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泉之思 殊勋永存 （纪念姨妈张瑞华诞辰110周年）

寒泉之思 殊勋永存

（纪念姨妈张瑞华诞辰110周年）

周继强

今年是敬爱的姨爹聂荣臻诞辰120周年，姨妈张瑞华诞辰110周年，大家聚集在老人家的家乡隆重举行纪念建国70周年学术研讨会，追思他们的光辉一生！

在姨妈诞辰100周年时，丁主任和聂力姐姐召集当年曾在两位老人家身边工作生活及亲属近100人，在住地附近召开纪念座谈会，那感人至深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我们研究聂荣臻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时离不开了解研究和学习与聂荣臻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相依相伴65年至终身，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瑞华。

我对姨妈一生崇高品德，高尚情操，坚韧不拔，兢兢业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竭尽心力无私奉献毕生的精力，应该说是自从我参与《聂荣臻年谱》的编写，与聂力姐姐等去老区寻访，参与《山高水长》一书素材的收集撰写，以及参与《聂荣臻画传》的编写等活动，才有了更多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一、追求光明，冲破枷锁

姨妈诞生在河南信阳谭家河乡张家湾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在家以务农为主，母亲操持家务，都很勤劳淳朴善良。姨妈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4个弟妹。张家湾地处鸡公山西北约30公里的山区，村的西北是淮河支流的浉河上游，山上树林茂密，长满了映山红，沿河的山坡是一片片竹林和荆条。原本山多地少的生活环境，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生活就更为拮据，父亲不得不陆续卖掉一些地。

七八岁那年，姨妈见邻村一些孩子上学，她就跟父母要求上学，父亲有些为难，一是学堂里的女孩很少，二是哪有余钱供其上学。从小秉性倔强的姨妈跟父亲说：“我可以帮助家里砍些竹子荆条，多编织些竹子荆条制品上集市里去卖。”父亲执拗不过姨妈也就同意了。小学校在谭家河，离家有十多里地，姨妈每天早早起来赶十多里路上学。下学回家早就帮母亲干些家务，照料弟弟妹妹。姨妈稍大些，每逢放假就和同村伙伴去砍些竹子荆条学着帮父母亲编织竹子荆条制品，卖了后以补贴家用。艰难的家境磨练了姨妈坚韧的意志。姨妈刻苦勤奋学习，年年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小小年龄的姨妈渴望继续读书上学，到外面看一看，闯一闯。就壮着胆子向父母亲提出要上中学的想法。父亲说：“你是老大，在家里原本只望你能早点为家挣点钱减轻家里负担，再说只有信阳县城才有中学，一个女孩子多不方便！”姨妈说：“这些我都不怕，我可以到信阳边学习边做些零工。”母亲很理解女儿的心思。在姨妈的坚持下，母亲就找姨妈的祖母商量。祖母说他有个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侄儿高峻宇（警予），可请他帮帮忙。祖母和母亲就带姨妈去找高峻宇。高峻宇见姨妈人小志高好学上进性格开朗，于是答应带姨妈去信阳女子师范学校应试。

1924年秋信阳女子师范学校新学年招生考试，姨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踏入信阳女子师范学校。该校招收了众多追求民主进步的新女性。姨妈来到这一新天地，一切都感到清新，心情豁然开朗起来。表叔高峻宇当时已是共产党员，非常关心姨妈，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她，并介绍她认识在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饶辉南。高峻宇见姨妈废寝忘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渴望追求进步光明。随后陆续介绍姨妈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姨妈影响很大，大开眼界。使他逐步认识广大劳苦大众只能靠自己解放自己，才能摆脱贫苦落后，妇女解放，一定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在校期间姨妈又结识了有着共同兴趣和追求的危拱之、杨染香等同学。经常与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相互研究探讨问题。后来在高峻宇，饶辉南的引导下，酝酿成立一个组织，经过大家讨论，都赞成姨妈提出的成立“耀芒社”。姨妈说：“这个小组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也照耀着更多人跟我们一道前进”。“耀芒社”成立后她们积极开展活动，随后参加的同学也日益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1925年5月，日本人在上海开的棉纱厂拒绝纱厂工人工会提出的反对压低纱价的合理要求，并强烈反对租界当局及政府官方取缔工会的活动。于此同时日本资本家公然开除纱厂工人代表多人，并进一步升级不让工人进厂。纱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方资本家指挥众多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多人，顾正红身中数弹身亡。这一事件首先引起上海工人学生等各界的反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纷纷上街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这一爱国行为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和屠杀。五卅惨案后，6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反帝国主义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扩展到全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这一反帝风暴很快在信阳掀起。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高峻宇、饶辉南找到“耀芒社”的骨干，开会介绍了“五卅”运动的真相。姨妈听后，立即投身到这一斗争的洪流中。她不知疲倦的奔波，发动同学写标语、开会演讲、参加游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也震惊了信阳反动当局。姨妈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一次斗争洗礼，进一步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增强了斗争意志。

