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国共产党 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

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国共产党

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

陈  洪

内容摘要：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晋察冀边区在抗战时期进行了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军事斗争、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实践，特别是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成功尝试受到广泛赞誉，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更被称为“新中国的雏形”。但长期以来，对于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将对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作简要考察，以期突显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贡献，并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聂荣臻；晋察冀；民主政治；执政能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执政能力就是一种本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要做到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根据地。聂荣臻领导和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它在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斗争等方面进行了艰苦斗争和成功实践，尤其是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不仅建立了从上到下的稳固的抗日民主政权，还通过各级政权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以正确政策和法规作保证，采取民主选举、厉行司法等让人民享受民主权利，将文化教育与民主政治紧紧相连，其成功的尝试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对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民主”赞叹有加，称“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形成了“新中国的雏形”。^[2]近年来，学术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增多，但对于其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多偏重于政权的建设，对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丰富内涵与意义挖掘还不够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不多。本文试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略陈管见，以彰显他在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成就与贡献，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

众所周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缔造过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继攻占北平、天津后，日军随即把侵略矛头对准了山西。但在1937年9月，日军在平型关遭到了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重创，“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于是日军发起了对山西更为疯狂的进犯，11月山西省会太原失守。至此，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宣告结束，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转入主导地位。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对战局的发展早有预见。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党对武装斗争问题的明确态度就是“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就是“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3] 9月，毛泽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几封电报中特别谈到了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意义，他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继而又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为了坚定地执行这个方针，10月20日，毛泽东在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115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5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根据这个电报精神，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把留守五台山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交给聂荣臻。

当八路军总部和115师主力开拔后，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完全孤悬于敌后了，其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和难以想象的。首先是干部非常缺乏，兵力过于单薄。随着全国抗战的急速开展，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干部的缺乏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四面八方喊出的声音都是要干部。五台分兵时，由于大部分干部跟随115师主力南下，经过聂荣臻的争取和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支持，才搭建了基本的领导班子，但是干部仍然非常缺乏。据聂荣臻回忆：刚分家的时候，机关的同志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人有多少，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5]另外，兵力过于单薄也是当时面临的困难之一，当时留下的部队只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和各地方工作团，总共只有3000人，这点兵力是非常单薄的，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开展斗争并站稳脚跟，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次是物资极度奇缺，部队给养困难。日军的侵略和实行的“三光政策”，把当地的物资可以说是洗劫一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沿路仍下手榴弹、枪、子弹和炮，就是四处征调车骡、粮秣，有时一天所要的驮骡就达六七千头，使本来就有限的物资显得更加奇缺。时任五台县的县长宋劭文就哀叹：“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6]聂荣臻领导的八路军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我们走过了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了县城，县城是空虚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年老的汉子和婆婆。许多县城都象是快要死灭了一般，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整个地区，一切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7]由于给养困难，导致部队大多数指战员在寒冷的季节里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还穿着草鞋，受伤的战士往往几个星期都敷不到必需的药剂，吃的尽是些干涩而缺少滋养料的小米和山药。

第三是社会秩序混乱，散兵流匪活跃。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由于与国家总后方隔离了，社会秩序陷入了非常混乱的状态，除了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还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的政权机关，既没有行政负责人，工作人员又逃散一空，政权实际上已经完全土崩瓦解，处于瘫痪状态。政权的不作为就给散兵流匪造成了可乘之机，由于敌人的威胁，这一地区到处都是散兵土匪，与民众的关系本来就不密切，加上汉奸的挑拨，导致这些兵痞流氓十分活跃，抢劫、胁迫、勒索等情况时有发生，地方上不安宁现象普遍存在，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第四是面临强敌围攻，建立根据地任务艰巨。晋察冀根据地在初创的过程中面临着日军四面八方的围攻，无日不在与敌人进行着残酷的斗争。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聂荣臻领导军民到处袭扰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不断给日军的侧后造成威胁，于是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军区进行了围攻，企图一举荡平晋察冀军区，消除其心腹之患。比如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日军为巩固其后方和交通线，动用了包括步兵、骑兵、炮兵、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等多兵种部队约2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发动了对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围攻”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一组战斗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自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起至1938年11月7日止，正式报告统计的大小战斗就有434次，如果把军区成立前和粉碎敌人新围攻未总结的战斗综合起来计算，总的战斗次数应当在600次左右。^[8]从这组战斗数据，我们不难看出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的军民在粉碎敌人的围攻、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经历的艰难。正如聂荣臻说：“在开辟游击区的初期战斗中所遭受到的困难和苦恼，在回忆中是难以想象的。”^[9]一个“难以想象”，就可以深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开创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困难。

