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同志在张家口

今年，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聂荣臻同志诞辰120周年，又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初夏，我沿着怀来、新保安这些在解放战争史中有过记载的地方一路上行，来到了张家口。这里曾经是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聂荣臻同志作为中央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一年多时间，我寻着前辈的足迹，追忆前辈的故事，在历史的巨变中感悟着老共产党员的初心和坚韧……

筑牢群众基础

1945年9月10日，晋察冀中央局在张家口成立，聂荣臻同志任书记。面对国民党军即将进入平、津，而苏联红军又将从东北及察、热两省撤出。9月19日中央发出指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有鉴于在对日伪的反攻作战中，晋察冀军区解放中小城市109座（不含反攻前解放的12座县城），辖内人口达到4000余万的现状。中央要求晋察冀和晋绥两大区……保障现已为我军解放了的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热河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为此，晋察冀中央局面临的工作首先是，巩固、壮大解放区。

从我党成立之初，农运就是工作重点之一。晋察冀中央局成立后，聂荣臻深入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当时，在新解放的地区，土地集中的程度尤甚。如察北和察南某些地区，占有十倾（一倾等于一百亩）二十倾土地的地主，不止少数，甚至有百倾千倾乃至三千倾之地主。他们多采用一种农奴式的剥削方式，如所谓“大伙房”，把农民集中起来起伙经营，就是其中剥削方式之一。地主对佃户可以任意地抽捐抽税，凡是佃户家里可以见到的东西都有捐税，如“磨子捐”、“锅头捐”、“牲畜捐”等。没有地主的“许可证”，佃户不能私自添置任何东西。“使得佃户累世也借不清回不完的账”。在平津附近地区，有拥有三千倾、七千倾，最高达三万倾土地的大地主，有所谓“锅伙地”、“庄子地”，其对农民剥削奴役程度同样令人发指。正如农民群众所说：“八路军要不来，我们今年活到头了，呆在家里要饿死，逃跑出去要冻死。”聂荣臻深知：农民刚从敌伪统治下解放出来，斗争热情高涨,必须把他们尽快组织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以此才能筑牢群众基础，解放区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为此，聂荣臻要求各级干部，“不要忘记乡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从那里生长起来，目前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根据地和主要的依靠。”他还指出：深刻认识大规模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关键，是农民群众翻身的必由之路，也是支援城市建设的前提条件。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新解放区首先开展了控诉日军、汉奸、恶霸罪行的民主运动，并及时转入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为了使减租减息开展得更加扎实，有些地区先集训骨干，使他们明白：广大农民，祖祖辈辈饥寒交迫，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租子太高，剥削太重。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激发斗争热情，增强斗争信心，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起到领头羊作用。对此，聂荣臻给予充分肯定，并将其作法在其他地区进行介绍和推广。通过对日伪军长期奴役进行清算复仇的民主运动，使千百万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同时，普遍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以后，农民受剥削受奴役的情况得到缓解，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不但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还为后来的“土改运动”打下了基础。

我党能够在新解放区彻底摧毁日本侵略者所建立的统治机构，严惩汉奸战犯和地方恶霸；普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组织起人民自卫武装；使广大新区人民获得民主、自由权利，经过人民选举先后成立了察哈尔、热河省以及各市、县、区人民政府；以及，广大群众在以后保卫已得利益的斗争中，自觉地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周围，同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斗争，都是与开展减租减息（后又转为土改）运动，贯彻党的土地政策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因为晋察冀解放区群众基础打得牢固，毛主席和党中央，最终才决定入驻平山西柏坡。

二、管理好人民的城市

张家口是由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的唯一一座省会城市。敌人在溃败前，对城市设施进行了破坏。面对这座被敌伪糟蹋得脏、乱、破、旧的城市，聂荣臻同志坚定地说：“必须学习管理与建设我们的城市。”

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边区政府和军管会迅速组织群众全面恢复日军溃退时对城镇造成的破坏。组织铁路工人和上万群众修复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铁路276公里，公路2490华里。铁路工人说“如今的张家口是人民的，今天的铁路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再不是铁路的奴隶，而是铁路的主人。”