1926年，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首先在广东开展合作。5月，国共两党发动的，以打倒封建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从广东出发，到10月，攻克武汉三镇。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了新的革命中心，也成为追寻光明，追求革命青年向往的圣地。武汉离信阳210余公里，这圣地强烈吸引着姨妈。正在这期间，谭家河一家姓邓大户来家说亲。父母略知这家在谭家河一带的恶习，被父母拒绝，姨妈更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然而这家并不死心，这更加激励了姨妈尽早去武汉实现她追求光明，冲破和摆脱这封建枷锁的决心。姨妈找高峻宇，谈了他的想法后，高俊宇非常理解和支持，便秘密与饶辉南、金正宏（共产党员）、危拱之和杨染香商议，决定他们一同提前去武汉。10月下旬的一天，姨妈一行5人，乘坐信阳开往武汉的火车奔向武汉。这也是姨妈，第一次乘坐火车，他总是觉得车开得太慢！真想火车开的再快点儿。姨妈走后的一天，追婚的一家找来几个打手，再次来家找父母逼婚，让家里找人并追问去向何方。父母说“上学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于是，母亲被几个打手捆绑了起来，再三逼问。父母始终没有吐出半个字。（解放后，我妈妈与姨妈讲起这些事儿，姨妈非常感激父母，非常敬佩母亲的坚强，更加想念还健在的母亲。1956年的春天，姨妈不顾常年严重的胃病经常复发的情况，特意回家乡河南看望年迈的母亲及乡亲们。）

二、赴南昌起义受阻，广州起义显英姿

1926年10月下旬，姨妈一行到达武昌后，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他与饶辉南，金正宏到“妇女协会”住下。几天后，饶辉南、金正宏找姨妈谈话说“我们同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也是河南省党组织介绍来报考军校的，组织关系已转到湖北省军委。你的入党要求，省军委已经同意，你就准备填表吧。”姨妈听这一喜讯，格外兴奋。第二天，姨妈在饶、金的引导下来到武昌中和里10号湖北省军委所在地，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工工整整的填写好入党申请书。不久，入党申请正式被组织批准，姨妈由介绍人饶辉南、金正宏陪同，来到省军委，在鲜红的党旗面前，举行了庄重的入党宣誓。这一天，匆匆见到了聂荣臻，这是姨妈终身难忘的日子。

姨妈入党后，根据党组织安排，1926年年底，报考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原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她先后进行了预备考核和复试两次考试。姨妈在5000多名考生中，其中只录取986名男生和195名女生中，通过严格考试被录取。一同被录取的有，一同前来报考的同乡危拱之和杨染香，他们成为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代女兵。

1927年2月，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简称武汉军校）正式开学。女生队下设区队，区队下面又有三个班，区队有区队长和指导员，姨妈是其中一个班的班长。

开学典礼那天，全校师生列队整齐的排列在学校操场，当时代理校长邓演达和吴玉章训话，讲到：“我们的革命目的，是在解除人民痛苦，打倒压迫阶级，为大多数受压迫同胞们谋幸福”，操场响起阵阵掌声。这些话深深扎入姨妈的心灵。紧张的军校生活，有些女学员累的吃不消，甚至个别学员还哭了鼻子。姨妈从不叫累，总是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刻苦训练，认真学习，努力完成学校的各项任务。

1927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许多地方反动势力也开始了对共产党人，革命进步群体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党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17日，他率部进逼武昌。这时武汉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与奉军激战，无法回援，武汉国民政府一些首领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时任武昌卫戍司令、北伐名将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中央独立师奋起反击，武汉军校的学员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根据共产党的指示，积极配合叶挺部作战。

这次战斗是姨妈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与反动势力刀对刀枪对枪厮杀。女生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战场救护。叶挺率部与敌激战至18日凌晨。女生队也从17日夜随作战部队救护伤员至18日凌晨。在漆黑一团的深夜分辨不清敌我伤员时，姨妈总是大胆机警摸到伤病前仔细辨认，确认是自己人时就立即救护，凡是敌人就补他一枪。正当叶挺率部乘胜追击南逃的敌人时汪精卫下令停止追击。女生队在这次战斗中救护了大量伤员，受到上级表扬。姨妈也经受了这次实战的考验和锻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伙同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宣告失败。

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紧急疏散，隐藏起来，武汉军校女生队根据上级指示也宣布解散。区队长共产党员杨伯珩找到姨妈等几名共产党员秘密通知：根据中央决定进行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当务之急是共产党员要尽快分散隐蔽起来，避免被一网打尽。姨妈在焦急等待新的战斗任务时，党组织通知姨妈与危拱之、周月华等10多名女生队员到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军医处。他们一到军医处就紧张突击的学习消毒、包扎、打针等一系列医护技术，姨妈救护技能有了进一步提高。

7月20日，李立三等党中央领导发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便立即放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7月27日，周恩来由九江到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7月中旬成立由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的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到九江做起义准备工作。7月下旬聂荣臻奉周恩来指派，便立即赶往马回岭发动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大部起义，并在8月2日晨将起义部队拉到南昌。

