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黄埔军校

聂荣臻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党的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在漫长的革命与建设岁月中，从黄埔军校起步投身军事斗争与军队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崛起、强盛以及共和国的建立作出卓越贡献立下了丰功伟绩。今年是聂荣臻元帅诞辰120周年，笔者拟以聂帅与黄埔军校、军旅历程之视线，对聂帅与黄埔军校、工农武装和人民军队、根据地建设，其夫人张瑞华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学员，革命夫妻皆与黄埔军校结缘。搜集过往述之未详的史迹与资料，作些肤浅的归纳整理与考释。

一、勤工俭学，矢志革命

聂荣臻（1899－1992）别字福骈，小名双全，曾用名聂云臻，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郎家村石院子。父仕先（1879－1935），母唐雨衫（1875－1933），外祖父远谟（字雨初），家境较富有，常接济聂仕先夫妇。他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1913年十四岁进入江津县思里九都第三初级小学堂学习，1914年考入离家十五公里的永川县陈食场高等小学堂第三班读书，就读两年半，他在校学习刻苦，勤奋攻读取得较好成绩，尤其擅长作文。曾书写铭文“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贴在课室自勉。1917年春在江津县九如镇立高等小学堂第一班毕业。1917年8月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中八班就读，在全班70名同学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课余时间开始阅读《新青年》等刊物。1919年7月上旬，参与起草学生联合会致各同学信，信中称：“朔自曹章卖国，外交生故，警告所播，举国若狂。……邀集津中各校，组联会之会，同捍时艰，共剔外患，激扬民气，以奠家邦。……本此爱国之决心。”首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1919年9月下旬，与几位同学赴重庆，打听留法勤工俭学情况。1919年11月下旬，与同学由重庆乘船赴上海，然后乘法国两万吨邮轮“司芬克斯号”辗转香港、越南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马赛，1920年1月16日抵达巴黎。由华法教育会分配到蒙塔尔纪中学补习法文，在此结识陈毅、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在法国学习期间频频致信父亲，报告学习情况与见闻。1920年6月30日致信父亲，收到汇款100银元，当时一个中国银元可兑换10个法郎。1920年10月10日在蒙塔尔纪与同学参加旅法中国“双十节”庆祝会，1920年10月19日到马赛接邓希贤（小平）、江克明（泽民，1900－1984，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1921年3月9日赴克鲁邹钢铁厂做工，1921年11月30日离开法国赴比利时，入沙洛瓦劳动大学预备班学习，与刘志坚同班同学。1922年6月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学号351号。1922年8月经刘伯坚、熊味耕介绍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17－20日与刘伯坚等一同代表“少共”旅比利时支部，出席在巴黎郊外召开的“少共”临时大会，见到了周恩来等，会议决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到德国柏林考察，第一次见到了朱德，不久放弃了沙洛瓦大学的专业学习。1923年6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其他旅欧共青团员一起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7月回到巴黎，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训练部副主任，后被选为欧旅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月17日任国共合作时的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处长，1924年10月上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10月12月被推选为该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七组组长。1924年11月7日，应邀参观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典礼，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1924年11月30日出席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第三十二次会议，在会上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月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听李大钊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和国内革命形势，印象深刻十分敬佩。1925年1月31日，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他由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选调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并担任中国班班长、中共党支部干事会书记，同班学习的有：熊雄、叶挺、王一飞、颜昌颐、李林、张善铭、杨善集等。苏联红军师职以上高级军官任教，接受了战术、技术、野外演习等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中共党内第一批系统学习军事的共产党员之一。1925年5月，黄埔军校和国内有关军事部门急需懂军事的共产党人，遂积极准备回国。

