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特殊贡献和卓越思想

聂荣臻元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聂荣臻而言，也是一生中极不平凡的阶段。当时，聂荣臻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代理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深入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善于把控大局，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灵活的指挥艺术，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展现了其卓越的革命思想。

上兵伐谋，谈打结合，为新中国保留下一个完整的古都

1948年8月聂荣臻到西柏坡汇报工作时，得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商定，新中国建立后将定都北平。聂荣臻认为，这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自己作为华北军区的军政领导，应该积极主动地贯彻落实好这一伟大部署，为新中国保留下一个完整的古都。

1948年底，平津战役拉开了序幕。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聂荣臻很快赶到北平东蓟县孟家楼总前委作战室。此前的1948年12月22日，北野战军在新保安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部队第35军。两天后，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又在张家口歼灭了傅作义部困守张家口的5.4万余人。这样一来，完全切断了傅作义向北的退路，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聂荣臻对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有着深入的了解。傅作义是个比较清廉、正直的人，具有较强的爱国心，抗日战争中英勇顽强，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和蒋有着较大的矛盾。

到孟家楼后，聂荣臻首先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交换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不放弃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同时，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减少损失。”罗荣桓很理解、赞同聂荣臻的想法。

第二天上午，林、罗、聂3人在作战室研究完攻打天津的战事后，聂荣臻就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一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介绍完情况后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兵家上策，如果北平能够和平解放，对于保护古都，对于全国的影响都很大。”

林彪声音低沉而缓慢：“这恐怕只是一种善意的幻想，不可能实现的。”

聂荣臻说：“如果在做了大量的工作后，傅作义仍拒绝和谈，那我们当然要打。可是，要是枪炮一响，肯定会把北平打个稀烂，那些名胜古迹将毁于一旦，这样你我都不好向群众、向历史交待。更何况党中央已初步决定，战争结束后定都北平。”罗荣桓完全赞同聂荣臻的意见。

聂荣臻很快向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报告，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而解决的可能。”

党中央和毛泽东支持聂荣臻的这一想法，电示：只要傅作义愿意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保全其私有财产，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1949年1月8日下午，傅作义派出的第二批和谈代表周北峰、张东荪来到蓟县八里庄。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聂荣臻驱车赶往这里。两天前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就与傅作义的第一批代表崔载之、李炳泉谈过，但双方差距很大。

聂荣臻向二人介绍了全国的战局和平津面临的形势后，接着说，“傅将军无论西退，还是南撤，看来都不可能了”。

周北峰问解放军方面的方案。

聂荣臻回答：“毛泽东主席在几天前，又就解决平津问题电示前线司令部。他说，只要傅作义将军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将允许傅部编为两个军，并赦免他本人的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他部属的生命财产，一律不予侵犯。我们将坚决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办。”

9日上午，聂荣臻、林彪和周北峰、张东荪又开始会谈。聂荣臻说：“一旦实行了解放军化、解放区化，傅将军的这些要求都可以实现。也就是说，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参加起义的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以留下来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至于傅将军本人，保全其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张东荪和周北峰连连称好。

第二天上午10时，聂荣臻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来了。会谈结束，聂荣臻吩咐作战处长唐永健加班，将谈判情况整理成谈判纪要，一式两份。下午，双方签了字。聂荣臻叮嘱周北峰：“傅将军答复的最后期限是1月13日。”

周北峰回到北平后，将《谈判纪要》交给傅作义，但傅犹豫不决，压下来了。

1月12日，林彪和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傅作义决定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再来谈判。毛泽东指出：“估计天津守军13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14日攻击天津。”聂荣臻完全清楚，傅作义迟迟不作答复，是在观望等待。如果迅速打下天津，切断傅作义从海上逃跑的路，北平的和平解决也就容易得多了。