这时根据部署参加起义的部队紧张秘密的准备着，姨妈所在的教导团，分乘船只由武汉向九江集中。在船上，姨妈一心希望船开得快点再快点，能早些赶上武装起义。由武汉到九江并不远，船顺流而下一天就能到达。但船到黄石，却被军阀何键部阻拦，延迟一天才到九江。到九江，江面船只密集，无法靠岸，就在船上，传来已成功举行南昌起义的喜讯。姨妈听到这一消息，无比兴奋，但船根本无法靠近码头，姨妈心情焦急如焚。直到8月4日晨，教导团才上岸，一上岸张发奎便下令包围了教导团，要缴教导团的枪，在教导团内部清党。当时教导团1300余名学员兵中，有100多名共产党员，但都没有暴露身份。一个军官走到姨妈面前，要搜身缴枪，姨妈镇静的说：“我是护士，哪里有枪？”当时天气炎热，大家穿的都很单薄，有枪没枪一看便知。那个军官看确实没枪，没趣的走了。

教导团被缴械后，原团长谢膺白连出来说句话都不敢，觉得教导团不好管理，更无暇去管。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此情，说服张发奎主动请命，兼任教导团团长。叶剑英率领教导团，赶到南昌已是8月7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向南进发。教导团进入南昌城，姨妈仍可见到城内还有一些燃烧的灰烬，张贴的布告、标语，战火的硝烟依稀可见。姨妈为我们党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而兴奋，没能赶上参加武装起义而遗憾。

叶剑英兼任教导团团长后，全团官兵都表示欢迎这位北伐将领。他首先召开大会小会，耐心做劝导工作，稳定全团情绪，并说服张发奎，发还了被缴的部分武器。8月中旬，教导团在叶剑英的率领下，冒着酷暑沿赣江南下。教导团南下途经赣州，叶剑英抓住休整时间，对该团进行了短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团卫生队队长共产党员柯麟找姨妈和周月华等谈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组成卫生队地下党支部，在教导团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姨妈随教导团在赣南、粤北山区翻山越岭艰难行军千余里。经过沿途的政治教育、射击、投弹等军事技术的训练，又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

10月，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利后，中共中央就酝酿在广州发动起义。叶剑英根据中共广东省军委的指示，在教导团内，加紧部署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在叶剑英和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全团1300多名学员和教官中，有党员200多人，还有一批倾向革命的积极分子。此时，叶剑英费尽唇舌，说服张发奎、黄琪翔将教导团，调驻广州北四标营驻防，做广州起义的准备，同时为了避嫌辞去教导团团长职务。

11月，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为争夺地盘儿，爆发了粤桂战争。叶剑英借两广军阀混战之际，指挥教导团参加战斗作战中，教导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改善了部队装备，提高了战斗力。姨妈随教导团参战，在战场救护中，再一次经历战火考验。

中共中央抓住两广战争之机，指示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指挥广州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和发动起义。在准备起义中，第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贺诚为加强军医处党的工作，来到教导团要求将卫生队调入军医处。姨妈随卫生队队长柯麟等来到军医处驻地东较场，这离第四军军部驻地更近，能尽快了解敌情，接受党的指示。一到军医处，姨妈等在贺诚、柯麟的带领下，积极秘密的筹备药品器械，熟练救护技能，为起义做充分准备。经党组织研究决定，起义一开始，就将立场反动的军医处长、书记官等处决。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在贺诚的带领下，姨妈等将熟睡的军医处长干净利落的处决，其他反动分子也分别处决。大家按照约定，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投入到起义的战斗中。

拂晓黎明，姨妈随贺诚、柯麟直奔设在原伪公安局的起义军总指挥部。在总指挥部，姨妈再次见到除张太雷外的叶挺、恽代英、聂荣臻等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感到无比亲切。

随后，张太雷、恽代英等，向在指挥部的同志们介绍情况部署任务时，要求迅速组织肃反队，抓捕反革命分子。姨妈听到后，向恽代英当面请求：“请批准我去搞肃反工作吧。”贺诚在一旁介绍说：“今晨处死军医处长时，她的表现就很出色。”恽代英等见姨妈的决心和那股倔强劲，也就同意了。于是姨妈与贺诚、柯麟等，分别在总指挥部领了一支驳壳枪，跟着肃反队成员乘坐一辆黑色的皮尔卡轿车奔驰在广州大街小巷。

当得知杀害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国民党广州市市党部委员、市法院院长的沈藻修仍躲在家中时，姨妈与肃反队成员，在阳光初照的早晨，直奔沈藻修所住的洋房，冲到楼上的卧室，将其束手就擒。在押送沈藻修的路上，一些起义赤卫队员得知车上就是血债累累反动法院院长时，不由分说就把沈藻修拉下车，捆绑在电线杆上，结束了他的罪恶生命。接着姨妈和肃反队员来到中山大学，在学生们的指引帮助下，又抓捕了学校三、四个极其反动的分子，并把他们押送到起义总指挥部。

