付出了牺牲和代价。

志愿军入朝后，因无制空权，举炊燃火不利于防空。东北军区后勤部根据我军历史上携带炒面熟食的成功经验，建议供应炒面，经彭德怀审查样品同意后，国内立即组织动员东北、华北直到武汉、南京、长沙等地机关和市民制作炒面，周恩来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很快集中了200万斤炒面，在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时送到前方，对保障部队作战起了重大作用。但食用时间长了，部队普遍反映，炒面伴雪引起腹涨，加以副食供应不上，不少人患夜盲，直接影响部队作战i为此，曾用松树针熬水医治。炒面分散加工，质量不统一，夏季易受潮变质，但又不得不食用。因此，战士们说；“不想家，也不想老婆，只想吃个白馍馍”，“影戏歌舞不想看，只想吃顿白米饭”。吃炒面往往呼出面尘，战士们称为“喷气式”，并编成顺口溜：“中国撒拉密(朝语，人)，来到朝鲜地，吃的是喷气式，躲的是比恩机(朝语：飞机)”。更有人编趣话说：“毛主席打电话给高岗，要他给前方送好面，高岗听错了，误听成送炒面，所以送来的净是炒面。”

聂总身在北京，心系前线，前方的情况报告和请国内解决的问题，日夜源源不断，“不尽长江滚滚来”，对每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总都要召集有关部门领导研究解决的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车、突击培训司机，增派工程兵修路、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抽调医院入朝，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责成总后勤部改进服装装具，改善熟食供应等等。

在国内营养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下，1951年下半年研制出压缩饼干，原料包含多种谷类，多种调料和多种维生素，体积小，按不同重量分开密封包装。从1951年11月开始供应前线，并逐步取代了炒面，受到部队好评，屯积在第一线坑道内，有饮水可长时间坚持。缺点是硬度大，要慢慢啃，用火炙软后吃最好。战斗中俘虏来的美军士兵，我们用压缩饼干“招待”他们，反应是味道好。但部

队从1951年上半年起，就创造了用无烟灶经验，只要有可能，都尽量用生粮做饭吃。

1951年6月以后，战线相对稳定下来。从第四次战役时起，部队广泛开展用手中武器射击敌机。从3月起，公路沿线设立防空哨，对减小损失改善运输收到良好效果。虽然敌人依靠优势空军实施“绞杀战”，又遭逢四十年来的特大洪水，但由于对敌飞机斗争经验日益丰富，大批工程兵陆续入朝，在后方交通咽喉增派了高炮部队，供应方面使人宽慰的讯息渐次增多起来，到11月间，除副食

外，主食已可按标准全部满足，历时一年的吃饭难，终于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1952年春季后，境况日益改善，出现了如聂总回忆录中所说的：“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同时部队还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生豆芽、磨豆腐，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高兴了。”聂总来作战室听汇报，使他皱眉的供应困难讯息，逐渐减少以致没有了。

彭德怀多次说：“仗打胜了，前线战士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再好的指挥员，再好的战士也不会打胜仗。”

六、党中央的安全

军委作战部一局，于1949年3月25日随党中央、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市，进住香山静宜园原慈幼院内。第二天即在姐妹楼内展开工作，并建立起值班室，按装了一部磁石电话机，编号208。很快同各方的电话就频繁起来，因来往电话均经总机转接，话务员们说，就是你们208的电话多。

约在3月底，轮到我值班，电话振铃，我拿起话筒，总机说华北军区来电话，接着就听到；我是聂荣臻，编入我第十九兵团的国民党军队，在随我军开赴太原前线途中，有两个连在山西省盂县哗变逃走，现正追捕中。当时我很紧张，只说了一句，听清楚了。放下话机，才想到应该还说：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和交代。但为时已晚。我先记在值班日记上，又看了一下地图，即报告李涛部长(兼局长)，我补充说，看地图这个地方离太原近，离北平很远。我心想，这个情况并不太紧要。李部长说，小股哗变以前也发生过，那时党中央和我们都还在西柏坡，那个地方群众好，社会情况清楚，也容易警戒、现在迁到北平，这些国，民党军队是从这里走的，倘流窜回来就威胁到党中央的安全。聂司令很重视这一点，所以亲自报告。；此事暂不向周副主席报告，可电话告华北军区司令部，对哗变部队的追捕情况请陆续报告，但由值班参谋报告就行了，不必再经聂司令自己报。我照办后想，我原以为少数人哗变，离北平远，小事一桩，值不得由聂司令员亲自报告。毕竟是李部长水平高，理解到这是聂司令员关切党中央的安全。当时中央5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都住在香山，这里地形复杂、树林茂密，沟坡起伏，居民稀少，我们初到，民情地理都不熟。警卫部队哨位分布面广，零散人员很容易乘隙潜入隐藏，并难以发现。但我当时未想到这些，仍停留在西柏坡时代。在工作中我接聂总的电话，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