　　二、黄埔任教，结缘军事

　　1925年8月，他与中国班26名学员，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9月3日抵达上海，经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陈独秀谈话，“只看见他手里拿一张纸，是已经定了的分配名单。”与熊雄、张善铭等十二人分配广东工作。1925年9月中旬，经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谈话，后任黄埔军校第三期政治部秘书，时年26岁，兼任政治教官，授予少校军衔。根据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秘书“有督促全部部务进行之责”；“对于政治工作有随时规定计划，商请主任或副主任接期施行之责”；“对于全部工作成绩，有随时指导职员整理之责”等。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负责安排政治教育，编纂教材、讲义，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后为邵力子）、副主任鲁易等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宣传及部务事宜。1925年9月19日，周恩来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遵照周恩来指示，协助政治部副主任开展工作，参与指导中共黄埔军校支部活动，后任中共黄埔军校党团负责人。1925年10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出版的《黄埔潮》第五期上，撰写并发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文章，指出：“一切军队在战争中之能取胜，它必具有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此外，还有一个生根的条件－精神方面，士兵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文章还强调：“军队中政治工作是如何重要哟，尤其是我们革命军应当十分的准备着精神的战具，以对待那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者。”1925年12月29日，鲁易调离黄埔军校后，他在政治部的工作更加繁忙，经常要前往广州城内，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请示工作。1926年1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简称黄埔军校），并规定各军自办的军校、讲武堂等并入黄埔军校。他继续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秘书，并被推选为《军事政治月刊》政治编辑主任。1926年1月17日，他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1926年2月20日，在《革命军》第十期上发表《苏联红军的新首领》的译文（译自俄文版《国际通信》），系统介绍苏联海军、陆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等一批新任红军将领生平事迹。1926年3月8日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员开学典礼。1926年3月上旬，参与黄埔军校党团的领导工作。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当日与许多共产党员一起被扣押在中山舰上，获释后，与周恩来、陈延年、黄锦辉等在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对策，他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1926年4月中旬，他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直接与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政治部，以及黄埔军校等单位联系，派遣干部，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6月1日，陪同周恩来在广州城区司后街叶家祠叶挺的家里，召开叶挺独立团连以上中共党员干部会议，协助独立团作好北伐前准备工作。1926年6月到设置于番禺学宫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第六任所长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运动》课程。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被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指定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由广州先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汇报请示工作。7月中旬，他被委派武汉、岳阳、长沙，向北伐军中的中共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和军事部指示，帮助解决或向军事部反映北伐遇到的问题。1926年10月中旬被任命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负责湖北军事工作。1926年11月，他负责分配一部分黄埔军校第四期中共党员毕业生到北伐军工作，其中林彪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1926年12月中旬，向来武汉的总书记陈独秀汇报军事工作。1926年12月18日参加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仍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继续负责与北伐军和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联络事宜。1927年1月参与中共中央军事部分派朱德的具体工作，朱德到江西南昌后任第五路军朱培德部总参议，兼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1927年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北区委代表，出席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1927年4月10日受中共中央委派，与李立三等同行赴上海，协助周恩来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协助周恩来将工人纠察队大批骨干队员转入秘密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还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1927年5月中旬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与周恩来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赴武汉，赶到时“五大”已经结束。1927年5月在武汉与陈毅相见，并将他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党的工作，公开身份为政治部文书。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中共湖北区委军委并入中央军事部，他参与中央军事部的组成，负责对军队的联络和政治工作。1927年7月中旬，周恩来召集中央军事部成员会议，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任命他为前敌军委书记。1927年7月26日，他赶赴马回岭与第二十五师中的中共党员、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孙一中、王尔琢等策划起义事宜。8月1日率第七十三团等部赶到南昌参加起义。1927年8月至10日任起义军第十一军中共军委书记、党代表。起义失败后，与叶挺率领第十一军南下，1927年9月19日与叶挺等率第十一军抵达大埔，9月23日与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南下潮安、汕头。1927年11月4日致信中共中央军事部，报告第二十五师三河坝作战失利，部队“尚存实力约有1500人左右，枪支在1000支以下，机关枪两挺”等情况。1927年12月上旬，与杨剑英由香港到广州，多次参加研究发动广州起义的会议，提出要秘密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及在夜间进行暴动的建议。他设法与各方面进行联系，了解情况筹备军械。1927年12月11日与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共5000余人发动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6日起义失败后抵达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工作，收容和安置参加起义撤至香港人员，组织和分派兵运干部。

