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同志 丰功伟绩座谈会发言汇编

1992年5月29日，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人民大会堂海南厅联合召开了“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同志丰功伟绩座谈会”，会议由宋健同志主持。张爱萍、张劲夫、卢嘉锡、钱三强、王淦昌、王大珩、武衡、唐敖庆、陈芳允、汪德昭、林兰英、刘西尧、张震寰、谷羽、裴丽生、郁文、甘子玉、高镇宁、龚育之、黄纬禄、梁思礼、陈能宽、童志鹏、郑哲敏、吴阶平、方圻、何祚庥、赵忠贤、杜祥琬、王大中、王选等出席了座谈会。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负责人陈祖涛、沈荣骏、王佛松和高潮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现将座谈会上的发言汇编如下：

宋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

我国科技事业卓越的领导人和奠基者聂荣臻同志逝世后，我们科技界的全体同志和全国军民一样感到十分悲痛，这些日子里一直在深情地怀念他老人家。今天，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在这里联合召开座谈会，以表达我们科技界对聂荣臻同志无比怀念的心情，共同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努力实现他的“科技兴国”的遗愿。

聂荣臻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他担任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中，长期分工主管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建树了不朽的丰碑。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参与组织领导制订和实施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纲要》；他亲自指导组建科学研究机构，组织研究队伍，建立试验基地，设立培养各类人才的院校；六十年代初，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组织领导科技攻关，倡导全国大协作，狠抓技术难关，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他还亲自主持领导制订了被称为“科技宪法”的著名的科学工作十四条，对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聂荣臻同志的精心组织下，我国只用了五年时间就研制成功了导弹、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了氢弹，并为研制远程火箭、人造卫星、核潜艇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尖端武器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同时，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我国的民用科技和科学普及工作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我国科学技术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科技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和他老人家的光辉名字分不开的。

聂荣臻同志的一生成就斐然，其伟大不仅体现在统帅千军万马、制胜浩瀚长空之中，更体现在他始终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呼吸与共。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科技人员，是广大科技人员的良师益友。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亲自出面动员请求各大军区同志们，把粮食、油、肉省出来给科学家吃；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拍案而起，为知识分子撑腰，公开声明他自己就是大搞科研的后台，并想方设法保护科技人才，尽量减少动乱给科技战线带来的损害；改革开放以来，他和小平同志一道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创造性和积极性，为全党树立了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光辉榜样。

聂荣臻同志胸怀坦荡，富有远见卓识。在他领导下，我们不仅取得了科技事业的突飞猛进，同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科技专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现代化管理人才，这些同志已成为今天国家的栋梁；在他领导下，我们形成了刻苦钻研、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严格、严密、严谨的作风，团结、求实、协作、奉献的好风尚，这些都是我们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无价之宝。聂帅在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科技事业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必将永远载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史册，他老人家永远是我们的师表和榜样。

张爱萍(党的十三届中顾委常委，原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军委副秘书长)：

刚才，很多领导和科学家都讲得很多，用很多具体的亲身经历，缅怀了聂总对我国科技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我在这儿就不再重复了。我们缅怀聂总对我国科技发展所作的贡献，对于我们今后特别是现在我们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是有很大益处的。