但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聂荣臻领导根据地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开创了包括晋察冀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创建边区的过程中，聂荣臻十分重视抗日民主。继1937年11月7日成立晋察冀军区统一领导军事斗争后，聂荣臻又把建立全边区统一的政权工作提上日程。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隆重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会后就产生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标志着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正式建立。随后，晋察冀边区通过民主政权制定纲领、发布规章、开展选举、扩大统一战线等，经过不断发展呈现出一幅富有民主、自由、安定气息的新景象，为敌后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把晋察冀边区建成了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在这个艰难的缔造过程中，作为边区军政最高领导人的聂荣臻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正如聂荣臻自己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它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10]

二

 聂荣臻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一环。在他的一贯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他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深邃思想和见解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从建设新中国雏形的战略高度突出民主政治建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异常艰辛的过程，要巩固、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更是值得开动脑筋去思考的问题。在一般人看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就是与日寇进行武装斗争，只要有军事斗争的胜利，就能保证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聂荣臻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1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聂荣臻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强调了几个方面的内容，即武装斗争是根据地建设不可或缺的，但如果把根据地建设当作单纯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根据地建设应该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把根据地建设放到更为远大的目标即建设新中国雏形的高度。这充分说明，聂荣臻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战略眼光和战略高度，晋察冀边区在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始终是把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斗争等融为一体的，从而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模范抗日根据地。

 （二）把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有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开展民主政治建设。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建设不是虚无的空中楼阁，它必须要有一个实施的载体和基础，这个载体和基础就是要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这是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据聂荣臻自己的回忆，还在五台山的时候，他就在考虑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件事了。在他看来，晋察冀军区的成立，虽然给晋察冀地区造成了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要造成一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必须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从军事上，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相当巩固的基础才行”。^[12]道理很简单，在老百姓的眼里，政权是很有权威的，有了正式的政权机构，老百姓就觉得有了依靠，就有了主心骨，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混乱的局面，把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抗日的大旗之下。因此，在晋察冀军区迁到阜平之后，聂荣臻就立即着手商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事宜。正是在聂荣臻的推动下，经过认真充分的筹备，于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宋劭文、胡仁奎、聂荣臻等9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边区政府成立后，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和有效贯彻，敌后抗战也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之后，根据抗战的实际和工作的需要，还在边区政府之下设立政治主任公署，在接近敌区的地方设立联合县政府，还有根据斗争的需要设立县府、县佐公署，而在最基层则通过选举成立了村政委员会。这样，上至边区政府，下到村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就在敌后扎下根来，成为推动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三）将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也需要正确的政策作保证。党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政策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聂荣臻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才能做到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又有利于发展统一战线，团结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广大群众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对于他们而言，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把关心群众生活、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出发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把地主、富农和开明绅士推向敌人一边，显然也是违背党的政策的。因此，晋察冀边区对于那些上层人士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有力地团结了上层人士一致抗日。聂荣臻给同志们提出的一个“吃牛肉、挤牛奶”的比喻是很耐人寻味的。他说，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而且一切负担都会摊派到农民身上，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13]正是正确的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积极性，也是人民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和晋察冀根据地能够得到巩固发展的根本原因。