在起义的头两天，姨妈与肃反队员们一起抓捕了平日里专门欺压百姓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军队中反动军官、特务头子，及称霸一方恶贯满盈的流氓恶棍，特别是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等近300人。姨妈在肃反队无所畏惧，英勇果敢，不知疲倦的奔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让反革命分子闻风丧胆。姨妈那手握驳壳枪，飒爽英姿的精神气质，让许多当年共同参加起义的老同志，在多年后见到姨妈都赞不绝口。解放后的一年冬天，姨妈看望柯麟时，柯麟一见姨妈就夸：“你的气质不减当年哟！”

三，患难情深，相濡以沫

自1926年秋，姨妈在武昌中共湖北省军委入党的那一天，第一次匆匆见到聂荣臻后，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再次见面，感到无比亲切。见聂荣臻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广州起义领导人不停的拿起电话，或与来人交代任务，忙个不停，也由衷的敬佩起来。12月13日下午，敌人又重占广州。聂荣臻等分别传达撤退命令后，于12月16日由广州到达香港。

12月13日傍晚，姨妈与名叫裘凯的一名赤卫队员来到起义总指挥部时已空无一人，他们意识到起义已失败。在裘凯的带领下，避开敌人，穿过小巷来到一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海员家中。这位海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的帮助下迅速机警的换掉了起义的军服，隐蔽下来，等待时机离开广州。

16日，这位海员转告姨妈，接到组织通知去香港，并告诉了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辞行前，那位海员担心敌人一路盘查，帮助姨妈买了一套新衣服扮成阔太太，并一路陪同护送到码头，直到姨妈登上去香港的渡船。船离开码头，那位海员同志才离去。姨妈在船上一直盯着那位同志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人流中，充满感激的心情，姨妈多年后一提起此事，遗憾当年因党的保密纪律没能问及姓名表示感谢。

姨妈到达香港后，12月被组织分配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做秘密机要交通工作，负责向在香港、九龙、广州，党的秘密机关传送文件。

与此同时，聂荣臻也由广州到达香港，仍在广东省委军委工作。一天姨妈去军委送文件，聂荣臻一眼就认出眼前的交通员，就是在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坚决要求参加肃反队，操着河南口音，眉清目秀，大胆无畏，意志坚强的姑娘！那一幕引起聂荣臻的注意。

不久的一天，姨妈去干部训练班送文件，正好见到刚给学员讲完军事课的聂荣臻。一见面聂荣臻便说：“瑞华同志，什么时候有空？我想找你谈谈。”姨妈当即回答道：“行，聂军委有什么指示，随时找我。”姨妈自入党宣誓那天起，见到聂荣臻，他总是衣冠整洁，神态威严，气度雍容，对革命坚定忠诚，打心底认定他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委以终身的同志和伴侣。就在聂荣臻向姨妈表白：“我们能不能建立更进一步关系，你考虑考虑时”，姨妈很快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1928年4月，姨妈和聂荣臻经组织批准，结成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夫妻。他们没有举行婚礼，没有豪华的宴席，也没有欢闹的人群，只是把两人简简单单的行李合在一起。

婚后没几天，聂荣臻在留法勤工俭学、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最亲密的战友，最敬重的领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军委主任的周恩来，正在香港巡视，特意赶来祝贺。姨妈匆匆忙忙准备了一些饭菜，三人边吃边谈。姨妈在香港的婚后生活是非常紧张、愉快、清贫的。但每当姨妈回忆起那一天时，总是满脸喜悦的说：“那是我感到无比温暖、亲切、终身难忘的日子。”

姨妈在香港做机要交通时，时刻要保持高度警惕，到各机关送文件、传递信息，时刻要提防特务叛徒的跟踪。姨爹的工作更是繁忙，不是开会就是在香港各区巡视工作，有时还要往返广州、东江等地巡视调查，了解情况，部署任务，两人聚少离多。一次为组织香港地区“五一”示威游行，省委发生不同意见。聂荣臻认为，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大多都是党员骨干或者省港大罢工的积极分子，各界群众很少。一旦游行被港英当局破坏，党的骨干力量很难恢复。为此，聂荣臻专程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却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向忠发（后叛变）批评：临阵脱逃。姨爹返回香港，姨妈为姨爹，实事求是和勇于负责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

1930年1月，中央调聂荣臻到中共顺直省委工作，聂荣臻先行去上海受领任务，随后准备赶赴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2月姨妈接到通知，到上海与姨爹会合，共同前往顺直省委。他们从上海乘船前往天津，船迎着风浪北上。初春船越往北，风浪越大，船颠簸得更加厉害，加之寒风刺骨，原本不晕船的姨妈由于已有身孕，呕吐起来，姨爹见状忙问，有什么不舒服？姨妈微笑的说：“可能是肚子里的小东西在闹腾呢！”姨爹听罢，满脸欢喜。

姨妈在顺直省委担任省委组织部干事兼机要交通员。她不顾强烈的妊娠反应，经常要往返省委、团省委等各机关送达文件。姨爹到顺直省委后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经常要往返北京、唐山、丰润及矿区、学校等地调查了解工运、兵运、学运等情况，召开座谈会，部署各项任务。每当姨爹外出，姨妈总是为他担心。一天姨爹回家，浑身上下满是煤灰，脸上、手上也是黑乎乎的。姨妈不安的问起缘由，姨爹讲述了遇险经历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在顺直省委，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多月的时间，但他们每天都是在非常艰险的环境下度过。