1月13日下午1时左右，邓宝珊、周北峰等人来到通县以西一个叫五里桥的村子。第二天，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进行会谈。一开始，聂荣臻就说：“我们上次已经讲清楚，还写进了纪要，1月13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你们没有主动答复。我们通过有关方面的人员多次催问，贵方仍迟迟不作答。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下达进攻天津的命令了。因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邓宝珊问聂荣臻：“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3天。”聂荣臻回答得很干脆。“3天？”邓宝珊笑了一下，“不会是戏言吧，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哟！”“3天打不下来，就打30天，打半年，打一年嘛，迟早总有一天能打下来。”聂荣臻毫不客气地说。邓宝珊没有想到，对方态度这么强硬，这样自信，就让周北峰向傅作义发电报，电报发出不久，傅作义很快回电：“请和邓先生商量，酌情办理。”

谈判中，邓宝珊提出在过渡时期军队的改编用人民和平军的名义，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成立联合政府，傅作义将华北全部担子交给邓宝珊负责等，均被聂荣臻一一拒绝。谈判一结束，聂荣臻马上致电中央军委，再次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的可能。”

1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歼敌13万人。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拿下了他手中紧握的这一砝码。

1月16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等人再次会谈。这次会谈，顺利地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1月21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从1月22日起至31日，傅作义部的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同时，解放军接收北平。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保存下一个完整的古都，还极大地影响了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解放战争的进程，促使这些地方得以和平解放。

慎重初战，精益求精，为开国大典奉献一场精彩的阅兵式

1949年7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新中国开国大典于10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央还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拟定了开国大典方案：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是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接着，中央军委遵照党中央的意见成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朱德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作战处长唐永健、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等人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由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任副主任。

聂荣臻认为，开国大典阅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二十八年革命胜利的庆祝，也是为新中国美好未来的展示，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奉献一场精彩的阅兵式。

聂荣臻安排杨成武、唐延杰起草《阅兵典礼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式礼乐和受阅前的准备等。指挥所的工作人员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兵种抽调。受阅部队陆军大部分来自20兵团的平津卫戍部队，由步兵、炮兵、战车、骑兵各1个师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装甲、坦克各1个团。海军和空军的代表队来自这两个新兴的军种，海军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1个排组成，空军由17架飞机组成。

对于阅兵的地点，指挥所提了两个方案：一个在天安门广场，另一个在西苑机场。聂荣臻主张在天安门广场进行。

聂荣臻与杨成武带着《阅兵典礼方案》，到中南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听了汇报，对方案给予了好评。

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阅兵也象打仗，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聂荣臻站起身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慎重初战，把阅兵搞好。”阅兵指挥所很快将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受阅部队全体官兵。

聂荣臻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最关心的，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对付蒋军空袭的问题。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陆军的优势已消失殆尽，为挽救其垂危的命运，便大量地进行空袭。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空袭了解放军已占领的北平南苑机场，6架B-24型轰炸机，从青岛起飞，投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炸死炸伤24人。为了避免惨剧再次发生，聂荣臻建议，中央军委航空局作出指示，很快组建了一支能升空作战的飞行中队，担负北平的防空任务。

开国大典阅兵时，蒋军会不会空袭呢？聂荣臻和有关人员一道分析了敌机的活动特点，提议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这是因为敌机长途奔袭，大多在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而且这个时间，蒋军飞机从所占有的任何一个机场向北平飞行，都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很难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

如遇空袭，马匹管控不好，后果不堪设想。聂荣臻指示，受阅的骑兵部队采取了必要措施。尽管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聂荣臻仍作着最坏的打算。他向受阅的部队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保持原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对群众，聂荣臻通过有关部门做工作，要求他们听从指挥，不要乱跑。

这次受阅的部队主要是步兵，由199师和独立207师619团组成。阅兵以队列训练为主。队列训练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无“依据”。至开国大典前夕，已有22年战史的人民解放军还没有规范队列动作的条文，临时编写已来不及，只好找了一本苏联军队的队列条令和一本国民党军队《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操典》的小册子作参考。参训部队结合多年的实践，作了许多修改，改过来改过去。怎样背枪、怎样甩袖、怎样迈步，也都改了几十次。

另一个问题是枪支不统一。解放军的枪支，大多是从敌人手中得到的。有蒋介石给“造”的，有从日军手中夺过来的，有美国人“送”来的。中央军委很快下达命令，从各部队调来了三八大盖。这种枪，在当时的步兵武器中算得上是漂亮的。