首先，我想谈谈，在1956年至l966年的十年黄金时期，聂总领导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从无到有，奠定了基础，并促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很快发展起来。不仅仅是在这十年，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虽然挨整以后不直接负责组织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可是他一直在关心、支持、策划这个领域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不仅仅是在这十年，而是一生对我们国家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我国科学技术今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我想谈谈，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科学家可能还会回忆起来，在科学技术方面，他强调应用与基础科学同步进行。因为只有应用科学而没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研究，应用科学就发展不起来，没有基础就没有应用。他对这两个方面都很强调，基础促进应用，应用带动基础理论的研究。刚才梁思礼同志讲的三步棋， 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我认为是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再次，我认为聂总在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的战略眼光和战略的决策，就是富国强兵。因为他有高深的、渊博的学问，他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发展。仅仅只发展与国民经济相关的科学技术，不会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仅仅只是使国家富裕起来，而不是强盛起来。我们大家知道，富裕的国家不一定是强盛的国家。以我个人的观点，民富、国富不等于国强。聂总在发展整个科学技术、促进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国防科学技术，而在国防科学技术中又着重是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当然，，不是说他偏向于尖端科学技术，偏向于国防科学技术，不重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几个方面他都注意到了，他是一步一步地把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哪个时期以什么为中心，然后怎么结合起来，最后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这一点在我们今后的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做到国富又能国强的呢?因为那时的科学家是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而不是为个人的名利，他们为了国家的强盛，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所以在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中，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真能发挥作用，还需要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科学技术人员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品德和情操。这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穷，我们搞科学技术的人就不去为钱。实际上，刚才很多同志都讲，我们在座的很多老科学家当年不是无钱，而是在国外都很有钱的。他们是为建设祖国，为了祖国的强盛而冒险回来的。聂总组织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时很强调这一点。当然组织上应给我们科学技术人员一定的报酬，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什么组织上调粮、肉?就是为了从物质上保证科技人员的工作，因为只有一定的物质保证，科技人员才能发挥一定的科学才能。当然，当时的科技人员并不是为了物质的享受，才来搞科学技术。这个辩证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就有这股风气，为了钱。要搞一个东西，首先谈钱，这样搞，要使我们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就很困难了。因此，在聂总领导下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提倡的。只有我们广大中、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我们才真正是纪念和缅怀我们科学技术的创始人聂荣臻元帅。

张劲夫(中顾委常委，原国务委员)：

我们都曾在聂总亲自领导下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所以要根据我们的亲身体会来缅怀聂帅对新中国科技事业所作出的伟大的贡献。

1956年是我国科技界值得纪念的一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年初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报告，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提出了要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明确国家要制订科学发展规划，将请几百位科学家(在当时中苏关系尚好的情况下，也请苏联专家参加)来完成这一工作。在这个会议之前，党中央在怀仁堂组织了一次由科学院、有关研究单位同志作报告的报告会，就“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中国目前情况和我们面临的任务”作了介绍。当时主要由周总理主持规划制订的全面工作，由于陈毅元帅调任外交部长，中央明确由聂帅具体分工领导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我们当时在聂帅领导下作具体工作。关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我曾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为《难忘的十年》。这十年在聂总直接领导下，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是我国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十年，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成绩巨大。这个时期当然受到过一些干扰，但总的来讲成绩很大，非常难得，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上很值得颂扬。我认为，这个时期有三大方面很值得总结研究，从这三个方面来认识聂帅领导科学技术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

第一、科学决策。中央制定了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当时国务院技术委员会有个别同志不同意这个提法。实际上，迎头赶上就是说走近路，不走弯路，以较高的起点来搞我们的科研。我们尽量借鉴人家走过的路，人家的成果和经验，踩在人家的肩膀上再往上走，这样就快了。因此，当时我们的科技规划、研究题目汇聚了许多科学家的智慧，要立足掌握现有的技术，发展新的技术，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不鼓励老科学家改行，而是发挥其所长。当时在聂帅领导下，各项工作处理的不错，大家精神状态不错。提倡全国大协作，有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和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等措施和方式，的确很不错，值得很好总结并发扬光大。又如1958年许多著名科学家提出以科学家为教学力量办一个科技大学，三个月后就办起了中国科技大学，许多老科学家兼课，其他办学条件也得到了很快的落实。这与当时聂总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第二、科学政策。当时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这个经验要总结，“百家争鸣”这个科学政策我们贯彻得比较好。当时我们各个所都设有科学技术委员会或叫学术秘书处，尊重科学家意见，定任务上项目必须经过论证，并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人员进行评审。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很重视科学家的意见。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关科学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思想认识分开，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这样才能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这一点聂帅做得很好。