 政策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政策的前提必须要有可依据的法规、纲领和制度。晋察冀边区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用规章、纲领把各项政策固定下来，以保证政策的规范性和持续性。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8月30日晋察冀边区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因纲领恰好20条，所以又称为《双十纲领》。《双十纲领》虽然是在北方分局书记彭真的主持下起草和修改的，但作为当时晋察冀边区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纲领》的内容包括政治、政权建设、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文化教育、社会风俗及宗教习惯等，特别是在政治上、政权建设上的规定，成为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在政治上，提出必须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对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破坏边区的特务汉奸，按照边区政府法令，予以惩处；摧毁敌伪政权，没收敌伪财产，充作抗日经费；瓦解敌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宽待敌军俘虏；对逃亡敌占区的汉奸嫌疑犯，只要返回边区抗日，发还其全部财产；在全边区广泛武装人民，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拥护边区人民子弟兵，号召群众积极参加子弟兵，充分保障其给养。在边区政权建设上，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坚持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工作；一切抗日的人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及信仰自由；未经法定手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逮捕、禁闭、游斗和侮辱他人，以保障人权等。^[14]《双十纲领》成为边区的“无冕宪法”，它的颁布实施以及开展广泛的宣传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受到了各阶层的普遍欢迎。有的逃亡到敌占区的地主，重新返回到边区，其中北岳、冀中两区在《双十纲领》颁发后的四个月时间里，逃亡地主重返边区的不下两千户。^[15]足以可见《双十纲领》的影响，也足以说明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

 （四）把厉行司法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手

 法规、纲领是政策的具体化，是否执行才是对法规、纲领的真正检验。晋察冀边区的司法工作也很有特色，在许多方面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其著作《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以“不带镣铐的犯人”为题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的司法工作，称“司法工作在边区是一个困难的工作，也是同样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16]主要表现在：第一，晋察冀边区的司法工作完全废除了刑讯，达到了速判速决，案无积牍。第二，除特别重要的犯人外，一般犯人都是不带镣铐的，犯人的伙食由犯人自己管理，有专人对他们开展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三，没有专门关押犯人的监牢，犯人都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除了每天学习，就是通过做工来反省自己。第四，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就地解决调查案件，避免了老百姓的麻烦和困难。第五，建立了陪审制。第六，建立了从边区政府到公署到县府的三级三审制，司法的独立性得到尊重。可以看出，晋察冀边区通过厉行司法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手。李公朴先生对此由衷的赞叹道：晋察冀边区的司法工作一定会“形成新中国的司法工作的楷模”。^[17]

 （五）把民主选举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形式

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调动各阶层的力量投身于抗战的洪流并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是如何才能把各阶层的力量充分地调动起来，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巨大的群众优势。但能否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则要看政策是否代表人民，要看人民是否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政权的建设。聂荣臻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把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尽管晋察冀边区的基础不好，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始终相信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把搞好民主选举作为推进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形式。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就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的。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察冀边区的村选。1939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了村选举法，规定只要不是汉奸，不是神经病患者，凡是年满18岁以上，宣誓不违背国民公约的公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种族，不分性别，没有教育程度和财产的限制，大家一律平等地都有选举权，并实施不记名投票法。场面是非常庄严和热烈的。村选开始前的准备阶段，各村各地都要张贴彩色标语，标语都是为了给村选进行的宣传，上面写着“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长”等等。选举大会当天，人们好像是迎来一个盛大节日，各村的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要换上新的衣裳，热闹的场面就像赶集一般。在普选过程中还开创出一种符合农民自己的选举方式。由于当时的大部分农民不怎么识字，他们无法去看懂选票，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开创了一种极为简单、容易的投票方式——“豆选”。“选举的那天，事先从村里选出的候选人——候选人的人数一般是当选者的两倍——在室外或者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坐下来。他们每个人背后放着一个碗。然后发给每个参加选举的人一些豆子，豆子的数目要与选出的村委会的人数相同。选举者只要把豆子放到自己希望选的候选人的碗里就行了。投票结束后，将碗里的豆子数一数，谁得的豆子最多，谁就当选。”^[18]除此之外，每一位边区的公民还特别地珍惜和重视自已的选举权利。在选举中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老太太病倒在床上了，但是在选举的那天还让他的老伴扶她出来，亲自投她那应有的一票。晋察冀的人民对选举是这样讲的：“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决不放弃！”^[19]由民主选举建立起来的村政委员会才是人民群众真正拥护的，也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民主选举这样的形式，也“使人民具体的了解了民主政治是什么”。^[20]李公朴称这种直接民选“正是贯彻了民权主义的真精神，渗透着统一战线的真意义”。^[21]