开国大典受阅的骑兵部队，是华北军区所属察哈尔军区骑兵第3师、华北军区一个挽曳“三八”野战炮营，共有1978匹战马。首先，1978匹战马要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练得动作整齐划一，实在太难。其次，这么多的战马，如果受阅中拉粪，把广场弄得脏兮兮的，影响后面的部队怎么办？三是路面光滑，受阅中马失前蹄怎么办？四是受阅中遭到空袭，战马惊吓怎么办？

聂荣臻指示受阅的骑兵部队，发动上上下下，想办法解决问题。

战士们想出许多办法进行训练。比如，扯一根绳子让它们习惯左右看齐。最重要的是和战马建立感情。战士在训练中，对战马不打不吼；训练下来，尽量把战马照顾好。战士们还起早贪黑，到附近的地里割青草喂马，把自己的馒头省下来给马吃。一有空儿，战士就给战马刷洗身子；夜里怕蚊子叮咬，就找来艾蒿，在马棚四周燃点起来驱蚊。

天安门前的青石条路，几百年间人踩马踏，又光又滑。战士们在阅兵前给马换上新掌，新掌生涩，加大了摩擦，万一再打滑，驭手紧收缰绳，马身子一往下沉就猛提绳子，使战马不致下趴。

这次受阅的坦克和装甲车共152辆。解放军的装甲部队，是在与敌人作战过程中，不断缴获装备、不断获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受阅的战车第1师，最初仅有缴获蒋军的5 辆坦克。经过几年的发展，到受阅前夕已拥有各类战车870辆。

在接受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任务后，战车第1师官兵立即着手准备，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避免开进中熄火。这些缴获的战车，大都参加过战斗，车况已不大好。而且，要横成排、竖成行地开进，过去没有训练过。

聂荣臻来到训练场，给大家讲述搞好这次阅兵的重大意义。官兵们训练劲头更大了。他们顶着四五十度的高温，苦练合成。每天训练下来，则认真进行检修、保养，使战车保持良好的状态。离开国大典还有半个月，大家一遍遍地擦拭车和炮管。

聂荣臻深知，现行的海军各种重型装备不可能到达天安门广场，但加强海军建设，是我军的重要发展方向。因而这次海军参加阅兵，意义重大。聂荣臻十分关注受阅海军的训练，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按照原定的阅兵方案，空军不参加阅兵式。此时的空军，实在太年轻了。

8月底，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到南苑机场视察。他们走到每架飞机前，都要仔细查看，仔细询问：“机况怎么样，能不能起飞接受检阅？” “现在能飞给我们看看吗？”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刚坐到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9架P－51飞机便发出隆隆巨响，腾空而起，编队飞行，然后从容落地。朱德掰着手指算了几遍。一共有17架。

几天后，朱德和聂荣臻又到了南苑机场。17架飞机为两位将军作了表演，按不同的机种从观礼台前飞过，5分钟一个批次。朱德、聂荣臻为飞行员们的表演鼓起了掌。二人回去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才决定开国大典上空军也要出动。朱德还专门为此发布了命令。

飞行队接到受阅任务后，立即研究确定方案。参加受阅的飞机为P－51机9 架，编为1、2、3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4分队；C－46机3架，编为5分队；L－5通讯机1架，与PT－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6分队。对飞行的速度，也作了规定。没有航行图，便用5万分之一的普通地图代替。为了显示军力，9架P－51机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后右转弯，飞到城墙外侧，正好接上第6分队，使人看到一个整体编队，而且前后都是P－51飞机。为了防备国民党飞机空袭，他们还建议P－51机中，有4架带弹受阅，一旦敌机来袭，立即拦击。

计划制定出来后，各分队长机多次试飞，进行调整，最后全部参加受阅预演。这17架飞机在受阅前夕全部油饰一新，按不同的机型、机身分别刷为银白的、绿色的、灰色的，机头都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装饰镶金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间的条纹。

受阅前，飞行员们面对国旗立下了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开国大典、阅兵，总是伴随着军乐演奏。开始，对演奏什么乐曲有多种意见。乐队指挥罗浪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用中国自己的军乐，将人们熟悉的一些中国革命歌曲和即将确定的国歌，进行改编。聂荣臻看完方案之后，作了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并请中央五大书记审阅。”很快将这份方案报送中央。