1928年1月14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组成士兵运动委员会，他任主席。他在《广东省委通讯》第七期发表《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指出：“这次暴动是继南昌起义的又一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武装暴动，……夺取了敌人政权，产生了苏维埃政权。”1928年3月中下旬，参加了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在香港召开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1928年4月在香港与张瑞华结婚，张瑞华（1909－1995，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政治大队女生队学员，后随聂荣臻到中共顺直省委、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联络机关做秘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正部长级干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1928年11月24日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并任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1月18日继续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负责中共香港西区区委和广东省济难总会党团的领导工作。1929年6、7月间，与张瑞华和贺昌夫妇招待途经香港赴广西工作的邓小平。1929年10月29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名义前往广东东江地区巡视。

三、工农武装，参与创建红军

1930年1月接中共中央通知，奉调顺直省委工作，春节前离开香港赴上海。1930年2月与张瑞华乘船由上海到天津，当时居住马场道丰云路15号宅。他仍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张瑞华为组织部秘书。1930年4月23日与张昆弟到唐山巡视，1930年5、6月　间参与省委军委领导工作，约薄一波（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谈兵运工作。1930年6月底离开天津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顺直省委工作，嗣后调中央特科工作，公开身份以记者作掩护，化名李松涛，不久张瑞华调赴上海，担任中央机要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参与无线电培训班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后协助周恩来开展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9月23日女儿聂丽（即聂力）在上海出生。1930年9月24－28日，列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10月与周恩来、刘伯承等开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苏区派来干部，讲授《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其间与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开始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等，译成后送往各根据地，供红军作战和训练中参考执行。1931年1月30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参谋长。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25日开始协助周恩来等采取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转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人。1931年5月与李富春、朱瑞等开办中央军委士兵运动训练班，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再度协助周恩来等转移和隐蔽。1931年12月中旬奉调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与陈寿昌等离开上海。1932年1月1日辗转广东汕头、潮州、大埔、永定、上杭抵达长汀，当晚赶至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留中央根据地工作。1932年1月27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2月9日参加红三军军事政治教导队开学典礼，并致词祝贺。1932年3月12日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委，3月18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任总指挥部政委。1932年4月10日率红一军团在龙岩城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张贞部第一四五旅两个团，缴获枪支930支，炮两门，俘虏敌军680余人。4月19日在漳州聚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敌军1670余人，缴获枪支2140支，各种炮6门，飞机两架，获得首次指挥大战胜利。1932年5月1日部队整编，红一军团兵员配备计有9698人，长短枪5126支，轻重机关枪24挺，迫击炮6门。1933年春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8月2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1月31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2月14日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10月10日晚率红一军团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从湘西出发长征。1935年1月14日与林彪同行赴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部扩大会议。长征行进到哈达铺时，他偶然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毛泽东，中共中央决定挺进陕北。1935年6月14日率部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所率部队会师。1935年7月21日红一方面军整编，任红一军政委。1935年10月22日赴吴起镇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1月3日决定恢复红一军团，仍任军团政委，此时红一军团有兵员5150人。1936年4月至12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5月林彪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他仍任军团政委。1936年7月底，与张瑞华阔别五年之久，辗转上海等地抵达陕北保安。1936年8月3日红一军团整编后有兵员6950余人。1936年10月中旬经过扩大红军，红一军团有兵员1.1万人，各种枪6600支。1936年12月7日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15日左权调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陈光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他仍任红一军团政委。