第三、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在那样一个大环境、大气候下，必须承认我们也受到“左”的干扰。这些干扰在科学院系统轻一点，大专院校可能比较重一点。科学院系统轻一点，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尤其是年轻人受冲击大一些，老科学家少一点，特别是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家基本上保护住了。我们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符合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能够把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不随便戴帽子。所以在科学院系统当时只有两位受冲击。我觉得，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科学家受到冲击小，这都是在聂总的关怀下，得到了党中央同意的。后来提出凡是从国外回国的都不参加运动，这都要感谢聂总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深切怀念聂总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不朽贡献。

卢嘉锡(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科院院长)：

同志们，刚才很多同志作了感人肺腑的发言，表达了全国科技工作者对聂荣臻同志的无限惜别之情。聂荣臻同志的伟大功绩，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之情，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是难以表述清楚的。在聂荣臻同志光辉一生的最后时刻，他老人家仍然念念不忘国家和人民。在行将离去、临别的时刻，他老人家为我们科技界留下了最后的教诲：“我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作贡献!”我国科技界一定不辜负聂帅的殷切期望，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在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彻底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南巡时的重要讲话，真抓实干，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推动科技事业的更快发展，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让我国科技界捷报频传，不断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慰我们敬爱的聂荣臻元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钱三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科院学部委员)：

我曾经在聂帅领导下参加过有关原子能的管理工作，从聂帅那里学到了一些领导艺术，提高了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应该深切感谢聂帅的。

1955年1月，中央决定开展原子能研究工作，第二年聂帅就受命承担起主持全国科技工作的重任。当时我们原子能的科学技术力量底子很薄，只有两支不大的队伍，一支是地质部的铀矿资源勘探队伍，另一支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原子核科学技术队伍。为了集中力量，加速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国家新成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由宋任穷同志任部长，他与聂帅配合得很好。1958年，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我担任该所所长并兼任二机部副部长。l959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全部撤走专家，想把新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扼杀在摇篮里。他们连一张图纸都没给留下，临走时还恶狠狠地说：“看你们收拾这一堆废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15年也干不出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聂总向我们响亮地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聂帅还鼓励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原子弹搞出来。正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极大地激发了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精神，不管是搞试验的，搞工程的，还是搞理论的，无论是科学院，高校，还是有关工业部门所属研究单位，大家同心协力，服从需要，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做什么工作，就去做什么工作。从事组织、后勤、器材管理等工作的同志也都拧成了一股绳，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勇挑重担。