看完报送来的方案后，毛主席说：“这是中国人的国庆，是我们的国庆，当然得用自己的曲子了。”于是用铅笔写下9个字：“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周总理批阅“同意主席意见。”

9月30日，聂荣臻发布开国大典阅兵命令：“（一）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日，特定于十月一日十五时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地区，举行北平卫戍部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部队之阅兵典礼。（二）凡驻扎北平之步兵、骑兵、炮兵、坦克装甲兵团、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部队均参加阅兵典礼。（三）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检阅。（四）本人受命为阅兵典礼总指挥。（五）阅兵典礼一律着夏季服装。（六）各部队指挥员应派出标兵。（七）为调节阅兵场各种动作及维持秩序，特组成阅兵指挥所，由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任指挥所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任指挥所副主任。各受检部队在阅兵场及分列式中均应听从指挥所的指挥。”

10月1日下午2时，30万军民汇聚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庄严时刻的到来。偌大的广场，红旗、彩绸飞舞，鲜花吐艳。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朱德一前一后，沿着西侧的古砖梯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刘少奇、周恩来等紧随其后。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在定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正式成立了！并亲自摁动了升起五星红旗的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接着，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聂荣臻致军礼并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朱德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回到天安门城楼后，朱德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检阅式完毕，分列式开始。

在受阅的部队里，走在最前面的是海军分队。他们虽然只有两个排，但标志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已经正式有了海军。

作为解放军主要作战部队步兵代表的199师，以整齐的步伐、协调一致的动作、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毛泽东及其他党的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样一支数十年野外作战、缺少队列训练的部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练出如此水平，实属奇迹。

激越、雄浑的《骑兵进行曲》的乐声响起来了。乐曲声引出了壮观的骑兵队伍 。3个骑兵团，后面还有一个挽曳野战炮营。1978匹战马, 毛色或火红，或雪白，或乌黑，以六路纵队前进。中外记者和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将其称之为“红马连”、“白马连”、“黑马连”。随着指挥员的口令，战马放蹄，横看成列，纵看成行，从空中鸟瞰，象一片片漂动的地毯，和谐、雄壮，激奋人心。

分列式开始后，100多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天动地，以3路纵队开进，时速15公里，整齐化一。坦克通过天安门前时，城楼上的毛泽东取下手中的帽子，向战车方队不停地挥舞。

当战车隆隆通过天安门时，空军飞机分别以3机和双机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顿时，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了立体阅兵方阵。30万人的海洋，爆发出如潮如雷的掌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都兴奋地仰视天空，观看新中国的空军。

下午4时，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17架飞机引擎声轰鸣，接着，依次腾空而起。4时35分，当战车师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时，飞机也飞临天安门上空，顿时，广场上的人们欢呼起来了：“飞机，我们的飞机！”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兴奋地举起右手，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

晚上，飞行员们应邀参加了宴会。朱德总司令在讲话时，特别面向飞行员们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我过去是一个军种的司令，现在不同了，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真正的司令了。”

新中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开国大典的阅兵也震撼了世界。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为其圆满成功殚精竭虑，使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剧开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好头，也为其后共和国阅兵树起了一根标杆。

清匪除特，荡污涤垢，为新中国创建一个安全优美的首都

1949年9月8日，也就是离新中国成立20多天时，毛泽东草拟的新华社电讯宣布，叶剑英奉命赴两广工作，聂荣臻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接过了这份担子。11月20日至22日，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聂荣臻被选为市长，成为北京市第一届民选市长。

那段时间，聂荣臻还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身兼多职。聂荣臻认为，每一个职务，每一项工作，都十分重要，必须精益求精。作为市长，一定要把北京市的工作做好，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让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有一个安全、优美的工作环境，更好地领导好全国。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及市长、副市长、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上，聂荣臻发表讲话说，市政府受200多万市民的嘱托，责任重大要努力做好工作，决不能半途而废。要为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工作，加强工作计划性，能办的事情立即办。凡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事都是小事，关系民众的事都是大事情，大家必须认真办好。

