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挺直 丰碑永存——沉痛悼念聂荣臻元帅

范济生

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聂荣臻元帅不幸与世长辞。党、国家和军队失去一位伟大卓越领导人，我痛失最敬爱的老首长，恶噩传来，悲痛万分。满含悲泪，敬立在聂帅遗象前，无限哀思，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一

多年来，负重和艰辛伴随着聂总度过。新中国成立后，身兼五职的聂总，又受命担任代总参谋长的重任，主持原总参谋部的工作，肩负着繁重而艰苦的工作任务。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决算和具体组织部署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作战，肃清内地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剿匪，以及部队精简整编，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主持制定各种军事条例、条令，参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还要兼顾华北局、华北军区、京津卫戍区和北京市的工作。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刚解放不久，国民经济正在着手恢复，在财力、物力等各种条件极其困难的废墟上进行这些工作，尤其是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各种保障工作，其繁重、艰巨和紧张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兵团在朝鲜战场进行了几年在规模现代化战争，战争物资的消耗是空前巨大的。例如，在一次攻势中，仅仅20分钟的急需，就用了弹药近2000吨。这些数量巨大的战争和生活物资的计划、生产、调集、运输等，保证源源不断供应前一的艰苦任务，聂总也责无旁贷的肩负起来，协助周总理具体组织实施。就以运输这一项说，当时 我国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制空权基本上掌握在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13国帮凶手里。敌人为破坏和阻止我军前线的供应，对我方铁路、工路、桥梁昼夜不停的狂轰滥炸，中断交通，至使我成千上万辆车皮常滞留在朝鲜前线不能回，大批物资堆集在东北边境运不去，抢运去的物资又常被炸掉。如不能及时供应，仗就没法打，将士的生活也成问题，真急死人！为对付敌机轰炸，力争保证前线供应，周总理、聂总想尽一切办法，先后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运输供应情况才逐渐有所好转。在此期间，聂总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自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白天紧张工作一天，还时常晚上又去出席毛主席和政治局召开的会议，每欠都是开到天明才散会回家，稍事休息用餐后，又匆匆赶有时几天不能睡觉。每到星期天，聂总除急面处理的工作外，唯一的“享受”就是插空睡觉，一觉醒来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享受，这因朝鲜战场等方面急面处理的问题过多，工作任务过于繁重，在聂总的建议下，军 队领导机关取消了星期天的公休日，把他仅有的这一点“享受”也给自己取消了。邓小平、杨尚昆、邓颖超等同志多次关切地聂总注意身体，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的聂总，实际上难以做到。终因劳累过度，于1952年9月突然心脏病昏倒在办公室里。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年仅53岁的聂总，从此疾病缠身，久治不愈。

聂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代人受过的事例很多。我印象深的事例之一是，在一次高干会议上，有的同志因对客观条件的可能考虑和体会不够，出于误解，对聂总提出言词较激烈的意见和批评。对此，聂总冷静地泰然处之，耐心倾听。当知情的同志善意劝告聂总进行解释和申辩时，聂总则心平气和地说：“遇事要敢于敢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再说，我们的工作也并不是十全十美，听听不同意见和批评有好处。个人受些批评，误解算得了什么，有则改之赌钱则加勉嘛！”聂总的高尚品格和身教，使在场的同志深受启发和教育。

“疾风知劲草”。聂总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在工作和斗争中，日益为人产加深理解和崇敬。1958年军委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其中一个议题是哪开给军委提意见，以总结 工作，改进领导。身边军委副主席的聂总，约集总参各部、总后和军兵种领导同志开座谈会。聂总首先做自我批评，请大家畅所欲言的提意见。与会同志集中谈了对聂总主持原总参谋部工作期间的感受。异口同声的说：“聂总党组织领导艺术水平高，深谋远虑，对问题考虑得深，看得远。布置工作细致周到，要求严格认真，勇于承担责任和代人受过。在聂总领导下工作，上下情况通畅，我们能及时了解中央和军委的意图，情况明，能主动考虑安排工作，效率极高，心情很舒畅。表示对那个时期的留恋与怀念。与会同志的中肯评价，是对聂总工作、待人的真实写照和“鉴定”。在这次大会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讲话中谈到聂总时，激情地说：“毛主席说过：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还是个“驴狗子”。毛主席和彭总对聂总顾全大局、胸怀博大、鞠躬尽瘁、崇高品德的赞誉和评价，与会同志报以热烈掌声和笑声表示非常同意。