9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胜字第二号布告，宣布：“迅速恢复农工商业，取消配给制度及组合统制，敌伪一切垄断农工商业之措施概予废除……自由发展工商业，奖励私人经营，严禁囤积居奇，操纵垄断。”边区政府为调节劳资间关系，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各种企业之正常盈利，取消了日伪统治时期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了贸易自由、劳资两利的政策，并发放了大量的贷款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在各种利民政策激励下，新解放区内失业工人得到合理安置，工人店员生活得到适当改善，不但没有国民党统治区工商业关门倒闭和工人大批失业的现象发生，反而，绝大部分自敌伪手中接管的工厂都恢复了生产，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品种类和数量也都有显著提升。大中企业和商家从1980家增加至3201家，小商家小作坊从8044家增加到13000家，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

在文化建设上，晋察冀中央局始终把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沿着彻底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文化和为它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奴隶文化；反对大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封建新专制主义文化的道路前进。就如磁石一般，吸引了各地文人学者纷至沓来。9月，边区文联、文协、报社、新华社等先后进入。新闻出版界聚集了像邓拓、胡开明、丁一岚等一批优秀人物，把新闻、出版、广播搞得风生水起。华北联大在此复校，医科大学、工业专科学校、内蒙古军政学院，接连成立。吸引了平、津及重庆的大、中学生，纷纷来张求学。边区行政学院的学生80%来自国统区，华北联大就有300多名是来自平津的新生。文化界也是盛况空前，成仿吾、肖三、艾青、丁玲、肖军、周巍峙、田间、贺敬之、草明、杨献珍、吴伯萧、陈企霞、胡可、胡朋、秦兆阳、吕骥、康涩、魏巍，蔡若虹、古元、杨明、崔巍、凌子风、陈强、汪洋、王军章、王昆、田军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张垣。丁玲在逐鹿温泉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在霞村的时候》，杨朔的小说《红石山》、《碑》，康涩的《家》，吴伯萧的《西行漫记》，肖三的《路》，艾青的《人民之城》，贺敬之的《人民歌颂毛泽东》，讴歌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张家口的新生。文艺阵容蔚为壮观，抗敌剧社、群众剧社、挺进剧社、前哨剧社等文艺团体陆续迁来。歌剧《白毛女》在这里诞生，这部新型歌剧，得到了聂荣臻同志的直接关怀，成为新歌剧保留剧目中有口皆碑的不朽经典。郭兰英这名旧艺人，也成为了人民歌唱家。反映平绥铁路工人斗争生活的《痛苦与快乐》；反映老鸦庄农民生活的《鬼变人》；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京、晋剧合演的《日寇离张记》；华北联大文工团排演的《王彩聚》、《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上演的《望乡台》、《子弟兵和老百姓》、《血泪仇》、《李自成》等剧目也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

仅一年时间，张家口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但成为晋察冀边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享有“第二延安”、“文化城”、“东方模范城”美誉，为中外人士所称道。美国新闻处特派员克思辛和纽约时报记者窦宁专程从南京和北平来张家口市采访观察十多天，临行前克思辛对新华社记者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虽只有八个多月，但社会秩序已很安宁，我所遇到的军方人员，着装整齐，讲话和气，市民交口夸赞，做事都符合人民利益。这给我很深很好的印象，让我很钦佩。这里与北平的混乱局面完全是两个样子。”窦宁对八路军人员的良好纪律也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我对张市军方印象不错。八路军人员并不因为自己解放了这座城市，应该受优待，相反，他们以热情帮助人民办事，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意。南京和北平的人民对国民党军队进城并不表示欢迎，一般人民态度很冷淡，街道肮脏，没有秩序，留给我很坏的记忆。

三、以两手对两手

为了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根据中央指示，晋察冀、晋绥两大区联合发动了绥远战役。战役于1945年10月18日开始至12月14日结束，共歼敌12000余人，解放了绥东六县，减轻了张家口西面的威胁，创造发动绥东、雁北近百万群众的有利条件。但此役未竟全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队刚组建，军事准备不足，还不能适应打运动战、歼灭战的要求。绥远战役的经验教训使晋察冀中央局充分认识到：军事转变工作，必须从作战思想的转变开始。聂荣臻同志在《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军事思想，应当从以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转变到‘主力军必须进行运动战，配合以地方群众性的游击战。’这个转变十分重要。要求军事上统一与集中，同时又要保持各个独立作战的机能。并且在统一与集中的原则下提出现代条件下的正规化，建立各种制度，严格军风纪。”为此，晋察冀中央局根据担负的作战任务，将军区20余万主力部队整编为九个野战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指挥。第一野战军西出绥远，任务是反击傅作义的进犯；第二野战军于东线大力支援东北和在冀热辽地区作战。同时，又将地方部队十一万人编为冀中、冀晋、冀察、冀东、热河五个二级军区，负责各自区域的作战行动。这些措施，为军区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了编制、体制准备。

