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聂荣臻工作方法特点探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聂荣臻工作方法特点探析

苟立伟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主持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日常工作，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负责北京市的政府工作。聂荣臻后来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荣臻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北京市军民生产生活的顺利开展、党中央的安全等工作作了大量的努力。在这个最繁忙的时期，他多方统筹协调，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担当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展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工作方法是人们改造世界、进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的原则和办法。它既来自于前人经验的学习，也来自于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既有经验的总结。所以，工作方法的形成具有很强的个体性。研究分析聂荣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身兼六职的情况下的工作方法的特点，对当今的领导干部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具有重要启示。

一、注重战略思维

所谓战略思维，是指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跳出枝节的、不成系统的现象，而更加注重从全局来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战略思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思考问题时，跳出了“当前”这个时间范围，而是打通了过去、现在、将来，统筹考虑事情；跳出了“此地”这个地域范围，而是将目光放在更加广阔的范围，来考察更大范围内的矛盾运动变化对此地的矛盾运动的影响。

1950年10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先后主持召开多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聂荣臻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全身心地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准备工作中。

10月2日，总参谋部接到情报，南朝鲜军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后又得知，10月7日美国侵略军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聂荣臻在分析情报的过程中认为，这一情报十分重要，因为根据这一情报，中国志愿军出兵的理由就十分充分了。因此，他将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了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主席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开赴朝鲜参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期间，聂荣臻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一方面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另一方面作为总参谋部的代理总参谋长，他要根据前线的情况，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

在这一过程中，聂荣臻不局限于朝鲜战场上的枝节情况，总能从纷繁复杂的战场情况中看到重大问题，并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为此，及时反映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进攻后，就稳住了朝鲜战局。聂荣臻认为这次战役的胜利非常重要，因此要继续争取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以争取朝鲜战场局势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1950年10月27日，聂荣臻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为增强志愿军兵力，拟组织第9兵团入朝，干粮、棉衣等军需品正紧急补充，铁路运输计划也已经与滕代远商妥。毛泽东当天就批准了这个报告。这对志愿军取得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之前，聂荣臻看到彭德怀报来的作战方案是：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敌人。他认为这非常正确，立即转报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批准了这一作战部署。

这些方面都体现了聂荣臻在观察分析朝鲜战场情况时所体现出的战略思维，从而为朝鲜战场局势的有力发展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是辩证唯物主义中一对十分重要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体现了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对于实践的巨大改造作用。

在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就可以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从而不会顾此失彼。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一场盛会。1949年7月中央就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为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新政协筹备会议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的游行欢庆活动。筹备委员会决定，以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当时，作为一场空前的庆典和阅兵式，国内外都十分关注，不得有任何差池。聂荣臻作为阅兵总指挥，主要负责的是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筹备。他日夜忙碌、紧张筹备。可以说，在这样一项工作中，面临纷繁复杂的各项工作，稍不注意就会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潭，而且，很容易就顾此失彼。聂荣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主持多次会议，检查落实有关开国大典及阅兵的工作。聂荣臻对阅兵的各项工作想得很细，但是，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看到了一个重点问题，那就是防空问题。

1949年，因为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所以，国民党的空袭变得频繁起来。而到了1949年7月后，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了自己的空军，但是战机的数量和实力并不如国民党。而聂荣臻也清楚记得，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这是一个惨痛教训。因此，他认为，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实力，以及当时开国大典的情况，要将阅兵式上的空军演习和天安门广场的的防空任务结合起来。因此，从8月15日开始，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唯一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并且，他对参加大典的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了一道命令：正式阅兵那天，万一遇敌空袭，要原地不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遇有空袭不要乱跑，要听指挥。对受阅骑兵方队的1978匹战马，则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果这些马匹乱窜起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这样，就一方面保证了阅兵的秩序，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阅兵时天安门上空的防空安全。

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中，聂荣臻充分区分了天安门阅兵筹备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中看到了主要矛盾，并且及时作了预案和防备。

三、着眼于抓落实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去落实，就是一纸空文。因此，事情的关键在于抓落实。不抓落实或者抓的不紧，就等于工作没有做。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聂荣臻一直负责抓落实。为此，他抓了很多工作。他们提出了很多措施，做好志愿军的各种保障工作。比如：增派汽车团，申请购买汽车，突击培训司机，增派工程兵修路，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入朝，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以及进行服装装具的提供，改善熟食供应。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第5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2]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却是关系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情况的十分重要的事情，一旦做不好，就会造成志愿军战士的非战斗减员，直接影响朝鲜战场上形势的发展。

聂荣臻作为常年在党的军事工作领域工作的元帅，军事情况的紧急让他形成了干事雷厉风行的特点，他对工作总是抓得很紧。当任务确定后，他总是全力以赴，全面考虑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纰漏，从准备开国大典阅兵式时对各种情况的考虑、备案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做各种后勤保障工作，他都考虑详细、周到，很多工作都是亲自抓落实。当然，他考虑问题全面，抓工作细心，但不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抓落实的过程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关注事情的进展，进而在工作过程中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他及时提醒注意解决可能妨碍任务完成的问题，纠正已经出现的偏差，因此，他所负责的工作抓落实的效果也往往特别好。

1950年11月26日，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根据彭德怀等前线将领的意见，建议“从未参战的关内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用动员志愿军赴朝参战自动报名方式，抽调一批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前往朝鲜补充志愿军部队。这样，不但可以使志愿军得到有效的补充，而且可以在部队中作一次有力的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员，以提高部队战斗意志。”^[3]毛泽东批准后，聂荣臻负责来落实，仅仅经过1个多月的动员，12万名兵员被补入部队。其中有4万多人是打过仗的老兵。这些兵员，分别编成32个补训团零8个独立营，于1951年3月补充到前线各部队。这充分体现了聂荣臻抓落实注重效果、考虑问题周全的特点。

四、善于走群众路线

从1949年9月8日至1951年2月26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聂荣臻担任北平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北京）市长的时候，已经和平解放的北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民生方面，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北京市情况的稳定。

为此，聂荣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开展社会救济和救灾工作。在开展救济和救灾工作中，他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意见，根据北京市不通群众的特点，进行了妥善解决。

在社会救济方面，聂荣臻和北京市政府制定了政策，有计划地号召和介绍失业的工人和一般市民分赴察北、内蒙、抚顺，或回原籍参加生产，并酌予补助路费和棉衣棉被。截止到1949年10月底，失业工人和北京市民中已经离京的共计1787人。此外，北京市政府扩大收容乞丐的范围，到1949年10月底收容了乞丐、小偷、流散军人等1687人，组成两个劳动大队，加以教育改造后，分别送往察哈尔、内蒙进行开荒、伐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战争的影响，河北省以及北京市郊区产生了一些灾民，这些灾民纷纷涌向北京，对此，北京市响应华北人民政府号召，成立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推动全市救灾工作，截至1949年10月27日，共募集现款6700多万元，粗粮5.3万多斤，白面9袋、衣服5400多件^[4]。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很好地解决了北京城内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问题，也充分解决了北京城内的不安定因素，实现了两者的统一。聂荣臻在解决北京城接管不久和建都不久之后的各种问题方面，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了走群众路线解决群众问题的典范。

五、结束语

聂荣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北京城的安定、北京百姓的安居乐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状态下的历史情况下，展现出了高超、娴熟的工作艺术。这些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对于我们今天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做好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应该在今天的领导干部身上得到传承。这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371.

[2]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422.

[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29.

[4]在北京市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聂荣臻市长报告全文[N].人民日报，1949-11-21（01）.

苟立伟（1987- ），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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