二

1956年4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发展我国以导弹、原子弹为主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决定，并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这一项明决策，更激发了聂总为改变我国、我军落后面貌，献身振兴国威军威的强烈愿望和雄心壮志，抱病受命领导开创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艰巨任务。

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聂总领导这项事业中，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事必躬视，倾注了全部血心。体现了聂总具有的原则性，组织性，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和勤于思考的品格，敢于创业，善于创业，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畏艰难，义无反顾的刚毅精神。

（一）

聂总肩负这一重任时，正面临临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孤分封锁我国的国际环境，国内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刚刚起步，作为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后盾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和技术门类有很多空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更为困难的是，虽然对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都拥护，担如何发展，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走什么道路和发展速度等问题上，认识很不一致。有人主张应庥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待有一定基础时再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有人主张走苏联、美国的道路，首先发燕尾服航空工业，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两弹”；也有人主张“两弹”应该搞，但可先做打基础的工作，速度放慢些。对此，聂总在会议和交谈中，根据国内外情况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不能走苏美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道路。如果我们也那样做，势必要推迟到几十年后，才能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聂总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苏美当时的情况后说，在世界上科学技术、武器装备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今天，不允许我们仿照苏美的道路按部就班的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我们必须争取时间，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并说：“我国经济基础确很薄弱，困难很大，但还是有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一定条件，事在人为嘛，只要我们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事情是可以办成的。同时指出：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对国家各个方面会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我们有针对的、有重点的建设，必将带动我国工业、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并不是轻易就能做通的，原则通，具体不通。聂总远见卓识的论断，当时，并未被部分同志完全理解。正如毛泽东说的：土地改革完成了，思想也统一了。由于认识不完全一致，更增加了筹建科研、试验机构、组建尖端科技队伍、开展研究、试制工作的难度。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开创时期，聂总兼任主任的航委是个空架子，两位副主任和委员也都是兼职，工作人员只有航委秘书长长安东同志和聂总办公室的几个人（随着事业的发展，1958年10月，航委才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尖端和常规武器的科研、试制、试验、定型工作，增加了领导同志，调来几十个干部建立起机关工作机构）。在筹建研究机构中，工作事务繁杂，工作人员又少的情况下，聂总从对全面工作运筹规划，制定方针政策，科研和试验机构领导班子配备，科技人员调集，到为科室、试验机构选点、建设、财力、物力的安排等。事无巨细都狠抓不放，重大和难办的问题亲自动手，一般问题也时常过问检查督促到落实为止。以组建导弹研究院为例。当时，北京房屋还没有什么大的建设，国家机关和军队办公、宿舍用房都很紧张，为筹建导弹研究院找个立脚点，很费周折。聂总亲自向有关单位我次联系求援，才在郊区借到了为数不多的两处房屋，不久，聂总鉴于医疗用房紧张，又退还单位一处。没有立脚点，科技和行政人员不能调集，建院工作无法进行。聂帅为此心急如焚，曾想把自己的宿舍让出，暂做建院的一个立脚点。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并对国防科技事业非常热心的陈赓同志知道后，帮助从长辛店找到一处房子，部分行政人员和科技人员才得以集中开展工作。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需要各门类的科技专家和大批科技人员。那时，我国科技人员尤其是高科技人员奇缺，各方面都很需要， 在选调科技人员上，矛盾更为突击，困难也就更大。在周总理的决策和支持下，聂总为落实调集科技人员亲自找有关单位反复协商求援。陈赓同志主动从哈军工调给一部分专家、教授，通信兵部、三机部等部门了给予了支援。但有些部门，出于可理解的本身需要，以“老韦家是母鸡不能给，中青年科技人员是未来的母鸡也不能给”把门封死，经聂总与之再三协商，总算调给了一些。在调集科技人员的同时，聂总还报请中央批准了关于有关高等院校增设若干高科技专业和在留苏生中选派一批学生转入苏联高科技专业学习深造的建议。深谋远虑的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高科技人才，壮大了尖端科技队伍。经中央批准，聂总还着手安排与科技人才，壮大了尖端科技队伍。经中央批准，聂总还着手安排与苏联谈判的大量准备工作，谈判中，遵循了聂总提出的“力争外援，不卑不亢”的要求，取得了一定的结果。总之，导弹研究院方方面面千头万绪的筹建工作，在聂总亲自动手和领导督促下，步履艰难的起动了。当我们听到因“僧多粥少”责怪我们吃了粥和因“保密过严”受到某皮同志非议时（为争取外援，中央不得不指示暂按苏联的要求去做），以及看到聂总因劳累过度、诸多难事困扰、多次犯病而又拒不回家休息的情况，我与安东同志担心而诉苦的说：“聂总，您身体不好，事情这么多，又有那么我非议，您还是辞掉这付担子吧。”聂后听后说：“糊涂！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并暂钉截铁地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聂总语重心长的批评教诲，忍“辱”负重，不畏艰难的献身精神，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学着聂总拚命干的精神去做。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关怀，军委三总部等单位的支持下，在聂总的率领下，后一人一枪，一专一瓦搞起，研究和试验机构终于初步建成，研究工作也在边建中逐步开展起来。