聂帅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组织管理得非常好。因此，那时只有积极主动来争取任务的事，确实没有讨价还价、计较个人得失、不服从分配的事。当时二机部的科学基础还不够扎实，干部、设备都很难在短时期内补齐、配套。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聂帅经过考虑决定调动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中国科学院来共同承担任务。郭沫若院长和张劲夫副院长也很有风格，一切急国家之所急，不管人和物，只要是能够用得上的都全力支持。最后科学院硬是调动了全院一半以上的人力，投入到原子能与航天技术的有关项目中去，投入原子能的力量大约占当时科学院力量的四分之一。即使是在当时任务紧迫的情况下，聂帅的眼光也不只是看到任务的急需这一面，而且还注意到加强科学技术贮备的重要性这一面。他运用任务带学科的思想，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些门类缺乏的学科，并兼顾这两方面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些新的学科逐渐发展起来了，科学技术队伍成长壮大了。从1960年到l966年问，科学院在计算机、高能物理、稀土元素、分析化学、氟化学、离子交换、萃取技术、金属材料、光学仪器、放射生物学等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为原子能工业做出了贡献。组织科学院协同攻关这种方式，正是聂帅领导科技工作者联合攻关的一种新的创造，是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用于科学技术工作中去的成功经验。他根据这种思想，提出了原子能攻关方案，首先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亲笔批示：“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紧接着聂帅抓计划制定，抓计划落实。中科院方面很快地从组织领导到科研力量和仪器的配备等都进行了落实，院部成立了新技术局，负责协调和保证物资供应等工作，院党组中裴丽生副院长、秦力生副秘书长分头深入到有关的研究所、室、组，同科技人员一起来落实任务，检查工作。我当时兼任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也经常与裴、秦二位一起出差，遇到能解决的困难，或者就当场拍板解决，或者与科技人员实事求是地商洽可行的技术指标。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报告院党组或请示我们的“后勤部长"聂帅。聂帅最能理解科技人员的要求和苦衷，最了解科学技术工作的特点。因此，对于下面提出的困难，他总是千方百计予以解决，甚至亲自出马。就这样经过一两年扎实的工作，一般课题都攻下来了，也有一部分难题进展比较困难。比如有一种关键元件的气体扩展膜，当时只有美、苏、法三国已独立解决了，并都列人国家安全核心机密而严加封锁。我们科技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困难不少。聂帅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曾经不止一次过问这件事，还亲自给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打招呼，要求尽一切力量帮助解决困难，保证工作条件。经过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冶金部有关研究院、复旦大学等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该元件终于在1964年通过技术鉴定，并很快投入生产，为我国独立自主发展原子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聂帅作为一位出色的指挥者、领导者，工作十分有条理、有预见。当有关工作大部分已作好安排、原子弹的设计基本上了轨道以后，1960年的一天，聂帅亲自召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负责人商议，要着手抓靶场的准备工作。靶场如何布置，需要测试哪些数据，需要什么样的仪器设备，还有安全防护等问题都要一一进行研究、落实。在许多准备工作中，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几个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干部来筹划和组织各项工作。经过讨论，聂帅果断地提出，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的选定由钱三强同志点将，点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此后我根据聂总强调的精神，着手从德、才、组织能力、健康状况等方面来挑选人才。经过多方面商量和考察，不久就向国防科委提交了六位干部名单，其中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各出三位干部。名单决定以后，他们都来到了原子能所熟悉情况，原子能所也不断给予各方面的培训和支持。从那时起，经过20多年实际考验，这几位年轻的干部，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现在成长为国防科技战线上经验丰富、又红又专的骨干。

1960年，正当各项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遇到了经济暂时困难。在这关键时刻，又是聂帅鼓舞了大家的信心。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尽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为了保证计划的完成，聂帅一方面从思想上、政治上关心科技工作者，鼓励大家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另一方面他亲自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后勤保证。他向海军求援给我们调来了鱼，从新疆、北京、原广州军区等给我们调来了肉、黄豆、食油等食品(这方面王震同志对我们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有一次，我曾经到原子弹设计单位吃过一顿午饭，也亲口吃到了这些东西。根据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反映，这些调来的食品，不仅增强了科技人员的体质，更重要的是使广大科技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大协作的优越性。因此，尽管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这正是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聂帅重视知识分子、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生动写照。聂帅在1960年曾提出过国庆l5周年前后瀑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最后果然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两年零八个月以后又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这些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正确领导，聂帅正确贯彻执行的结果，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王淦昌(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荣誉委员)：

我想讲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在很多技术方面起步很早，但现在却落后了，日本人已远远超过我们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没经费，因此现在什么东西都比人家差得很远。比如说，在核能的应用方面，本来我们是走在前面的，现在日本人却超过我们好远好远，我觉得很惭愧。还有，像半导体技术恐怕情况也是这样。对这一问题，大家要深思一下。创造发明是很重要的，日本人开始什么发明也没有，仅仅是跟在人家后面做，但他们有很大的经济实力，现在在许多方面远远地超过了我们。激光、半导体是这样，计算机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希望大家好好想想办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上次江总书记召集很多人参加会议，我也参加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议都开过一年多了，到现在仍一点想法都没有，这是很严重的。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太差了，所以就永远落后了，好多问题都是这祥，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在科研管理上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落后?