6月底，姨爹姨妈先后离开天津到上海。聂荣臻，先在中央特科，后又协助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工作。姨妈由于身孕，除掩护姨爹工作外，兼做机要交通工作。

在上海，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环境更加险恶，每天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回家进屋都有约定暗号，敲几下门。姨爹忙时经常很晚才能回家，有时甚至要到两三点钟才能回来，姨妈都会一直等到他安全回家才去休息。他对姨爹走路的皮鞋声有着清晰的感觉，直到听到按约定的敲门声，一天的提心吊胆才能放下，为他开门迎他进家。姨妈回忆说：“好在警惕性高，胆大心细，没发生过事”。

9月，就在姨妈临产的前一天，周恩来约陈赓来家里研究工作。一大早姨妈到菜市场买了一些菜，回家一边做饭一边放哨，做好了饭菜，他们继续边吃边谈。商谈完后，聂荣臻与周恩来、陈赓一同出去，直到午夜姨爹才回家。姨妈说：“今天肚子疼的很厉害，可能就要生了。”姨爹急忙出门雇了辆黄包车，送到一家美国人开的慈善医院，一切安顿好，对姨妈关心的轻声说：“明天不能陪你，等事情办完再赶过来看你。”姨爹仍不放心，便请托欧阳钦的妻子蔡纫香代劳，来医院照看。

9月23日，姨妈因难产，经受了极大的痛苦，不得不做剖腹产手术，顺利生下女婴。第二天姨爹来医院见母女平安，那颗不安的心才放下，俯下身子在女儿脸上亲了又亲。因当时为保密工作需要，姨爹以李记者的公开身份工作。便为女儿起了李丽的名字，即聂丽（文革后改名聂力）。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军委，聂荣臻任军委参谋长，这期间工作更是繁忙。姨妈除了照顾女儿，做秘密交通工作，还经常要在家里担任“望风”任务，以保障来家开会议事的领导安全。4月和6月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更加日益困难，姨爹姨妈相继搬了几次住所，但他们坚信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依然艰难的开展工作。

1931年12月中旬，聂荣臻在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后，根据组织决定奉命调往湘鄂赣苏区工作。1932年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后，留在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红1军团政治委员等职，与军团长林彪指挥红1军团参加中央苏区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及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继续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参加并指挥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战役，和山城堡战役等。与姨妈这一别就是5年多，他们相互只有祝福和思念。

自姨爹离开上海，姨妈的生活更是艰难，一岁多的女儿哭着闹着要找爸爸。1932年春的一天，姨妈带着女儿到上海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游玩，见一个照相的，就给聂丽照了张全身照片，托去中央苏区机要交通人员转交给姨爹。姨爹见女儿照片如获珍宝，一直珍藏在在身，伴随其南征北战。

1932年春，姨妈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做机要交通工作。送文件时，姨妈带着女儿作掩护，这样随时还能照顾女儿。但有时紧急或不便带孩子时，姨妈只能把女儿一人锁在家里，让她自己玩儿。那时女儿非常懂事乖巧，姨妈每次回到家，看见女儿仍摆弄着他的玩具，就急忙将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

随后，党组织调姨妈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仍担任中共中央机要交通员，与军校女生队同学、同乡杨庆桂（即杨染香）同住在上海槟榔路群众基础较好的工人区的一栋房子，她也带着一个孩子，她们自南昌起义前分别后，再次相逢格外亲切，这样彼此间多了些照应。

1934年春，由于叛徒出卖了这个机关，杨庆兰紧急通知姨妈等机关同志转移。姨妈在敌人来搜捕前，与同志们机警的烧毁了文件，当敌人冲进房间，从她们房间和身上，什么也没搜查到。敌人扣押姨妈等几个同志到第二天黎明，见没再有人来，就把姨妈、杨庆桂等连同两个孩子一起押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在巡捕房，敌人耍弄手腕，搞一些人假扮共产党员，指认姨妈等，都被姨妈识破。敌人无奈，两天后，以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将姨妈等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监狱。在提篮桥监狱，敌人对姨妈等进行了多次审讯，他们各自都以各种缘由应对敌人。敌人无计可施，又搞起了在巡捕房类似的把戏。派几个女特务装扮成被捕的共产党员，与姨妈母女聊天，不时还假惺惺的哄骗孩子，想套点话。既听话又乖巧伶俐的女儿，平时已养成从不与不认识的人说话的习惯，更不会要不认识的人东西。最终那特务从姨妈母女身上没有捞着任何情报。最后，英国人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的结论，将姨妈等押送回原处。