当时北平虽然和平解放，部队也进驻了，但治安问题非常严重。北平和平解放，许多敌对势力没有消除。一段时间里，这里集结了来自多地的带着各种背景的反动残余势力，其中有华北各地流落而来的，有东北解放后流亡来的，包括许多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和地主、恶霸、流氓头子等，此外还有社会上流散的数万名散兵游勇。这些势力中，有的直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操控，不断开展破坏活动，仅1949年3 月，北平就接连发生了103起案件。一天晚上，聂荣臻的警卫员坐着轿车去取药，在北海桥头遭到枪击。

面对如此的形势，聂荣臻认为，北平作为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如果匪特及各种敌对势力不清除，将严重干扰中央的工作，影响全国革命的进程，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他的各项工作也就难以开展。他认为，清除各种反动势力刻不容缓。他要求公安部门、卫戍部队把这作为重中之重，加紧工作，发动群众，打击种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反革命势力，力争社会治安状况迅速好转。他亲自参与研究，精心布置，力求稳准狠地打击敌人。由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充分发动群众，部队行动快捷、准确，打击活动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旧北平时期隐藏下来的一万余名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等，除被逮捕了一批和少数潜逃外，大部分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自首，基本瓦解了北平的特务组织，使北平的安全有了保证。到新中国成立时，北平已基本恢复了正常秩序。

对于偷盗、乞丐、流氓滋事以及吸毒、赌博等有碍于社会治安的各种现象，聂荣臻在安排集中打击的同时，还指示卫戍区组织军人纠察队，定时不定时地在大街小港进行纠查巡逻，扩大打击效果。针对外国人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聂荣臻指示专门从随营学校中挑出一批懂英语的师生组成纠查队，在外国人活动的公共场所进行纠查。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定都北平，保证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提供了条件。

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规定，将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培训，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其学艺，从事生产。决议还规定没收妓院财产，以作为救济妓女之用。聂荣臻对此事极为重视，当天发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北京市公安局长具体负责，组织北京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市法院、市妇联出动干部和人民警察2400多人全市统一行动，在12小时内就封闭了224家妓院。400多名妓院老鸨和领家被集中管训。1200多名妓女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帮助她们另谋生路。妓院被封闭，千年污垢短期内得以消除，人民拍手称快。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高兴地对聂荣臻说：“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解放初期的北京市政设施非常落后，许多街道、胡同垃圾堆积成山，污染环境、影响市容，有的把街道、胡同都堵了。聂荣臻上任后，动员部队、机关、街道居民共同清理垃圾。仅1949年一年，北京市就清理垃圾粪便60多万吨，使环境初步得到了改善。北京市因臭、脏而闻名的臭水沟有8条。聂荣臻尽管公务繁忙，还亲自筹划北京市的给水、排水工程。他带领各级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实地调查研究，制定治理方案。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市人民政府克服困难，仅1950年就对全市22个下水道系统中的6个进行了治理整顿，其中包括龙须沟明沟改为暗沟的工程，使城市环境得到了改善。

在抓北京市的工作中，聂荣臻坚持诚心诚意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凭主观想象去办事情，而是根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办事情。这样工作起来效果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1949年的冬天，北京市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大街小港全被冰雪覆盖，给人民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讨论和布置扫雪工作。聂荣臻决定动员军队，参加扫雪。军队和地方共同努力，路上的积雪被铲除一空，交通事故很快降了下来。

1950年1月11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一文。文章指出：一年来，推翻了国民党旧政权，建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治安方面，逮捕了反革命分子743人，集中管训2407人，登记自首反动骨干分子6425人，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15770人，破获盗匪抢劫案198件，逮捕抢劫犯370人，改造小偷2102人，收容教育乞丐1278人，消灭了妓院制度，维护了社会治安，废除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郊区土改，4.6万多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进行了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但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困难还很多，不能自满。

1951年初，聂荣臻由于军队工作过于繁重，不能再兼管北京市市长的工作，便向中央提出辞去了该职务。他在担任北京市长一年多的时间里，清匪除特、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为北京市的各项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为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