（二）

聂总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贯彻，历来就非常重视。国防科研战线应采取什么方针，是聂总考虑的首要问题。1956年5月，在航委第一次会议上，聂总说：我们今天开第一次会议，第一个议题是议一议国防科技工作的方针问题。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工作的准绳，应首先搞清楚，工作才有所遵循，不至偏离方向。我考虑是否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成果”作为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方针。经讨论同意后，报经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成为国防科技战线多年来遵循的根本方针。1958年，导弹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总发表了重要讲话，首先传达了中央批准的国防科技战线工作方针后，进一步阐述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革命是靠我们自己干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也不例外，时间长点，困难多点，也得靠我们自己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新中国成立方略，各方面都应贯彻执行。“根据中苏10月15日协定”，苏联会给我们一些导弹资料和样品等技术援助，但现代化是买不来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人家也绝不会给我们新东西。大家看到了，给我们的这个样品就很落后嘛，但可以帮助我们入门。自力更生是我们的法官，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得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尽快把我们自己的导弹搞出来，中央、军委对你们寄予了希望。国防科技工作的方针和聂总的重要讲话，指明了国防科技工作的方向，奠定了自力更生的思想基础，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坚持不渝。同心同德的遵循聂总关于“学习、消化、吸收、创新”的指示，狠下功夫。自力列生方针的深入贯彻，减轻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给我们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脖子没被卡住。“两弹”的研制，放开手脚，披荆暂棘的奋勇前进，逐步进入了设计、试制的技术攻关阶段。

（三）

六十年代初，正当“两弹”研究设计紧张进行时，国家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停止了一切技术援助。面对巨大困难，科技事业特别是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项目，是继续进行还是“下马”的问题，成为矛盾和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搞“两弹”花钱太多，困难太大，主张放慢速度；有人认为，现在搞“两弹”不合时宜，主张“下马”，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众说纷坛，似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聂总的态度一直是坚定明确的，坚决主张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必须坚持发展，不能动摇，不能“下马”。聂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为代表的各国、科学技术和尖端武器装备发展很快，我们基本上仍是“小米加步枪”，再要迟疑，差距就更大。我国将长期不能改变落后面貌，摆脱不了在国际上受孤立、受歧视、受威胁的局面，现中苏关系的破裂，更增加一层忧虑。我国面临的困难确很严重，但这是暂时的，我相信不会就这样困难下去。继续搞“两弹”是需要国家投些资，表面看来增加了国家一些负担，但它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助于摆脱困境，这是国外和我们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我们“两弹”的研究设计、人员、技术、设备等都有一定基础，如果“下马”，从政治、经济、军事来说都是下策。只要我们采取适当措施，缩短科研战线，保证重点，量力而行，坚持下去，是可以有所为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聂总高瞻远瞩的英明论断。“两弹”研制的成功，对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振兴国威军威，改善和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起了巨大作用。假若当时“两弹”“下马”，或放慢发展速度，零打碎敲，那么，国家在克服了严重困难，接着又是“十年浩劫”，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要取得现在众所周知的辉煌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正当“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议论不决时，毛主席从外地给聂总打来电话：“两弹”应采取什么方针，拟与你们谈变，中央也要好好研究一下。聂总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分别约集宋任穷、张爱萍、张劲夫、刘亚楼、赵尔陆、王净、刘杰、李中、武衡、安东等同志认真研究后，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两弹”的研制应继续进行，不能“下马”的理由，条件和拟采取什么措施的报告，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据聂总说央讨论这个报告时，陈毅老总坚定地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党中央、毛主席这一伟大英明决策，在关键时刻坚定了航向，如春风雨露、激励着奋战的国防尖端科技战线上全体人员的心。报告已批准，争论已平息，但认不可能一下就统一起来，再加上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具体工作中新的矛盾和阻力仍时有发生，困难依然存在。