姨妈等回原住处后，敌人在住处周围布下特务，日夜暗中监视。她们知道原联络机关已被敌人发现并监视，不能再启用做联络机关，必须寻找机会摆脱敌人。

几天过后，一天傍晚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马路路灯电线也被狂风刮断。姨妈认为这是逃离虎口最好的机会，便与杨庆桂商议，姨妈去找人联络，杨庆桂带着两个孩子，做好离开的准备。姨妈找到当时还没有暴露的原军委机要交通员刘仲华，这层关系顾顺章也不知情，敌人也没有发觉。等了许久才等到刘仲华回来姨妈喜出望外，但仍保持着警惕。等交谈后，才将来的缘由向刘仲华说。刘仲华说，事不宜迟，赶快离开原住处，并将当时仅有的30块大洋交给姨妈和杨庆桂各15块，同时介绍了法租界的两个旅馆，让他们尽快搬离。姨妈警惕的从原住处后门进楼内，告诉杨庆桂，各自抱着孩子从后门出去摆脱敌人，逃离虎口。

姨妈紧紧抱着女儿在大雨中奔走，女儿好像领会了母亲的心情，没有哭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母女两人逃出一段距离后，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法租界，到刘仲华指定的旅馆。两天后，刘仲华来旅馆告知：西摩路英国人在巡捕房附近，已贴出通缉姨妈和杨庆桂的布告，并说这旅馆也不安全。过了几天，刘仲华又将姨妈和杨庆桂母子转移到另一所公寓暂住，几天后再次转移到一个亭子间住下。

在亭子间住的时候，不定期的有地下党同志来看望他们。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市区很难立足。这时中央在上海市郊浦东办了一个地下印刷厂，党组织叫姨妈去那里工作。

在印刷厂工作半年多的时间，敌人又注意到这个印刷厂，党组织为安全起见，又将姨妈转移到另一个机关学速记。这时，姨妈看到1935年8月1日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的消息也传到了上海。姨妈终日盼望着红军不断发展强大，渴望早日与聂荣臻会合，实现全家团圆。

一天，机关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找姨妈谈话：“瑞华同志，组织决定，你做好准备，先去天津，再转陕西或山西，争取与聂荣臻同志会合”。姨妈听后十分兴奋，并表示感谢党组织的关心！稍停片刻，姨妈忙问：“那女儿怎么办？”毛齐华说：“你一个人行动更安全方便些，把孩子先留在上海，我委托一位亲戚抚养，将来只要有可能就送到你们身边。”姨妈一贯识大体，顾大局，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要和年幼的女儿分别，尽管心如刀绞，但依然服从组织安排，姨妈出发前抱起女儿亲了又亲，轻声的对女儿说：“妈妈要出门执行任务，由毛伯伯照料你，一切听毛伯伯的话……”。

1935年秋，姨妈在思念聂荣臻与恋恋不舍年幼女儿的矛盾心情下，踏上北上的征途。首先乘火车到达天津。在天津停留了三个月，这时姨妈得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东渡黄河。姨妈向接待安排她的天津地下党员王世英同志请示，什么时候能去陕北？第二天，王世英带地下党员王超北来到姨妈住处，做了介绍后，王世英说：“就由王超北同志带你去陕西。”

1936年1月底。姨妈装扮成一名小学教师，在王超北陪同下，途经郑州、陕西华阴到澄城刘家洼停下，王超北介绍姨妈认识刘家洼小学校长张鼎安，经张校长同意，姨妈就在这所学校当了数学教师。

澄城在延安东南，在这里常能听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等口号，也能听到红军作战的消息，学校里充满抗日救亡的气氛。此刻姨妈常年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工作的那种压抑感终于得到释放。在学校除认真执教外，积极主动与师生们打成一片，亲自编写了小话剧《生路》，并与大家一起排练。

在学校工作了2个多月时间。一天，王超北派一名同志来接姨妈，途经17路军杨虎城防区西安，姨妈见到等待机会前去陕北的潘梓年、乐少华等同志。经过大家商议，分别化装成十七路军、东北军的军官和勤务兵，通过国民党的防区，前往陕北苏区。王超北弄来军装后，先是穿上十七路军军服，在联络好的两名十七路军军官的护送下，离开西安城，到达东北军防区附近时，又换上东北军军服，几天后到达安塞。

在安塞姨妈见到叶剑英，感到十分亲切，忙向叶剑英说：“参座，见到您就放心了。”叶剑英慰问大家后，便让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军军装，姨妈第一次穿上红军服，十分兴奋自豪的说：“我日夜梦想的一天，今天终于实现了。”在安塞休息一天后，叶剑英派人送他们一行去保安。安塞离保安近百里，姨妈一行行步如风，劲头十足，一天就赶到了。

姨妈在白色恐怖猖獗、血雨腥风的环境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历了无数艰险和长时间的压抑。一下子来到陕北苏区。她感受到老乡们投来的目光是那么亲切，连这里的空气都那么清新。

在保安，姨妈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一天给姨妈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亲切的说：你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最辛苦。并说荣臻同志是好同志，他工作很认真，为人很正派，对党很忠诚。你们五年没见面了，先在保安走走看看，休息几天，再到前方去看看他。

在保安休息几天后，红军总部同志准备了一匹毛驴，并派一名战士护送向预旺堡进发。7月底，姨妈到达红1军团集中整训的预旺堡。当时聂荣臻正在前方部队，第一个见到的是代理军团长左权。他热情地接待了姨妈，并立即派人到前方找聂荣臻回来。左权原本与聂荣臻同住一间房，见张瑞华来，就将西厢房腾出来，权作聂荣臻与姨妈团聚之处。