四、纵横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全师兵员1.55万人。1937年8月29日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分会委员，1937年9月23日与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平型关阵地，9月25日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歼灭辎重部队1000余人，取得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胜仗。1937年10月22日率第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部3000余人，赴晋察冀边界创建敌后根据地。1937年10月25日组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任司令员兼政委，在五台县办公。1937年12月28日在吕正操陪同下接见整训的人民自卫军营以上干部，此前10月14日吕正操率原东北军第六九一团两个营、四个直属连共1000余官兵，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会合后，部队经扩编已建制三个步兵团，兵员2400余人，轻机关枪50余挺，重机枪15挺，各种炮16门。1938年4月9日，晋察冀军区经扩编已有兵员40000余人。1938年12月6日，晋察冀军区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实有兵力8.6万人，各种枪50000支，各种炮54门。1939年1月6日，晋察冀军区冀中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文安县伏击歼灭日军第一一○师团200余人，炸毁坦克1辆，汽车13辆，炮1门，轻重机枪8挺，步枪100余支。据1939年12月底统计，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编成31个团，总兵力达12.7万人。1939年3月31日，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迁移河北完县高士庄。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冀中第一、第三军分区计5个团1个支队在涞源县东南20公里的黄土岭将日军重重包围，激战两天毙伤日伪军900余人，俘虏13人，击毙日军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开创了抗战以来击毙日军中将级指挥官先例。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72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1942年11月5日，晋察冀军区发布1937年11月至1942年9月7日战绩公报：共作战13157次，毙伤日伪军16.9万人，俘虏日军441名，日军投诚9人，俘虏伪军19603人，伪军反正16991人，缴获各种炮116门，机枪1028挺，其他枪支32440支。1945年4月23日赴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据晋察冀中央局统计，全区部队共编22.5万人，其中野战军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1946年3月13日兼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及政委。1946年4月16日与阔别15年的女儿聂力重逢，全家团聚。1948年5月9日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1948年12月13日任平津区卫戍司令，1949年6月下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搬迁中南海办公。

五、致力国防科技，推进“两弹一星”

1949年9月8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1949年9月21日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阅兵典礼总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工作。1949年11月21日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1951年1月4日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3月23日任中央军委编制委员会、军衔委员会、兵役法委员会主任。1954年6月19日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15日任命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28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负责装备与兵工生产。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授衔、授勋典礼，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27日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28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8月17日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1966年8月12日参加中共八届第十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4月28日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3年3月10日致信答复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金佛庄同志是浙江人，共产党员，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后到国民革命军任团长。1927年途经九江时在轮船上被捕，同年在南京被害。”1973年8月30日出席中共第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5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7年8月19日出席中共第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25日继续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5年、1978年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员。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12日出席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发明协会名誉会长。1983年5月《聂荣臻回忆录》第一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14日为黄埔军校创建60周年题词：“纪念黄埔，促进祖国统一。”1984年6月6日为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题词：“团结共勉，统一祖国。”1984年6月16日在北京出席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1987年11月辞去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3月12日应邀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刊《黄埔》创刊题词：“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黄埔同学自当共促祖国统一。”1990年5月11日在家中会见来自台湾的原黄埔军校校友邓文仪、陈舜钦、周乐军、劳政武。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侯镜如，以及郑洞国、杨荫东等陪同。会见中，嘉勉大家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海峡两岸交往而努力。1990年9月12日下午，会见不久从美国回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的李默庵，与李共同回忆了在黄埔军校、北伐、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并勉励李为促进和平统一祖国而努力。1992年5月14日晚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3岁。遗著有《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军事文选》等。

结　语

从聂荣臻当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开拓与探索共产党人参与的军队政治工作，使得他站在那个时代的高点，站在属于他们那辈人的大时代前沿，也显示了聂帅运筹帷幄与大智大勇。他从一名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开启毕生军事生涯，他早年担负中共湖北、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时，先后参与了对朱德、林彪、陈毅、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安排，是我军较早从事军事领导工作的先驱者之一。聂帅在艰苦卓绝的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都为人民军队与根据地创建、发展、壮大作出过杰出贡献。这正是他的高光闪耀之处，他的高瞻远瞩与超凡伟岸，为后人作出的榜样、示范与引领，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仍旧值得后世缅怀、景仰与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