聂总乘中央决定“两弹”继续“上马”的东风，狠抓了技术攻关的思想发劝和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诸如，缩短科研和基石建设战线，调整科研项目，保证重点，精简机构，组织生产自救等。精简中，聂总考虑到未来，规定精减科技干部得经他批准，保存储备卫批科技骨干，很快又发挥了作用。进一步加强了科技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提供，有力的配合了技术攻关。在导弹研究院建立技术指挥线，科学技术方面，授权钱学森同志等科学家组织讨论，拍板定案，使他们有职权挑起科技力量，加强技术储备，增强后劲，加速发展，经调查，聂总及时提出了“试制、设计、研究”三结合的指示，即：第一个 型号导弹投入生产，第二个新型号即开始研制，第三个新型号的技术关键同时进行预先研究。大家对此称之为“三步棋”。实践证明这时“多快好省”，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在财力、物力上聂总也有效的组织了落实。聂总在组织“两弹”技术攻关的同时，继续大力组织1059年开始的全国大协作，全力猛攻新型原材料、高性级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各种精密机械设备等国家和“两弹”急需的高精尖产品研究、试制的技术关。经过几年的全国通力协作，打破了国 际上的在这些高科技产品方面对我国进口的限制和封锁，基本上满足了“两弹”研制的需求，保证了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

为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聂总深入科研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科技人员的思想动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多次向科技人员做报告，深入进行思想发动，号召全体科技人员认清形势，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集中全力攻关，如期拿出成果，为党争光，为国争气。“制出争气弹”成为激励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埋头苦干的代用语和口头祥。对国防科研机构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工作和行政组织工作来常抓不放。聂总多次指示说：你们都肩负着组织领导技术攻关的重任，对科技工作和科支人员只能促，不能阻，要及时总结改进工作，不能用带兵的方法，来领导和管理科技队伍。任务和对象不同，方法也应改变，努力使自己变成内行。要尊重、信任、关心、支持科技人员，和他们交朋友，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科研第一线，诚实实意的为科技工作和科研人员服务，当好“服务员”，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并说“我就是个大服务员”。身体力行，带头服务。例如：尖端科技攻关阶段，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聂总为胃为人民十分担扰，对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健康更加关怀备至。当广大科技人员振奋精神，全峰心投入技术攻关，日夜拼搏时，聂总非常高兴，也为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及时提出了“劳逸结合”的指示，要求研究室、图书馆、阅览室每晚12时必须熄灯，劝请科技人员注意休息，并多次检查落实。到冬季，科技人员取暖，聂总也时常过问，并说：“如科技人员受冻，你们要负责。”听说技术人员买菜难，立即责成安东同民与商店协商解决。聂叫得知有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因工作紧张，营养不良发生浮肿等疾病，健康状况下降时，非常忧虑。当时聂总也因病重住协和医院，陈毅老总来探望，聂总向陈总谈为补助科技人员的生活而“募捐”的想法，陈总兴奋地说：“好办法，我完全赞成，科技人员是我们的宝贝，肩负着兴帮大任，为突破尖端技术，尽快搞出‘两弹’来，我还是那句话，脱了裤子当当我也干，‘募捐’的发起者也算上我一个。”在困难的时刻，陈总又给予了支持。聂总征得周总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等赞同后，在医院亲自电商有关大军区、海、空军，“募捐”了大批鱼、肉、大豆等副食品，以党中央、毛主席、军委的名义全部用于补助国防科技人员的生活，聂总说：“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件大事，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每天去医院探望首长汇报工作时，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查问“募捐”的进展情况，督促落实，直到价拔来的副食品全部送发到科技人员手中才放心。当这些副食品源源送到科技人员手中时，物品虽不多，党的翔却激励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发挥了政治工作的鼓动作用。很多老专家饱含热泪动情地说：国家这样困难，毛主席这样关怀我们，拼了老命也得把尖端武器搞出来。很多中青年科技人员激动得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纷纷表示决心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的深切关怀！群情振奋，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的斗志，更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艰苦奋斗、 牺牲奉献精神，加速了“两弹”技术攻关的进程。