武衡(中国发明协会会长)：

聂总在我党、我军建设、国防科技工作中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我在聂总直接领导下工作了整整十年，受到他很多的教诲与指导。十年动乱后，他虽不直接管科技工作了，但他非常关心科技方面的事情。借此机会，我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

聂总于1956年主持科学规戈|J委员会的工作，在科技战线上做了许多真正为科学家服务的事情。他为解决仪器问题，亲自给富春、先念同志写信，才成立了科学器材公司。这个公司冲破了当时的框框。聂总还亲自主持第．一次科技情报会，并讲了话。在十年动乱期间，他非常忧虑地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能破坏了，这是国宝，因为我们集中收集了这么多科学家所需的资料。1962年广州会议后，他回来得晚一点，他知道广州会议的科学家们提到一些问题，如国内情况相互封锁，科技刊物也出不来，等等。他回来说要抓科学出版工作，亲自在三座门主持了出版工作筹备会，和周扬、强子义等一块商量科学刊物怎么出，并决定召开全国科技刊物出版会议，及时出版科技刊物，提高科技刊物稿酬。聂总不是在那儿空谈道理，而是真正给科学家办实事，为科学家服务。科联、科普合并成立科协的会上，他正式讲：“我是你们的后勤部长”。在制定十四条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上海、北京做调查，并在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十四条时，作了汇报。他说，党政干部就是要为科学家服务，我们服务好了，科学家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好。周总理当时就赞同地说，就是要很好地为科学家服务。小平同志也特别强调过这一点。聂总从管科技工作开始，一直到后来，他一贯坚持要为科学家服务好，给他们创造条件的思想。我早就听说聂总在困难时期给科技人员搞黄羊肉、大豆，刘有光说我们党政干部一口都不吃。那时科学家们对国家、对党一心一意，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们纪念聂总，在这个问题，一切党政干部都要好好学习聂总，真正为科学家服务好。我们现在不可能比1962年还穷吧，我们要真正给科学家干点实事，不能光说空话。我那天参加学部大会，也有点感受。聂老总为科学家办实事，真是那样认真抓，认真办，不说空话。最近李鹏总理说政府是为人民、为基层服务的，这确实是根本性问题，要真正为人民服务，再少点官气，多点服务，我国就能搞好。

汪德昭(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科院声学所名誉所长)：

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科技人员，对聂总逝世都非常悲痛。声学所全体科技人员，特别是搞水声的科技人员，对聂总去世非常伤心。我国的水声技术，尤其是国防方面的水声技术，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水平，能在国际上竞争，甚至一两个项目还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些都离不开当年聂总对国防水声的关心和支持。现在电视上正在放《北洋水师》，大家看到我国近代史上的奇耻大辱，更联想到聂总当年决定开展水声研究的意义非常深远。聂老总抓科学工作有几大特点：

第一，对全国情况很了解，站得高、看得远。编制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他坚持要把国防水声列在电子类里，当时若不那样安排，绝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

第二，坚持全国一盘棋，善于发挥各个部门、每个干部的特长。

第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平易近人。聂总与同志们座谈亲切极了。 l956年我刚回国，在北京饭店遇到聂总，使我激动万分的是，聂总那么高的领导，跟我们谈话却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使你无话不谈，谈一次话，一辈子也忘不了。