（六）将文化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紧密相连。聂荣臻在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明确提出“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不能对立。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我军的传统是“把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 ^[22]。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建立了教育行政系统，开办了中学和大学教育，开展了以扫除文盲为主要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同时还大力发展边区的新闻出版事业，支持和鼓励边区戏剧工作与诗歌、美术等艺术创作。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虽然“无往而不达”，但它“不是一个旧的继续，而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就是把学校当作战场，把文化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文化教育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并用“抗战教育的生活素——民主”作了专论。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工作。抗战建国教育是和进步的民主政治根本不能分割的。由于民主政治的实施，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认识，加强了人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使他们彻底的了解了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保护他们已经获得的民主权利，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求得国家民族的生存。因此他们不仅要在工作中，在斗争中学习，而且迫切的需要教育。需要教育给他们以更丰富的斗争经验教训和方法。由于民主政治的实施，使人们认识了边区政府并不是什么剥削压迫他们的官衙门，而是保护人民利益，替人民办事的机关。因此人民需要教育，因为教育会使他更清楚的认识政府，认识一切政府法令。由于民主政治的实施，使人民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使他就更为迫切的需要教育。在抗战期间，他就更迫切的需要抗战教育。”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晋察冀边区民主的作风也得到了体现，推动了工作完成，改变了不良习气，使晋察冀边区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李公朴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谁要不忽略教育，谁要不忽略抗战教育在抗战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就不能忽略民主！”他称赞说，在晋察冀，“抗战教育灌溉了民主之花，民主是抗战教育的生活素！” ^[23]

三

民主政治建设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的工作。1943年10月，聂荣臻写了一篇《论敌后抗战》的文章，在谈及敌后抗战的经验中这样说道：“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能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否则孤军奋战，必难获胜。”^[24]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出，聂荣臻在开展晋察冀边区的建设中，把民主政治放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在抗战的斗争实践中切实加以执行，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晋察冀这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鲜亮的底色。

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总能给现实以深刻启示。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70个年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25]综观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深邃思想和在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对于今天我们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要更加突出政治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聂荣臻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进行边区建设中，始终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不仅提到了建设新中国雏形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而且在实践中大力推行，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战热情，从而造就了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政治建设也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实现党长期执政的坚强的政治保证，确保我们不走歪路、邪路，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聂荣臻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一环，始终坚持不动摇并与其他建设融为一体，体现了他深邃的战略眼光。

第二，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要依靠的对象，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基础。他们对革命、对改革的参与热情，会直接决定工作的成败。晋察冀边区在创建和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发动群众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无不体现了为群众谋利益、为民族而战斗的情怀。被发动起来的群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他们运送粮食、安置伤员、站岗放哨、传递消息、踊跃参军，更有为了战争需要舍弃自己的财物的典型事例，如冀中就出现了“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自动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一个政权，如果人民群众为了它都能做到舍生忘死，那还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呢！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三，必须扎实抓好基层民主这个基础工程。抗战时期，武装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这既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胜利。但即使是在如此艰苦的岁月和艰难的环境中，晋察冀边区也从未忽视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最基层的村开展民主选举，形成了广泛的抗战统一战线，凝聚了人心。在今天，基层群众自治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如何扎实抓好这项基础工程，充分调动广大基层群众的政治热情，筑牢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政权基础，仍然是很紧迫和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2]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4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3页

[5]《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365页

[6]《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7]《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8]《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9]《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10]《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37页

[1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59—460页

[12]《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13]《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62—463页

[14]《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468页

[15]《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页

[16]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6页

[17]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8页

[18] 冉淮舟 刘绳，《奇特的战场》，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76页

[19]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2页

[20]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5页

[21]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1页

[22] 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23]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151页

[24]《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240页

[25]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

作者单位：陈洪，男，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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