1946年1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共36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就在这同一天，延安新华社和重庆中央社，同时公布了，《中共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主席向我党我军颁布了停战命令：……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同时，中央电示各中央局……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安。1月12日，中央再次发出指示：……我依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后突然袭击。

与此相悖，蒋介石却派何应钦匆匆从南京专程飞到北平作了进攻晋察冀解放区的具体部署。而且，就在两个月前，蒋介石还在重庆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受邀参加。会议决定改变对日作战体制为反共内战体制，并要在半年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魏德迈在会上还做了报告。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聂荣臻同志有着高度警惕，并及时调整部署。果然，《停战令》生效前几天，国民党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晋察冀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我军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展开了反击。

在东线，敌分兵三路，以承德为中心开始了进攻。

第一路，敌以四个师沿平承铁路向北突进。经激战，我军毙伤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第二路，敌以一个师另两个团及伪军一部，北出喜峰口向承德进攻，也被我军击退。第三路，敌以四个师连续抢占了朝阳、叶柏寿、凌源。军委电令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配合热河地区作战。”但，林彪没有响应。冀东军区部队给敌以很大杀伤后，主动撤出了平泉。

在西线，从1月10日开始，阎锡山的骑兵第四师、省防第五军，分三路向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发起进攻，遭到我军猛烈反击后，敌逃回大同。

傅作义见阎锡山的计划破产，在停战令生效后，于1月14日凌晨，以新编骑兵第四师抢占了我绥东重镇集宁，还使出“贼喊捉贼”的伎俩，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告急，妄图以抢占集宁的既成事实，得到美蒋代表的屁护。在聂荣臻亲自筹谋下，我军不但收复了集宁，而且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傅作义的阴谋。

四、为了全党的利益

抗战胜利后,中国将走向何处？ 毛泽东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双十协定》。《大公报》的社评说：“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期待？”

12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致信即将要来华调停的特使马歇尔，说：“我特别希望你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现停战，特别是华北要实现停战……”同一时期，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的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的停止，均属必要。”

1月31，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第二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在这个文件中指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国民党此次开始的民主改革，带有极大地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长期的……”今天我们从这份七十多年前的文件中，仍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希望与全国民众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建国之路。

我党忠实地履行诺言，认真执行撤出八个解放区的协定，整编军队工作陆续在各大区开始实施。晋察冀军区于2月16日上报了《关于部队大规模的精简》报告，2月18日又上报了《关于整编复员工作计划草案》的报告。两个报告都得到中央军委批准。但是，聂荣臻出于对国民党蒋介石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对工作高度的责任感，再三权衡着精简整编的失与得。他没有忘记“4·12”那个血腥的日子，“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泽东的话反复在他耳边萦绕；还有工作中的教训，1944年7月，晋察冀分局的柏崖会议，曾批判“轻敌速胜”，提出“着力于游击战，与敌人磨时间”的战术思想，并决定将主力部队进行精简。在此，引用一段1945年8月14日晋察冀分局某领导的讲话，看看精简，给不久到来的对日大反攻造成的被动。“要敌人解除武装，这必须有严重斗争。过去由于精简，武装数目不够多，武装不能应付现实需要；我们应抓紧这一新的高潮，迅速扩大武装，迅速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地方武装，除一小部分外，其余要编成主力兵团，编一部分就走一部分，不满员者编入被俘伪军和迅速动员新战士，前往补充……不这样会造成严重错误。（《晋察冀日报社论选》409页）”