搞水声研究需要建站，现在我国有三个水声站分别在青岛、上海和榆林，在榆林建站时，聂总亲自到榆林指导建站工作。这个站后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培养出了一大批了不起的人才。现在他们有的已是学部委员，有的是国内外知名人士。当初建站条件苦极了，缺少粮食，没有蔬菜，更苦的是没有油。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大家不叫苦，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站是聂总批准的。那个地方是鲁宾逊式的小岛，周围没任何科研机构，没有图书馆，没买仪器的地方，要买个电阻、器材，全得跑到广州去，文化生活也没有。终于熬了30年，熬出来了。目前声学所的骨干几乎全是从那里出来的。当初在南海水声站工作的同志，确是无名英雄，功绩是很大的。搞水声试验没有船是不能进行的。我们需要两条船，一条用于声波发射，一条用于声波接收，没有船就要自己造船，我们打报告给聂总，聂总立即就批准了。我们没有辜负聂老总的期望，出了一大批成果和人才。我们有一个研究生到美国进修九个月，美国教师把他夸得不得了。一年后那个研究生来信说，美国教授推荐他作美国教授，称他为世界级的专家，并称赞我们的技术，特别在海上的技术，是第一流的。这样的人，在我国多得很。我国确实有一批世界级的专家，老中青都有。在技术方面，我们搞的减振波过滤研究，在美国声学报上发表后，美国教授给上级报告说，现在减振波过滤研究，世界上有两个中心：一个在马赛，一个在北京。另一个例子，我们有篇理论文章，是关于射线与几何结合问题的研究，在国外发表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意大利召开的一个高级学术会议，专门邀请我们到美国访问的一位学者参加，该学者到会后还被选为组长，这说明我们有些东西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我们有位同志叫赵仁和，被选为学部委员，他有6个项目比国外专家早好多年，当时他用中文发表，别人不知道，后来翻译成外文，人家才知道并承认了这些成果比他们搞得早。还有我们搞的202被动声纳也比国外的水平要高得多。我们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绝不能让北洋水兵的悲剧重演。在南海主权方面，我国若无强大的海防力量，是要吃大亏的。同时我们也满怀信心，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只要我们发挥优势，就一定能战胜来犯之敌。

裴丽生(中国科协荣誉委员)：

聂老总最大的功劳之一，是十分重视科学群众团体。1958年在他倡议下，把原科联与科普合在一起，叫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他在科协成立大会上说，工农业发展和国防建设要求科技工作迅速赶上去，要求加强全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全党全民要大办科学事业。他特别阐述了发展科技事业，科技工作者要发挥共产主义精神，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他还指出，科学工作、技术革新应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专业科技机构与群众活动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生产、教学、科研相结合。这些论断现在证明都是正确的，中国科协若不采取合并措施，学会就不能与科普工作相结合。l958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有人提出取消学会，后经聂帅及时指出，由范长江、周培源出面做工作，使大家对学会的作用、任务有了正确认识。在聂总指导下，我们对工农业开展广泛的技术上门活动，提倡农民群众性实验活动、中小、学青少年科技活动，对全面群众科技活动都很重视。聂帅参予领导1956——l967年科技规划，主持制定科技十四条，这给我国科技发展明确了方向及奋斗目标。在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时，他也注意到对广大科技人员的培养及科技人员水平的提高。1963年召开学术期刊工作会议时，聂帅提出每个学会不仅要有学术专刊，还要有中级刊物，提高广大科技人员及群众的科技水平。这是聂帅的远见。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理论讨论会，他都到会祝贺。他在讨论会贺词中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与大洋洲科学家能以主人翁的身份自己筹备召开这样多学科的大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并不排除广泛吸取别国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聂总这种重视国际学术会议的有远见的作法。