姨爹听说姨妈到了，策马加鞭半天功夫就从前线赶回来。离别的五年，一个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相互难以得到音信。这一天姨爹见到了姨妈，相互紧紧握住双手，凝视着对方。姨爹以充满关怀的口吻轻声的说：“你来啦，一路上很多危险吧。”久别重逢，他们有无数话要倾诉，姨爹问起常常思念的女儿的情况，问起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老战友们……他们团聚的几天里，尽情的吐露，充满着一对革命夫妻无尽恩爱之情。聂荣臻要到前方执行任务，姨妈在预旺堡住了三四天，他们就又分别了。

姨妈离开预旺堡，又回到了保安。在保安见到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夫妇，姨妈与这对心目中最亲密的大哥大姐一见面有说不尽的话，他们无拘无束的交谈，讲述他们分别后的工作生活。不久姨妈被分配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姨妈自党中央发出八一宣言，确定抗日战略方针后，就希望有机会学点军事，当红军上前线杀敌。于是向李富春提出，想到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要求。李富春见姨妈那么迫切的心情，就同意了。

1937年1月，姨妈进入红军大学一大队学习。半年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大毕业了，本想能到红军队伍中去，却又被安排到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主要是为筹建陕北公学，尽管姨妈心情无奈，仍毫无怨言的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8月，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主力陆续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出发前，中央通知姨妈和康克清、汪荣华等人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与亲人们团聚会面。这时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都忙于出征前的准备和召开会议，工作很紧张，简直没有见面机会，只有吃饭的时候大家才能聚到一起。姨妈和康克清、王荣华等几个人七手八脚准备了一些饭菜，他们都是四川人，非常熟悉各自口味，无非是多放些辣子，这顿饭他们都夸好吃。虽说是团聚，但会面交谈的时间很少，两三天很快就过去了，姨妈与姨爹又要分别。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久组织上决定，姨妈去晋察冀与姨爹会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姨妈谈话：“你不是羡慕我和蔡畅吗！现在好了，你们不会再当牛郎织女了！组织上给你搭了桥，你就上桥吧！”姨妈笑了起来。

12月，姨妈与潘自力等组成一支小分队，离开延安，向晋察冀进发。1938年春节前夕，姨妈到达河北阜平晋察冀根据地。随后姨妈先后任晋察冀省委党校总支书记、北方分局组织部干事、兼妇女委员会书记。虽说两人团聚了，因孤悬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正处于开创发展初期工作繁忙，仍各自为边区的革命事业竭尽心力。姨爹姨妈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坎坷的革命经历让人们无不崇敬。

四、公仆本色，慈母情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晋察冀边区军民与全国抗日民众历尽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9月，经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姨爹唯一的妹妹聂荣昌的两个大一点的儿子李继津（即大李）和二儿子李继宣（即小李）由江津老家送往延安。时值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党中央为迎接新形势发展的挑战，决定聂荣臻尽快回到晋察冀主持工作。抚养和教育大李、小李的责任也就全部落到了姨妈的肩上。

不久，姨妈又带着大李、小李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与姨爹会合，东渡黄河后一路山地，颠簸一个多月，于10月下旬到达张家口。由于一路的高度紧张和疲劳，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时患的胃溃疡和神经衰弱症加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不得不休息养病。但姨妈仍一有空，就把大李、小李叫到身边，教他们识字。

12月中旬，绥远战役结束后，聂荣臻回到张家口。不久，聂荣臻接到在北平参加谈判的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打来电话：报告了女儿聂力，已经转送即将回到身边。姨爹姨妈听后极为兴奋。自姨妈到陕北与姨爹团聚后，他们最牵挂的就是女儿。眼看一家就要团聚了，女儿瘦不瘦，长得有多高……一幅幅女儿的画面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1946年4月16日，女儿聂力终于回到了父母身边，认出父母后，一下扑到爸爸妈妈的怀里，哇哇的大哭起来。姨爹姨妈两眼含着深情的泪水，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头……

4月8日这一天，叶挺、博古、邓发等同志因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全部牺牲，聂荣臻得知这一噩耗万分悲痛，写下哀挽叶挺将军的长联。姨妈深知姨爹与叶挺战友情深，不久姨爹姨妈将叶挺的两个儿子叶正明、叶华明接到身边抚养，并送到华北联合中学学习。

1947年初，鉴于战场形势的发展，部队需要轻装前进。为解决部队子女上学的问题，在聂荣臻的关心下，晋察冀军区决定创办一所子弟学校校名称“荣臻子弟小学”。于是将家里几个孩子送到子弟小学学习。这时姨妈也希望为边区多做些革命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华北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7年4月上旬，聂荣臻赶往前线指挥正太战役。临行前，姨妈对姨爹说：“你放心，养病、工作和照顾孩子我都会安排好，你尽管去指挥作战，家里的事你就不要牵挂了”。