（四）

聂 叫历来很视组织原则，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要总要认真分析思考后，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的贯彻执行，并狠抓落实。对“左”和右则深恶痛绝。聂总说：“人有说‘左’比右好，是错误的，‘左’和右都具有很大危害性，我们历史上难道吃‘左’和右的苦头少患难夫妻”在“政治运动”泛滥年代，聂总有胆有识地阻止了某些“运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正当“两弹”攻关进入紧张的关键阶段，任党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任的林彪，提出什么政治压倒一切，冲击一切“左”的指导原则，把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命令全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个人”的评比运动。国防科研机构是军委领导的一部分，对这项“指示”和评比运动的命令提出异议或执行不利，都要承担重大政治风险。科研机构有的已布置评比，有的则一再要求开展评比运动。对于林彪的这项“指示”和“命令”，聂总根据科研工作的性质、特点和对象等实际情况认真思考后，以非凡的革命胆略，针锋相对地指出：“政治不是空的，出成果，出人才，搞出‘两弹’来就是最大的政治。”果断地指出：“科研机构的性质不同于机关，更不同于连队，不宜开展这项评比运动，已经开展的性质不同于机关，更不同于连队，不宜开展这项评比运动，已经开展的应立即停下来，转入正常研究工作轨道。”言简意赅的解释说：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门类繁多，任务各异，对象不同，怎么评比？目前又处在技术攻关的关键阶段，科技工作任务繁重，绝不能把宝贵的时间被“运动”吃掉。尤其是更应认褒到，开展这项“评比运动”，对科技工作不仅不能起推动作用。相反，会造成不利于科技人员团结，涣散科技队伍的后果。聂总还语重心长的教诲说：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是面积全国全军的，不可能照顾到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要认真想想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并及时报告。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最省事，也不担任何风险，表面看来好象是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其实，对事业的危害是很在的。毛主席对这种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早就批评告诫过。再次强调：“国防科研战线必须全面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保证科技人员；‘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不能动摇”。聂总的这一重要指示，不仅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拥护，也得周总理和军委有关领导同志的赞同，并说服了林彪，这场“冲击波”才告平息，国防科技战线才得以摆脱这次干扰，阔步前进。

（五）

聂总对科技事业和科技人员有特殊热爱和浓厚感情。早在晋察冀的军区、文艺、教育各界就传颂着聂总支持关怀他们的感人事迹。主持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工作后，更加深了这种热爱和感情。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宁“左”勿右的错误做法痛心疾首，为纠正“左”的倾向给科研战线和科技人员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危害，六十年代初，聂总抱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报经中央批准执行。随后，聂总主持的广州全国科技划会方外，与周总理、陈毅老总郑重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是无阶级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他们“脱帽加冕”。这些纠正“左”倾错误，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伟大英明之举，为知识分子卸下精神压力和思想包袱，以主人翁姿态轻装上阵，保证科研工作健康进行。但陈、聂两位老总却被康生等人诬为“老右”。有次开军委常委会议时，两位老总一见面，陈总就笑着对聂总说：“我们两个‘老右’又见面。”两位老总与在场的同志以笑声表示对“左”倾人 物和“左”倾思潮的鄙视。

聂总是“身教重于言教”的典范。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带头去做。聂总常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应表现在对他们政治上信任、爱护、工作上支持、帮助，生活上关心、体贴。”除前面列举的带头为技术人员服务的事例外，还可从老专家们的某些具体事例上反映出来。1958年，聂总就说过：“二经（即钱学森、钱三强）的选调来的这批专家，是我们‘两弹’的希望，信行和依靠他们就可以走弯路。”钱学森、钱三强等同志分别来谈工作时，聂总总是请他们先谈，对他们的意见很重视，吸其所长，该办的，立即布置落实，并一再交待尽量减少行政事务对他们的牵扯，使他们集中精神用于和组织科研。聂总为他们有个较安适的生活环境，亲自为钱学森等老专家安排住房，嘱咐说：“人们一天中在家里生活和时间长些，宿舍要尽量给他们创造一个休息和看书的环境。”关心他们的安全，多次过问保卫措施。当聂叫得知钱学森同志乘坐的卧车、型号和颜色与众不同，目标太明显，很为钱学森同志的安全担心，当时用车紧张，在 聂总的坚持与催促下才法更换了辆。聂总对老专家们的姓名、经历、专长和特点等，大都记得比较清楚，对专家的使用和保护心中有数。例如，有位老专家性格比较开朗，直爽，健谈，敢于表示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在“左”的影响下，有的同志抓住这位专家的某些只言片语，提出要批判他。聂总得知后，制止这一错误做法。指示说：他的为人和品格我了解，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即使说了几句过头话，有时也难免，人非完人嘛。要保护敢于表示个人意见的积极性，才能做到畅所欲言，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谁都不要轻易上岗上线，何况对知识分子，更要慎重，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当面谈谈，做做工作，不要动不动就批判、斗争，这不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实践证明聂叫保护老专家和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指示，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科技队伍的健康成长。