甘子玉(国家计委副主任)：

我是l958年去的原来的技术委员会。我体会聂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同时他的作风非常实事求是，且善于把科学技术人员、各级组织领导和工人的智慧集中起来，然后再贯彻下去，这一直贯穿在他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记得，我刚调到技术委员会去的时候，他找我谈话，他说：“我过去是带兵的，是搞组织武装工作的，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现在我要带一次科学技术队伍，这个任务很重，要为中国的富强努力。”带这支队伍是他后半生的主要任务。另外，他还讲：“你要多了解一下科学家们有什么意见。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要赶紧告诉我。”在部队里有个规矩，参谋对司令员可以提三次意见。我就按这条去办。后来，他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很多意见都接受了，而且及时做出很正确的处理。搞十二年规划的后期工作时，我记得十二年规划后面的57项任务以后，还有些缺项，如仪器仪表什么的，要补，我们都参加了。当时有人认为这样有些散，这么多任务怎么执行。提出这个意见后，聂总补充了十大经济措施。后来又提出，不能光有任务带学科，还得有一定的学科带任务。当时很多学科划到57项任务里去了，但有些基础学科却没有什么任务，这是个比较大的事情，后来按总理的指示，根据一些科学家提出的意见做出补充和修正。

后来是组织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搞一批试验基地，为了“两弹”，办一些院校或在院校里增设一些新的学科。我记得搞十二年规划时，苏联人说中国只有3个人懂计算机，帮助我们搞计算机的苏联专家是一个搞情报的院士，后来他当了苏联情报所长。苏联人只给咱们每秒30次的计算机，这是很大的面子，算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结果我们同时布置了很多措施在搞。半导体也是这样，足有锗，从煤里取。我记得当时张家口的煤里边含锗多，那时我陪安东同志赶去，调一个团去开这个矿。后来到六十年代，苏联撤走专家，经济困难，我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科技攻关，科学院、国防科技系统和大学这三方面拧成一股绳。后来毛主席批示：“要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调整知识分子的政策——“科学十四条”就接着出台了。制定“科学十四条"时花了很多心血，一方面在北京听取意见，另外聂总到杭州休息时，也找人开会，广泛征求了意见。后来在上海也听取了很多意见，从而制定了“科学十四条”0这对当时科技工作的全面开展，政策的全面制定确实是很重要的。

在十二年规划执行中，发现有的具体目标已经完成，但还有一些进一步的工作需要安排，后来对这一规划作了些补充，即l962年到l 967年的补充规划。这个补充规划是在征求了很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比如说激光、集成电路等，都补充在这个规划上了。

我想，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按照聂总的精神，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做好各级科学技术组织工作，广泛吸取群众意见，把它集中起来，正确地贯彻下去，而且有一定的政策配套、保证措施，在生活上也给科技人员一定的条件，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更快。

梁思礼(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聂老总是我国航天导弹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也是广大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和知心人。聂老总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楷模。他对知识分子，一是尊重，二是信任，相信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是能干出伟大的事业的，三是大胆使用，四是提出要求，指出前进方向。l956年10月8日，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老总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技成果”的五院建院方针。以后聂老总又指示我们，要仿制苏联P一1导弹，要我们先当小学生，爬楼梯。仿制成功后又指示我们，不要停留在仿制阶段，仿制只是手段，要自力更生走自行设计的道路。我国航天事业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当年聂老总要我们跳出仿制框框、走自行研制的道路是分不开的。以后聂老总又提出科研三步棋的要求，即一个型号要经过预先研究、型号研制、小批量生产这三个过程。并要求我们要按科研规律办事，发扬三严作风，即严肃、严格、严密的作风，创造一个良好科研环境，多出成果，多出人才。航天事业30多年来，不但研制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卫星、运载火箭，同时还培养锻炼出了一批政治上、技术上都过硬的科研队伍，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聂老总非常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在困难时期，他要求各大军区支援老五院黄羊肉、大豆等，要求各级领导优先保证科研人员，大家都把它叫作“科研肉”、“科研豆”。每当我们取得成绩时，聂老总都给以高度评价，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受到暂时挫折时，聂老总都及时给以鼓励，如l984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首次试验未获得成功，第二天聂老总就写信勉励大家，说这种复杂的科学试验哪能要求必须一次成功呢?现在就是一字之差，是鼓气还是泄气。1984年聂老总80多岁高龄，还时时刻刻关心着我国航天事业，与航天战士同呼吸、共命运。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句老话，叫“士为知己者死”。聂老总把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爱护、帮助充分体现出来了，这就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国第一代航天人都把l956--1966年在聂老总领导下的这一时期看成是黄金时代。聂老总永远活在全体航天人的心中!