不久，姨爹姨妈又将叶挺的女儿叶剑眉、儿子叶正光接到身边。建国后，又将叶挺的小儿子叶启光接到北京上学。姨妈对每个孩子始终一视同仁，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他们，思想上严格要求他们。这些孩子们在姨爹姨妈身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直到各自走向工作岗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姨妈从老乡、老战友危拱之处得知，我爸爸周映渠在中原突围战役中由于叛徒出卖壮烈牺牲，我妈妈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很艰难，于是首先将我接到北京，并送到八一学校上学。这样家中孩子又增多了，每逢节假日，在家吃饭的就有八九人。特别是寒暑假，当时还在武汉上学的我二哥继刚、姐姐继英也被接来北京度假。有时吃饭一桌还不够，在旁边还要支张桌子。尤其是逢年过节，当时已参加工作的叶挺家几位大哥哥也来看望两位老人家，家里那时更加热闹了，一家人围拢在一起，其乐融融。两位老人家满脸喜悦，大家从心底油然而生的更加崇敬和感激他们。

我来北京后，姨妈对我的生活学习和思想方面关心备至。每逢节假日回家，只要姨妈有空，总要抽出他宝贵时间，把我叫到她身边，了解学习和思想情况，做深刻细心的谈话。有时一谈就一个多小时，这也成了惯例。当时家里的工作人员还经常跟我开玩笑的说：“今天的政治课又上了多长时间！”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的暑假，姨妈检查我的学习成绩册，看见“有时上课精力不集中，爱玩些小东西”的评语，学习成绩也不如往年，姨妈很是担心！便召集家人开家庭会议，当时力力姐姐正好从苏联学习休暑假回国也参加了那次家庭会议，参加会的还有我姐姐继英、正光哥、剑眉姐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帮助我分析了学习和思想情况，尤其是姨妈语重心长的说：“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要永远不忘先烈们的希望，要发奋努力学习！”并在学生记分册家长签字一栏写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次家庭会议是鞭策和激励我的动力。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姨爹姨妈一次次的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冲击，我记得在1969年，姨妈被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双岗干校。地处吉林西北茫茫的草原，到处是水泡子。当地蚊子特别多，东北叫它为小咬，咬人非常厉害，红肿一片，奇痒无比。当地主粮是高粱米、玉米等粗粮。姨妈原本就有严重的胃溃疡，长期吃高粱米，胃病又发作起来，疼痛难忍。加之小咬的叮咬很难入睡，就连如厕也很难。很快，姨妈由原体重一百来斤，减到只有七八十斤。就是这样，姨妈从没叫苦，与其他同志一样，坚持在自己养鸡的岗位上工作，直到干校劳动结束回京。周均伦秘书到车站接姨妈时，一直没认出姨妈，直到站台人很稀少时，周秘书见车厢门前站着一位，身穿蓝布上衣，腰间系着一根麻绳的消瘦老人。周秘书回忆说：“我走上前根本不敢认，眼前就是深受大家尊敬的张处长”。

当我知道姨妈从干校回京，我从部队请假回家看望两位老人家。眼前的姨妈真让我不敢相认，面色蜡黄，脸颊塌陷，穿的衣服都撑不起来，显得空空荡荡的，顿时我的泪水涌出。这时姨妈反倒安慰我：“别担心，会好起来的。”姨妈和我交谈后得知，由于所谓的“二月逆流”和杨余傅事件，我也受到了牵连和影响，情绪有些低沉，百思不得其解，训练和学习也总是提不起精神。姨妈亲切而又严肃的对我说：“继强啊！你能说出内心话很好，但存在这种思想情绪，是很难完成部队的训练和学习任务的，你只要记住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忠于革命事业！踏踏实实的搞好训练和工作。”

姨妈时刻惦记关心着每一个孩子，也是那个时期，姨妈得知我姐姐继英被下放到了辽宁绥中农场劳动，经常参加翻地挑粪等劳动。姨妈从白城的农场买了一副垫肩和围裙寄给继英，并写信嘱咐，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这让继英终身难忘。我们在姨爹姨妈身边生活过的孩子们，总是能从姨妈身上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感受到她那伟大无私的母爱。

新中国成立后，姨妈历任华北局、中央组织部副处长（副局级）、处长（正局级），在这岗位一干几十年。她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识大体，顾大局，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总是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姨妈到中央组织部上下班都是挤公共汽车，中间还要换乘一次，有时人多挤不上去，为不耽误上班时间，还要走两站到换乘车站上车。一次姨妈被挤下车，腿摔伤，摔伤刚恢复一点，硬是要坚持上班。

当时姨妈胃病仍时常复发，家里准备了一些软一点的饭菜，开始由家里的工作人员中午送去。家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忙，姨妈为不影响家里工作人员的工作，就自己把饭菜带到单位。有时中午到在同一机关工作，离家最近的傅涯阿姨家热一下饭菜，同时中午还可稍作休息。保持精力去更好的工作。

姨妈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同志，生活简朴，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在姨妈诞辰100周年时，由丁主任和聂力姐在驻地附近召集了纪念座谈会，原在老人家身边工作、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和亲属近百人畅谈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