聂总对中青年知识分也倍加关心爱护和寄于厚望。聂总说：“中青年科技人员是科技工作的主力军，是未来的希望。”对他们的成长极为重视，要求严格，很高兴与他们广交朋友，欢迎他们来做客。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及时深入了解科研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对他们的某些糊涂观念和不切实际的想法给予批评开导，鼓励和告诫他们“不要自满，要刻苦钻研技术，虚心向老专家学习求教，要关心国家大事，报纸是每天的国内外大事，要天天读，以开阔眼界和思路。”聂总与他们交往中，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例如：对有的留苏生工作安排，专业不太对口，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参加导弹试制和第一线科技人员安排欠周，科技情报资料提供不够及时等。聂总指示检查、调整、落实时，我们还不甚了了，有的则根本不知道，深愧工作太粗，不深入，跟不上聂总的要求。还有一次，聂叫听到他们无意中说：导弹发动机组装时，不慎一颗小螺丝钉掉到大发动机里，还没找到。有的人主张拆卸发动机找，有人认为费了大力才组装起来，为一颗小螺丝钉不值得再费大力拆卸，不会出什么问题。聂总立即了抓住了这个问题。因聂总正在病中，与张爱萍同志电话商量后，要我陪同张爱萍同志赶赴导弹总装车间“坐镇”。张爱萍同志一直坐在发动机前，直到螺丝钉找到，聂总和张爱萍才放心。在一次会议上，聂总再次指出加强中青年科技人员工作的意义。聂总指示说：重视和加强中青年科技队伍的培养锻炼，是件有战略意义的事。他们的思想很活跃，进取心取，这是可贵的，应保护发扬。但他们的经验必竟还不足，生活上关心，政治上更要关心，大胆使用，让他们分挑重担，所谓出人才，主要是指他。谈到工作要严谨、深入时，聂总以螺丝钉虽小，掉到发动机里就是隐患，危害不可忽视，它可能使发动机乃至整个导弹的报废，这能说是小事吗？工作要认真严谨，深入细致，不要忽视那些看来是小问题的问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古人很有哲理的经验总结。并指示说：科学技术问题由科技人员作主，我们不要瞎指挥。 在聂总以作则，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和大力培养下，国防科技战线各级党政干部逐渐形成工作严谨、深入、踏实和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作用；对党有深厚感情，能攻善战的高科技队伍也茁壮成长起来，实现了出成果、出人才的宏愿。

1983年4、5月间，刘有光同志和张忱同志分别主持航天部、核工业部召集的有领导同志、老专家和中青年科技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以尊敬、爱戴和怀念和心情争先发言。一致表示，国防科技队伍的成长，是聂总用心血浇灌的。聂总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和师长，是“保护神”，是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聂总作风科学、严谨、深入，以身作则，指示明确，作用民主，实事求是，既严格要求又放手。聂总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的狠抓落实，正如聂总常说的“好的方针政策不落实也是空的”。在聂总领导下工作，学到了很多好品格好作风，很有收益，心情舒畅、幸福。异口同声的对聂总领导的时期，称之为我们国防科技战线的‘黄金时代’。对那个时代表示怀念、留恋的说：聂总年事已高，明知再象过去那样亲自领导我们已不现实，但我们还总是抱着这个希望。

国防科技战线，在聂总领导下，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有限长足发展，“两弹”终于超过苏美第一代“两弹”的发展速度，以短短5年时间，相继腾空、爆响，在祖国大地上结出丰硕成果，震惊了世界，为我国以雄伟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巨大贡献。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陈毅老总来看望聂总时，陈总风趣地说：“聂总，你立了大功，我这个元帅外交部长腰杆硬了，出气顺了，裤子也不用当了。”聂总谦逊地说：“没有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你老兄们的领导和支持，没有全国的大力协同，没有科技人员的齐心协力，我又能怎能样啊”。功高不居的两位老总开怀畅谈中，又再绘制新的宏伟蓝图。

最敬爱的聂总和我们永别了。聂总为党为人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贡献了毕业精力。聂总的崇高品德，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人民悼念您、怀念您，您忠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形象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