聂荣臻始终担心，部队裁撤后，蒋介石又与我党翻脸。

3月1日，三人委员会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抵达张家口视察。聂荣臻抓住机会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对晋察冀军区裁撤工作的意见，他说：“这次我区部队裁撤虽然主要安排复员了老弱病残人员。但，第一期要完成裁撤10万人的任务，还是会伤及部队筋骨，这对我们的军事准备工作和部队建设是有损失的……”周恩来心里明白聂荣臻的意思，截断了他的话，说：“有乱之萌，无乱之形……不可以有乱急，也不可以无乱驰。”接着说：“你们的情况与其他战略区不同，军调处设在北平，你们就在它的眼皮底下。我党要表现出执行和平协议的磊落姿态，要顺乎民意，就要有所失。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对你们的整编工作，中央是从这一点考虑的。你们既要认真执行中央有关精兵简政的指示，还要抓紧部队训练，做好军事斗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3月6日，中央再次发出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中央的意见是，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三个月内完成。

为了全党的整体利益，践行刚刚通过民主协商签订的协议。晋察冀军区开始精简工作后，如期将九个野战纵队减少至四个，总兵力裁撤三分之一，约10万人。为我党争取民心，促使中国走向和平民主建国的道路，做出了努力。尽管不久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但仍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当时党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以及聂荣臻同志，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和平民主建国道路所作出的努力；不能否认，晋察冀部队为整体利益作出的牺牲。舍与得本来就互为补充、相互印证，不应该厚此薄彼。

五、支援东北不遗余力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聂荣臻是由衷地敬佩和支持。这为他以后不遗余力地支援东北的解放战争，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据记载，晋察冀军区先后划归东北的建制部队有第八、第九、第十一三个纵队和六个独立旅，总兵力十几万人。还将四名地委书记在内的两千多名地方干部和能够组建二十五个团的军队干部和一些独立团队派往东北。聂荣臻还向中央建议并得到批准：将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包括十四个军分区在内的地方武装划归东北，以后又将整个冀东地区划归东北。

正太战役胜利后，为了配合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根据中央电令，晋察冀军区于6月12日，发起了青沧战役，之后，以攻势行动五出保北，军委电令中都有配合东北我军作战的任务。特别是当毛主席及中央军委进驻西柏坡，晋察冀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后，支援东北的行动，也由原来战役、战术性的配合，上升为带有战略意义的配合。

1948年2月7日，毛主席对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并要求晋察冀军区以积极的机动作战，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关内，配合东北野战军，就地歼灭卫立煌集团。聂荣臻司令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给晋察冀野战军作了部署，随后，为了全力配合辽沈战役，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了察南绥东、热西冀东两个战役。遗憾的是，这两次行动虽然有效箝制了傅作义集团，但林彪却没有下定南下北宁线的决心。在中央一再督促、批评下，林彪才同意南下北宁线作战，但，又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派出部队西攻大同，以分散傅作义主力。

8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在西柏坡向聂荣臻、杨成武授予了西出绥远的作战任务。之后，华北野战军编成三个兵团。9月4日，杨成武、李井泉率第三兵团由晋北的朔县向绥远急进。9月8日，第二（杨罗耿）兵团按照预案一举攻克平东的三河，直指密云、通县，造成了威逼北平的态势。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

9月24日，第三兵团攻占隆盛庄、丰镇、集宁和绥南的新堂、凉城、和林等地，直逼归绥。美国通讯社评论说：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之后，华北第二、第三两个兵团东西呼应，以凌厉攻势扭住傅作义主力，使其无法出关支援，直至辽沈战役结束。

后来，罗荣桓同志曾对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同志说：“支援东北，华北出了很大的力。没有华北的支援，东北要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一是你们出了很多部队到东北参战，二是你们拖住了华北的敌人，不使他们出关。”

对此，聂荣臻同志说：“东北的胜利和其他兄弟军区的胜利，无疑对华北的斗争也是极大的支援……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干部，处处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出发，互相紧密配合以争取胜利，这本来是应有的态度和风格。”

罗荣桓元帅和聂荣臻元帅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创建人民军队的革命元勋。他们讲的“支援”与“态度和风格”是处处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出发，以争取更大胜利的体现，这与同时期另一位历史人物，时不时显露出的个人独立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两位革命元勋身上，可以看到老共产党员的坚韧。坚强的党性，是党的肌体细胞组织健康的标志；没有党性的党员，就如一粒粒散沙，随风飘荡；只有具备了坚强党性，喊出“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干净”的口号才落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