吴阶平(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

在今天这个缅怀聂总丰功伟绩的座谈会上，大家讲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听了以后很受教育。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想谈一些具体的体会。

聂帅70多年如一日，做过多方面的领导工作，为国家立下了不朽功绩。我第一次听到聂帅讲话，是在1949年4月初，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来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那时曾在北京饭店开过一次招待会。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和我们的很多领导都出席了那次招待会。就是在那次招待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聂总的讲话。当时就感觉聂总的讲话具有非常鲜明的原则性，关于当时战场上的形势和国民党的前途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我有机会与聂总直接接触。在35年中有过许多次接触，或者在他家，或在医院，或在外地。主要是我向他汇报医疗保健的情况。聂总讲话并不太多，但我感觉到他对我们介绍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很重视医生的意见，并完全能够根据科学道理来接受这些意见，他非常平易近人，对人非常亲切。他的身体很早就有很多病情，特别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但他从未因此而影响他的工作。我在高校工作时，曾经听聂总说到，我们科学技术工作中有三个方面军，高等学校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军。在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之前，高校真正做科学研究工作并不很多。聂总关于高校也是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面军的提法，使高校对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

总之，我从聂帅的生活中看到，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的伟大也表现在与国家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高尚的情操在生活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主要是怎样更好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为社会服务。他的言传身教永远使我难忘。

王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作为晚辈，我没有机会见到聂总，但有些心里话想说。

第一，聂总当时领导一批科学家，开创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扬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l7年来一直在鼓舞着北大一批人坚持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研究，我们一直以这种精神激励着自己。今天，我们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很缺乏，尤其这几年来，有些风气不好。发展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振兴经济，需要有一些大的技术项目，解决成套的科技问题。今天在有些大学里，往往流行少数一二个人，带几个研究生，写些文章，干点小课题。当年聂总领导搞“两弹一星”和发展我国科技时所发扬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协作攻关的献身精神，在今天有些领域里是比较薄弱的。

第二，聂总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8年前聂总给党中央写信，内容是关于我国职称评定中应注：卷的一些问题。看了这封信，我如获至宝。信中提到职称评定中的一些偏差，说有些部门评职称只看论文，不强调实际贡献，致使有的教师不安心教学，医生不安心治病。评职称应全面看实际贡献。由于这封信产生的作用，后来北大一篇论文也没有的优秀教师，只要实际贡献突出，也可以提副教授。我认为聂总这种爱护人才的精神，今天应当特别要发扬光大。在座的科学家，解放初期回国时，都是三四十岁。在聂总领导下，中央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使科学家有用武之地。尤其新中国成立头l0年，回国的科学家很少有人遗憾，谁对回国也没后悔。今后我国的科技发展，急需一批现在三四十岁的学科带头人。如何促使一批年轻人才脱颖而出，除了教育他们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爱国精神外，我们各级领导还要学习聂帅如何爱护科技人才的精神，学习聂总在困难时期爱护科技人员身体、注意营养的精神。现在要关心、解决年轻的优秀科技骨干的住房问题，没住房很难使他们专心致志的献身科技事业。要给年轻人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形成一个好的小气候。陈章良在美国只能作一个高工资的雇工，不可能做事业的主人。他回国后虽拿低工资，但却是做主人。国家给他几百万元建立了一个50多人的重点实验室，使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的环境在美国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一旦能像聂总那样爱护关心优秀年轻人才，给他住房、好的工作条件，我们会吸引一大批人回国，做自己国家的主人，不做人家的雇工。缅怀聂总，我们应学习继承老一辈的这些精神，同时要支持年轻人脱颖而出，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